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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徐特立研究 “三位一体”模式刍议

郭凌

徐特立延安自然科学院工作期间提出了“三位一体”的综合办院模式，把教学、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在教育以及科学技术促进边区经济建设上均获得了显著的成绩。目前各发达国家都以大学和研究机构为核心，形成各种名称的“三位一体”的复合体来发展高技术工业。他们的实践证明“三位一体”的模式具有普遍的意义。(为了适应新技术革命形势和我国四化建设的需要，使高等院校发挥更大的作用，让这个模式在中华大地放出新的异彩。 　　一 “三位一体”模式在延安初放光辉 　　我党以自力更生、人定胜天的精神，在延安创办了第一所理工农科大学——自然科学院，为发展经济渡过难关和为未来新中国建设培养科学技术干部。在徐特立(下称徐老)正确有力的领导下，为学院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后经几年的努力，终于“为我党培养了第一批科学技术人才，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各条战线上的领导骨干”①，有的还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学院的科学研究，对边区的经济建设也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学院虽然仅有几年的时间(1940～1945年)，但为我们办高等院校取得了许多经验，证明徐老确是无产阶级教育家，特别是他提出的“三位一体”模式更有其普遍的现实意义。 　　我们现在回顾自然科学院的那段历史，仍是大有裨益和可借鉴之处。学院创办时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由于日寇和国民党军队对边区的严密封锁，基本的生活资料来源多已断绝，如布料、纸张、火柴等。要生存、要坚持抗战，就要用科学技术来发展生产，就要培养科学技术人才。所以，党中央于1939年决定创办自然科学院，使其肩负培养人才，研究解决军民生活和军工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办科技大学，必须有高级的科技教师和仪器设备。但科技人才很难进入边区，来了能呆下来的已是屈指可数了。周恩来等通过关系从国统区或国外购买的，以及国际友人捐赠的仪器等，在进入边区前也常被截扣，有的同志还为采购工作付出了生命。在这样的条件下创办理工农科大学是困难的，所以一提出此事在延安自然科学界和经济建设部门(包括军工系统)就产生了激烈地争论。 　　首先，是否能办大学的问题。有的同志认为：办校条件不足，空想未来，拖着一部分专门人才，办“与抗战无涉，与边区无关”的大学教育，是值得考虑的。主张将自然科学院的专门人才，大学生办一个全边区调查机关，将高中初中两部改为职业学校，隶属于工业研究调查机关。针对这种观点，徐老作了许多精辟地阐述，他说：“一切科学都是建筑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科学替生产服务，同时生产又帮助了科学正常的发展。”科学“总的任务是为着生产”②。他主张把有限的人才和仪器设备来一个统一分配，做到统筹兼顾，使教育、科研和经济建设互相支持共同发展。这就是“科学教育与研究科学机关以方法和干部供给经济建设机关，而经济建设机关应该以物质供给教育机关。三位一体才是科学正常发育的园地”③的模式。(现在各国的“研究园”、“科学园”恰巧也是这样的模式)这样一来，使延安自然科学界有限的人才，他们多数既是各经济建设部门的领导人，又是自然科学院的教师和研究工作者；同时有关理工农科的各个学会的负责人也多在学院，学院就成了延安自然科学界活动的中心，故更便于工作的协调配合。 　　其次，是关于学院的培养目标。有人认为：只知书本知识，没有实验，则不过是纸上谈兵。以现在的边区条件和需要来看，培养中级技术人才尤为急需，应该设各种职业学校或专门技术训练班，以解决经济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徐老在其著作中反复强调要把眼光放远一点，既考虑当前，又考虑未来，见近不见远或见远不见近都是片面的。“如果缺乏最基本的科学知识，只有专门技术……过早的专门化就只能守成不能创造”。④“我们要与军工局，建设厅等机关所属的各工厂农场密切联系起来……培养具有独立工作能力的科学技术干部，给他们以基本的知识和能力，至于专，还必须到社会上去钻研，到实际工作中去长期锻炼。”⑤这就是当前所说的通才教育。 　　由于徐老的正确领导，自然科学院为我党培养出了第一批科学技术干部。这些干部具有基本的理论知识和结合实际的能力，所以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可以适应各种工作岗位，有些经过深造后大多都成了某方面的专家。与此同时，教学人员还结合经济建设需要开展了许多科学研究工作，把科学技术转化成了生产力，为边区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如用马兰草造出了纸张，能生产火柴、肥皂、玻璃制品，扩大了食盐的产量(它在边区的经济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开展了煤和铁矿考察、农林考察，水利建设，棉花、甜菜的引种等等。南泥湾就是在农林考察中发现的，党中央根据考察报告决定开发的。边区也有了简单的机器制造和炼铁工业。总之，“边区政府建设厅管辖下的事业也进一步发展了起来。除原有的纺织厂之外，在延安开始炼铁，有了自己的‘重工业’”。⑥因此，实践证明“三位一体”的模式是可行的、成功的。 　　上述成绩在今天看来虽然是低水平的、微不足道的，在科学技术上也无惊人之处，但在那样落后的经济环境下确实来之不易，一切都是白手起家，每项工作都要从头做起，经过艰苦努力才获得成功。所以，中央文委在其决议中对徐老和自然科学院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尤其是“三位一体”的模式，它既是一个创造，又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时至今日仍不失其意义。 　　二 ‘三位一体’模式具有普遍意义 　　徐老提出的‘三位一体’模式到现在已近半个世纪了，就作者所知在他之前还没有这样明确的提法。遗憾的是，自建国以来我们没能用这个模式来理顺大学教育、科研和经济建设的关系，使其发扬光大，最大限度地发挥大学的潜力。但一些国家的实践证明这个模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普遍的意义。而在各发达国家中出现的各种三结合复合体，是与“三位一体”的模式不谋而合的。他们即使没有借鉴徐老提出的模式，但起码可以说，这个模式是经得提起实践检验的、科学的，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三位一体”模式在国外的形成和发展。美国是最先以大学为基础建立“工业园”的国家。本世纪3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特曼教授曾提出“大学组成‘技术专家社区’的构思。”⑦他于1951年开始实现其理想，在该校建立了“斯坦福工业园”高技术区。约70年代以来，欧洲各国、苏联和日本也先后建立了一些类似的城或区。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把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结合起来，形成有机联系的复合体。美国称为“产学军复合本”，日本名之曰“产官学三位一体”，而且已成为他们发展高技术的主要模式。 　　在高等教育改革的趋势方面，也均采用了“三位一体”的模式。苏联提出⑧：选择一批为指定的工业部门培养专门人才的院校，实行院校与工业部门挂钩，部门负责拨款，更新教学设备，改善教学条件；把教育的一部分直接转移到实际劳动中去，以弥补课堂教学中的不足。在美国，企业涉足教育已成为发展趋势⑨：企业可以提供教师、课堂；馈赠款项、仪器；设立“养子关系”，即企业将特定的学校视为“养子”，给予各种形式的支持；职工教育可取代大学，有的企业还有权授予硕士或博士学位。撒切尔夫人在讲大学对“科学园”的作用时说：大学不但要承担把积累的知识传给下代和教他们如何思考，提出新思想、创造新学说两个传统作用外，现在还要承担第三个作用，即把大学里的新思想、新发现推广到社会上、商业上，使之成为整个社会的财富。建立“科学园”就是这个目的。 　　近年来我国有些城市也在酝酿或已形成教育、科研与高技术相结合的复合体，如各种公司、工厂或高技术区等。医学院校实行的就是教育、科研和生产(疾病防治和部分药品设备的制造)三结合的模式，医生既教书育人，又从事科研和生产实践。 　　从以上事实可见，“三位一体”的模式至今仍未失去其光彩和意义。固然徐老提出这个模式的时代不能与二次大战以后各发达国家的情况相比，但先进的思想是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我们不要“以为过去的东西都过时了”。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得好：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提出新的问题，新的思想新的可能性，从新的度去看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因此，徐老在40年代能提出“三位一体”的模式，毫无愧色和夸张地说，它是一个超前的新思想。 　　现在世界各国愈来愈重视对我国文化遗产的研究，而我们自己却未予足够的重视，“三位一体”的模式没能首先在我国付诸实践，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所以，我们在积极学习好国外的知识和经验的同时，还必须发掘运用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希望，那种认为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圆的崇洋思想，造成的“中国出口又返销”的可悲现象，不要再发生了。 　　三 要让“三位一体”的模式在新的条件下放出新的异彩 　　“科学!你是国力的灵魂；同时又是社会发展的标志。”教育是两个文明建设的根本，经济发展和技术革新能力，已变成决定一个国家地位的重要因素。“今天的教育状况，决定着明天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后天生产发展的水平。”⑩所以，世界各国在教育体制改革中，都非常重视教育与生产的结合，发挥企业在办校中的作用。“我们发展教育不能光靠国家，要全社会都来重视教育，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教育体制也要相应的改革，改革的内容之一就是改革过去国家把教育包下来的办法。要通过多种渠道办学，提倡企业办学……”按“三位一体”的模式，把教育(科研)和经济建设来一个总体改革。 　　“三位一体”的模式提出后，虽然证明它是切实可行的，但由于革命形势的变化，未能深入的实践下去，使其趋于完善。而现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在实行，我们相信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起来更有优越的条件。因为，我们的高等院校和主要企业都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如果能按“三位一体”的模式统筹安排，使三者互相促进、协调前进，教育、科研和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问题，亦能逐步解决。 　　学校和企业结合可收优势互补、相得益彰之效，能够密切大学和生产部门的关系，便于相互了解和配合。两者命运息息相关，彼此更加关心，遇到困难能互相支持、合力解决。两者的人力、物力可以统筹安排，合理使用，得以避免许多浪费现象。由于两者的关系比较固定，可使前后的工作有较强的继承性，如对某些重大问题可系统的、深入的研究。总之，两者结合必将大大地增加企业和学校的活力。 　　在学校方面能充分发挥其人才、知识和技术密集的优势。教师在教课之余能就近接触生产实际，有利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可为教学改革和科研选题积累资料；教学改革的效果如何，其信息能够及时反馈，科研成果能较快的转化为生产力。企业还能为学校提供一定的经费和办学条件，为学生提供生产实习的场所，学生的毕业设计或论文能密切地结合生产实际，有的甚至可能产生直接效益。这些既利于教学科研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的贯彻，又利于克服教学脱离实际的现象，还有助于学生树立劳动观念，增进同工人的感情。 　　在企业方面，有学校做后盾，可加强技术改造和产品更新换代的能力，学校的基础研究成果可作为企业发展的技术储备，增强潜在的竞争能力。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可从事一定的教学工作，这对扩大他们的知识面和知识更新大有裨益。有些研究工作可与教师合作进行，取得的成果不必经过转让的程序就能应用到生产中去。据报道当今生产力的提高70%左右均赖于科学技术，因此企业和学校结合，必能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此外，企业和学校挂钩，两者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可以互相通用，尤其是精尖或大型设备不必重复购置，免于造成经济上的浪费(特别是外汇)，还能提高使用率。据了解我国高校教师工作量不足，想从事研究工作，场地和条件又不具备，他们为此深为苦恼，如果企业和学校结合，英雄就有了用武之地。还能为继续教育和职业教育提供更好的条件与环境等。 　　现在世界正在进行着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工业社会正在转入信息社会。一位美国学者说中国对即将来临的下个世纪有重要的意义；李政道预言，今后十年、二十年科技领袖大部分将是华人。这都是时代对我们的期待。同时，智力和知识是生产力，而知识的生产、传授和智力的培养，学校负有极大的责任，学校的教育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影响。面对以上现实，我们的教育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和客观的要求。 　　高教改革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尤其按“三位一体”的模式重新组织和改造，其难度更大、问题更多。但是，只要我们看准方向、下定决心、努力实践，不断总结经验，稳步前进，必将使“三位一体”的模式在中华大地放出新的异彩。这正是“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出花烂熳时，她在丛中笑。” 　　参考文献 　　①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无产阶级教育家徐特立》，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②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8页 　　③同上书：第254页 　　④同上书：第251页 　　⑤《科学院(延安)教育方针的讨论总结》，见《解放日报》1942年11月9日。 　　⑥于光远：《科学的光辉在延安闪耀》，见《光明日报》1981年7月8日。 　　⑦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情报研究部编：《世界高技术发展战略与对策》，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122—133页。 　　⑧见《参考消息》1986年1月20日。 　　⑨施嘉：《企业涉足教育》，见《光明日报》1988年12月14日。 　　⑩顾明远：《世界教育发展给我们什么启示》，见《光明日报》1988年12月14日 　　 徐特立在延安/王云风主编.—陕西人民敎育出版社，19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