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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陕甘根据地发展壮大的思考

张元生①

今天，在刘景范叔叔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来到我们许多人的出生地，座谈陕甘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非常高兴，也很难得。 　　三十年代，我们的父辈为创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披荆斩棘，为中央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八十年代，我们的父辈为维护这段历史的准确性和严肃性不屈不挠，中央下发了(1983)28号文件，这是一段他们永生难忘的经历，是一块他们永远眷恋的土地。在父辈的熏陶下，我们后辈对这里也充满了感情，对这段历史有了认识。 　　在父辈们的言谈中，在父辈们的回忆录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我们的父辈创建这块根据地是多么不容易啊!在陕甘边特殊的环境下，陕甘红军不但要和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地方民团、土匪战斗，还要和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斗争异常艰苦复杂。 　　在严酷的斗争形势下，陕西省委先后有3位省委书记被捕叛变。1933年8月，在省委书记袁岳栋叛变、省委组织部长贾托夫去上海中央汇报工作后，陕甘边根据地就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很久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但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在全党处在“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的时候，陕甘边根据地和红军一直在发展壮大。1934年这一年，陕甘边特委恢复，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建立。在不到一年时间，武装力量发展到2000多人，解放了1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拔掉了上百个敌人据点，摧毁了敌人的保甲制度。使西北根据地面积和人口比后来的陕甘宁边区还要大。 　　对这个成果的取得，我有三点体会和大家讨论。 　　一、陕甘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是因为有一个革命的群体。 　　这个群体的大多数人对这段经历，都有个人回忆录、传记或文章，在这里即使简要论述每一个人对革命所作出的功绩也是不可能的，我只举出两个实例——七大代表人数和建国后他们的职务来说明，党和人民对他们所作贡献给予的信任和荣誉。 　　在陕甘根据地成立75周年研讨会上，中央党研室李蓉研究员说：“陕甘革命根据地培养了大批党的高级干部，除刘志丹、谢子长(我认为应该还有杨琪、杨森、李妙斋、王泰吉等)英年早逝外，许多人成为党政军的高级干部或党和国家的领导人。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陕甘宁边区代表团的144名代表中，有50多人在陕甘根据地工作过，加上作为外地的代表共计有60多人，约占755名七大代表总数的8％，他们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员雷颐在对《我的八十五——从西北到东北》一书所作的书评中写道：“由于历史形成的‘中央救了陕北，也是陕北救了中央’，这批从‘老陕北’出来的干部在1954年‘高岗事件’前，都曾举足轻重。” 　　以下仅是我了解的、主要在陕甘边工作过的部分前辈，在1954年前的任职情况(军衔是1955年的)，不一定全面。 　　高 岗 国家副主席、东北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 　　高景纯 中共新疆分局第一副书记 　　习仲勋 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 　　贾托夫 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张秀山 中共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兼东北军区副政委 　　张邦英 中共新疆分局第三书记兼军区政治部主任 　　张 策 国务院副秘书长、交通部副部长 　　张仲良 青海人民政府主席、青海军区司令员 　　张文舟 装甲兵副司令兼参谋长、装甲兵学院院长少将 　　刘景范 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党组书记 　　刘懋功 空军第四航校政委少将 　　马文瑞 中共西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马锡五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王世泰 甘肃省政府副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党委书记 　　王子宜 内务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 　　王兆相 解放军后勤学院指挥系主任少将 　　汪 峰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副主任 　　蔡子伟 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农业部副部长 　　曹力如 新疆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 　　黄罗斌 中共宁夏省委副书记、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 　　赵伯平 中共西北局宣传部部长、西安市政协主席 　　赵启民 中南军区海军(后南海舰队)司令兼政委中将 　　吴岱峰 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最高人民检察署西北分署检察长 　　郭宝珊 青海军区副司令员少将 　　黄子祥 陕西省政协副主席 　　白栋材 中共江西省委第三副书记 　　白如冰 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白炳烯 甘肃省劳动局局长 　　白 坚 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兼天津市副市长 　　霍维德 中共甘肃省委第二书记 　　陈国栋 陕西省军区参谋长、陕西省农林厅副厅长 　　崔田夫 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李生华 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李景林 中共宁夏省委书记、宁夏第二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主席 　　朱子休 中南军区工程兵部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二、陕甘根据地的创建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和陕甘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结果。 　　陕甘和陕北有许多不同，陕甘面积虽大，但人口却不到陕北的十分之一，而“柳拐子” (当地对患地方病而腿部畸形的人的俗称)就占了人口的十分之一，有些农民靠种大烟为生，没有文化，没有党和群众基础。 　　在1942年西北高干会议上，张秀山说：我们说红26军的路线是马列主义的正确路线。以当时的情况看，虽然他们那时候并不是精通马列主义，熟悉辩证法的人，可是他们的思想方法是从客观实际来的。他们根据党的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创造红军、创造苏维埃的总的任务，在陕甘边区的社会情况下，怎样把实际事情办好。必须先建立武装，再搞政权和群众工作，再建立地方党。在长期的战斗中，在胜仗和败仗中，我们懂得了武装和农民结合的道理、什么是游击战争、什么是游击战术、什么是游击根据地、根据地应该建在哪里，懂得了一些政策。 　　就是说，红26军的正确路线是从地下生长起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从长期斗争中摸索出来的，是从自我批评和细心检讨中发展起来的。每一次战斗之后，不管是胜利或失败，都要检讨自己的工作，取得经验。 　　1、根据地的选择和建立 　　照金根据地。开始红军不大懂得根据地建在哪里。 　　在陕甘游击队摸索过，1932年陕西省领导要把寺村塬建立成根据地，敌人来了、游击队一走，什么也没有了。以后李艮在五顷塬子分配土地，计划20天就分完，建立五顷塬根据地。结果敌人来了，一打我们就跑了，李艮的五顷塬子根据地也没建立起来。 　　在红26军南下摸索过，杜衡坚持创建渭华根据地，导致刚刚建立的红2团在终南山区全军覆没。 　　三原武字区是在平原上几十里大的一个小根据地，我们游击队晚上行动，白天躲在地窨子里，上面盖了茅草，假使敌人来了，把草掀开，怎么办?     　　直到从三原苏区的失败中，红26军由三原到耀县，到淳化上了个大山，这样就从武字苏区到了照金，把红军的力量保存住了。红军懂得了根据地必须建在远离敌人的山里。 　　南梁根据地。后来照金根据地也失败了，因为敌人来围剿，我们的力量还小，不能死守，敌人占据了薛家寨，在总结照金根据地失守的教训中，红军认识到，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照金靠近咸榆公路，接近敌人的中心城市，加之地区窄小，回旋余地受到限制，不利于根据地的发展扩大。南梁地区具有建立根据地的优势：一是南梁地区位于桥山山脉中段，桥山山脉北起盐池、定边、南至照金根据地，连接陕、甘、宁的十余个县，山大沟深，林木茂密，地形复杂，交通阻塞，便于我军迂回作战；二是南梁地处陕甘两省交界处，敌人统治力量薄弱；三是南梁地区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这里的老百姓多是外地逃来的难民，深受封建军阀剥削压迫之害，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和革命要求，刘志丹等同志也在这里闹过革命，共产党在这一带有一定影响。陕甘红军决定在南梁建立根据地。 　　南梁根据地一直保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在全国革命根据地中是极少有的。 　　建立三个根据地。在红26军42师创建之初，薛家寨失守以前，红军是普遍的开展游击战争，不是抓住三个根据地这样的中心来发展。在薛家寨根据地失守以后。刘志丹、高岗、张秀山在一起研究根据地建立的问题，张秀山说：“兔子有三个窝。兔子为什么要三个窝?因为在一个窝里住长了、经常住，就容易被人或者别的走兽捉住它。所以，红军一个根据地就吃不开。我们要经常调个窝，调换着住，这样才能够存在。红42师要以‘狡兔三窟’的原则建设根据地。”红26军决定以南梁为中心，创造三个根据地，确定陕北第一路游击队、陕甘边第二路游击队、关中第三路游击队各创造一个根据地。42师在三个根据地中，哪里好打仗就在哪里住，帮助三个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将三个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实践证明，这种建立根据地的摸索是完全正确的。 　　2、对政策的认识 　　在长期战争中，陕甘根据地和红26军的领导懂得了一些政策。比如： 　　对土匪的政策。陕甘苏区长期有相当数量的土匪，如果我们没有采取正确的政策对待土匪，争取土匪，利用土匪，红26军坚持下去就很难。虽然土匪坏，但他们还有一二分革命性。他们受国民党的统治，豪绅地主的进攻，我们是可以利用的。但是，土匪和革命游击队还有本质上的区别，当土匪成分动摇，不能与我们合作的时候则消灭掉。 　　对于民团的处理是区别对待。陕甘边许多地方都有民团，凡是与我军为敌对抗的，反动顽固的，我们的政策是坚决消灭之。但开始因为我们的力量小，打不了他们，也消灭不了他们，只能等待群众发动起来了，我们的武装力量壮大了，再坚决消灭。对其他民团，红军出了很大劲，让他们与我们友好或保持中立。比如，1933年1月，红26军派李妙斋与盘踞在庙湾的夏玉山民团谈判。双方约定：两家继续交朋友，互不侵犯，互通情报，互行方便。我军送大烟土给他，从他那里买枪支弹药和物质。这就是统战关系。 　　对贫苦出身、被迫投身绿林的黄龙山“山大王”郭宝珊进行争取，1934年10月，郭率部起义参加红军，后加入共产党。解放后，任青海军区副司令员。 　　当时陕甘红军虽然不懂得什么统一战线，但是懂得拉一拉他们，对革命有利。只要对革命好，我们就做；对革命不好，我们就不做。发展和壮大红军是根本目的。 　　这种实事求是的政策，使红26军团结了大多数人，从弱小到强大，很快发展起来。 　　3、不按客观实际，不实事求是就要失败。 　　1932年12月，根据党中央、陕西省委的决定，陕甘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42师第2团。全团共有200多人。虽然人数不算多，但队伍的质量都很好。 　　根据陕西省委决定开辟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任务，红26军红2团在这里展开斗争。为开辟革命根据地创造条件，首战选择了盘踞于焦家坪的民团。根据刘志丹提出的声东击西战术，一举捣毁了敌人的老窝，俘虏敌人60多名，缴获枪60余支。大大鼓舞了我军的士气，当地民众无不拍手称快。接着红军和游击队经过20多天辗转游击作战，又取得了一定战果，贫苦农民纷纷争着加入红军，部队扩大了，红2团又组建了步兵二连。 　　红军的初步胜利，冲昏了杜衡(陕西省委书记、红26军政委兼红2团政委)的头脑，他不顾客观条件是否许可，1933年1月17日硬逼着红2团去攻打庙湾镇的民团。     　　庙湾镇是土匪夏玉山占据的地方。在部队攻打焦家坪时，红2团曾派李妙斋到庙湾镇与夏玉山联络，争取他能保持中立。红军也了解庙湾镇民团的实力比较强，团丁多是惯匪，民团的炮楼上垒了许多枪眼，在窑洞的土墙上挖了许多洞，工事坚固，地形险要，宜守不宜攻。而我军当时力量很弱，又没有重武器，不易攻打。但是，杜衡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一意孤行。致使庙湾战斗部队损失很大，连长、指导员以下伤亡30余人，红2团受到很大挫折。而且破坏了和夏玉山的约定，致使夏玉山参加了国民党军对照金革命根据地的进攻。 　　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组织措施——陕甘边特委“七月决议”是陕甘根据地发展的保障。 　　1934年初，南梁根据地已初具规模，急需加强党的领导。 　　1934年5月28日，红42师领导和特委委员在南梁寨子湾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恢复和加强陕甘边特委工作。选举张秀山为特委书记，委员有：刘志丹、张秀山、高岗、习仲勋、张邦英、张策、惠子俊、蔡子伟等。张邦英任组织部长，张策负责陕甘边西区工作，马文瑞被派到陕甘边东区工作。 　　1934年7月中旬，张秀山和刘志丹、高岗、习仲勋、杨森、张邦英等一起分析了斗争形势，在深刻总结陕甘根据地的发展和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写出特委下一步的工作任务，并“要求全党同志必须深入到支部作彻底的讨论，百分之百的去执行，并把执行的程序告知特委”。这就是《陕甘边特委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即“七月决议”)。1941年延安整风时，这个文件被收入到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六大以来》(上)一书中。是延安整风的重要学习文件。 　　“七月决议”分析了全国和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基本形式，“在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投降帝国主义的条件下，引起了民族战争的开展与红军运动的普遍扩大，从而动摇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在这样的形势下，加强了我们创造陕甘新苏区的任务。” 　　“七月决议”首先指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错误，即： 　　“党的领导太薄弱。一切的工作远远地落在客观形势的后面，党的组织除了各部队所有的支部外，在地方党，仅仅只有华池苏区内3个不健全的支部，三、淳、耀的党，自照金苏区失败后，边特委倒台，直到现在还是塌台的现象，甚至边特委还是在最近才恢复的。同时，部队中的党，在这个期间的领导，仍然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主要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脱离群众与党内斗争的不深入，没有把许多消极怠工、机会主义者与官僚主义者从党的正确路线上肃清出去，党简直做群众的尾巴和空架子，不起核心作用。对游击队的领导是脱离群众的土匪路线(如合水游击队)，而不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组织，只是招兵买马式的组织游击队。由这些错误，形成了西北革命运动向前发展的最大障碍。” 　　早在苏联建党初期，列宁针对社会民主党的敌人一见到党开展自我批评时就幸灾乐祸、洋洋得意，指出，“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是不怕揭露自己的错误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经久经战斗，决不会为这种刺激所惊扰，他们将不理会这些，而继续进行自我批评，无情地揭露自己的缺点，这些缺点是一定会、必然会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而被克服的。” 　　对待错误，两种思想方法会做出的两种不同的行动。 　　“左”倾机会主义者根据陕甘边特委和红26军对自身工作的多次检讨，为他们扣上了五顶大帽子，并作为肃反的依据。 　　陕甘边特委根据对工作的检讨，对边区党的任务提出了9个方面的工作，即党的工作、政权问题、扩大巩固部队、开展游击运动、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群众工作、肃清右派、深入党内斗争。 　　l、提出党的建设任务。 　　“加强以华池苏区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的领导，在最短期内健全各级党组。” “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吸收最勇敢的、最坚决的、最忠实的雇农、贫农分子大批入党。地方党的支部，必须十倍扩大党的组织，部队内的党必须发展一倍党员。” 　　“特委成立一个训练班，提拔最有认识的农民同志以及各连队派两个最好的同志受训练。各部队也尽可能的成立短期训练班，以培养干部，并在实际工作中深刻指示领导方法，以锻炼干部。     　　“一切领导须深入下基层，倾听群众的意见，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严密党的组织，使党真正成为苏区的核心、群众的核心。” 　　2、提出政权建设的目标任务。     　　“创造中心苏区，转变临时政权”。“颁布一切法令，规定施政方针，以巩固苏区。对于农联会，赤卫队、少先队、雇工队、贫农团等群众组织，也须颁布条例与简章。扩大政治保卫队，最近必须发展成为五个保卫分队，担任警戒苏区，并宣布戒严令。在这样巩固苏区的过程中，分配土地，统计人口、宣布苏维埃政府的选举法，务必于十月革命纪念日正式成立苏维埃政权，即以此华池苏区为陕甘边的中心苏区，向四外开展”。 　　11月7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通过了关于政权、军事、土地、财政、粮食等决议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标志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确立，这是陕甘边乃至西北革命斗争的里程碑。 　　“恢复照金苏区，打通陕北苏区——我们建议四十二师要以最大的力量，帮助3路游击队恢复照金苏区，帮助陕甘游击队完成创造新苏区的任务。更要四十二师、各路游击队配合地方党的力量，把陕北苏区照金苏区打通(即是由三原的武字区起一直到绥远的边境止)，彻底解除国民党、豪绅、地主的反动武装与肃清一切的反革命分子。许多苏区打成一片。” 　　1935年5月，玉家湾会议确定了西北红军的作战方针，在刘志丹的指挥下，红军粉碎了国民党七个师，32个团，共六万余兵力的进攻，歼敌正规军两千余人，民团五千余人，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主力发展到五千余人，地方游击队四千余人，又解放了六座县城，苏区扩大到三十多个县(比1942年陕甘宁边区还大)，陕甘和陕北两个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3、提出红军建设的思路——扩大与巩固部队。 　　《决议》提出“责成二、三路游击队于两个月内完成一团铁的红军的任务。” 　　陕甘边特委和红26军党委于9月19日，以第三路游击队为基础成立42师第l团，团长陈国栋，政委张仲良，下辖两个连。10月10日，以第二路游击队为基础，成立红42师第2团，团长刘景范，政委胡彦英，下辖三个连，超额完成了《决议》组建红军的任务。 　　至此，红42师已拥有五个团的建制，包括郭宝珊率领的抗日义勇军，兵力近千人，游击队发展到1500余人。根据地以南梁为中心，周围形成了东、西、南三个比较稳定、相互支持的战略区，为西北革命的发展创造了有利局面。 　　这里，我要提到的是，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在收到郭洪涛的报告和谢子长的信之前，1935年9月15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在给陕北特委的指示中，对红26军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陕甘边红二十六军亦获得新的胜利，正在乘胜发展”，“陕甘边红二十六军的新胜利，今后或是与陕北游击队相互呼应，或是与陕北游击队打成一片，都是对于陕北革命斗争的开展一个极大的推动力量。” 　　《决议》“建议四十二师帮助陕北游击队完成一师红军的任务”。 　　8月，闫家洼子会议后，红26军派出红3团北上，支援陕北游击队的反围剿斗争。红3团配合陕北游击队三战三捷，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 　　郭洪涛后来也说：会议“决定826军42师北上，同陕北游击队一起活动，……对于粉碎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不采取这一果断的战略措施，仅依靠陕北的武装力量去粉碎敌人的‘围剿’，确实是有困难的”。 　　8月，陕北红军决定将陕北游击队一、二、三团扩建为陕北红军一、二、三团，贺晋年为一团团长，王世泰代表红26军红三团表示祝贺。1935年1月，红27军84师成立，师长杨琪，政委张达志。完成了《决议》提出的，陕北建立一师红军的任务。 　　《决议》指出“扩大红军的关键是巩固部队，训练大批军政干部。巩固部队的办法除了加强党的领导外，最主要的是加紧教育训练，组织列宁室、识字班、政治研究会、开设军事政治学校等，以提高战士的政治水平。这一任务，在目前扩大部队开展游击运动的过程中最为迫切。” 　　1935年7月，中共西北工委成立了陕甘宁晋军政干部学校，吴岱峰任校长，张秀山兼政委。学校为西北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培训了大批军政干部。 　　4、提出深入开展土地革命 　　《决议》指出，“实行土地革命是我们目前最迫切的任务，除了分配苏区内的土地以外，必须向四周围去开展，在各游击队区域内，群众斗争高涨的地方，立即开始分配土地。” 　　随即五保川、百宝川、平子原等地开始了分配土地。 　　5、提出开展民族革命战争 　　《决议》要求，“在发动群众日常的抗粮、抗租、抗债、抗捐、抗款、分粮，杀豪绅地主、催款委员的过程中，必须联系到反帝斗争，如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四省事件，在广大劳苦群众面前作广泛的宣传与鼓动，以引起群众的反对与仇恨。在这个基础上组织义勇军、反帝同盟军等，开展民族革命战争。” 　　这比1935年8月1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还早一年。 　　6、提出组织群众、武装群众、领导群众的工作 　　《决议》指出，“对群众工作，再不能有丝毫的忽视了，各部队转变的关键也在这里。” 　　“今后对边区的手工业者要特别注意，如修械的工人和乡间的木匠、铁匠等，组织工会，发动他们的日常斗争，并且要把他们训练成党的干部”。 　　“要在深刻的宣传鼓动的过程中组织农民联合会，并且要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特别要组织雇农工会和贫农团以及儿童团，要了解儿童是将来革命战线上的主要分子，必须以最大的努力去实现这一工作；同时要组织妇女联合会，对妇女群众作深刻的宣传鼓动，以组织拥护红军的洗衣队、慰劳队、缝衣队。” 　　“必须动员群众自动的打梭标、大刀、买土枪或集股买快枪，并且要鼓起他们的勇气，夺取敌人的武装，武装自己。” 　　“抓住群众的迫切要求，发动日常斗争。”“注意各地都有它的特殊情形。” 　　“七月决议”的制定，标志着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党和红军，在创建陕甘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在胜利和失败中，在经验和教训中，在政治上进一步成熟起来了。 　　这是一批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革命者，他们胸怀坦荡，有着西北人的豪放和忠厚，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导下，制定出实事求是的工作目标，并付诸了实际，使陕甘根据地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一块红色苏区，为中央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并成为北上抗日的出发点，这绝不是偶然的。 　　2010年9月19日于延安大学 　　①张元生：张秀山之女。 　　 纪念刘景范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资料汇编/刘米拉汇编.—北京：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