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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无懈说民权

中共宁乡县委员会编

刘景范 　　一九三五年十月，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这时，我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迫害，正被关在瓦窑堡监狱里。这里已经挖好了一个很大的埋人坑，在这将遭惨杀的紧要关头，党中央派了代表团先到瓦窑堡，把我们放了出来。过了几天，周恩来同志找我谈话，派我到“三边”特委去工作，并嘱咐我临走前要和中央有关部门接头，取得联系。于是，我便到内务部见了谢老，他那时是内务部长。 　　初次见面，我对他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是很尊敬的，但也还感到有些拘束。谈着谈着，我的感觉就变了。他是那么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没有一点部长架子，对我非常的热情诚恳。我把想说的都说了，他对我也谈了许多有关开展工作的方法和步骤的意见。谢老建议我们，在新区首先要建立基层政权组织，在老区要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谢老还着重讲了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搞革命就是为了建立人民政权，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有了人民政权才能保障人民的权利，才能进行各方面的建设工作。同时，他又谈到如何做好拥军优属的工作。他说，我们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巩固部队，扩大红军，而做好拥军优属工作乃是一个关键。对于烈属和残废人员，由政府给予抚恤。对于红军家属要搞好代耕，由几个村组织起来，编成代耕队，替他们种地，保障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使他们的生活达到军人在家时的水平。要搞好“代牧”，对以放牧为主的地区，也要组织起来替军属放牛放羊。对于红军战士的婚姻家庭问题，应当认真保护，通过说服教育，解决存在的具体问题，以保证红军战士的情绪不受影响。我虽然是做军事工作的，但谢老的这些谈话对我们同样有指导作用。 　　到了一九三六年，中央机关迁到保安(今志丹县)。保安是中央直属县，我任该县工农政府主席，这就使我更有机会接近谢老了。我参加革命后，一直在部队，对地方工作完全是外行。多亏在谢老直接指导和帮助下，我才学了不少的东西，特别是在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有了改进。这个时期，主要开展了两项工作：一是搞县、乡政府的选举，二是征收公粮。谢老亲自帮助我们搞选举工作，给参加选举工作的干部作报告，讲选举的意义和方法。他说：“这个县是中央直属县，要搞成榜样，让全边区以至各解放区都照着做。”从前，这里都是间接选举，而这次要求进行直接选举。许多干部为此担心，怕群众文化落后，搞不成。然而，谢老却很有信心，他耐心地给干部做思想工作，帮助干部提高认识。我自己起初信心也不高，经过谢老的说服，增强了信心，于是决定先搞两个乡作试点。谢老身为中央的一个部长，却和大家一个样，住在农民家里，吃农民做的饭，适应农民的习惯。他和我一道来到了麻子沟乡，发动群众，进行宣传，开展工作，终于在这里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直接的、普遍的、无记名投票的选举，选出了群众自己最信任的人当代表。有些人虽然不会写字，但群众创造出一些好办法，或者请自己信赖的人写票，或者以“投豆子”的方式来行使神圣的权利，表达自己的意愿。由于真正实行了充分的民主，党动员了人民，发挥了他们的积极性。谢老随即又领着我们转移到柏叶沟乡、顺宁乡搞试点。这样做，使干部对直接选举端正了认识，取得了经验。从而在全县范围内得到顺利的推行，选出了县人民代表，正式成立了县工农政府。这便是陕甘宁边区第一个由人民群众直接选举产生的人民政府，它的诞生凝聚了谢老的心血，耗费了他的许多精力。对于我们，则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实践使我们体会到，谢老的论述是完全正确的。他说：“没有这样的民主形式，所讲的民主也是空的。因此，必须给人民选举的代表以充分的权力，管理政府和监督政府工作人员。” 　　谢老的工作作风很民主，很深入，这本身也是一个生动的教育。有几件看来挺平常的事，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晰。他同群众交谈总是把他们关心和要求解决的问题都问到。他说的湖南话，当地群众听不懂。他要我逐句给群众翻译，务使大家全部明白他的意思，打消顾虑，敢讲实话，敢道真情。凡能解决的问题一定帮助解决，不能解决的也要解释清楚。所以，群众有事都爱来找他。这个地区在旧社会很封建很落后，妇女没有一点自由。自从土地革命以后，人民解放了，妇女也解放了，冲破了封建束缚，要自由，特别是要求婚姻自由很强烈。但是，有些人不能正确地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往往找的对象一不合适，又要离婚。有个妇女已离了三次婚，而现在的两口子仍整天吵嘴打架，过不成日子。想再离婚，但又不敢提，因为按照王明路线的政策，再要离婚的话，不是判刑就是杀头。这个女的害怕了，找了乡主席，乡主席也不敢作主，于是来找谢老。谢老经过深入了解，知道他们真的是在一起生活不下去了，便亲自去说服男方，并同意其离婚。然后他又教育女方，只能离这一次婚了，一定要慎重找个合适对象，安心过日子。这样处理，男方满意，女方也很感激。还有一个青年女子，自己找了个对象，母亲不同意，这一对青年很苦恼。谢老得知后，去给那位母亲讲了自由结婚的好处，使老大娘开了窍，应允了女儿找的对象。谢老就这样关心群众的疾苦，既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又完全符合党的政策，因而赢得了根据地人民的爱戴。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谢老任秘书长，我任民政厅长。边区政府还设立了党团组织，由林老、谢老、高自立和我负责。林老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后，由谢老任党团书记。从此谢老和我的来往更为密切。党中央提出建立“三三制”政权后，谢老又任参议会副议长、议长。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中，谢老对于陕甘宁边区，对于我党我国的民主和法制的建设，有过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亲自主持下，我们制定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法》、《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组织条例》和《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从而健全了各级政权机构，实行了正常的民主制度。同时，还制定了《婚姻法》、《减租减息条例》、《征粮条例》和《税收条例》等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性的条例办法，保证了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全国的解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国的法制建设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为了健全“三三制”政体和改选县一级参议会，谢老写了两封信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在回信中说：县参议会的确宜改选，……一县一县的指导改选工作，造成真正的“三三制”。在另一封信中，毛泽东同志又说：关于参议会改为人民代表会议，我想对内对外都是会有好影响的，请你和其他同志商量一下……政治民主有其自己的内容，经济是其物质基础，而不就是政治民主的内容。文化是精神的东西，它有助于政治民主，也不就是政治的内容。遵照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导思想，谢老在贯彻中具体地提出：“在‘三三制’政权中，要避免过去党政会议不分，把政的会当作党的会，党的话拿到政上说的现象。”他还说：“实行‘三三制’尚灵活，党外人士感到有权……”事实的确如此，由于谢老非常重视和善于发挥各方面人士的作用，不少党外人士感到有职有权，敢说敢做，也为人民办了一些好事。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和参议会副议长的党外知名人士有李鼎铭、安文钦和常驻议员李丹生等。做好这些人的团结工作，对于巩固陕甘宁根据地和其他根据地，发展抗日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具有较大的政治影响。最初，这些人中有的只拥护抗日，不赞成土改和“二五减租”，甚至连实行《婚姻法》也不很同意。后来，经过谢老长时间的说服帮助，逐渐有所转变，有的把自己的全部家产都交给公家了。李丹生老人家是清朝的贡生，封建思想较浓厚，对于共产党和解放区一些事情看不惯，对于党员干部也不愿意接近。谢老便根据他的思想特点给予耐心的启发诱导，竟然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亲如一家，无所不谈。李丹生老人在将要逝世的时候，还把两个年幼的女儿交托给谢老抚养。这两个孩子象谢老的亲生女儿一样，在谢老的关怀下已经长大成人了。 　　按照《陕甘宁边区选举法》的规定，我们那时成立了选举委员会。谢老对那次选举极为重视。他在边区参议会的发言提纲中说：“各级参议会和政府机关，没有按期改选，群众中新涌现出的人才没有及时地选到政权机关中来……把人民大众切身的经济、文化等民主生活及保卫这些民主生活的事业与选举联系起来，使都明了选举出的人即是这些事业的执行者。”他还说：“必须把人民大众中涌现出的经济、文化、政治、军事各种事业的英雄模范工作者中有信仰、有能力的人物，选到政权机关中来。”他特别强调指出：“这将使人民大众管理政权走向自觉的积极的方向，这将使人民大众更能发挥其管理能力，这将使现在还存在政权中的某些缺点消除。”谢老对于人民管理政权的这些见解和主张，虽然是针对三、四十年前的情况说的，但其精神和原则对于我们当前建立和健全民主制度，还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谢老不仅对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对广大干部也是非常爱护和体贴的。他对于当地的干部，更是充分信任，主动团结，热情帮助，耐心教育，从来不打击人，不责怪人，不压制人，不给人发脾气。不论是老干部或青年干部，他总是平等相待，一视同仁地培养和使用。他不搞“一言堂”，始终坚持和提倡搞“群言堂”。他不但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而且尽可能地采纳别人的意见，使得和他在一起工作的同志心情舒畅，积极肯干。他有个什么想法或建议，总爱先找些同志个别谈谈，互相通个气，有所考虑和准备，以便广开言路，发扬民主，团结同志，共同把党的工作做好。 　　记得谢老曾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中央红军长征到甘肃以前，毛泽东同志曾几次动员他们这些老年人化装后离开队伍，到南方找组织安排工作，说不然就要拖死了!可是谁也不肯离开队伍。讲到这里，他激动地说：“没有陕甘、陕北根据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便没有立足之地；而没有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来到陕甘、陕北，这个根据地也就被‘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断送了!”是的，谢老和其他革命老前辈一样，对于陕甘宁根据地是爱得很深的。他为它的壮大作出过重大的贡献。他的不朽业绩，连同他的高贵品德和高尚风格，将永远铭记在革命老根据地人民的心中! 　　一九七九年七月 　　 怀念谢觉哉同志/中共宁乡县委员会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