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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泰回忆录——针锋相对的斗争

王世泰

抗日战争的硝烟未散，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登台表演，极力玩弄反革命两面手法：一方面假戏真唱，伪装和平，电邀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以混淆国际视听，麻痹人民的革命斗志；另一方面，抢占交通要道，秘密进行战争动员，积极策划发动内战。在日本投降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借助美国空军飞机和海军军舰，运送12个装备精良的整编军至华中、华北和东北重要城市和交通线及战略要塞，企图迫使共产党就范。在给各战区司令长官的一份密电中，蒋介石直言不讳地说：“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间，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要地、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充分暴露了他玩弄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 　　对于蒋介石集团假和平、真内战的既定方针，中国共产党是早有准备的。8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指示全党全军立即争取保卫抗日胜利果实。“目前阶段，各地应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分甲乙丙三等，组成团或旅或师，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要求各解放区迅速加强城市工作，扩大民兵组织，放手发动减租，努力搞好生产。8月13日，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科学地预测了抗战胜利后时局发展的方向，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做好争取和平和准备战争的两手准备。他明确指出：“我们一方面要尽力争取和平民主，使内战限制在局部范围，或者推迟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间；另一方面必须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有充分认识，对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抱幻想，不怕威胁，准备以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战争，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8月20日，中共中央在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察冀中央局的同时，对各战略区野战兵团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大大加强野战兵团的战斗力量，迅速完成由游击战为主到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各解放区野战兵团和武装力量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 　　1945年8月11日，中央军委决定：将晋绥军区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建制内划出，直属中央军委领导。驻陕甘宁边区的部队，仍沿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番号，代司令员王世泰、代政治委员高岗，副政治委员谭政，参谋长阎揆要，政治部副主任张仲良。下辖教导第一旅、教导第二旅(兼延属军分区)、新编第四旅、第三八五旅(兼陇东军分区)、警备第一旅(兼关中军分区)、警备第三旅(兼三边军分区)，总兵力3.2万余人。此后，高岗、谭政分别到东北工作，中央军委遂任命习仲勋为代政治委员，王维舟、阎揆要为副司令员，张文舟为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1946年4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裁减老弱及无职务、无武器人员，合并机关，减少单位，充实部队”的指示精神，对联防军所属各部进行了一次全面整编，先后裁减了2个旅部、10个团、12个营、67个连，复员干部战士2700余人。在此基础上，将教导第一、第二旅合编为教导旅，部队由5个团缩编为2个团；将三八五旅留在边区的部队并入警备第三旅，部队由5个团缩编为3个团，新编第四旅为2个团。警一旅为2个团(实际只有半个团)。对司令部机关及所属部队的领导也同时进行了调整。 　　整编后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王世泰(代)，政治委员习仲勋(代)，副司令员王维舟、阎揆要，副政治委员张仲良，参谋长张文舟，政治部主任徐立清。下辖5个旅、5个军分区：警备第一旅(兼关中军分区)，旅长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锦纯，副旅长陈国栋、副政治委员牛书申，参谋长刘懋功，政治部主任李宗贵；警备第三旅(兼陇东军分区)，旅长司令员黄罗斌，政治委员李合邦，副政治委员郭炳坤，政治部主任高维嵩；教导旅(兼延属军分区)，旅长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元发，副旅长邱蔚，副政治委员李景膺、饶正锡；新编第四旅，旅长张贤约，政治委员徐立清，副政治委员黄振堂，参谋长程悦长，政治部主任赵光远；新编第十一旅(兼三边军分区)，旅长司令员曹又参，政治委员高峰，副旅长副司令员郭宝珊、牛化东，参谋长白寿康，政治部主任杨林；绥德军分区，司令员吴岱峰，政治委员白治民，副政治委员高朗亭，参谋长李治洲，政治部主任高朗亭(兼)。全军共2.8万人。 　　联防军部队的整编基本就绪后，我们围绕部队建设着重抓了两项工作。一是建立健全了司令部军政机关，二是大力开展了练兵运动。 　　1945年9月，党中央针对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反动本质，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其目的在于控制热河、察哈尔和东北地区，将江南主力撤到江北，加强华中、华北的防御力量。为此，党中央分别成立了东北局、华中局、华东局，将边区的大批部队和干部派往东北、华中和华北，开辟上述地区的工作。仅派往东北的政治局委员就有4名，中央委员10名，候补中央委员10名，干部2万名、军队11万人。原联防军司令部及政治部机关的干部几乎全部开赴华北和东北地区。我任联防军代司令员时，司令部和政治部机关实际上只是一个空架子，没有具体工作人员。为适应日益迫近的战争形势，切实担负起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重大使命，充实力量，加快机关建设的步伐势在必行。于是，联防军司令部同西北局共同商议决定，司令部机关的工作人员全部从下属各部队的军事干部中选调；政治部机关的工作人员由西北局组织部统一从各地区及边区机关干部中选拔。对选调来的干部坚持边工作、边学习、边培训、边提高的原则，在工作中学习，在锻炼中提高，很快适应了机关工作的要求。 　　在国共和谈期间，国民党在抢占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地区各战略要塞的同时，重点加强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封锁。其中，胡宗南集团军四个军一个骑兵师约11.5万余人，部署于陕甘宁边区西南部镇原、宁县、正宁、淳化、宜君、中部、洛川、宜川一线；邓宝珊集团军两个军一个独立旅共2.54万余人位于边区北线的榆林、横山、安边地区；马鸿逵集团军两个军另两个骑兵师6.75万余人位于陕甘宁边区西线之陶乐、灵武、金积、中宁、同心。以上共八个军、三个骑兵师、一个独立旅共20余万人。胡宗南集团和马鸿逵集团不断袭扰和进犯我边区，企图用突然袭击的手段，进攻我党中央、解放军总部驻地延安。 　　面对七倍于我的敌军严密封锁和局部发生的频繁袭扰，我联防军司令部遵照中央军委《关于练兵问题的指示》，不断加强对部队的阶级教育和形势教育，使广大指战员充分认识蒋介石反动集团发动内战的阴谋，克服和平麻痹思想，做好战胜困难，迎接战争的思想准备，提高战胜敌人，保卫边区的信心。在普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掀起了以防御战、阵地战、运动战为主的练兵热潮，还进一步加强了防御阵地的构筑和战备物资的储备，对边区的保安队和自卫军也开展了广泛深入的防特反特教育和军事技术训练。 　　 王世泰回忆录/王世泰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