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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高处不胜寒，徐特立愤然辞职

江来登，孙光贵

长沙新军起义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推翻了清朝政府在湖南的统治，取得了胜利以后，立即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焦达峰任都督、陈作新任副都督，湖南的政局气象更新，各种报刊书籍多有记载。例如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二篇写道：“用人行政，一秉大公；博采民意，广纳人才；且力除苛税……日废秕政以数十计，接见民众，无问晨昏。”[1]长沙人民当时因推翻腐朽的清政府是何等的欢呼雀跃，徐特立也是一样，对新生的政府寄予满腔的热情，满怀的希望，关心她，爱护她，支持她，并且希望在新的政治形势下，积极参政，为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效力，为贫苦百姓，为富国强兵，为教育兴国大干一场。 　　然而，短暂的喜悦如昙花一现，天朗气清的心境立时变得月黑风高，乌云密布。 　　当新政权刚成立，就有原藩司署的卫队，突然袭击官钱局，杀害同盟会会员夏季佑等人。徐特立当时正在省教育会开会，闻此突发事变，与会众人莫不大惊失色，张皇失措，目瞪口呆。只有徐特立处变不惊，一马当先，直奔军政府报告，使得军政府能够及时派出军队进行镇压，才暂时稳定了长沙的局势。 　　据著名作家萧三1947年1月10日写的《祝福徐老不老》文章介绍，新政权成立只有10天，那天徐特立到长沙城南门外去买牛，准备杀了犒劳起义的新军。等他买牛回来长沙城内响起了兵变的枪声，缺乏经验和丧失警惕的焦达峰和陈作新在混乱中已经被乱兵所杀。有人先买通混进新军中一个叫梅馨的营长，然后蓄意制造了和丰火柴公司纸币挤兑的风潮。让梅馨率兵预伏在北门外铁佛寺附近，副都督陈作新前去处理纸币挤兑风潮路经铁佛寺附近，被梅馨等乘机砍杀；梅馨然后率兵直扑都督府，都督焦达峰正在开会，不幸就牺牲在会场上。 　　这一连串的事变事后都证明是湖南立宪派策划的。 　　之所以称为立宪派，就是因为这帮人开展立宪运动，要求政权向自己这帮人开放，希望获得广泛的参政机会，主张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立宪派大致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戊戌时期形成的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他们在戊戌政变之后又以保皇派的姿态出现；二是在清政府新政推行的过程中形成的绅商群体，包括具有一定新知识、新思想的近代式商人、实业家和一些开明士绅。 　　1911年武昌首义的胜利，给了清王朝以致命的一击，促使了大部分立宪派人先后作出舍弃清王朝，附从革命的决策，同革命派由对立转为联合的关系。长沙的立宪派也一样，所不同的是长沙立宪派的首领是在政坛游刃有余的谭延闿，他们三五两下就把革命党九死一生夺得的政权拿走了。首先迫使焦、陈同意成立了参议院，谭延闿轻轻松松就当上了院长。接着又在都督府设立民政、军政两部，分由谭延闿、黄鸾鸣担任部长，从而在事实上控制了湖南政权。谋杀了焦达峰和陈作新以后，革命党用鲜血千辛万苦夺得的政权一转眼就被谭延闿取而代之，坐上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的第一把交椅，名副其实地掌握了湖南军政大权。革命派在长沙蒙受了如此重大损失，但只好忍气吞声，因为当时形势还不容许双方分手，继续联合对两派都有利。因此，革命派也就忍隐退让，只求立宪派“莫扯龙旗归顺清朝”[2]；立宪派也尽可能收敛对革命者的残害和排挤，并继续派军北援武汉。于是，起义方面全国总局势没有受到大的影响，清朝政府才真正被推翻。 　　徐特立对此义愤填膺。他对谭鼓吹的所谓“和平革命”论尤为反感，三十年后，当他在延安撰写《辛亥革命之始末》一文时，还沉痛地回顾了湖南的这一段历史，对谭的谬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写道： 　　谘议局议长谭延闿以为不应杀人，某氏说：“革命只杀三人，不算什么。”谭氏说：“不戮一人而天下治，岂不更好吗?”这是谭氏和平革命的理论，此时无人驳斥。初一日谭议长宣布他的政见说：“维持治安，保全秩序。”这一政策，系根据他“不戮一人而天下治”的理论。当革命开始而高谈和平，其实质是缓和革命，在有利条件下必然会使反革命进攻，所以九月初九首创的正副二都督焦达峰、陈作新即被反革命屠杀，竟置凶手不问，也以和平了事。辛亥革命一开始，就把政治革命抛弃了，而南北统一乃高唱入云。不知道革命不是为治安而是为改造，不是与反革命妥协，而是与反革命斗争，由于起码的革命理论，事前没有在革命党人头脑中准备，以至对于有理想，如中山先生者而以太高视之。 　　其实谭延闿还是看得起徐特立的，他的好友姜济寰还是谭延闿的亲信。谭延闿想借重徐特立在湖南教育界的名气，为自己涂脂抹粉，一度让陈润霖[3]、彭国钧作说客，以金钱、官位为诱饵，企图把徐特立纳入他的麾下。 　　气愤归气愤，但也没有办法，这些事件是徐特立辞去省议会副议长的原因之一，而不是主要原因和直接原因。主要原因和直接原因源于与名不见经传的议长熊兆周政见相左，势不两立。 　　起因是徐特立发起的县知事民选的议案在议会通过以后，却被议长熊兆周勾结谭延闿搁置起来了。徐特立据理力争，毫无效果。按理，省议会本应是民意机关，现在再也看不到半点民主气象了。使徐特立感到失望、愤慨，却无力回天。短短几十天，徐特立看到的官场太腐朽、太阴险、太残酷了。他决心不与这帮人为伍，徐特立任省临时议会副议长仅一个月时间，就愤然辞去了这一职务。 　　由于徐特立在长沙名声太好了，新成立的国民政府还是想利用他。他的朋友陈润霖时任湖南省教育司司长，就想借重徐特立的崇高名望帮自己一把，以打开局面，稳住教育司司长的位子，特地邀请徐特立出任教育司教育科长。以前陈润霖创办楚怡学校的时候曾经聘请徐特立到该校任教。对于朋友的友好邀请，面子总还是要给的，而且徐特立也有自己的打算，那就是利用教育司赋予的行政权力，大力推行平民教育，让那些贫苦人家的子女，那些流落街头的野孩子同样享受到受教育的权利。徐特立就任教育科长以后，正式向陈润霖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与要求。可是陈润霖不但不开展平民教育，反而裁减教员，压缩招生名额。徐特立反复陈述道理，陈润霖却没有半点积极的回应。徐特立气愤至极，把戴了几个月的教育科长的帽子一把扔了，仍旧去干他的老本行，一心一意办教育去了。 　　可是徐特立并不知道陈润霖的苦衷。教育司长在刚夺得政权的军政府要人的眼里，几乎是一个摆设，他们关心的是位子、银元和枪杆子，哪里有什么闲心真正去办什么教育。陈润霖也饱尝了官场的苦头，没有多久，像徐特立一样，跑到自己的楚怡学校干老本行去了。后来，他们两前嫌尽弃，和朱剑凡一起组织健学会。 　　同盟会会员夏季佑被杀，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焦达峰、陈作新正副都督遇刺，自己当副议长当不下去，当教育科长什么事也办不成。一连串的事件沉重地打击了他对于孙中山民主革命的追求，对国民政府的信任。他认为当时政府是坏的，“同盟会”的革命党人，一做了官就要叛变，因此，才决心脱离“同盟会”，脱离政界，希图用教育来改革人心，实现教育救国的夙愿。[4] 　　注释： 　　[1]陈志明，徐特立传[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32页。 　　[2]《邹永成革命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参阅周震麟《谭延闿统治湖南始末》，《湖南文史资料》第一辑。 　　[3]陈润霖(1879-1946)，字夙荒，号立园，湖南新化人．留日学生。长沙楚怡学校的创办者。辛亥革命后，任湖南教育司司长。“五四”运动时期。一度宣传过民主与科学．任健学会会长，提倡并支持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4]长沙师范学校．徐特立文集·六十自传．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 　　 徐特立人生轨迹及教育思想发展研究/江来登，孙光贵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