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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红色教育”的考验

陈桂生

土地革命时期以洛甫和凯丰为代表的“左”倾教育指导思想的鼓吹者对以徐特立为代表的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指责，反映了根据地教育指导思想的分歧。这些分歧主要是： 　　1.关于根据地教育的性质与方针问题，即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应实行反封建的工农民主主义教育方针还是包含反资产阶级内容的“共产主义教育”方针，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根据地教育属于工农民主教育还是“共产主义教育”! 　　2.关于发展教育的重点问题，即根据地应以成人教育为重点还是以儿童教育为重点? 　　3.关于根据地教育制度建设问题，即根据地教育应带有“游击性”(灵活性)，还是“正规化”? 　　4.关于知识分子政策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涉及教育人民委员部是否对知识分子实行“左”的政策? 　　在以往关于徐特立的研究成果中，或者很少具体涉及“左”倾教育指导思想的代表人物对徐特立和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指责，或者泛泛地断言徐特立曾同“左”倾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进行过斗争，一般缺乏足够的事实根据和具体分析；其实，通过对根据地教育指导思想分歧的具体考察，可以更加显示出徐特立教育思想的本色。 　　〔一〕在苏区教育方针争议的公案中 　　少共中央局指责教育人民委员部“对于目前教育工作的方针与任务并没有明确的规定。”①这个非议似是而非。 　　诚然，在此以前，教育人民委员部没有明确地表述过“教育方针”，但1931年11月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早就宣告：“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受国家免费教育之权，教育事业之归苏维埃掌管，取消一切麻醉人民的封建的宗教的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教育”，②其实就是根据地教育的方针，即反封建、反宗教迷信、反民国政府专制主义的工农民主教育方针。它反映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民主革命性质和工农民主政权的性质；就根据地教育实践来看，情况更是如此。 　　土地革命时期，“教育的对象是谁呢?就是没收土地中的积极分(子)”。当时的口号是“工农兵一家人”，共产党是穷人的党，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还有打土豪分田地，打土豪不是杀人，只没收土地，废止了高利贷，土地一切平分，按人口分，地主也分土地。起先是‘耕者有其田’，农民分田地，工人，教员都要分田地，以后计口授田”，“我们那时的教育，土地问题占80%时间。这个问题是阶级关系，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不教也可”。③ 　　少共中央局指责教育人民委员部“把教育工作局限在反封建思想与迷信的范围内”，④洛甫认为教育人民委员部“把苏维埃的教育当作了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⑤他们攻击的靶子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在1933年发布的第一号训令。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徐特立主持教育行政工作期间发布的唯一的训令。教育人民委员部的训令提出：“苏区当前文化教育的任务，是要用教育与学习的方法启蒙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打破旧社会思想习惯的传统，以深入思想斗争，使能更有力的动员起来，加入战争，深入阶级斗争和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⑥这里有什么“错误”呢? 　　据称这里关于苏维埃文化教育任务的解释：“模糊不清”，“这里没有明显的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来教育广大的工农群众”，实际上“把苏维埃的教育当作了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洛甫在谈到“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时指出，苏维埃教育决不是封建时代的教育，不是资产阶级的教育，而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教育。即马克思与列宁主义的教育，即“共产主义的教育”。⑦ 　　“左”倾指导思想的鼓吹者并非不懂得中国当时尚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教育的性质与方针应当反映革命的性质与任务。他们明明知道“在目前革命的阶段上，决定苏维埃教育实施的方针时，我们还须估计到国内战争的环境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同时又认为“如果没有系统的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教育与宣传，反对封建迷信(是)不会得到成功的”；⑧由此得出的结论，不是实行新型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以反封建为基本内容)，而是实行“共产主义教育”(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封建并列)。所以，这不只是一种不确切的表述，而反映一种急于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倾向。教育上的这种倾向，来源他们对中国革命性质、任务与策略思想的错误判断。 　　相比之下，在“左”倾教育指导思想统治之前，以徐特立为首的教育人民委员部以启发工农群众的民主意识为宗旨，以反封建、迷信为教育的基本内容，集中进行土地革命教育，倒真正符合土地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特点。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徐特立于1930年底抵达中央革命根据地之前，那里，尤其在闽西革命根据地，带有反对资产阶级倾向的“共产主义教育”宣传甚嚣尘上，而在徐特立的言论和他所起草的文献中，并未出现这类“左”倾“共产主义教育”的空谈，亦属难能可贵。尽管他也甚少明确批判这类“左”倾空谈，他那时的处境，决定他主要是在实际工作中同“左”倾空谈划清界限。 　　〔二〕在根据地教育重点问题争议的公案中 　　关于根据地教育的重点问题，在指导思想上亦有争议。毛泽东主张以成人教育为重点，而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则主张以儿童教育为重点。徐特立根据自己在兴国县所作教育调查的结果，支持毛泽东的观点。⑨所以他对成人教育问题异常关注。 　　根据地的成人教育，主要指群众教育(干部，尤其是行政干部教育由人民委员会直接管辖)，那时称为“社会教育”。其实施包括：识字组或识字班(起初推行识字教育的活动称为“识字运动”，后来仿苏俄提法，改称“扫除文盲运动”)、俱乐部、图书馆以及业余文艺体育活动。 　　据说在第三次反“围剿”斗争胜利(1931年9月)以后，毛泽东曾找徐特立商量教育工作，建议他抓群众教育，并起草教育方案(实际上是识字运动办法)。⑩《徐特立文集》中所收《识字运动》与《识字运动的办法》两篇短文，很可能就是遵照毛泽东的建议写的。 　　《识字运动》置于《成人识字课本》卷首。内容是：小组编制，以生活接近的三人到五人编一组，挑选该组中比较识字者为组长来教不识字的人；组长训练，定期召集组长来讨论教授方法、教材内容，使每个组长更有把握的去指导其组员，此种会议由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召集；读写比赛；教材由总政治部编印。(11) 　　《识字运动的办法》置于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编印的《成人读本》第一册卷首。后面附有由浅入深的课文。《文集》未收课文。(12)在《识字运动的办法》中提出著名的识字运动口号：把所有识字的人和不识字的人配合，用所有识字的教所有不识字的，就是“用工作人员教工作人员，战斗员教战斗员，群众教群众，老公教老婆”。据说毛泽东特别赞赏这些方法，亲笔作了修改和补充。(13) 　　《识字运动》与《识字运动的办法》似无深文大义，重要的是明白易懂、切实可行。后来形成的扫盲运动的章程与办法，虽然比它完善，但仍以它为主体。这两篇短作放在《成人读本》卷首，既供一切参加扫盲工作的人参考，又使初学文化的人不但能识字、阅读，而且懂得自学的途径。在这种场合，长篇大论，反成累赘。 　　徐特立为了推动识字运动的开展，还曾深入到一些区乡，指导建立识字运动分会与识字小组，并在兴国县办过一个识字骨干训练班，参加训练班的，约有900人。(14) 　　他拟定的《识字运动的办法》和提出的识字运动口号，是总结识字运动经验的结晶，在此以前，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就曾编印过《识字运动》(1931年5月15日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化部翻印)。其中提到：“我们的识字运动是要使广大不识字成人能够识字，又不能找出很多的读书人来当教员。那么只好用工人教工人，用农民教农民，用士兵教士兵，用秘书教主席。凡稍为识得几个字的都来当教员，这种办法才能使识字运动容易成功”。(15)同徐特立提的识字运动口号颇相近；他提出的识字运动的办法，同陶行知倡导的“小先生制”亦不谋而合。 　　根据地除大规模地开展识字运动以外，还在各机关、工厂、合作社、学校广泛设立俱乐部，乡苏维埃政府所设俱乐部为该乡农民群众的俱乐部。它是工农群众、工农干部自我教育的组织形式。“俱乐部是进行社会教育的机关，它能利用各种各样的教育方法，直接或间接教育广大的群众；它能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来动员广大群众；它能利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所以它在教育上占着很重要的地位”。俱乐部一般附设夜校，在徐特立看来，夜校只是群众识字的组织形式之一，不能以它代替识字运动。“夜校要集中上课，不能吸收事忙的人来学，因此必须有不集中上课的识字运动”。(16) 　　徐特立不以夜校为群众识字的唯一组织形式，而强调“老公教老婆，老弟教老兄，少先队员教少先队员”的能者为师、分散的随机学习的形式，不但从群众实际出发，而且有针对性。当时根据地教育界在群众识字运动以集中学习(夜校、集中上课的学习班)为主还是以分散学习(识字组)为主问题上有争议。许多人不赞成以分散学习为主。“他们一定要集中”，“条件好不得一点，好一点负责人都把他集中”。据徐特立回忆：他们“把组织名册送上(来)，我去检查，有一组已散了，有一组妇女在上课，但我看人家这时是升火煮饭的时候，各家妇女正有事，都叫来上课，怕只能这一次，二次就不会来”，所以徐特立认为对这样的人，要“绝对的分散”学习；当然集中学习的形式如夜校、集中上课的识字班也有必要，而主要应以参加集中学习的人帮助分散学习的人，“夜校学的回去教家里人，才发生识字组”。(17) 　　关于集中学习与分散学习的争议，实质上是根据地教育“正规化”与带“游击性”问题争议的反映。由于当时“左”倾教条主义者极力谋求根据地教育“正规化”，在1934年4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正式颁布的《俱乐部纲要》中删去徐特立在《纲要》初稿上的补充意见，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在教育的“游击性”问题争议的公案中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建设过程中，还存在“正规化”教育与带“游击性”的教育的分歧。1931—1932年间，根据地教育在徐特立主持下，采取灵活多样的非正规的办学形式，推动了根据地工农教育的发展。 　　根据地处在民国政府大兵压境、分隔包围的形势下，根据地、游击区与民国政府统治区犬牙交错；(18)不仅如此，由于在毛泽东指挥红军战争时期，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内线作战方略，三类地区变动不居。从游击区转为根据地、从根据地降为游击区、根据地沦为民国政府统治区，或把民国政府统治区变为根据地，屡见不鲜。在第三次反“围剿”斗争过程中，江西的红军根据地一度几乎全部丧失，然而正由于采取内线作战的方针，结果，不但大量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恢复了原有根据地，且使根据地的规模比原先扩大。惟其如此，毛泽东曾向徐特立建议：游击区域应当有带有游击性的教育(19)；不仅如此，按照毛泽东的观点，“战争和领土的流动性，影响到根据地各种建设工作也发生流动性”，故“若干年月的计划是不能设想的”，(20)即使在根据地，教育亦应灵活机动，这是由于“正规化”教育的时机远未成熟。所以，前面提到，徐特立从1931年秋季开始主持教育工作，直到1933年4月才在人民委员会(实是中共临时中央)一再督促下发表第一号训令，以及在以成人教育为主还是以儿童教育为主的争论中赞成前者，在识字运动以集中识字为主还是以分散识字为主的争论中支持后者，都同当时的客观环境有关。 　　在徐特立指导下，根据地教育的状况是：“游击战争的环境，教育跟着战争跑”。红军教育在一处驻军休整，住三天的时间都很少，所以教育时间短。进行教育，有怎样用枪，常发给地方几只(支)枪，过些时候就发展到几十只(支)、几百只(支)、还要教些军事知识，教他们组织党，组织群众，建立政权；(21)在有些游击区里，人民教师一面上课，一面作战，还要保护孩子们的安全。在这些学校里，买不到粉笔和纸，教师们用黄土造粉笔，用沙盘代替纸来写字。(22)他还根据当时实际情况，提出“上课军事化，下课儿童化”的口号。(23) 　　尽管根据地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使教育事业得到蓬勃发展，不过在“左”倾教条主义者心目中，当时的教育不“正规”，即算不上是真正的教育，这种教育是“游击主义的残余”在教育指导上的反映。 　　其实，徐特立主持根据地教育工作，从一开始就处在反对“游击主义”、提倡“正规化”的气势汹汹的氛围之中。整个根据地从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始直到长征前夕，“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三个年头”，(24)不过，起初斗争的焦点集中在军事方面；1933年初以后，则进一步在政府各部门中反对“游击主义的残余”，谋求“正规化”。 　　“左”倾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非难教育人民委员部存在“游击主义的残余”，指出：“在教育部工作中的游击主义残余，是没有计划性的工作，没有建立苏维埃教育制度。我们必须与这种倾向斗争”(25)，他们所谓教育工作的计划性与“苏维埃教育制度”，说得更明白点，“就是根据着苏联的光荣的经验来建设文化教育事业”。(26) 　　“左”倾教条主义者反对教育部门的“游击主义的残余”的结果，建立了一整套的“正规”教育制度，而以儿童教育制度最为正规。 　　其实，在教育工作“正规化”达到顶峰之际(1933年秋季至1934年春季)，正值民国政府对根据地疯狂发动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开始的阶段。根据地处境异常困难，且越来越困难；在此背景下“正规化”的鼓吹者与推动者却“要装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27)实属不识时务。也正由于提倡“正规化”教育的时机不当，所谓“正规化”教育免不了流于空谈。也许空谈家的唯一功劳在于以他们的失败证明曾被他们攻击过一阵子的人们实比他们更高明。 　　〔四〕在“吃”知识分子问题争议的公案中 　　根据地在知识分子政策(涉及教育行政干部与教师的选择与使用)问题也有纷争。早在根据地开辟时期，就存在所谓“吃知识分子”的倾向，即对知识分子、尤其是非工农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妄加排斥，甚至对他们进行过火的斗争。这种倾向后来也时有发生。 　　值得研究的是，1933年夏秋之交，“左”倾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提出把斗争锋芒波及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共产主义教育”方针，却又批评教育人民委员部“(把)反对知识分子的倾向发展到极点”，而他们所提的证据尤其令人不解： 　　1.他们指责由徐特立起草的教育人民委员部第一号训令，其中提到：“不要那些地主、富农、资本家出身而思想不正确、工作不积极的分子做教育部的工作。思想正确、工作积极，有革命斗争历史而非工农分子出身的，自然不拒绝他们做文化工作，但必须开明履历。报告上级文化部以至本部。经过审查与批准”。责难者从这里看出，我们文化教育的领导机关对于利用旧知识分子的问题是完全不了解的。他们要求每一个旧的知识分子都是老布尔什维克(因为“思想正确，工作积极，有革命斗争历史”的知识分子，自然应该是老布尔什维克!)甚至就是那样的知识分子。也只是“不拒绝他们做文化工作”，而且还要“开明履历”，还要“报告上级”，还要“经过审查与批准”。经过这样的限制之后，当然不会有一个过去的知识分子到文化教育界上来做工作了。(28)这个批评有一定道理。但是，教育人民委员部提出的是选拔各级教育行政干部而不是吸收教师问题，并且也没有一般地排斥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只是加上“思想正确、工作积极，有革命斗争历史”这样的条件。在当时情况下，选拔非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当行政干部，如果完全没有限制条件，未必有利。批评教育人民委员部“左”倾的同志，自己也提出对于这些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出身而“愿意为苏维埃工作”的知识分子，苏维埃应当维持他们的生活，而“在可能的必要条件之下”，可以给他们相当的薪水。(29)这里也还是加限制条件的，并且也还是“不拒绝他们做文化工作”。从这方面看来，教育人民委员部即使存在缺点，总还谈不上“(把)反对利用知识分子的倾向发展到极点”。 　　2.他们还指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同志，以为不识字的人都可以做文化教育工作，(30)因此提出一种不正确的观点，认为“识五十字的教不识字的，识一百字的教识五十字的等”。要“展开极大的思想斗争”来纠正这一“错误”。他们所批评的口号同人民委员会1932年6月20日颁发的第6号训令中“以识字者教不识字者”的提法相近，(31)同徐特立在1931年提出的识字运动口号“用所有识字的，教所有不识字的，就是用工作人员教工作人员，战斗员教战斗员，群众教群众，老公教老婆”也有关。(32)它原是动员一切可能利用的文化力量开展识字运动的宣传口号，以此作为反知识分子的证据，不免文不对题，有胡乱搜索耙子之嫌。 　　不容否认，苏区确实存在过“吃知识分子”的现象，教育部门也不例外。然而，苏区毕竟处在土地革命战争环境中，阶级斗争异常尖锐。苏区教育是工农教育，在选拔与培养教育行政干部与教师方面，不能不讲求阶级观点。适当注意干部的阶级成分，不能误认为是“左”的倾向。教育人民委员部一号训令中批评“有些地方拿了地主、富农或思想不正确的人当文化部长”，认为应当“调那些积极而稍为识字的分子，即使不识字，只要他是……(缺字)积极能发动群众的，都可以做文化教育的领导工作”。(33)教育人民委员部对于用人忽视阶级成分与思想观点的现象的批评原则上没有错误，但提出的选拔干部的标准确实也失之偏激。 　　其实，徐特立不但无排斥知识分子之意，反而相当注意保护知识分子。当时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中就有一些不是共产党员的知识分子参加工作，如科长赖子玉，冯观潮，此外，列宁师范学校校长罗欣然也不是共产党员。徐特立曾提到，土地革命时期，一个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在他的保护下才免遭迫害。(34)当时徐特立给过他的秘书(知识分子)一双草鞋，同时曾为黄亚光(知识分子)作过辩解，因此而被认为“敌我不分”，有人要整他，徐特立申辩：养牲口也要喂草。毛泽东知道此事后，大喝一声，才使徐特立得以解脱。(35) 　　〔五〕沉默的应战者 　　在当时，所谓“路线斗争”是一个相当严肃、相当严重的问题。既同个人的政治命运相关，也同个人的信念相关。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革命信念坚定、富于求实精神、个性坚强的徐特立，面对脱离实际、歪曲事实的种种无理指责，作何反映? 　　间或有人提到，他曾同“左”倾教育思想斗争。这要具体分析。若说他的所为同“左”倾的一套实际工作有距离、有区别，可以论定；如说他反对他们的“共产主义教育”方针，至今尚无文献根据。有文献依据的，倒是他在两次同少共中央局的谈判中达成的协议(1933年8月30日、10月23日)上签了字。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时至1937年4月，在他主持下起草的《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参加者尚有张国焘、凯丰、廖承志、郭洪涛、向仲华、冯文彬)中，仍肯定《斗争》杂志第26、30、31期。(36)这几期杂志除载有列宁《青年团的任务》(第31—32期)外，还有洛甫的《论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第26期)，凯丰《在全苏区教育大会的前面》(第31期)。巧妙的是只提到这几期《斗争》杂志，未提到其中值得肯定的文章和观点。 　　至于说他反对他们的“左”倾知识分子政策，在实际工作中或许有此种表现，在理论上这恰恰是当时的决策者强加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头上的罪状。 　　与此相关，杨之华(瞿秋白夫人)还提到徐特立曾对她说，瞿秋白“不同意当时‘左’倾路线指导下强调以共产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教育政策和对知识分子的过‘左’政策，因而发生的分歧和争论”。(37)似乎可信，又令人存疑： 　　1.杨之华在其回忆录中所引徐特立的话，都加了引号，惟独此话未加引号。 　　2.徐特立本人写的《回忆与秋白同志在一起的时候》一文中未提此事。(38) 　　3.瞿秋白本人在《多余的话》中提到，那时，“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39) 　　4.对“左”倾教育思想代表人物提出的“共产主义教育”方针的错误，是中共六届七中全会(1945年4月)才作出的结论。 　　所以，在江西苏区，不仅瞿秋白无兴趣参与“争论”，徐特立也保持沉默——那时他未必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误的教育方针，那时连毛泽东也无决策的发言权。他们都默默地做他们认为应该做和能够做的实际工作。 　　〔六〕徒步长征 　　1934年10月16日，徐特立随中央红军告别中央革命根据地，踏上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征途。时年57岁，是长征队伍中年龄最大者。 　　长征前，苏维埃大学留下的人员并入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随后，共产主义大学、红军大学以及其他红军学校留下的人员又合编为“干部团”参加长征。有的书上提到：徐特立和成仿吾为“干部团”教员。(40)与事实恐有出入。 　　据徐特立于1957年写的回忆文章《长征中的医院》称：长征出发时，组织了一个工作团，其中有二十个妇女，两个老头。一个老头50岁，当团的主任，一个60岁当副主任。“我就是副主任”。还有一个老头，56岁，中途来的。二十个妇女干部，都是党校的学生。那个50岁的老头，似乎是饲养员。(41)这里说的“工作团”，在李坚真的回忆中称为“野战医院干部连”，共有几百人，董必武为支部书记。(42)肖月华的回忆中称为“军委纵队总卫生部的一个休养连队”。(43)看来徐特立只就和他同行的小单位而言，上述“干部团”教员之说为“工作团”之误。 　　在中央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之际，瞿秋白从几十里外的梅行地区专门赶到瑞金为徐特立送行，并把自己身边的一位身体强壮的马夫换给徐特立，(44)不过，徐特立不顾年迈，“忘记了”自己的年纪，在二万五千里行程中，“徒步二万里上下”。(45)关于徐特立在长征中的精神风貌，郭化若记下了他目睹的生动的镜头：他拿着大针、羊毛线自己缝补蛮子布的衣服，吃过那“一大桶豆苗草，几颗整麦子”的午餐以后，即拿起笔写讲授提纲，还客气地对郭化若说：“写后请你看看”。(46)1935年10月19日，随中央红军胜利抵达陕北吴起镇。揭开了他历史上的新页。 　　1937年2月1日，徐特立六十寿辰之际，中国文艺协会赠给他一首祝寿诗《徐部长特立同志六秩大寿》： 　　“苏区有一怪，其名曰徐老。衣服自己缝，马儿跟着跑。故事满肚皮，见人说不了。万里记长征，目录已编好。沙盘教学生，AIUE0。文艺讲大众，现身说明了。教育求普及，到处开学校。绿水与青山，徐老永不老”。 　　此诗由丁玲、周小舟(毛泽东秘书)和徐梦秋(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合写。据说此诗颇得毛泽东赏识。毛泽东认为“前两句写徐老长征时的神态，很好。‘衣服自己缝，马儿跟着跑’，真是这样，很真实，这是谁都知道的。末两句也好，‘绿水与青山，徐老永不老’”。(47) 　　“徐特立，徐特立呵!你是用特种材料铸造的革命者。漫长无情的生活，用炮火、屠杀、追捕、血泪、饥饿，加上缺氧高寒的雪山，阴雨泥泞的草地，以及用一年三个月才能走完的长征，全部填进你的生命之中，让命运用灾难和痛苦无情的鞭打和锤炼你，使你变成了闪光的火中的凤凰，腾空而飞了。你在灾难和痛苦中得到了圣者的净化……”(48) 　　① 少共中央局、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联席会议：《关于目前教育工作的任务与团对教育部工作的协助的决议》，《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页。 　　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第27页。 　　③ 徐特立：《漫谈》(1946年9月)，《徐特立教育学》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0页。 　　④ 少共中央局、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联席会议《关于目前教育工作的任务和团对教育部工作的协助的决议》，《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第36页。 　　⑤ 洛甫：《论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苏区教育资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页。 　　⑥ 《教育人民委员部训令(第一号)》《目前的教育任务》，《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第29页。 　　⑦ 洛甫：《论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苏区教育资料选编》第24页。 　　⑧ 凯丰：《在全苏教育建设大会上的报告》，《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第45页；少共中央局、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联席会议《关于目前教育工作的任务和团对教育部工作的协助的决议》，《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第36页。 　　⑨ 张腾霄：《徐老从延安到西柏坡》，《徐特立在延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11—212页；集群：《徐老在苏区生活片断》，《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0页。 　　⑩ 集群：《徐老苏区生活片断》，《怀念徐特立同志》第166页。 　　(11) 徐特立：《识字运动》，《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5页。 　　(12) 徐特立：《识字运动的办法》，《徐特立文集》第56页。 　　(13) 集群：《徐老苏区生活片断》，《怀念徐特立同志》第166页。 　　(14) 蒋崇伟、邹秋龙：《徐特立》，《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9页。 　　(15) 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化部翻印：《识字运动》，福建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史教研室编印：《闽西老革命根据地教育资料》(油印本)。 　　(16) 徐特立：《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纲要》(1933年6月)，《徐特立文集》第59—60页；查对教育人民委员部于1933年6月5日发布的《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纲要》(载《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第5辑)，可知此文内容系徐特立在《纲要》初稿上补充的意见；1934年4月由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的《俱乐部纲要》，把徐特立补充的意见全都删去(参见《俱乐部纲要》，《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第282—287页)。 　　(17) 徐特立：《漫谈》(1946年8月)，《徐特立教育学》，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4页。 　　(18) 以赣南根据地为例，在根据地全盛时期，红军活动范围达到25个县。有四种情况：(1)在所有乡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县有10个；(2)所有乡都存在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有6个县；(3)在境内根据地、游击区、民国政府统治区并存的县有4个；(4)境内只有民国政府统治区与游击区而无根据地的县有3个。(天柱：《土地革命时期江西各县苏维埃政权概况》，《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江西省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会1982年编印本第87—93页)。 　　(19) 徐特立：《毛主席的实际精神》，《徐特立文集》第234页。 　　(20)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29页。 　　(21) 徐特立：《漫谈》(1946年9月)，《徐特立教育学》第299—300页。 　　(22) 徐特立：《我希望你们一生都做教师》，《教师报》1957年8月20日。 　　(23) 张腾霄：《徐老从延安到西柏坡》，《徐特立在延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14页。 　　(24)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5页。 　　(25) 少共中央局、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联席会议《关于目前教育工作的任务与团对教育工作的协助的决议》，《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第37页。 　　(26) 凯丰《在全苏教育建设大会的报告》，《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第41页。 　　(27)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9页。 　　(28) 洛甫：《论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第30页。 　　(29) 凯丰：《在全苏教育建设大会上的总结报告》，《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第57页。 　　(30) 少共中央局、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联席会议《关于目前教育工作的任务与团对教育部工作的协助的决议》。《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第38页。 　　(31) 人民委员会命令第六号《政府工作人员要加紧学习》，《红色中华》第12期，1932年3月20日。 　　(32) 徐特立：《识字运动的办法》，《徐特立文集》第56页。 　　(33)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训令(第一号)：《目前的教育任务》，《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第30—31页。 　　(34) 徐特立：《政党与政府》，《徐特立文集》第113页。 　　(35) 林山：《徐老永不老》，《徐特立在延安》，第176页。 　　(36) 《新中华报》1937年4月29日。 　　(37) 杨之华：《回忆秋白》，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1页。 　　(38) 徐特立：《回忆与秋白同志在一起的时候》，《忆秋白》，人民文学社出版社1981年版第322页。 　　(39) 瞿秋白：《多余的话》，《瞿秋白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9页。 　　(40) 建众：《延安整风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2页。 　　(41) 徐特立：《长征中的医院》，《徐特立文集》，第58l页。 　　(42) 李坚真：《徐老在长征中的模范作用》，《怀念徐特立同志》第18页。 　　(43) 肖月华：《长征中的徐老》，《怀念徐特立同志》第172页。 　　(44) 柯蓝：《命运之谜——徐特立传》，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6页。 　　(45) 徐特立：《六十自传》，《徐特立文集》第109页。 　　(46) 郭化若：《请让我做你的诚实的学生》，《怀念徐特立同志》第9页。 　　(47) 《徐特立在延安》第66页。 　　(48) 柯蓝：《命运之谜——徐特立传》第342页。 　　 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陈桂生著.—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