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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去正确运用党对少数民族的策略路线①

张国焘

(一) 　　我们要领导番人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和“五一”节波巴依得瓦全国代表大会，究竟采取什么政策?这一政策又怎样去运用呢?这里让我们先来研究一下赵尔丰、陈遐龄、刘文辉、诺那、达赖的“筹边”、“西康建省”、“改土归流”、“康人治康”、“建立大西藏国”的政策是怎么样的一回事。过去汉官、军阀、诺那的政策都是建筑在维持与加重番族的封建剥削，建筑在无止境的掠夺番人的基础上的。事实是很明显的，当那些中国的军阀们侵入西康后，他是采取这些办法的： 　　(一)取消土司制度(当然还有许多土司尚维持着其过去的势力)，设县府，放汉官，建衙门，以汉官的反动统治代替土司制度，以汉官衙门代替土司衙门； 　　(二)强占番人的土地为汉官所有，并没收一部分喇嘛寺的土地； 　　(三)实行横征暴敛。在道孚耕种一斗种的土地要纳粮六升，在甘孜则收获四担要纳粮一担，宰牛、猪一只征收屠宰捐两元，牛场也要征收牲税，平均每十条牛征收藏洋一元。此外则借名修桥等等来剥削番民，更有各种非“正”粮“正”税之抽剥； 　　(四)普遍的不断的派乌拉、派汤役、打役，有的地方更加上土司喇嘛庙的差役，使番族人民陷入极悲惨的苦痛中； 　　(五)强占番人的药山、土地、矿山，开采金矿； 　　(六)在商业上则采取操纵垄断的办法，以遂行其重利盘剥； 　　(七)在文化上则强迫番入派“学差”，强迫读汉文，讲汉话； 　　(八)以贱视的态度去对待番人，并以不平等的待遇去分划汉、番人民的界限；  　　(九)最后是以残酷的惨杀去镇压番人。在巴安，赵尔丰曾经将一个村的群众三百余户全部杀光，只剩下一个未杀死而残废了的番人。刘文辉在炉霍和其他各地也在继承赵尔丰的屠杀政策，虐杀番人。汉官、军阀的这些政策，一面极度的加重番人的苦痛，使番人永远在人间地狱过活，另外却激起了番人对汉族的极大仇恨，番民所以不断爆发“洗汉”运动的根源就在于此。 　　诺那的政策又是怎样呢?诺那在番人中基本的欺骗口号是“康人治康”、“复土洗汉”。显然的，诺那这一政策是与刘文辉的统治互相对峙着，与刘文辉到处冲突。诺那进入西康后，将刘文辉派来的八个县长完全杀戮逮捕或驱逐出境，而以诺那遣来的“部下”代任。在道孚，将汉官拘捕解送至康定。在甘孜，则借追缴修桥款子为名逮捕县长，没收张行和与刘文辉有关的人员的财产。在道孚，更把刘文辉的部队缴械，并发还过去被汉官没收了的喇嘛寺的土地。诺那到地便召集土司、头人、大喇嘛的会议，以图恢复旧有的土司统治。这样就到处把刘文辉的势力打得落花流水。蒋介石之所以利用诺那，一面为的是削弱刘文辉的势力，另外便采取比较“聪明”的办法来奴役西康番人。诺那也就在蒋介石的驱使下，李抱冰的依靠下，以过去的土司为基础，以喇嘛寺为根据，到处派重粮，派乌拉，对波巴群众的剥削比刘文辉还要厉害。明显的，诺那的政策是代表着番人中上层分子的“康人治康”。因此，诺那的政策无疑的只有加重对番人的压榨，与番人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是没有丝毫相同之处，而且是番人独立解放的障碍。 　　至于西藏的达赖政府，他的基本口号是建立大西藏国，理想中的大西藏国国界包括康、藏和川、青、甘的一部，当然，西藏之所谓民族运动，是在英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反动民族运动，可是必须认识，在英帝国主义的经营下，达赖政府比刘文辉的黑暗统治是较为进步些，比如建立了一些新式军队和较为进步的政府组织，可是达赖政府始终不能取得番人的信服，而且酝酿着番人的反抗，基本的原因是在于西藏地脊民穷，与达赖政府之无止境的抽剥榨取和外货的剥削，因为西藏约有七十余万的人口，其中不事生产的喇嘛便占了五分之一，政府庞大的组织，新式军队的豢养，以及极大数量的喇嘛的给养与挥霍，就只有依靠在仅有的番人与对番人惨酷的榨取上面。西藏税收空前未有的繁重以及人口的不断减少与逃跑的基本原因也就在此。这样达赖政府便无法实现其大西藏国的口号，甘孜、德格等地的番人反对达赖政府，就是惧怕达赖政府税收的枷锁。 　　我们领导番人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对于赵尔丰、刘文辉、诺那、达赖的政策，无疑的是不能效法的。可是只有一点可取的东西，那就是建立大西藏国。当然达赖的建立大西藏国口号的目的是在于使康、藏成为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我们所以采用这一口号的目的却在于番人之真正独立与解放，是在于动员群众为着打到康定去，消灭李抱冰的任务而战，两者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二) 　　党的策赂是领导广大番人下层群众的独立解放运动，直至成立完全独立的波巴依得瓦共和国，可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是否完全执行了这一策略呢?根据今天各方面的报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还没有完全依照党的策略路线去执行，当然我们不否认我们工作的同志都在为党的策略而斗争，可是在实际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事实是很明显的。 　　一，首先，拿政权问题来说吧!党决定番人组织波巴独立政府，在某些地区汉人密集的所在，汉人则组织自治委员会(隶属在波巴独立政府之下)。汉人不多的地方，汉人只选派代表参加波巴政府。关于这，我们同志运用的结果是走到了一个极端，在炉霍，在甘孜，凡有汉人的地方普遍的建立了汉人自治委员会，在炉霍，自治委员会更设在衙门里头(与波巴政府一块)结果无形中就形成：第一、除了波巴政府外，又形成了一个汉人的政府，两个政权同时出现了；第二、有可能使波巴政府成为“汉人政府”的附属品；第三、番人开始感觉到大概第二个汉官又将逐渐形成了吧!(炉霍自治委员会的委员长就是过去与汉官有密切关系的人物，番人这种感觉是有可能的。)这是不对的，而且需要立即纠正。在炉霍，要大大提高波巴独立政府的权威，自治委员会不应该设在衙门里头，各乡不需要设自治委员会，只选汉人的代表参加就够了。已成立的汉人自治委员会最好先迁出衙门来，这就可以去掉他的包办。 　　其次，说到利用旧的人物问题。在甘孜，现在是大批旧人物办事，孔撤女土司任为波巴全国大会筹备会的委员长，日利土司副之，督巴香根为秘书长，这种办法，如果不积极树立政权的下层基础，那么，就有一种危险；使我们的政策流向诺那的政策了。在炉霍，所有各乡的政权都掌握在过去的保正、头人手中，如果就这样继续下去，将发生不好的结果了。当然在民族解放统一战线运用的原则上，革命开始时期，利用一部分旧的人物，利用一部分有名望有号召能力的土司，作为争取群众暂时的桥梁是可以的。可是也要有这样的条件，那就是要他能忠实于波巴独立解放运动，同时不至因利用旧人物而妨碍群众斗争的发展；更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迅速的巩固和树立下层群众的基础。如果偏重于上层的勾结，外交的玩弄(当然这还是需要的)而放松了下层基础的建立，那就将使这一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前途遭受危险。当然，以为如果不要利用这些旧人物也是不妥当的，因为在今天我们还不能如此办。 　　正确的办法是一面利用这些旧人物，同时不使其掌握政府的实权，提拔大批可靠的基本群众的代表去实地掌握政权。 　　关于土司，我们的策略是中立其中的一部分，利用其中的另一部分，反对其中的反动土司。现在有些同志一般的提出发动群众反对土司，废除土司制度，另外又有同志提出不要反对土司，我想这些观点都是太呆板太机械了。反动土司我们要坚决的反对，那是毫无问题的。可是有的土司愿意参加反对汉官、军阀的斗争，甚至赞助波巴的独立，并不反抗我们，并且有号召能力，当我们运用民族统一战线时，当革命还是在开始时，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去利用他呢?个别例外的分子还可以吸收到政权中来给他一个虚名。同时我们也不一定要去机械的废除土司名义。但一定要把他的实权夺取到新的政权的手中来，对于土司本身可采取发优待费的办法去优待他。根据群众阶级斗争的深入程度，根据群众的组织力量的如何才能逐渐改变我们对待土司的办法。 　　二、关于喇嘛教的问题。党的策略是保护喇嘛和喇嘛寺，信教自由，还俗自由，政教分离。可是我们同志在运用这一策略时，却有时走到了在群众中抬高喇嘛政治地位的倾向。选举个别喇嘛参加政权是容许的，但最好不让大喇嘛进来，因为大喇嘛坐在机关里，群众的代表便会俯首贴耳了。番人保正当然也可以吸收一部分参加政权，但不能象炉霍之走到一个极端。这里要注意，当我们吸收了一部分旧人物参加政权时，政权的运用中，一切问题的决定必须采取较民主的办法。这样才能逐渐涌现新的可靠的干部，并掌握实权。这样才不至走上旧人物包办政权的倾向。在我们波巴青年中，要开始进行无神论的宣传工作，这一宣传要从群众切实问题上说起(如为什么缺少劳动力等)，最初要以不伤害群众的宗教感情为原则。金川省委提出组织喇嘛教改进会，革新喇嘛教，使之有助于革命，我想这是适用的。 　　三、土地政策。党的决定是正确的，道孚波巴依得瓦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土地暂行条例是依据党的策略正确决定的，这里无容赘述了。甘孜工作的同志提出不没收土司的土地，是不对的。因为如果这样办，那么解放农奴便无从说起了。当然运用土地政策时还需要灵活点。有的同志提出可以实行平分土地，我想这是过早的办法。因为第一、在这一带不是缺少土地，而是缺少劳动力的问题；第二、群众的阶级觉悟与斗争还没有深入。在生产事业上，现在却要以最大的努力进行春耕，所有部队机关驻地附近的土地一定要最迅速的春耕完毕，我们要为着实现“不让一寸土地放荒”的口号而斗争。有的同志中间存在着一种观点：“恐怕春耕的收获我们吃不到吧”，于是便放松春耕，这是必需纠正的错误观点。 　　四、道孚波巴依得瓦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喇嘛与喇嘛寺、独立军的组织、粮食、发展农业、商业、依护工人娃子、借贷投资、交通、税收、牛场等等条例，我想都可作为全国代表大会的讨论基础。不过在波巴全国大会中问题的讨论需要更其切实具体而明了。譬如粮食问题来说吧，我们可以要督巴香根和我们包买粮食(一切运输均由他包办)；在商业问题上我们可以提出怎样到青海去买盐。这些问题，大概比我们的条例要实际而有效力得多吧!又如关于政府问题，必须宣布一种规矩，政府要做那些事，那些事不应该做，政府人员要遵守什么规矩，这样的宣布，才能清楚认识新的政权与旧的政府之分别所在。我们提出要组织“波马沙松巴”(番人自卫军之意)，那么，必须与群众的实际利益联系起来，与番人的独立联系起来，必须高高的提出“组织波马沙松巴，打到康定去”的口号。在税收问题上，我们只收正税，免除一切苛捐杂税，如果我们今天提出免除一切粮税、乌拉，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需要给养，需要乌拉，不过我们所需要的粮税、乌拉是与汉官、军阀不同吧了!因为第一，我们只收正税；第二，为的是波巴独立解放事业的胜利。最后在全国大会中必须进行活泼的外交活动。我们可以写信与派人到德格土司那里去，同样也可以写信到西藏、到玉树去。这样不仅可以扩大波巴独立运动的影响，而且在某种限度内可以达到我们所需要的某种目的。 　　在全国大会中最中心的一个任务便是最广泛最深入的宣传波巴的独立与我们的政策。因为在今天波巴依得瓦还存在着对我们的疑惧与不信任。其次，必须发布一个最有力的宣言，他要能沉痛的诉出番人的苦痛及来源，因为最初发出的一个宣言，如果最能诉出番人的苦处，那就是最好的宣言了。在宣言中要痛骂赵尔丰、刘文辉的惨酷统治，要驳斥西藏达赖政府之政策，并指出其被英帝国主义所驾驶，要揭穿诺那的反动欺骗。 　　五、波巴革命党与波巴青年团的组织必须迅速建立起来。首先需要我们广泛的宣传波巴革命党的党纲，尽量的吸收较进步些的番人到革命党与青年团内来。因为在番人中一般的组织共产党的组织是不适合的(吸收个别最进步的分子进党当然是需要的)。我们正需要组织革命党并使之在党的影响与帮助下成为番人独立解放运动的骨干。同时我们极端需要训练大批的当地干部来领导番人的革命斗争。革命党与青年团正是训练当地干部最适当最良好的学校。 　　其次，我们要立即开始去建立番人的群众组织了。我想□□□□□□群众组织便是百姓联合会，□□□□□□称百姓，土司、大喇嘛、大头人等是不包括在内的。那么这一百姓联合会正是番人基本群众最广泛的组织，也就是群众组织最重要的形式。要发动群众斗争，要树立群众的基础，百姓联合会的组织是不能再延迟的了。番人青年的主要组织可以采用道孚的形式——青年队，至于妇女则可组织姊妹团，因为姊妹团正是番人过去曾有过的娱乐组织。最后，各区须尽可能建立俱乐部(名称可自定，以适应番人之习俗为原则)，要把对番人的教育工作最大部分在俱乐部中建立起来。至于办学校的方法那是不适用的了!因为番人过去最怕汉官的强迫读书，一直到今天，番人一听到读书都要头痛呢! 　　六、最后，在我们同志中间要克服一种大汉族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将阻碍番人独立运动的开展。其次，在汉人中更深深的存在着大汉族主义的观点，这同样需要给予教育。在番人中存在着一种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所谓“洗汉”；其次便是一种不自信的心理，以为番人不懂事，不能办事，要汉人或土司来做官才行。还有一种极端保守的观念，以为旧的制度、旧的一切规矩都是对的，这些观点我们都要去进行艰苦深入的宣传说服工作，不过要注意防止过早的行为，以免使番人发生反感，这与尊重番人的风俗习惯是全无矛盾的。因为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方式是在于宣传解释，首先在革命党与青年团中须立即开始进行。 　　同志们!波巴依得瓦全国代表大会是有极伟大的意义的，它不仅是波巴独立解放的重要关键，而且是全西北少数民族解放的号炮!他将燃烧起全西北少数民族解放的烽火，去埋葬帝国主义、国民党汉官、军阀的统治。我要求派到甘孜领导大会工作的同志，依据今天的讨论，正确去领导这次大会，使大会得到圆满的成功。 　　1936年4月29日 　　(选自《干部必读》第13期，1936年4月29日出版》) 　　①此文是张国焘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在伪中央局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盛仁学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