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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 明 轩 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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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世和思想启蒙
杨明轩，名荃骏，字明轩，后以字行，一八九一年六月十三日生于陕西省户县黄堆堡。
杨明轩祖上历代务农。祖父恒仁，靠租种土地、为人佣工、打柴卖草，艰难地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至父亲宏寿，“自耘薄田，工于作务，含辛茹苦，仅得温饱”①；又因常受土豪劣绅的无端欺凌和勒索，遂立志改换门楣，省吃俭用，送子入学习文。兄荃骥，长明轩十二岁，入学后勤学苦读，为食官粟的“廪生”，崇维新，尚共和，是明轩的第一启蒙之师，也是明轩外出求学和献身于国事的有力支持者。
杨明轩于一八九七年入私塾，半耕半读。一九○六年辍学，先在他人店铺为徒，后替兄长教村学，边教边读。一九○七年初至一九○九年夏，在户县高等小学堂上学。
杨明轩入私塾的当年即一八九七年，维新派领袖广东举人康有为入京上书，恳请光绪帝，“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少存国祚”②。一八九八年(戊戌年)六月开始变法， 九月失败。这次的维新变法时间虽短，但影响全国，陕西省咸阳县③举人刘古愚(光蕡)即是主张维新变法的主要人物之一，时有南康(有为)、北刘(古愚)之说。戊戌变法失败后，刘古愚专致讲学授徒，继续倡言民主维新，呼号改良政治，“门弟子数千百人，成就者众，而关中风趋一变”④。户县高等小学堂首任堂长赵继声和杨荃骥尤其推崇刘古愚，常以刘古愚的经世治学思想启蒙杨明轩，使他成为颇有维新思想的刘古愚的再传“门弟子”。
一九○○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京津陷落，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仓皇逃至西安。清廷在陕近年，一面以丧权、赔款、屠杀义和团等礼贡帝国主义乞和，图谋早日回銮和保住皇权；一面依然荒淫无度，搜刮陕西民财白银达六百万两，几乎人均一两，加之又逢大旱奇荒，“致有食人之事”⑤，而慈禧回京时装载“行李”的大车竟达三千辆之多。这是杨明轩童年耳闻目睹印象最深的一件大事。加上其兄荃骥常告以“清廷腐败无能，弄得国家又穷又弱”，“洋人常想瓜分中国”⑥，以及朝鲜亡于日本后的惨状，从而激发了他的“仇洋反清思想”⑦。
一九○八年九月，陕西省蒲城县知事李体仁以“革命党”的罪名，逮捕县教育分会会长、县高等小学堂教师常自新等师生三十余人，严刑审讯，并殴毙学生一人。激起全省教育界和陕西旅外开明人士的公愤，省内许多学校罢课声援，旅外的陕籍有识之士著文抨击，迫使清政府将李体仁“革职，不准援例捐复”。杨明轩积极参加了这次反对清政府的学生运动，进一步增强了他的“爱国反清信心和勇气”。⑧
杨明轩在家乡户县上学十一年。学业超群，被视为“秀才”，加入了走向“天子门生”的行列。但国难、民怨和家仇交迫，使他开始踏上了离封建之经、叛忠君之道的道路。
(二)在西安、东京求学
一九○九年七月，杨明轩在其兄荃骥的支持下，抱着“家计不堪，复哀国难，遂生振污世起衰弱之志”⑨，考入西安府中学堂。
杨明轩在西安府中学堂上学时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夕，陕西的革命党人为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从各方面进行积极的准备。一九八年冬，中国同盟会陕西国内分会在西安成立。它一方面在会党和新军中开展秘密活动，策划武装起义；一方面秘密发行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同盟会陕西国外分会在日本东京创办的《秦陇》、《夏声》、《关陇》杂志，及国内分会会员创办的《兴平报》、《丽泽随笔》等报刊，为建立共和国进行革命的舆论准备。杨明轩到西安后，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报刊。他对于中国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对同盟会陕西会员一九○八年重阳节秘祭黄帝陵祭文中的“誓共驱逐鞑虏，光复故物，扫除专制政体，建立共和国体”的宗旨，和“共赴国难，艰巨不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誓言⑩，深为赞赏和钦佩。对于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学说，甚感新鲜和同情。联系慈禧太后回銮后继续对外卖国投降、对内残酷镇压革命党的反动行径，以及民不聊生卖儿鬻女的惨状，杨明轩的“思想逐渐倾向于救国必须推翻满清皇朝，建立共和政体的主张”(11)。
一九—一年(辛亥年)十月十日，中国近代历史上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枪声在武昌打响。二十二日，陕西的革命党人在西安发动武装起义，二十三日光复西安全城。但是陕西的四邻河南、山西、绥远(12)、甘肃、四川及鄂西北尚在清军控制之下，清政府便从河南、甘肃等省调集清军，分东西两路进攻陕西起义军——秦陇复汉军。光复后的陕东大门潼关要塞三次失守，西路的清军连下长武、彬县、永寿、陇县、千阳，围困乾县城，前敌一度侵犯咸阳。东西两路的战役都极为激烈，一直打到一九一二年春清帝退位方宣告结束。在三个多月的战乱中，西安街头一日数惊，学校难以正常上课，师生大多避乱回乡，但已具有民主共和思想的杨明轩，当陕西刚刚举义时就剪去辫子，臂缠白布，以示响应，并且踊跃报名参加持枪的学生队，站岗放哨，巡逻街头，风餐露宿，坚持不懈，协助起义军维持革命秩序。持枪的学生队实际上是起义军的后备队，为支援东西两路战役和保卫西安的安全做出了贡献。几个月的军旅生活使杨明轩经受了锻炼，也使他认识到革命是艰难的，复杂的。
陕西东西两路的战事结束后，时局出现缓和，学校开始复课。一九一二年上半年，杨明轩入陕西法政学堂，下半年转秦省第一中学。但为时很短，陕西的政局出现了新的矛盾。同盟会的革命党人认为“推翻满清政权，所志巳遂”，“兵革不可复用，从此雍容樽俎，百度维新”(13)，或出洋留学，或归隐故里，或以移风易俗为己任，自示“清高”；而前清的遗老遗少则改头换面，乘机钻营，窃据陕西军政的要职，陕西都督亦投靠北洋政府，惟袁世凯的马首是瞻。辛亥革命失败了，杨明轩感到彷徨不解。中国何以富国强民? 日本的明治维新在中国进步的知识阶层中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杨明轩也不例外。为求救国之道，他报考出国留学，经考试被录取为“官费生”，于一九一三年下半年东渡日本，入东京同文书院。但他在日本目击的，无不是对中华民族的歧视和侵华的野心，遂与同学数人于一九一四年夏愤然回国，在国内参加反对日本侵华的群众运动。
(三)在北京求学
一九一五年秋，杨明轩考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
杨明轩在北京高师上学的四年期间，正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兴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和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发生的时期。在新的思潮影响下，他积极地参加了新的群众运动。
中国先进的民主主义者于一九一五年发动的，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向封建传统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传播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开辟了道路。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运动中的左翼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将新文化运动进一步引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当时的北京虽在北洋军阀的血腥统治之下，但它仍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中心。在这样的大环境里，杨明轩深受《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的影响，接受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在这个时期，他先和湖南匡互生、贵州刘薰宇、江苏周为群等同学组织了少年中国会，试图通过教育工作培养青年，改革社会。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他又和匡、刘、周等同学，成立了同言社，通过讲演会、辩论会等形式，宣传和交流反帝爱国、教育救国的思想。后来又以少年中国会为核心，成立了工学会，出版《工学》期刊，主张改造社会必须打破劳心与劳力的界限，提倡学生学会做工，并帮助劳动者求学。工学会设立了平民学校，吸收校内工友和学校附近的居民参加学习。
一九一八年，投靠北洋军阀皖系的陕西督军陈树藩，为了摆脱政治上的困境，收买旅京陕籍学生中的少数人，分化旅京陕籍学生的反陈斗争。杨明轩对此深感不安和痛心，挥笔撰写《敬告旅京陕西学生》，提出“学生时代修养高尚之品格为第一要事”，“学生时代宜培养纯正之良心”，“学生时代宜锻炼坚强不挠之意志”，“学生时代宜顾惜名誉”(14)。满怀激情敬言同辈共勉，并旗帜鲜明地抨击陈树藩的卑劣行径。在省内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一九一九年的五、六月间，北京爆发了从五月四日开始的反帝爱国运动。杨明轩积极参加了这场伟大的斗争，成为斗争中的英勇闯将。五月三日晚，北高师的工学会开会，一致主张发动全校同学参加次日北京学生界组织的示威游行。杨明轩写了遗书，表示愿以鲜血生命“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五月四日晨，杨明轩代表北高师参加了北京各校代表会议，决定是日下午上街示威游行；在游行队伍中，他不断领队高呼“还我青岛”，“惩办卖国贼”等口号；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宅院，他和其他同学痛打了尚未逃脱的章宗祥，并同竭力掩护章宗祥的日本人扭打在一起。这一天杨明轩等三十二人被捕。在社会舆论的压力和各方面的营救下，他们于五月七日获释。杨明轩出狱的当晚即出席了北高师学生会评议部召开的会议，会上建议成立北京各界抵制日货联合会。六月三日，杨明轩带领讲演团在西城区的街头向群众宣传。他声泪俱下，慷慨陈词：“亡国迫近，灭种眉睫，国难当前，我亿万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贪官污吏当道，卖国贼丧权求荣。我们的国，将不成为国，我们的家，将不成为家。同胞们，起来!用我们的行动收复青岛。”(15)讲者听者的情绪溶为一体，齐声高呼“收回青岛”，“打倒卖国贼”。这一天，他第二次被捕，至六月七日才同其他被捕者一起出狱。为了迫使北京政府同意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北京和其它地方的学生于六月二十七日在新华门前集会，要求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接见学生，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已两次坐过牢的杨明轩，再次参加了这次彻夜露宿街头的请愿集会。当他得知学生代表之一屈武血溅总统府，向徐世昌慷慨陈词的壮举后，振臂高呼：国之将亡，种之将灭，代表已献躯身，难道我们还能静坐长等?如不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宁愿血溅新华门。正是在这样的群众运动压力下，北京政府才被迫同意中国代表在巴黎和约上拒绝签字。杨明轩参加了北京五四运动的全过程，经过这次伟大的民主爱国运动锻炼，他的“思想更加接近于激进的民主主义”。(16)
(四)在西安、三原、上海从事教育工作
一九一九年七月，杨明轩从北京高师毕业回陕从事教育工作。一九二○年秋以前在西安，一九二○年冬到三原，一九二一年秋再回到西安，至一九二三年夏，任教共四年。
杨明轩在北京求学时就崇尚“教育救国”的思想，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周刊》发表《养成适应之人才》、《人格感化为教育第一要义》、《教育者宜认教育为终身事业》、《爱情在教育上之价值》。阐发“国民之愚昧如故，国步之艰难日甚一日，谓非教育腐败致之欤”(17)的思想，认为救国富民之道首在兴办教育。同时，他躬身自行，抱着终身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宏图大愿，回陕从事教育工作。他回陕后又撰写了《教育与社会》、《催进户县教育的意见》等文章，认为“教育是改造社会的重要工具，是造成完美社会的利器，是人类精神文明的先河”(18)，“教育不但在已往的社会演进上占优势，我们也可以断定在将来社会中，教育仍然是有力的原动力”(19)，“决不能使教育成为私人培植势力的工具，而必须使教育出来的人成为社会向前发展的骨干力量”(20)。大声疾呼各方重视教育事业，尤其重视师范教育事业。
杨明轩一面阐发“教育救国”的思想，一面在教学中实践“教育救国”之道。他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并兼附设小学主任时，联合一批青年教师，在校长王庭萱的支持下，推行白话文，传播新思潮。省教育厅厅长对此视为异端，兼因杨明轩在北京求学时公开反对过陕西督军陈树藩，数事并发，结果同王庭萱一起被迫离职。杨明轩不能在西安立足，于一九二○年冬到陕西靖国军管辖的中心区域三原，就任渭北中学的教务主任，力聘思想进步的教师，推行学以致用的学习方法。一九二一年夏陈树藩垮台，陕西督军易人，杨明轩于同年秋回到西安，先在省立二中任教务主任，一年后任省立一师校长。他尽力聘请进步人士担任教职员，并亲自主讲“社会进化论”、“三民主义”等课程，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培养青年知识分子。学校的面貌大有改变。但新任督军兼省长刘镇华为扩充其镇嵩军，屡将教育经费移作军费，弄得学校难以维持。杨明轩挺身而出，以省立一师为据点，联系西安教育界人士多次实行罢教，进行斗争。因此，他再次被当局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遭到打击迫害。
一九二三年学年考试时，省立一师为检验学生真实的学习水平，防止纨袴子弟从中作弊，决定实行一生一桌的考试办法。省教育厅便利用少数学生对此不理解、不满意的情绪，一改反对学潮的常态，指使其亲信煽动一师的少数学生闹事。继以杨明轩不能处理“学潮”为由，声言要派军队进驻学校维持秩序。在此情势下，杨明轩坚决表示：“我宁愿不当校长，也不能让军队进学校！”（21）于一九二三年夏毅然辞职离校。
杨明轩一九一九年秋回陕后，旅京陕籍学生主办的进步刊物《共进》杂志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在北京创，继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在北京成立了陕西青年的政治性社团共进社。杨明轩负责主持陕西关中的社务工作，联系回省社员，发展新社员，推销《共进》杂志社编辑出版的书刊，宣传共进社“提倡文化，改造社会”的宗旨，向学生介绍《共进》针砭陕西时弊的激扬文字，为共进社在省内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杨明轩被迫离开陕西教育界后，一九二三年冬到上海，在上海大学任讲师兼附设中学部主任。在这里，他经常阅读《社会主义讨论集》、《社会进化史》、《向导》、《中国青年》等书刊，又和邓中夏等共产党人时相过从，受到很大的帮助和影响。
(五)在绥德省立第四师范任教
一九二四年七月，杨明轩应李子洲之请从上海回陕，到绥德任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教务主任，至一九二六年底。共两年半时间。
李子洲是北京大学毕业生，与杨明轩一起参加过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一九二三年初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回陕在渭北中学任教；一九二四年春任榆林中学教务主任，同年夏到绥德接任四师校长。李子洲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陕西组织的创建人之一，他决心将四师办成团和党的干部学校，为陕西的革命培养骨干。他聘请常汉三任训育主任，王懋廷、王复生、田伯荫、韩叔勋等为教员，形成了能够进行革命教育的骨干队伍。他就职后就明确宣布，四师的教育宗旨是“培养新的师资，改变落后面貌，要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唤醒工农劳苦大众，一起改造中国”，还提出了“求学勿忘革命，革命勿忘求学。如求学而忘革命非真求学，革命而忘求学非真革命”的办学原则(22)。他同杨明轩、常汉三形成三位一体，同心协力，苦心经营，办好学校。他们改革教学内容，政治课以《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进化史》、《马克思主义浅说》等为课本，引导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识分析辛亥革命以来的教训；同时重视教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结合，直接参与对人民群众的革命思想教育工作。组织学生在城乡开展爱国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开办平民学校，帮助农民办冬学、夜校，成立手工业会、妇女会、脚户会等，帮助老百姓谋利益。由于教学内容新，教学方法新，四师的面貌焕然一新，蒸蒸日上。同时，李子洲和王懋廷在进步师生中积极发展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建立了四师团和党的基层组织；并以此为基础和核心，创建了团和党的陕北地方组织，为后来的陕北和陕西革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骨干。
杨明轩在绥德期间，通过参加四师的革命教学实践，联系以往舍政治革命而进行教育改革的苦痛，正确理解了革命救国和教育救国的关系，身体力行，一往无前。正如他后来说的：“在绥德四师期间，我深受李子洲、王懋廷同志(他们都是陕北党组织的创始者)的影响和启发，逐渐的认识到自己脱离政治的自由主义思想的错误，并且向他们表示一定用实际行动改正错误，积极参加政治活动”(23)。
杨明轩是学校的教务主任，首先在教学安排上支持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四师的政治空气极为浓厚，每遇大的节日、纪念日和重大政治事件，都要组织纪念和宣传活动，杨明轩多是这些纪念和宣传大会的主要讲演者之一，有时还扮演角色参加戏剧演出，并带领学生到农村进行宣传和调查。学校有共进社的秘密组织，也有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陕北教育会、陕北青年社等进步社团的基层组织。为使这些组织开展积极的活动，又不影响学生的正常学习，他协助校长主持召开教务会议，同教师和学生代表一起共商课程的设置和调整；坚持从严办学，按时进行严格的月考、期考，优秀的考卷“贴堂"或传阅，以示鼓励；三门主课不及格者留级；严禁学生吸烟、赌博。杨明轩又是多才的教师，除主授数学，还代临时有事的教师补授其他课程，不因教师有事而使学生误课。他还为平民学校和农村的冬学、夜校编写教材，研究教学方法。
一九二五年五月五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发出第三十号通告，要求各地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帮助国民党左派发展国民党员，即速成立国民党的县、市、省党部。此时，国民党中央的右派陕籍人士回陕活动，企图建立并控制国民党的陕西省党部。为了限制右派的活动，李子洲和王懋廷考虑到杨明轩在陕西教育界和青年中的影响，建议他参加国民党，南下关中，联合革命同志和其他进步人士组建陕西国民党组织。杨明轩即函托在北京的屈武为他办理了参加国民党的手续，在暑假期间回到西安开展组建国民党的活动。八月二十二日，他和刘含初具名，在《新秦日报》刊登启事，宣布陕西中国国民党员俱乐部已经成立，要求回陕的国民党员到俱乐部签到。九月五日，六十四名国民党员聚会，公推刘含初为主席，杨明轩等为书记，并经杨明轩提议会议决定将省城分为六区，每区设干事二人，进行宣传。九月十二日，国民党员谈话会公推杨明轩为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筹备委员。九月二十六日，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举行成立大会，杨明轩报告了筹备经过，并当选为执行委员。在当选的九名执委和五名候补执委中，绝大多数为共青团员、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从组织上保证了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的革命性质，和坚决执行革命的三民主义的政治方向。杨明轩并担任了国民党陕北二十三县的党务特派员。他回绥德后，在李子洲的统一安排下，把四师学生中的一些共青团员、共产党员派往各县从事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并亲自到榆林、佳县等地推动工作。杨明轩还在筹建陕西国民党组织的期间，于一九二五年七月参加了共进社在三原召开的第二届社员代表大会，在魏野畴主办的《西安评论》发表文章抨击军阀政治，推动国民革命运动在陕西的进一步发展。
杨明轩在世时常说，“第四师范既是哺育青年知识分子的革命摇篮，也是改造人的思想，树立革命世界观，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革命熔炉”，并说他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个(24)。事实也正是这样。杨明轩在第四师范学校的两年半，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实现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经王懋廷、李子洲介绍，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履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手续，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25)
(六)在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任职期间
一九二六年秋，国共两党合作领导的国民革命逐步进入高潮。国民革命军进军胜利，九月攻克汉口、汉阳，十月攻克武昌，十一月基本消灭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封建军阀的主力。十二月，到达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成有共产党员参加的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在此期间，受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援助的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的国民军联军，于九月在绥远五原誓师，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向陕甘进军。十一月二十八日，援陕的国民军联军击溃围困西安城八个月的北洋军阀刘镇华的镇嵩军，刘部败溃退出潼关。一九二七年一月，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形式的陕西省军政府国民军联军(后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驻陕总司令部成立，于右任任总司令，邓宝珊任副司令。为适应新的形势，中共中央根据北方区委的建议决定设立中共陕甘区委加强陕甘的工作。在中共组织的安排下，杨明轩于一月从绥德南下到西安，出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教育厅厅长、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国民党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委员，为国民革命在陕西的深入发展努力奋斗。
杨明轩在主政陕西教育的半年里，以革命的政治家、教育家的胆略和勇气，对陕西的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将教育厅拟订的《整顿陕西教育计划大纲》和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教育决议案》，训令全省九十一县公署、县教育局及省立各校遵照执行。其中提出，“按世界潮流与中国目前需要”，改定“教育以发扬民族精神，培植民权基础，增进民生程度，完成国民革命及世界革命为宗旨”。为了实行新的教育宗旨，杨明轩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措施。
(1)实行教育革命化。教育厅训令各级学校一律加授三民主义，中等以上学校一律设政治训练科，增设社会科学课程，以《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进化史》等为规定教材。不少学校成立了列宁主义研究会，和以孙中山、廖仲凯、李大钊命名的图书室、俱乐部，进行国民革命思想教育。
(2)收回教育权。教育厅明令，凡教会或外籍人士借不平等条约，专为宣传束缚人民思想行动的教义在陕西设立的学校，应一律按照私立学校的向例，办理立案手续。禁止教会或外籍人士在陕西境内新设任何学校，并不准外籍人士在陕西境内的学校充任校长。
(3)整顿全省中等教育。由教育厅制订，经驻陕总部命令颁行的《整顿全省中等教育办法>>，要求全面贯彻执行新的教育宗旨。规定学校要辅助学生组织或发展学生会，极力提倡学生为有生产之操作，革除学生的不良习惯。一律组织有校长、主任、专任教员、校内国民党部代表和学生代表参加的校务会议，每月底露布当月的经费收支，共谋学校之进展。
(4)整顿全省小学教育。教育厅发布训令，要求全省各小学认真贯彻执行新的教育宗旨。规定各小学一律开放女禁，实行男女同校。一律按照学生程度分级教授，不得沿用私塾式的教学方法。完全革除学校的教会仪式。学校要指导学生组织各种团体，以养成适于社会生活的自治能力。要提倡学生为有生产的操作，以养成劳动习惯。要尽力筹设学校游艺场及有益于儿童的设备。
(5)引导办好私立学校。教育厅训令私立各中学校长，要求按照新的教育宗旨增设社会科学课程，支持学生团体的有益社会活动，妥善解决经费困难。并明令停办“经费无着，且教员多未聘妥，课程未授齐全，借此贻误青年”的私立乐育中学。
(6)提倡群众捐资兴学。由教育厅拟订，经驻陕总部核准命令公布实行的《捐资兴学褒奖条例》规定，“凡人民以私财创立学校或捐入学校，得由地方长官开列事实呈请褒奖，其以私财创办或捐助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诸有关于教育事业者，亦得照前项办理”。对于捐资者，依捐资多寡，分别奖给银色褒章、金色褒章或匾额。
(7)运用行政手段推行平民义务教育。教育厅拟订了《强迫义务教育大纲》和《平民教育办法》，平民教育委员会拟订了《平民学校简章》，经驻陕总部命令公布执行。大纲和办法规定，“陕西人民凡在学龄期内，均须受义务教育。学龄期为儿童自满六周岁之翌日起，至满十二岁止。” “凡陕西人民巳逾学龄期限而未曾入学者，均须受平民教育”。教育厅联合各方力量，于四月三日、十日、十八日三次举行“强迫教育运动大会”，大造舆论，推行义务教育。平民学校“以养成国民常识，了解革命意义为宗旨”，设国文、算术(或珠算)、政治常识三个学科，修业期为四个月，一律免费入学，并发给毕业证书。如雇主、号长无故阻挠工人、店员入平民学校学习者，得由其主管机关处以罚金。
(8)保障教育经费。教育厅训令各商税局，“全省商税统拨教育经费专款，无论军政各费如何支绌，丝毫不得挪用”，擅自挪付其他机关者，由商税局局长照款赔偿。教育厅还呈报驻陕总部，训令各路军司令勿再挪用或截收教育专款，如再挪用或截收定予严惩不贷。
(9)制订教育行政机关的办事法规。教育厅明令颁布了《教育厅组织法》、《教育厅办事细则》、《教育厅值日规则》、《教育厅会计出纳规则》、《教育厅教育督察员规程》、《县教育局规程》、《学生成绩考核规定》、《小学毕业证书查验程序>>等，横扫旧教育行政机关的衙门化官僚作风，为学校和教学服务。
(10)整顿提高教师队伍。杨明轩任全陕教育人员讲习委员会委员长，统筹教育人员的培训工作。教育厅拟订了《陕西教育人员考绩条件》，经驻陕总部命令公布执行。依条例对县长、教育局长、教育视察员、教育委员、各级学校校长、教员、职员的实绩进行考核，奖优罚劣。教育厅又拟订了《教育人员保障条例》，经驻陕总部命令公布执行。规定“教育人员无故不得免职”，“在一学校或一学区办学至二年以上成绩优良者，得按年酌增薪金”，“服务至一年以上在职病故者，得酌量给予恤金”，“因从事教务受意外伤病者，由学校支给医药费或残废恤金”。教育厅还发出训令，宣布教职人员“凡有吸食鸦片及沉溺赌博者，立予免职，不许聘用”。为了掌握教育行政领导权，杨明轩还通过合法的途径，选派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到一些地方任县教育局局长、学校校长、教务主任，或到省教育厅及其直属单位任职。
上列改革措施，是杨明轩从多年教育工作的实践中取得的，涉及教育工作的各方面。虽然由于当时的政治条件、经济基础及其主政陕西教育的时间过短等方面的原因，或其中有些措施难免失之过急，未能完全贯彻实行，但它却有现实的积极作用和深远的历史影响，而且充分反映了巳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杨明轩在教育工作中的无产阶级唯物史观，及其励精图治，迎难而进的大无畏精神。
杨明轩在大力改革陕西教育的同时，又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委员的身份，积极参加各方面的政治活动，特别是群众运动，推动革命向前发展。他在西安妇女协进会主持的国际妇女节大会上讲话，驳斥“女子要平等只有受教育一条路可走”的片面观点，明确指出妇女争取解放“唯一的出路只有革命”。他任命吴碧云为教育厅编审科长，时论“吴碧云为陕西女子入政界第一人”，“杨明轩是有胆有识的教育厅长”。(27)他在陕西省学联第二届代表大会、陕西青年社第一届代表大会上讲话，要求青年积极参加政治运动，支持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完成国民革命。他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成立“大钊纪念室”大会上发表演说，称颂李大钊是中国文化运动的先锋，北方革命的领袖，又为忠实的教育家，从事革命的人自当对他尊敬，师范学校为养成革命教育家的场所，尤当以李大钊为模范，号召青年、学生向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学习。杨明轩还到中山学院、长安农运班、学联组织的暑期讲习会等短期训练班授课，扩大革命的影响。足见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不辞辛劳的可贵精神。
杨明轩又是反对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大无畏的勇士。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工人和共产党员，十八日在南京建立反革命的“国民政府”，同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四月十七日，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发布命令，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免其本兼各职，并令全体将士及革命的民众团体将蒋介石拿解中央，按反革命条例惩治。消息传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通电讨蒋，《陕西国民日报》发表社论批蒋，省党部和西安市党部以及其他群众团体召开党员大会或群众大会，坚决拥护打倒背叛国民革命的蒋介石。杨明轩在反蒋斗争中态度坚决，旗帜鲜明，从而深遭蒋介石的忌恨，被其非法宣布开除国民党党籍。但其时陕西为武汉国民政府领导的区域，因此杨明轩继续但任党政各职，积极开展各项革命工作。
正当国民革命运动在陕西继续推进的时候，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于一九二七年六月，先后在郑州、徐州与汪精卫、蒋介石等人会晤，决定反共、反苏，实行宁汉合流。七月十八日，反动的陕西省政府成立，代替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驻陕总司令部。七月二十六日，陕西省政府委员会决议改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左派被排除尽净。此时的杨明轩，虽然共产党员的政治面貌尚未暴露，仍被宁汉合流后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封分会委员、陕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但巳在被怀疑之中，行动受到监视。在此情势下，杨明轩密赴武汉与李子洲相遇。李子洲书面报告中央：“杨明轩同志去年十二月在绥德加入，他的个性甚强，但生活很规律，作事很认真”，“现巳来此，住在于宅，未带介绍信，故来与兄方发生关系”，“我特此郑重证明并介绍之，请派人谈话，并决定他的工作。”杨明轩在等待中央派人谈话分配工作期间，身染重病，继续住在于右任家大为不便，且在武汉又无其他适当去处，遂在报告李子洲后秘密回陕，隐蔽在户县的亲朋好友家养病，与中共陕西省委保持着联系。
(七)被捕入狱坚贞不屈
一九二七年的秋冬，陕西当局利用法西斯组织“铲共团”四处侦察破坏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捕杀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一时白色恐怖笼罩三秦大地。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八日，杨明轩在户县黄堆堡被捕，二十日押解到西安，关押在西华门的军事裁判处狱中。鉴于杨明轩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反动当局也想争取他为己所用，所以将杨明轩单独关押，以示“优待”、“照顾”。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多次着人“规劝”杨明轩，要他爱惜个人的名位，不要为共产党所利用。杨明轩明确回答，他在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任职期间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以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训令，以及冯玉祥总司令的训词为依据的，根本不存在什么“为共产党所利用”的问题。
一九二八年秋冬至一九二九年春，中共陕西省委的负责人潘自力、李子洲、蒲克敏、刘继曾等相继被捕，与杨明轩关押在一个狱中。杨明轩利用“放风”的机会与战友互通消息，商议对策。由于杨明轩的共产党员身份尚未暴露，反动当局又未抓到真凭实据，战友们便要他继续坚持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争取合法出狱，保存党的骨干力量。
杨明轩在狱中生活了一年又八个月。他运用各种形式进行斗争，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一次，监狱长要杨明轩给同狱的政治犯讲解三民主义，妄图借此使杨明轩“反省”、“认罪”。他看透了监狱长的阴谋，便利用这个合法机会，大讲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愚蠢的监狱长始而手足无措，哭笑不得，继而穷凶极恶，拍案狂吠，骂杨明轩胡说八道，盅惑人心。杨明轩则轻蔑地反问道：请问狱长先生，我讲的哪一句没有根据?哪一条不对?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是孙中山先生对三民主义的新解释，蒋介石先生、冯玉祥先生、宋哲元主席不也是曾经大讲特讲过吗?你们说要拥护三民主义，为什么又要反对提出、解释三民主义的孙中山及其主张呢?你看，是谁在反对三民主义呀?是我杨某，还是你监狱长先生?监狱长被问得无言以对，奈何不得。以后监狱长又要他研读孙中山的文章，并把要点圈点出来，想再从中摸他的思想底子，抓他的话柄。而杨明轩有的是对付办法，他从文章的头一个字圈点到最后一个字。监狱长问他为什么这样圈点，他现直气壮地回答：孙总理的话都是说得好的，所以我都圈点了。难道你认为孙总理的话还有不对处、不值得圈点的地方吗?监狱长又碰了壁，狼狈不堪。
一九二九年国民党的各派军阀再度混战，控制陕西的冯玉祥系当局又一直未获得杨明轩是共产党人的任何证据和口供，经陕西地方人士的斡旋，由户县王富德等人出面保释，于八月二十三日释放了杨明轩。还给杨明轩以“陕西省政府参议”的名义，命住西安，监视其行动，妄图控制使用。
(八)寄居上海
一九二九年冬，杨明轩乘一次大雪之机，摆脱监视羁绊，从西安到潼关。为甩开反动的陕西当局派人沿陇海路追捕，他改道山西，经北京到上海。一九三○年底杨虎城率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入陕主政，杨明轩于一九三一年冬回西安在省立女子师范和中山中学任教。一九三三年夏，他为医治因误会而受的枪伤到上海就医，伤愈留在上海至一九三六年秋。前后两段都在匡互生办的上海立达学园任教，共五年多。
杨明轩一九二九年出狱后曾多次寻找中共地下组织，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但他始终以共产党员应具有的条件要求自己，以各种形式为党的事业尽责，在特殊的环境和条件下做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
杨明轩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不以政治原则作交易，并不怕祸及自身，多方掩护营救革命同志。一九三O年，陈顾远介绍他去上海一个大学讲授教育学，但当校方问他是否国民党员时，便毅然辞聘不就。安徽大学训育长以答应加入国民党为条件约荐他出任安徽大学的教育长，他不顾得罪这位多年来的朋友立即婉言拒绝了。也就在此时，从陕西到上海从事秘密工作的共产党员张性初、彭淑珍夫妇被捕。他奔走于陕西知名人士之间，在于右任的帮助下，彭、张和不满周岁的孩子先后被保释出狱。他去苏州监狱探望了在押的共产党员方仲如，并多次给予资助。魏野畴是中共陕西地区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一九二八年春任中共皖北临时特委书记领导阜阳暴动时牺牲。杨明轩得到南汉宸、王子休等的帮助，将魏野畴生前的著作《中国近世史》和翻译的《美国史》出版，并将全部版权费转交烈士家属维持生活。
杨明轩在上海期间同国民党杂牌军队中的一些具有爱国心的将领多有交往。他们相互间对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史，国共合作，抗日救亡，杂牌部队在抗日救亡中的作用和前途等问题剀切交谈，以至推介进步书刊，共同阅读研讨。在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间，他同邓宝珊在沪的私人秘书葛霁云(共产党员)关系密切，并通过葛与邓保持联系，交换对时局和政治形势的看法。一九三五年十月，时任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十七师五十一旅旅长的赵寿山，借看病为名到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观察政治形势。赵在上海数月，和杨明轩一起看书学习，研究国事，并积极联系反蒋抗日人士，商讨开展抗日反蒋救国活动问题。赵回西安后曾给杨虎城说，他在上海接触了杨明轩、杨晓初、赵葆华等人，读了《社会发展简史》、《政治经济学》、《国家与革命》，受到很大的启示，建议杨虎城派得力人员进一步与红军加强联系，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便将来共同抗日，并提议如果蒋介石再来西安威逼打红军，就逼他联共抗日。这说明赵寿山“在这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思想起了巨大的转变，是与杨明轩的帮助分不开的”(28)。
杨明轩不论什么时候，他的身旁总有一批青年，在他的指导帮助下成长。一九三三年夏，青年学生田一明从北京流亡到上海，杨明轩省吃俭用，让田和他同住同吃数月，并帮助田取得陕西的“官费”，在上海继续求学。一九三四年，原陕西靖国军知名人士彭仲翔的次女彭毓泰到上海借读高中，生活困难，杨明轩领他拜访于右任，并要求于负担了彭在沪求学的费用。一九三五年，甄寿珊之子甄瑞麟到丹麦留学，甄出国后写信给杨明轩，请求帮助落实陕西当局原来答应提供的“官费”。为此，杨明轩先后五次和于右任商酌，终于由于右任出面，敦促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又及时将落实情况函告甄瑞麟，并寄去国内的报刊，嘱其关心国内抗日大事。一九三六年初，赵寿山离沪时将女儿赵铭锦留沪求学，托杨明轩照管。杨明轩一面辅导赵铭锦学习文化课，一面指导其阅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和鲁迅的著作。杨玉珊、顾红梅、邓惠霖等一批青年学生，也先后在杨明轩的身旁学习或补习功课。还有其他更多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通过各种形式同杨明轩保持着师生和友谊的关系。杨明轩还支持旅沪的进步青年成立了陕西旅沪学友会及其所办的刊物《秦声》，指导青年参加响应北京“一二九”运动等上海的学生运动。从各个方面关心青年，帮助青年，教育青年，不愧为陕西青年的伟大导师和卓越的革命教育家。
杨明轩长于数学，在上海时与共产党员杨晓初合编了《初中代数学》、《高中三角学》等课本，交开明书店出版发行。又将他主编的《右任诗存》征得于右任同意，交世界书局刊印。
杨明轩在上海的五年是艰难的，他主要依靠教书、编书收入维持生活。他拒绝接受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官职和机遇，绝不与反动派同流合污，坚决同那些开历史倒车的朋友划清界限。他憎恨那种朝三暮四、奴颜婢膝的人，鄙视那些所谓无怨无悔、逆来顺受的人，也鄙视那种满腹牢骚、若痴若狂的人。他经得起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各种挫折，坚定不移地沿自己认准的革命道路继续前进，为革命、为党、为人民做他应该做而又可能做的事情。历史证明，杨明轩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九)在西安事变前后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十一月在毛泽东指挥下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辉煌胜利，给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十二月九日，北京的数千名学生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一九三六年春中共西北特支在西安秘密成立，领导各界的抗日救国活动。在这样的形势下，西安的抗日救国活动逐步出现了新的局面。
一九三六年秋，杨明轩从上海回到西安。此时正是西安事变之前，为加强抗日群众运动的组织工作，著名民主运动活动家杜斌丞推荐杨明轩到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工作。“西救会”是中共西北特支成立的，由特支书记谢华总负责。杨明轩到后不久，便以交际部部长的名义主持“西救会”的会务工作，总负其责。杨明轩继续坚持同东北民众救亡会的紧密团结与合作，通过杜斌丞、赵寿山、高崇民、车向忱、宋黎等与主持国民党西北和陕西军务的张学良、杨虎城密切联系，推举和邀请社会名流出面或领衔，开展抗日救国活动。此时，张学良和杨虎城已分别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表示愿意联共逼蒋抗日。在张、杨的同情支持下，在西安逐步把秘密进行的抗日救国活动转向了半公开或完全公开。十月十日，“西救会”和“东救会”联合召开辛亥革命二十五周年纪念大会，抨击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号召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向日寇讨还血债。十月中旬，西安师范学校的十多名爱国学生被地方当局逮捕，“西救会”发表了致省政府主席的公开信，杨明轩奔走于社会名人之间进行疏通，释放了被捕的学生，撤换了师范学校的校长。十月下旬和十一月上旬，“西救会”和“东救会”两次组织追悼鲁迅大会，号召发扬鲁迅的革命精神，坚持抗日救国。为支援绥远抗战，“西救会”等救亡团体广泛开展募捐活动，共募捐七千余元，由西安学联派出慰问团携带捐款和慰问品赴绥远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十二月九日，“西救会”联合各救亡团体举行“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大会，通过了《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为督促政府动员全国兵力抗日停止内战的宣言》。指出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后的生死关头，号召全民族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性别，大家手携手、心印心地立即奋起抗战。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刻放弃“先安内后攘外”的主张，停止“剿共”，枪口一齐向外，一齐抗敌自卫。大会结束后，游行队伍冒着刺骨的寒风向临潼进发，要求住在临潼华清池的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促进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爆发。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发动兵谏，扣留了坚持内战、坚持“剿共”的蒋介石。杨明轩以“西救会”为依托，夜以继日地开展抗日民众运动，拥护西安事变。事变的当晚，杨明轩主持召开了有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团、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团、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西安学术救国联国会、东北民众救亡会等十八个团体代表参加的紧急会议。会后，“西救会”领衔，十八个救国团体发表了致全国各政党、各将领、各救国团体、各学生救国会、各法团、各学校机关及全国民众的通电；“西救会”领衔，三十多个团体发表了《致全国各将领及全体武装同志电》；“西救会”又单独连续发表了《拥护张杨救国宣言》、《告各党各派书》、《解决目前时局基本条件》等文电。十三日，“西救会”和西安学联组织了三十多个宣传队，到街头巷尾进行宣传，连续多日不断。十六日，西安各界在革命公园举行拥护西安事变大会，数十万群众参加。杨明轩担任大会主席并致词，痛斥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反动行径。大会结束后，他同其他群众组织的领导人一起，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用实际行动支持张、杨两将军的兵谏行动和所提出的八项主张(29)。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正确地分析了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接到张、杨两将军给红军的电讯后，立即派周恩来等从陕北到西安参加谈判。二十四日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二十五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对于放蒋介石回南京，杨明轩起初是有不同意见的，但当他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罗瑞卿、任弼时、彭德怀等晤谈后，完全接受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主张，并奔走于西安至三原(中共和工农红军领导人驻地)之间，周旋于各群众团体和地方各界代表人士之中，积极进行广泛的宣传和解释工作。
西安事变以后，新的陕西省政府组成，杨明轩即协同新任陕西省教育厅长李寿亭着手整顿教育工作，积极开展抗战教育，并提出在教育界成立抗日救国的团体。此议得到杨虎城、车向忱、杜斌丞、谢华等人的支持，杨明轩即联络进步人士进行筹备。一九三七年一月，在杨明轩的主持下，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举行了成立大会，杨明轩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李寿亭当选为副主席。会议通过的“教盟”章程和组织大纲确定，“教盟”的宗旨是“团结西北抗日救国教育工作人员，实施国难教育，完成中华民族之自由独立”。对盟员的十项信条中，要求盟员“联合前进的教育工作者推行国难教育”，“团结革命的教育工作者参加民族抗日阵线”，“使教育成为民族解放斗争的武器”，“使教育机关成为传授大众救亡智能的场所”。“教盟”成立后，杨明轩多次主持执委会讨论一些重大问题，并通过李寿亭主政的省教育厅加以实施。主要是：委任进步人士出任一些重要学校的校长；颁发“教盟”草拟的《困难教育方案及实施办法》、《国难期间青年学生之任务》；按办国民党CC分子、原省教育厅厅长周学昌任所长的陕西省小学教师训练所，由杨明轩任所长，并且新设立了陕西省教育厅三原初等教育人员训练班，培训小学教师，提高其抗日救国的意识。为了争取“教盟”继续合法的公开活动，杨明轩还会见了新到西安主持国民党西北军务的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
(十)出国“考察”
一九三七年初，杨明轩从西安密赴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接见。这是杨明轩首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的谈话给杨明轩以很大的教育和鼓励。
一九三七年春末，杨明轩从延安回到西安。此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已经进驻关中；东北军已被肢解，分调豫皖等省；杨虎城受迫准备辞职出国，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部已被迫撤销，所属部队巳被迫缩编。杨明轩系西安事变中的群众领袖，他所担任的陕西省小学教师训练所所长职务也被免除，他在群众团体中活动更困难。为了保护杨明轩的安全，接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孙蔚如和留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的杜斌丞，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统筹安排下，由陕西省政府派他为“考察欧洲教育专员”，出国考察。杨明轩又约胡希仲同往。胡希仲系已故胡景翼将军之子，受工农红军贺龙之命，正在渭北组建抗日武装力量。周恩来和贺龙也支持胡陪杨出国“考察”。为使杨明轩赴欧考察顺利，周恩来给法共中央和《人道报》负责人罗歇写了信，在苏联学习过的红军高级将领朱瑞给苏联友人写了信，托胡希仲交杨明轩。就在此期间，杨虎城已被蒋介石威逼辞去国民党的一切党政军职务，出洋“考察军事”。两人相约，杨虎城先去美国，后到法国巴黎与杨明轩汇合。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杨明轩从上海登轮出国。途中听到“七七”芦沟桥事变的消息，船上的中国人举行大会抗议日本侵略中国。适逢国民党特务头目贺衷寒也在船上，他是领着一伙青年去德国学习法西斯主义的。大会开始后，贺衷寒抢先发言，翻来复去讲：“只有拥护蒋委员长才能救中国”的空言。贺讲毕，杨明轩便站起来发言，大讲只有动员民众，实行全民抗战，才能打败日本救中国的道理。泾渭分明，针锋相对。
八月十一日，杨虎城一行抵达法国巴黎。十五日，中国旅欧各团体发起举行各界抗日大会，杨虎城和杨明轩应邀出席，并发表了热忱的讲话。随后，杨明轩一行赴德国、英国、奥地利、瑞士、西班牙、捷克、匈牙利等国考察。所到之处，他都尽力设法与各界侨胞和留学生接触，与侨胞中的抗日救国组织联系，说明西安事变的真象，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还参加了中国留学生欧洲抗日学联和世界学生联合会，代表中国学生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学联年会并发表讲话，表达了中国学生争取祖国独立、自由和民主的愿望，取得了国际进步青年学生对中国人民的问情。
杨明轩在欧洲考察期间，还访问了列宁的故乡、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蓬勃朝气，给他以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参观一个小学时，教师提问学生：在中国平型关打败日本鬼子的是哪个部队?学生齐声回答：是八路军。他对此非常兴奋，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已在世界人民中产生了影响。他还参观了莫斯科的红场和列宁墓，参观了集体农庄和国营工厂，并约见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全国性的抗战开始，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首战平型关告捷，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但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最高当局继续对日妥协让步，对内限制爱国军队的抗日积极性和爱国人民救国运动，军事连连失利，华北大片国土沦丧。对此，杨虎城和杨明轩难于安心继续在欧洲“考察”，于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八日由巴黎出发，取道马赛乘轮船回国。
十一月二十一日，轮船到西贡。二十二日，旅越侨胞西堤抗敌后援会聚会欢迎杨虎城和杨明轩。杨明轩继杨虎城之后作了讲演。他指出，当今的问题主要是集中在用什么办法做到：(1)团结四万万五千万人象钢铁一样的坚固； (2)把抗战到底坚持到十二万分。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我们就必须做到：(甲)拥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在还有少数分子破坏统一，为日寇效忠，我们应消灭他们。这就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民族主义。(乙)积极要求民主、自由。抗战是艰苦的工作，不实行民主、自由，就无以组织群众，武装民众。这也是现在那些少数官僚分子所阻挠的，而为绝大多数人民所主张的。不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就是在救亡团体里，我们也是要实行民主的。这就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民权主义。(丙)改善人民生活，以便加强抗日力量。因为只有民众生活改善，才能保证抗战的持久。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民生主义。(丁)积极参加世界和平阵营，特别应与苏联进一步联合。这就是孙中山先生在遗嘱中所提到的“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最后他又强调，我们不应因小败而垂头丧气，应该看到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努力，就一定能够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他的讲演受到与会旅越侨胞的热烈欢迎。
十一月二十六日，轮船抵达香港。杨虎城落入国民党的特务魔网，遂遭囚禁。杨明轩于二十九日乘飞机回西安，结束了五个月的赴欧“考察教育”。
(十一)从事抗日民主运动
一九三八年春，林伯渠和李初黎在西安通知杨明轩，中共中央已批准恢复他的党组织生活，并指示他继续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抗日民主活动。(30)他以十分愉快的心情，肩负起党所赋予的新任务，运用自己的特殊社会身份和社会关系，以多种形式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西安进行抗日民主活动。
杨明轩从国外回西安后，以《从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说到我们的对日抗战》为题，以向友人谈话的形式，介绍了西班牙人民一九三六年反对法西斯战争的情况。他说，“由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中可以供我们抗战之学习者甚多： (1)政府要坚决抗战，并能注意人民生活的改善。(2)宣传民众，组织民众，尽量开放民众运动，使人民拥护政府，知抗战是自己的事。(3)我们对日抗战是持久的、全面的抗战，我们的各种建设要适应抗战，并在抗战中进行建设。(4)建立战时教育、民众教育，激发爱国热忱而参战。(5)国际宣传是我们的斗争武器，向全世界作有力的控诉，唤起国际的同情和援助。”借此敦促国民党政府实行全面抗战，并对蒋介石限制人民积极参加抗战的错误做法给予了鲜明的而又婉转的批评。得到了抗日爱国志士的热忱欢迎。
在西安事变前后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中，陕西逐步形成了十多个抗日救亡团体，它们在宣传抗日、组织救亡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到了一九三八年的春夏，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两次下令取缔西北青年救国会等十三个抗日救亡团体，并逮捕了几个团体的五名负责人。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各抗日救亡团体同这股逆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杨明轩从自己的特殊条件出发，积极有效的配合了这场斗争。一九三八年五月，世界学联代表团在赴延安访问途中抵达西安，陕西国民党当局组织隆重的欢迎活动，但却把进步的抗日救亡团体视为异己，或排除在接待委员会之外，或取消其在欢迎会上发言的资格。杨明轩在巴黎参加世界学联的活动中，同这次赴延的代表团成员柯乐满等相识，便从中联系，请代表团出席了由西安学生分会和已被陕西当局下令取缔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团体举行的欢迎会。代表团听取了关于陕西青年学生抗日救国、支援抗战的事迹介绍，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表示赞赏，并索要有关资料，表示要在国际上宣传中国人民进行抗日的英勇事迹。一九三八年暑期，西安学生分会组织了由留校和家住西安的学生参加的学术研究会。杨明轩除自己到会讲课外，还帮助学生分会邀请时在西安的南京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到会讲了话。由于有于右任的支持，学术研究会还公开组织学习讨论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大家的收益很大，超出了原来的预料。此时，顽固派对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的压制也随之而来。杨明轩坚持团结李寿亭等陕西教育界的进步力量，于一九三八年七月，主持召开了“教盟”第二届代表大会，一百五十余名盟员的三十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研究了陕西省教育界当前的情况，确定了“教盟”应持的正确态度。杨明轩再次当选为“教盟”的主席。一九三九以后，杨明轩等“教盟”的负责人为适应新的形势，把“教盟”的工作由教育界逐步引向其他各界，推进社会抗日民主运动。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以“宣传抗战，反对投降，反帝反封建，宣传民主，反映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31)为宗旨的《老百姓》周报面世。《老百姓》周报是李敷仁、武伯纶、何寓础等“几个在业和失业的教员，拿自己课余的时间，剩下的金钱”(32)主办的。一开始就在组稿、编辑、校印、发行，特别是经费上遇到很大的困难。为了支持和帮助报纸出版，杨明轩在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执委会上提出，在经费上“教盟”要尽可能的多津贴《老百姓》周报，在人力上“教盟”盟员凡能帮忙的都应乐于尽义务，并对报纸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提出了一些建议。他首先自己解囊把节衣缩食的三百元接济给报社，并四出奔走为报纸募捐经费，后又同杜斌丞、韩望尘等各界知名人士共十七人组成《老百姓》周报董事会，其中十二人每人每月捐资报社二十元。在大家的支持下，《老百姓》周报愈办愈好，远销英、美、法、苏等国。一九四○年四月，陕西地方当局无故扣押李敷仁，报纸被迫停刊。在两年五个月中，《老百姓》周报共出刊一百一十三期，总发行百万份以上，并发行小丛书十五种七万册以上，对于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宣传团结抗战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时期，杨明轩为推动西北军的进步将领靠拢革命，警惕蒋介石，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为了做好赵寿山的工作，杨明轩先后担任了国民党第十七师、三十八军的参议，并长期住在赵在西安的家里，便于多方的工作与活动。“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十七师参加山西娘子关战斗，后转移到晋西整训。杨明轩专程从西安到绥德与赵寿山会晤，商量坚持抗战问题，并支持赵到延安会见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杨明轩同南汉宸等建议赵对部队进一步实行政治改造，办教导大队，培训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各级干部。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具体办法后，蒋介石对参加过西安事变的三十八军进一步采取渗透、分化、削弱、破坏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每当三十八军处境危急之时，杨明轩都要到部队驻防地与孙蔚如、赵寿山等共同商讨对策，帮助部队应付环境，度过难关。一九四一年，杨明轩同杜斌丞、赵寿山商议，拟在军内吸收进步分子，组织新中国大同盟，对付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并拟订了包括十六条内容的纲领，电呈中共中央，此议虽未获批准实现，但充分说明杨、杜等在三十八军是有很好的影响的。一九四四年春，蒋介石以明升暗降的办法，将时任三十八军军长的赵寿山，调胡宗南的嫡系第三集团军任总司令。赵的处境十分困难。杨明轩亲至集团军总部所在地甘肃武威，与赵商议对策，并对随赵在武威坚持工作的原三十八军干部做思想工作，帮助赵克服困难。抗日战争期间，邓宝珊先后任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率部驻防陕西榆林，但邓的家较长时间住在三原。杨明轩多次到三原与邓会晤，分析蒋介石排斥消灭异己的策略，商量与陕甘宁边区处好睦邻关系，与八路军团结抗战的办法。一九四三年，胡景铎与胡希仲决计率部队从关中北上榆林，在条件成熟后起义参加八路军。为此胡希仲先后分别与习仲勋、杨明轩商议，得到习、杨的积极支持。一九四五年春，胡部北上榆林，为一九四六年在横山起义作了准备。杨明轩还和甘肃的吴鸿宾、王新潮等保持有工作方面的联系，支持他们在地方武装部队中进行活动。为了更广泛地团结西北军中的进步人士坚持抗战，杨明轩又于一九四四年底与杜斌丞、屈武、杨哓初等提出组织西北军人大同盟。这些，对于推动西北地方实力派坚持抗战，抵制蒋介石的瓦解吞并，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十二)参与创建民盟西北总支部
杨明轩一九三七年底回国在西安从事抗日民主运动，将近九年间，一直和杜斌丞亲密合作，甘苦与共，为组建民盟西北总支部，领导开展西北抗日民主运动的斗争，呕心沥血，不屈不挠，舍死忘生，坚贞不渝，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民盟西北总支部是经过长期的思想酝酿准备和细致周密的组织工作而成立的。一九三九年春，杨明轩去成都广泛接触西南地区的民主人士，商讨了加强西北与西南民主运动互相声援、呼应的问题。一九四一年春夏，杜斌丞先后到湖南、广西进行抗日民主活动，同年秋到重庆秘密加入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即“小民革”)，任陕西组组长。杜回陕后即介绍杨明轩等加入“小民革”，并与王菊人、武伯纶、张光远、成柏仁、李子健、张性初、马文彦等建立了联系。一九四一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秘密成立，一九四二年派郭则沉、辛志超、叶笃义等来西安，与杜斌丞、杨明轩秘密联系，商讨建立西北民主运动的组织问题。一九四四年九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十月派中央委员郭则沉持主席张澜致杜斌丞的亲笔信到西安，邀请杜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主持西北盟务。杜斌丞与杨明轩、王菊人、郭则沉等发起成立了民盟西北总支部筹备委员会，杜为总负责人，杨明轩协助杜做组织工作，并提出了“亲苏，友共，努力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一九四六年二月，民盟西北总支部在西安正式成立，杜斌丞任主任委员，杨明轩任执委兼组织部部长。民盟西北总支部“对外公开了组织，但盟员中除杜斌丞同志一人以民盟中常委身份公开出现外，共他同志均仍在半秘密状态中，从事民主活动”(33)。民盟组织发展很快，先后建立了甘、宁、晋三个特派员办事处，在陕西建立了西安市支部和二十七个县的分部，共有盟员千余人。民盟还联系和影响了几支地区性的武装组织，有一部分武装盟员。杨明轩在民盟主持组织工作是有特殊作用和贡献的。曾经有人提醒杜斌丞，杨明轩是共产党员，不宜出任盟的组织部长，杜斌丞毫不犹豫地回答：“盟的组织工作就要共产党员来干，你、我都没有这个经验嘛！”(34)
在筹建民盟西北总支部的同时，杜斌丞和杨明轩于一九四四年冬派王维祺到四川，与成都民主青年协会联系，商讨在陕西建立民主青年运动的组织问题。一九四五年四月，在杜斌丞的支持和杨明轩的具体指导下，西北民主青年社成立，同年秋“民青社”集体加入了民盟。“民青社”以青年学生为主，并有一部分中小学教师和其他职业青年，共约七八百人，同民盟初期发展的“高”(职位)、“老”(年龄)、“大”(名望)相结合，充实和扩大了民盟的组织力量。
杜斌丞、杨明轩在加强民盟组织发展的同时，又特别重视了舆论宣传工作。一九四五年秋，他们按照周恩来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要扩大民主救国思想宣传影响的建议，同其他人士共同努力，使陕西的进步报纸《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成为民盟西北总支部的机关报，并支持盟员主编的《民众导报》、《经世》、《新妇女》、《儿童旬刊》、《孩子报》。这些报刊广泛宣传坚持抗日、团结、民主，反对投降、分裂、独裁，广泛宣传反对内战，要求建立联合政府，形成一股强有力的民主舆论。一九四五年冬至一九四六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大中城市发动组织反苏反共游行，旨在配合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按照中共陕西省工委的指示精神，杨明轩指导“民青社”在学生中做了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使西安反动当局精心筹划的两次反动游行遭到可耻的失败。
一九四六年三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公开号召破坏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西安反动当局于四月二十三日公然杀害了民盟盟员、《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报社的法律顾问王任，五月一日绑架暗杀民盟西北总支部青年委员会主任、《民众导报》主编李敷仁，五月三日再次捣毁了《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报社，制造了震惊西北乃至全国的“西安血案”。反动派当得知被暗杀的李敷仁未致命而得救的消息后，再次写信威胁杨明轩“必须改变政治态度，否则将给以李敷仁同样的‘待遇’”。(35)中共中央对杨明轩的安危极为关怀，指示西北局妥善部署，尽快将杨明轩安全接回陕甘宁边区。
(十三)进入陕甘宁边区
一九四六年七月，唐磊(韩夏存)受中共中央西北局之命，负责护送杨明轩回陕甘宁边区。他们原拟从铜川方向进入边区，但上火车后发现有特务跟踪，遂中途在三原下车，去邓宝珊家小住数日，折回西安，住在赵寿山之女赵铭锦的家。七月十九日晚，杨明轩由赵寿山的副官袁德启护送，唐磊暗中陪同，乘火车离开西安，在兴平下车，由唐磊护送北上。途中克服重重困难，化险为夷，二十五日进入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马栏。八月七日从马栏出发，十三日抵达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所在地延安(36)。
杨明轩到达延安后，受到中共中央、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关怀。从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六日到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徐特立、李维汉、谢觉哉、刘景范等分别会见了杨明轩，其中有些人是多次会见。西北局还邀请他多次向机关干部作报告，讲西北的革命斗争历史，讲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他的报告深刻、生动，深受干部、群众的欢迎。
杨明轩脱身虎口，投入党的怀抱，他以无比激动和兴奋的心情，歌颂了党中央和边区人民。说他这次离开西安，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暗杀政策逼出来的，也是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爱护和同志们的关切才得脱身出来的。他一进边区就象到了另一个世界，同国民党统治区相比较，真是“一方面生产工作，一方面荒淫佚乐；一方面安居乐业，一方面民不聊生；一方面夜不闭户，一方面行旅裹足；一方面野无闲人，一方面饥民遍地。一句话，一方面过的民主、自由、快乐、幸福的生活，一方面在独裁、暗杀、痛苦、破灭中讨生活。这都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自杀政策、笨拙政策，使得他的统治区岌岌不可终日，人民有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之感。”(37)杨明轩说：“借此机会亲眼看看民主模范的陕甘宁边区的一切革命设施，看看边区人民的民主自由快乐幸福的实际生活，也是我多年来的宿愿，也是我的一种幸运。”(38)满腔热忱，溢于言表。
同时杨明轩提出了他到边区之后的愿望、目的和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他说他“久居虎口”(39)，“十多年来始终只是充当革命战场上的一个小游击队员”(40)，“很少过正规的革命生活”，“只是初知革命道理，总觉得肤浅”，“这次到边区，有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学习革命理论，实践革命行动”(41)。他以甘当小学生的态度，把重新学习放在首位，虚心地、认真地、系统地进行再学习。
他对抵达延安后的第二天，即八月十五日至十月十四日的两个月学习，在保存下来的《读书札记》中有如下的记载。(1)八月十五日，阅读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指示；(2)八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听西北局负责人的演说，会见中共中央和边区的党政军领导人；(3)八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听彭真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报告，阅读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4)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阅读党内文献汇编《六大以前》；(5)八月二十六日至九月十六日，阅读党内文献汇编《六大以来》；(6)九月十七日至二十九日，阅读《红军长征记》、《中国政治思想史》； (7)十月一日至三日，阅读《党建论文集》(一)；(8)十月四日至十四日，阅读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文艺作品《李有才板话》、《腐蚀》、《前线》。札记的另有一处记载，他还重点反复学习了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共中央一九四二年编的《整风文献》。做到了他对自己规定的，“有计划地学习、挤时间学习、守时间学习、时间无停止、学习无停止”的要求。
杨明轩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未能参加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在边区内进行的整风学习，他的这次重新学习，实际上是他自觉地进行整风补课，自觉地本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学习。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干部会上说：“人类也是物质的一种，也常受惰性定律的支配，加之囿于自己的环境，总觉得自己的一举一动是对的，是好的，常常想循着旧路走，甚至硬拉着别人也走那条熟路，这都由于有所被而不自知其非。我离革命之群索居于反动之区久矣！错误实多，有的是自己知道，还有自己不知道的，希望各位同志时加指导，不客气的批评，多给我加些外力，打破我的惰性，校正我主观的错误见解和行为”。(42)他在《共进社与西北革命》的讲演中说：“新旧斗争，从来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犹如生物界的新陈代谢一样，旧的衰退着，新的增长着，去掉旧社会一切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过了时代的陈腐的东西，才能产生出新的社会”。“为使这个社会更好一点，更合理一点”，“于是一部分觉悟的人”，“便常常起来和旧的一部分人去斗争。斗争的结果，总是新的胜利。即或中途不免有些困难波折，甚至一时的失败，但就全程来说，旧的总是灭亡掉，让新的来代替它。”(43)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对大家很有启发和教育。
杨明轩在认真学习的同时，继续关心西安国民党统治区民盟组织的斗争。他到延安后的第四天，即八月十七日，复电王菊人：望告杜斌丞，由王菊人主持武，武伯纶主持文，文武配合，盟共配合，派得力青年学生入国民党部队，以“陕西人民自卫军”的名义作号召，组织武装力量。八月十九日再电王菊人：国民党特务注意巳进入解放区的赵寿山之女赵铭锦，应同杜斌丞的一群孙子，王菊人的夫人一起统筹，相机进入陕甘宁边区。八月二十三日再电王菊人：将秘密电台移至乡间，电务人员确保安全送进边区。九月二十一日，王菊人回电：杜斌丞在西安坚持斗争，暂不进入边区。十一月十二日，杨明轩再电王菊人，要求相机进入边区。但由于国民党进一步加强了对爱国民主人士的特务控制，杜、王等已难以脱身，于次年三月遭敌逮捕。杨明轩对驻防榆林的邓宝珊也甚为关心，于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二月两次致函 ：“抗战期间，吾兄坐镇榆寨(44)，安定边陲，为国为民，功诚不可殁灭。今者蒋介石勾结美帝国主义，内战祸国，出卖民族利益，举国痛愤，中外唾弃，败局已定”，“吾兄开国(45)勋老，西北物望，絜量轻重，补救有方”，“环顾陕甘，声望智能，体强力健，能领袖群伦，解倒悬之厄者，舍吾兄其谁属?”(46)规劝老友不失时机率部起义。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三日，胡景铎率国民党第二十二军、新编十一旅和保安九团的二千余人，在横山起义。十二月起义部队到达延安，杨明轩多次到官兵中进行思想教育，并协助边区政府对起义军官的家属作了妥善的安置，对进一步稳定这支部队起了积极作用。
一九四七年春，蒋介石在全面进攻解放区受挫之后，重点进攻陕北、山东解放区。三月十三日，蒋介石令胡宗南率军二十三万人，从南、西、北三面进攻陕北。十八日，中共中央率中央和边区机关主动撤出延安，转战陕北。在转战陕北一年多时间的战争环境里，杨明轩经常和林伯渠等人一起行动。据他在《读书札记》中记载：三月十三日到白家坪；二十二日到塔桥峪；二十六日到三十里铺；二十七日到安定旧城。四月二日到董家市，四日到白庙岔。六月三日到柳沟；七日到北羊嘴；八日到火石山；九日到刘家辛庄；十二日到绥德庙岔，谒李子洲、常汉三墓；二十五日经绥德，抵子洲县；二十六日到马蹄沟。八月四日到绥德小崖嘴；十六日过黄河；十七日到溃口、侯家山；十八日到马树峁；二十八日到高家坪；二十九日到南圪渠。九月二十四日赴兴县。十月十八日回，途经双土塔、三交、都督村，吊续范亭；二十五日过河西，住阎家川乡雷家沟。一九四八年一月十日去杨家沟；二月七日；二十六日在绥德参加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和边区政府委员联席会议；二十八日赴杨家沟送别毛泽东主席。他翻山越岭，涉水过河，经受酷暑严寒，风餐露宿，历尽苦辛。但他精神矍铄，在战争中实践了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正规军”的战斗员的愿望。
(十四)出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一九四八年春，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到了一个转折点。二月二十九日至三月三日，西北野战军取得宜川、瓦子街大捷，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北战场的形势。四月二十一日收复了被国民党军侵占一年又一个月零三天的延安。
一九四八年三月，杨明轩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和边区政府委员联席会议上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他在会上诚恳地表示，愿给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当一个学生，给同志们当一个学友，给人民当一个忠诚老实的长工，同大家一起努力做好恢复边区生产、支援前线、土地改革等项重要工作。三月十日，《群众日报》发表了他就任后对记者的谈话。他号召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为解放家乡而努力，并表示：“我坚决相信：在人民导师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强大人民解放军的继续胜利，中共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执行，定能团结全国人民，推翻蒋介石的卖国独裁统治，建立和平、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47)根据全国解放战争发展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东渡黄河，与早先进入晋察冀解放区的中央工委合并。杨明轩得悉此讯，即于三月十五日致函周恩来：“听说中央要走，深有恋恋之感，自觉如婴儿之离母亲也。此次宜川大捷，在这一战场说是空前的一次胜利，解放大西北的时间大大的缩短了”。“林老(48)说，时局开展，就全国着想，中央是不能留在这里了，更加我恋恋之感。我巳担任了实际工作，跟林老学习，还有西北局、联司(49)诸同志指导，尽我的能力，作人民一个好勤务员，殊觉愉快。”50)充分表达了他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赤诚之心，对解放大西北和解放全国的坚定信心，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
一九四八年四月底，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有计划地组织各机关、单位、学校陆续迁回光复后的延安。四月二十九日，杨明轩在边区政府召开的准备迁回延安的各单位工作人员会议上讲话，要求大家在胜利中正视困难，努力学习，掌握政策，永远保持与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更密切地和人民打成一片。边区政府迂回延安后，在杨明轩的主持与具体指导下恢复了延安大学、延安中学、米脂中学、绥德师范等学校。他还深入到一些学校指导工作，要求各地特别重视加速为解放大西北培养干部的工作。
宜川大捷之后，西北解放战场逐步推向了国民党统治区，“打倒胡宗南，解放大西北”，成了西北人民的响亮口号。在解放大西北的斗争中，身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杨明轩，运用自己同国民党军队及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群众的联系，广泛开展反蒋统战工作。早在宜川大捷之前的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杨明轩再次致函邓宝珊，深刻指出：“世变方亟，蒋亡无日，成败得失，是非功罪，以兄明达谅邀洞鉴，徒以空言无补，犹豫失机，自误晚节，诚足惜耳”。“回忆过去与吾兄叙谈及吾兄革命历史与西北人士对吾兄的期望，总以为吾兄为人民、为国家，必能重返革命道路。年来事实考验，不特使弟渐感失望，即全西北进步人士对吾兄均亦大惑不解。”“日寇投降后，吾兄不特不为全国人民，尤其是西北人民打算，犹复帮凶卖国贼蒋介石，助纣为虐，所得结果如何，吾兄清夜自思，当能恍然。”(51)语重心长，痛劝老友悬崖勒马，当机立断率部起义。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杨明轩在延安的西北新华广播电台，对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的同胞发表《消灭蒋介石、胡宗南匪帮，建设新西北》的讲话。号召西北各界同胞紧密地团结起来，彻底、干净消灭西北的国民党军队，争取早日解放大西北，建设繁荣民主的新西北。五月，杨明轩再次在西北新华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号召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和劳动人民、青年和学生、教职员，公务人员、工商界人士、民主人士、开明士绅，以及回民同胞，发挥每个人的智慧，最后努一把力，迎接大西北的解放；规劝国民党部队的官兵不要再为蒋介石卖命作无谓的牺牲，迅速放下武器，立功赎罪，走向光明。同时，杨明轩通过学校中的民盟成员，联系进步人士，发动西安高校学生进行反迁校斗争，使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将西安的大专院校迁往陕南、川北的阴谋遭到破产。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接管广大新解放区的工作提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议事日程。一九四九年二月，杨明轩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边区政府委员和晋绥边区代表联席会议作的闭幕词中，明确指出要积极准备新区的接管工作，在进新解放的城市之前要对干部进行认真的政策教育和思想教育，进城之后要谦虚谨慎，严肃执行党的政策，要大力发动工人及广大基本群众，建立革命秩序，恢复生产，并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社会改革，同时注意争取团结城市中的各界自由职业者和工商业家，他还对接管城市工作筹备组的工作给了许多具体的指导和帮助。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杨明轩为以贺龙为主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五月二十日西安市解放后，杨明轩即从延安出发南下，六月三日、四日在西安相继出席了市军管会讨论接管学校、处理旧机关公教人员办法的会议。六月十二日，他在“庆祝西安解放，欢迎解放军”的市民集会上讲话。指出西安的解放和西北战场的胜利，是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各解放区的支援，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善战，国民党统治区各界人民斗争的结果。号召大家集中力量，继续努力支前，把胡宗南所部歼灭在陕甘之间。他不辞劳苦，深入到一些学校和文化单位了解情况，登门拜访张凤翔、李虎臣、寇遐、成柏仁等知名人士，解释人民政府的政策，征求他们对稳定社会秩序，迅速恢复生产以及接管工作的意见，并具体帮助解决其中一些人在生活上的困难。经充分准备，又由他出面召集了有百余人参加的西安爱国民主人士座谈会，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刘景范到会讲话。他还介绍一些知名人士同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人会面，并根据工作需要分别同一些民主人士建立和保持经常的联系。他的广泛社会活动和联系，对于消除一部分民主人士的疑虑，对于稳定社会情绪，起了积极的作用，有利于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
一九四九年九月，杨明轩以西北解放区的代表身份，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十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刘景范调政务院机关工作，边区政府的工作由杨明轩主持。一九五O年一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撤销，杨明轩代表边区政府在新成立的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作了工作报告。
(十五)主持西北地区的文教工作
一九五○年一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杨明轩任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主任、文教委员会中共党组书记。一九五三年一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撤销成立西北行政委员会，杨明轩任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文教委员会主任。一九五四年十月西北行政委员会正式撤销。杨明轩主持西北地区的文教工作近五年。
西北文教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包括教育、文化、卫生、新闻、出版等方面，任务相当繁重。杨明轩献身教育事业的满腔热忱和愿望，在旧中国的政治制度下，一直遭受排斥和摧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改变。杨明轩认为这是中华民族“以教育兴邦”的历史机遇，必须把人民教育工作作为一件国家的根本大事认真来抓，真正抓紧，切实做好。五年期间，他勤奋工作，殚精竭虑，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结合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特别注意采取座谈研究方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发挥他丰富的教育工作经验和渊博的知识，对一系列有关指导思想的重要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及时有力地指导工作。
(1)关于旧有教育事业的改革问题。杨明轩于一九五○年七月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作的《关于文化教育工作的报告》和在西北地区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开幕典礼上的报告中，深刻地阐明了教育改革的重要性及进行改革的方针政策。他指出：我们国家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变成了新民主主义国家，随着国家和社会性质的改变，为政治经济服务的文化教育也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一种根本性的改变，即由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的文化教育，改变为新民主主义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改革的方针就是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改革的内容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旧有教育制度的改革是一个更为长期的过程，目前只能对学校中某些主要的学习制度和管理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教学内容的改革重点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合理精简现有课程，正确调整文化科学学习与政治学习之间的关系，教育方法的改革重点在于反对理论与实际脱节的教条主义，同时防止轻视基本理论学习的狭隘实用主义，做到理论与实际的密切结合。他说，搞好改革的关键是团结和改造新区学校的教师。他还强调指出，西北地区实际工作中巳出现的改革要求过急，过分地裁并一些学校，过分地裁减教员和降低教师薪金等现象，必须认真加以纠正，以使改革工作按照正确的方针健康地发展。
(2)关于开展工农群众的社会教育问题。杨明轩指出：我们国家是以工农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我们国家的教育也要以工农为主要对象，为工农群众服务。除了大、中、小学要向工农群众开门，并创办新型的工农速成中学外，还必须拿出一部分力量注重工农群众的普及教育，推广农村的冬学和城市的业余补习教育，并准备开展识字运动，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经过一个相当时期以后，要在普及的基础上，从识字教育和基本的政治文化教育提高到高级的科学技术和政治教育，使工农群众逐步提高政治觉悟，掌握文化科学知识，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作为建设新中国的武器。
(3)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工作问题。杨明轩指出：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全区的总人口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少数民族的教育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在少数民族地区从事教育工作，必须以消除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加强民族团结，逐步提高各民族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为主要任务。对少数民族原有的学校，应采取保护维持、积极扶助的方针，注重争取少数民族原有的教育工作者，并积极培养少数民族的新师资。一切工作都须按各民族的特点、各民族的要求和觉悟程度，采取十分谨慎的方针，稳步进行。凡是少数民族人民一时还不能接受或者难以行得通的事情，都暂时不要做。凡是少数民族能接受的可以行得通的事情，也必须通过少数民族的教师和学生自己来搞，反对单从主观愿望出发，急于求成和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倾向。
(4)关于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杨明轩一九五O年在西安市中学教师学习会上对此作了深刻的论述。他根据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是有高度思想性和政治性的。一定的文化教育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教育是被政治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是为一定的政治经济制度服务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政治内容，就是为人民大众服务，而不是为少数剥削阶级服务，是为进步的合理的政治经济制度服务，而不是为腐朽的、不合理的政治经济制度服务。新教育和旧教育的基本区别，就在于这一点。我们新民主主义教育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在学校教育中贯彻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以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培养为人民服务，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服务的建设人才。
杨明轩指出，新民主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教育；新民主主义的政策教育；爱国家、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和爱护公共财产的道德教育。为此，必须首先加强现有的政治课。所谓加强，不是钟点的增多，而是教育质量上的提高。单凭孤立的上几点钟政治课是不能完成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的，更重要的是在一切课程中贯彻思想政治教育。讲授知识和思想教育，是一个不能分隔的整体，如果不能在传授知识和技术的同时，提高学生的政治认识和道德修养，那就是教得不好的一课。他详细论述了在文学课程里，如何揭示每一文艺作品的思想性；在自然科学课程中，如何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命题；在历史课程中，如何使学生养成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爱国主义思想等等，来启发大家的思想认识。他还指出：在不影响正课学习的原则下，应该组织和指导学生参加社会活动，使学校生活和现实生活密切联系起来。仅仅接受教员的讲授和书本知识的灌输，而不使他们同现实生活联系，那就不可能培养成政治上有修养的人。
杨明轩强调指出：搞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是提高教师的素质。如果教师的思想政治水平不高，业务知识不够，而要求把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提高，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以生动的事例，把问题说得很明了，很透彻。
(5)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一九五二年，杨明轩担任了西北区高等学校教职员学习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他于同年四月二十九日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作了《关于高等学校教职员思想改造问题》的报告，同时还在西北各民主党派干部训练班作了《谈思想改造》的讲话，在《西北教育通讯》上发表了《进一步开展高等学校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文章，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思想改造的必要性、方针政策、立场态度、方法等重要问题，作了精辟的阐明。
杨明轩指出：人的主观思想意识是随着客观存在发展而推移变化。我们国家在逐步发展变化，我们的思想也一定跟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并且要领导这个变化。一切不适应新社会发展的思想必须改造，这就是思想改造所以成为必然的原因。他列举了不少教师一味追求个人名利，把知识当商品，把教书当作贩卖知识；有的抱着拿多少钱，做多少事，以雇佣态度对待工作，有的一味崇拜帝国主义的“文明”，完全丧失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以及不少教师存在着忽视政治的单纯业务观点等种种现象，说这些错误思想如不彻底改造，高等教育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的任务是无法完成的。
杨明轩指出：这次学习的目的是“改造思想，改革高等教育”；改造思想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解决立场问题。如果不从根本立场入手，而是就事论事，零零碎碎解决某些枝节问题，那就是“舍本逐末”，就会走弯路，就会使思想改造运动本身缺乏思想性，什么问题都解决不好。他还反复强调指出思想改造的方针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本着“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的态度，互相帮助，分析彼此的思想，并在实际行动中改正各自的错误思想；防止用简单粗暴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
(6)关于学校工作的中心任务问题。杨明轩一九五三年四月在西北区高等学校教学工作总结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教育行政机关对学校的教学工作管得很少，甚至校、院负责人也不多管的种种现象，明确指出今后学校工作必须贯彻以教学为中心任务的方针。他说，要明确认识，校、院长的主要任务就是领导教学，教务处和政治辅导处的工作都要面向教学，都要从不同方面来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当然不是说以教学为中心任务就放松政治教育，政治课本身就是教学工作的一个内容，而且各专业课都要和政治思想教育相结合。必须防止和纠正单纯业务观点。政治和业务是不能分开的，两者之间的正确关系是政治指导业务，业务体现政治，提高政治水平有助于业务水平的提高，同时通过业务进步也可以提高政治思想。政治思想必须在教学工作中体现出来，如果二者脱节，就是理论脱离实际的表现。
(7)关于科学工作问题。杨明轩一九五四年七月十六日，在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筹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了题为《科学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讲话，精辟地论述了科学与政治，科学与生产的关系。他指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对政治和经济及阶级的关系是有显著区别的。社会科学是以人类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所以它本身就是阶级的科学。自然科学是以自然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它所反映的是自然界固有的，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此，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它并不是可以不受阶级和政治的影响。一方面，在剥削阶级的社会中，统治阶级总是要把科学导向对其有利的方向发展，如为征服世界而发展高技术的军事工业等等；另一方面，科学家的世界观对于科学的发展也有决定性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科学总是要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科学家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对科学家的科学研究，也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们要求科学家努力提高思想水平，为当前的政治任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杨明轩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科学和生产是直接联系着的。科学的发展是生产的需要所决定的，而科学的进步也直接影响生产的发展。科学与生产经常处于相互作用之中。他举了许多例子，说明科学技术可以转化为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又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他指出：正确认识科学与政治、科学与生产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国现在正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西北的科学工作者应认清自己在研究和解决生产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事业中应有的重大的责任。
杨明轩在上述问题上的思想观点，对建国初期西北地区的文教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即使在今天，也是很有研究借鉴价值的。
杨明轩主持西北文教委员会工作的五年期间，在重点抓教育工作的同时，在文化、卫生、新闻、出版等方面也做了大量的改革工作，使其逐步为新的政治和经济服务，并且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为后来西北地区文教工作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十六)主持民盟西北区的工作
一九四六年二月正式成立的民盟西北总支部及其盟员，在解放战争时期经历了一个艰苦的斗争历程。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下，杨明轩等领导人和一批青年盟员投奔解放区，直接参加了解放战争和解放区的工作与学习；一部分盟员逃亡上海等地；杜斌丞等领导人和大部分盟员留在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继续坚持地下斗争，一九四七年十月杜斌丞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其他人分散隐蔽。
一九四九年五月八日，杨明轩主持，李敷仁，苏资琛、张锋伯等十九人参加，在延安成立了民盟西北区临时工作委员会，杨明轩当选为主任委员兼组织部部长。西北区临时工作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联络国民党统治区的民盟地下工作人员和与民盟有联系的地方武装，并对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进行宣传，号召大家各安生业，进行护厂、护校和安定社会秩序的斗争。西安解放后，杨明轩主持，于六月八日在西安召开了有西北区临时工作委员会干部和原在西安坚持地下斗争的干部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撤销了西北区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了民盟西北总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杨明轩继续担任主任委员兼组织部部长。并决定成立了以杨明轩为首的审查委员会，对老盟员进行审查登记。同年十一月、十二月，民盟举行一届四中全会扩大会议和五中全会，杨明轩先后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
解放后，杨明轩主持民盟西北区的工作五年多。在此期间，他总结民盟西北组织的历史经验，又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出发，以民盟必须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必须加强盟内外的团结为重点，领导各级盟组织进行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取得巨大的成绩。
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加强盟内团结特别是领导干部之间团结，成为西北总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面前的首要问题。在西安解放初的一年多时间里，杨明轩主持，西北总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召开了十多次委员会议和干部会议，及许多小型的座谈会和学习会，学习文件，交流思想。他还登门拜访，同一些人促膝谈心。从而促进了盟内的团结，改善了领导干部之间的团结，为发展盟的组织和加强盟的各项工作提供了思想基础。
一九五O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九月二日，民盟西北区第一次盟员代表大会在西安举行，杨明轩致开幕词，并代表西北总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他在开幕词中明确指出：“西北民盟在以往八年当中，积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曾有不少贡献。今后，我们还必须继续在中共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之下，和全国人民一起，努力实现《共同纲领》建设新中国。”“以往八年我们和中共始终保持着亲密的合作，才得到今天这样的发展。今后，我们还必须更加虚心地向中共学习，诚心接受中共的领导，防止并克服个别盟员中存在的‘分庭抗礼’或‘作客思想’，使我们的盟员和中共党员团结得更好，合作得更好。”(52)这次盟员代表大会决议成立民盟西北总支部委员会。杨明轩当选为主任委员。大会之后，杨明轩领导盟的组织和盟员，在进行自我教育、推动各种政治运动，发展巩固盟的组织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他在民盟机关和西北区各民主党派干部训练班等处，多次以“谈思想改造”为题，阐述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必要性和正确的方法，推动民盟的各级组织和广大盟员积极参加“三反”、“五反”运动，从中学习，提高自己。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杨明轩主持召开了民盟西北总支部委员会扩大会议，作了题为《为开展经济建设时期盟的工作而奋斗》的报告。他说：从一九五三年起，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即将开始。经济建设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文化教育工作的紧密配合，因而文教建设也将要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而逐步发展。在这个新的形势下面，民盟必须更好的团结教育广大知识分子，以适应祖国的迫切需要。今后民盟的工作方针就是建立和加强盟的经常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为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服务。他还特别强调：民盟工作必须与党和国家当前的政治任务和中心工作密切结合；盟的组织必须与盟员和盟所联系的群众密切联系，关心和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盟内必须团结，而达到团结最根本的方法是从工作出发，为做好工作而正确地开展盟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领导者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好工作的基本方法，是推动盟内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学习运动，领导者更要以身作则，先学一步，学好一点。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以后，杨明轩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在民盟西北总支部、西安市支部联席会议上作报告，号召广大盟员要认真学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用总路线的精神改造思想，认清社会主义的远大目标。引导盟员准备过好社会主义关，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建设服务。
一九五四年十月西北大区撤销，杨明轩奉调到民盟中央工作。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民盟陕西省支部筹委会和西安市支部联合召开茶话会欢送杨明轩，杨明轩应陕西省支部筹委会负责人成柏仁之请，就盟员的思想修养问题作了长篇的临别讲话。他说：从盟员的思想修养方面讲，第一，要加强革命事业心。革命事业心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觉悟的问题。我们国家当前的任务就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就民盟这样一个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政党来说，每个成员都应当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部分，兢兢业业地当做终生的事业去完成。第二，要切实发挥集体主义精神。这就要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只有集体的力量才是伟大的，个人在革命事业中不过是这个伟大集体中的一分子。要发挥集体主义精神，就要提倡相互爱护、相互督促的优良作风，严格遵守革命法纪和盟的纪律，祛除一切个人偏见，诚恳共事。第三，更要老实和谦虚，反对虚夸和骄傲。有了虚夸和骄傲，就必然不愿意虚心学习，就必然容易过高的估计自己，有人也必然会发展到追求名誉、地位，妄自尊大，甚至陷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泥坑。杨明轩的这个临别赠言，实际也是对民盟西北组织五年来政治思想建设的总结。
(十七)在民盟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期间
一九五五年春杨明轩奉调到北京工作。一九五六年二月，在民盟“二大"和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常委。同年五月在民盟中央常委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任。—九五八年十二月，在民盟“三大”和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常委、中央副主席。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在民盟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主席。一九六五年一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杨明轩在民盟中央工作十三年。民盟盟员和民盟所联系的群众都是知识分子，杨明轩到民盟中央工作后，始终把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争取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统一祖国的斗争，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一九五六年一月，杨明轩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聆听了毛泽东主席的讲话和周恩来总理的报告，深受教育和鼓舞。会后，他参与起草了民盟中央《关于高级知识分子问题主要情况的分析和建议》、《关于政协全国委员会设立高级知识分子问题委员会的建议》，上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参与起草了民盟中央在民盟二大作的《全盟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改造自己，为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工作报告。这个报告提出，“一切为了社会主义”是民盟工作的总方针、总任务。他在民盟中央监委主任任职内，坚持按照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精神办事。他在一次会议上指出：过去盟的地方组织对盟纪处分多有轻率情形，不重视受处分人的民主权利，不从教育出发，不体谅受处分人在政治上所受的损失，今后应扭转这些偏向。在“左”的思想干扰下，为了保护一些同志，杨明轩对上级的某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指示，在一定范围内加以保留，使下边受屈的同志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保护，尽可能缩小“左”的影响。一九六二年，《光明日报》曾刊发《刘志丹》小说中的一章，内容无问题，而有人提出要追究责任，杨明轩挺身而出承担责任，保护做实际工作的干部。民盟中央宣传部部长张毕来，应约为重印《孽海花》写了前言，对该书的内容作了评介，以后有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批判《孽海花》，祸及重印时的前言。张毕来受到很大的压力，杨明轩和胡愈之据理直言，明辨是非，保护受屈的同志。
杨明轩主持民盟中央工作的时候，国家经济刚刚渡过困难时期，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矛盾突出，影响广大盟员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波动较大。面对这一情况，杨明轩以一贯稳健持重的思想作风，与民盟中央其他领导人和衷共济，协同努力，在中共中央领导下，领导民盟中央和地方组织，大力开展工作，并将“推动盟员发挥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精神，做好岗位工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出成果、出人才，做出积极贡献”，列为全盟工作计划，推动盟的工作做出了成绩。一九六三年一月，他在民盟三届三中全会作的《工作报告》中，充分肯定了民盟几年来各方面的工作成绩，并提出了民盟当前要做好的三大工作，即：推动和帮助盟员及所联系的群众，继续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席的著作，逐步改造世界观；推动盟员及所联系的群众，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增产节约号召，做好岗位工作，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继续贯彻执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充分发挥民盟的组织作用。要发挥民盟的组织作用，这就要积极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协助共产党做好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工作，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中反映合理的意见和正当的要求，协助党调整党和盟的关系，以充分发挥民盟的组织作用，调动盟员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他还要求民盟各级组织不断改进工作，健全和巩固组织，发扬民主，加强团结，更好地发挥中国共产党的助手作用。
杨明轩主持民盟中央工作，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依照盟章总纲“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下，贯彻集体领导，实行分工负责，发扬民主协商精神”的要求，在领导制度形式和方法上作了重要的改进。一是在主席的参加下，在京的副主席按月轮流值班；二是两周举行一次主席办公会议；三是主席和副主席分工领导组织、宣传、文教、行政等各部门的工作。这些制度的实行，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增强了团结和领导力量，活跃了盟中央机关的工作，同时也对推动盟的地方组织建立和健全集体领导制度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执行这些制度中，他以身作则，率先执行，一丝不苟。每次举行主席办公会议，他多半是第一个到会，如因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或政协常委会不能到会，一定事先请假。他总是以会议的一个参加者对待自己，从不摆主席的架子，发号施令。副主席主持会议决定的事项，他带头执行。主席和副主席互相尊重，共商盟务，气氛十分融洽。
杨明轩从一九五四年起，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十多年间，他忠实地履行人民代表的职权，广泛联系群众，深入基层进行调查，代表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一九五五年，他到甘肃进行视察，重点调查了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回京后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上以《我所了解的农村的粮食情况》为题发言，一方面肯定人民群众拥护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一方面指出由于干部工作作风不深入，主观估计，评产偏高，购了一些农民的口粮。一九五六年，他到广东、广西视察，发现一些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不能如期召开，非共产党员的行政领导人有职无权，党委往往代替人大和政府决定应由人大和政府决定的事项。回京后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集中谈了“党政不分”的弊端。他说有些地方的党政不分已经到了违背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程度，社会主义是有原则的，有法制的，也是讲民主的，但由于党政不分或以党代政，结果干了不少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事情。他还就基层政权的选举问题向内务部负责人提出了三条建议，一是要真正发扬民主，把具有为人民服务思想的人选上来；二是要采取可行的措施，保障选民的民主权利，不能以任何形式强加于民；三是要正确处理党、政、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党支部不要替代政权，把基层政权和经济组织合二为一不一定好。一九六二年，他到云南、贵州、四川视察，告诫一些负责同志要注重调查，了解真实情况，说老实话，否则就会失去人心。到云南后，他提出去临沧地区调查，当时正是该地的瘴气和虐疾流行季节，许多人劝他不要去，但他说正因为“要下临沧坝，先把婆娘嫁”，那里特别困难，我们更应当去。回京后他把亲眼看到的情况反映给卫生部，并多次在人大会议上呼吁关心边疆贫困地区的人民生产和生活。一九六四年，他再次到云南视察，发现一个乡村小学在语文教学中增设了普通话课，因陋就简开展学校体育活动，回京后就立即向教育部反映，建议加以宣传和提倡，办好乡村的小学校。他不仅坚持到各地视察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还利用其他形式广泛联系社会人士，了解情况。邓宝珊、孙蔚如等民主人士每次到京开会，他都要登门拜访，有时还请到家里便餐聚谈，交换意见，并且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照顾这些人士，替他们服务。
(十八)人民公仆，永垂不朽
杨明轩是全国有名的学者，是二十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建国前长期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建国后是西北行政区、民盟西北区和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功高位显，但他始终保持了人民公仆的品德。
杨明轩出身贫寒。他在家乡上学时就半耕半读，出外上学逢假期回家也常随父兄参加田间劳动，从小养成了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品德。他一生生活艰苦朴素，不忘劳动人民。他的夫人李青俊是家庭妇女，料理家务，克勤克俭，同情革命，辛劳一生。杨明轩在西安工作时夫人在户县农村，他到北京后夫人大部分时间仍住在农村；他的子孙也都全在京外。他在北京的“家”里，个人家产只有一床旧被褥，一条旧毛毯，一只皮箱，几架书籍。“家”里的成员，除了他，就是几个服务人员。他和服务人员一起吃饭，服务人员每人每月交十二元伙食费，其余开销全由他包支。他每月工资三百七十元，除了交党费，给夫人寄五十元生活费，大都用在这个“家”里了。他没有积蓄。他逝世后亲戚到京奔丧返回时没有路费，还是民盟中央副主席胡愈之借资解决的。他在农村的家里也是这样，未盖一间新房，陈旧断垣的房子几十年一个样子，看了他那不足十平方米的土墙土炕寝室，真是感人泪下。家乡的父老无一不称赞他清廉直正，是真正的共产党员，高级干部的模范。
杨明轩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安于清贫，一生清白。但对他人则是关心备至，体贴入微。他追念战友，关心烈士遗属。一九三一年，他得知魏野畴烈士的母亲及妻、子生活十分困难，立即把魏的孩子接到西安设法安置，并和南汉宸等一起筹集一百多块银元，使魏的一家人放下了讨饭的篮子。一九四九年五月，他由延安到即将解放的西安，途经三原登门拜访了史可轩烈士的夫人，帮助她解决生活方面的困难。他重德重义，世交广而情谊深。胡景翼病逝后，他多方关照其子、孙，使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建国前，他在西安长期寓居赵寿山、韩望尘家，在三原住在邓宝珊家，既是同辈的良师益友，又为晚辈人的家庭教师，教书补课，以至为其主婚、证婚，亦师亦友，亲同一家。他爱身边的青年工作人员如子侄，常在繁忙的公务之暇，讲授课程，批改日记，使其努力学习上进，其中有的上速成中学，有的在他资助下读完了大学。他高风亮节，为坚持正确路线不怕涉嫌受牵连。一个时期，一些老干部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门前冷落车马稀”，但他一如既往，逢年过节登门拜访，有事情相托尽力而为。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博大胸怀和高尚情操。
一九六六年，在中国大地全面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就在这灾难临头的时候，可恶的癌细胞，又在杨明轩的肌体内开始作恶了。
杨明轩从一九○七年参加反清政府的学潮开始，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中国人民的独立和解放，为把中国建设成为美好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整整六十年的艰苦曲折斗争。他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忧虑，激愤，感到十分痛苦，以致病情日趋严重。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杨明轩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六岁。他的逝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一个重大损失。但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中破坏，在他逝世后仍遭受了不白之冤。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于一九八○年清明节举行庄严的悼念仪式，将一面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在杨明轩的骨灰盒上。一九八二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代表中共中央，在民盟中央举行的纪念杜斌丞殉难三十五周年、杨明轩逝世十五周年大会上讲话，称颂杨明轩是伟大的爱国者，卓越的教育家和民主运动的活动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优秀品德和高风亮节，足以为人师表。对杨明轩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作了正确的评价。
杨明轩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树德树人，诲人不倦，终生为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艰苦奋斗的精神，永远活在后人的心中。
注释：①⑨转引自常黎夫、姬也力：《杨明轩关午教育改革和思想改造的论述》。见本书—九八页。②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三一八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九月北京第一次印刷)。③咸阳县，今分设为成阳市秦都、渭城两个区。刘古愚籍秦都区。④转引自《续修陕西省通志稿》之《刘古愚传》(七五卷第三页)。⑤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三八三页。⑥⑦⑧(11)(16)(23)(25)(30)转引自杨明轩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写的《自传》。⑩转引自《辛亥革命在陕西》一○页(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12)绥远，原为省治，一九五四年撤销，其辖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13)转引自《辛亥革命在陕西》二一页。(14)见本书二八七、二八八页。(15)转引自屈武：《革命一生两袖清风》。见本书八六页。(17)见本书二九三页。(18)（20)见《催进户县教育的意见》。(19)见本书二九八页。(21)转引自原政庭：《回忆我的老师杨明轩同志》。见本书一○五页。(22)(24)转引自常黎夫：《回忆母校缅怀师长——纪念杨明轩同志百年诞辰》。见本书一一九、一二九页》。(26)见本书三○一页。(27)见杨季符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致杨钟健的信。(28)转引自赵铭锦：《怀念我的恩师杨明轩》。见本书二二七页。(29)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即：(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31)(32)转引自《西安党史资料》第一五辑二页。(33)转引自杨明轩：《民盟西北组织的建立和发展》。见本书四二二页。(34)转引自王维祺：《杨明轩同志对民盟西北组织创立和发展的贡献》。见本书一八一页。(35)参见本书三七五页。(36)杨明轩离西安进入陕甘宁边区和抵达延安的时间，杨在陕甘宁边区写的《读书札记》和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写的《自传》记述稍有差异，本文以札记载的月日记述。(37)见本书三六七页。(38)(39)(41)见杨明轩在陕甘宁边区写的《读书札记》。(40)见本书四七九页。(42)见本书三六八页。(43)见本书四八○页。(44)榆寨，即榆林。(45)开国，指参加辛亥革命创建中华民国。(46)见本书三六九、三七○页。(47)见本48)林老，指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49)联司。指中国人民解放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部。(50)见本书三七三页。(51)见本书三七○、三七一页。(52)见本书四一九、四二○页。
(执笔：贾自新 朱新民 贺克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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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明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文史委员会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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