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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鼎铭先生研究现状与展望

李忠全

各位领导、各位代表：今天在米脂县召开这次学术研讨会，很有意义，会议开得很好，首先，我代表李鼎铭研究专业委员会和陕西省社科院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中心向承办会议的米脂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的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衷心地感谢!     　　一、为什么要召开“李鼎铭哲学思想”专题研讨会             　　一是为了纪念李鼎铭先生逝世55周年。说到纪念李鼎老，我认为，对于他的研究起步较晚，在他去世后，当时正处于紧张的战争年代，只能一切从简。在李鼎铭先生逝世10周年时，正遇全党反右派斗争，由于我党当时在统战工作上犯了“左”的错误，把一批有识之士的党外民主人士打成右派，自然对纪念李鼎铭先生就会受到影响。仅我所知，在当时全省范围内没有搞什么纪念活动。而在1958年，国家内务部给周总理呈送了《关于移葬原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情况报告》，修建陵园于1959年动工，1960年秋建成， 1960年12月11日，在李鼎铭先生逝世13周年纪念日举行了安葬仪式，毛泽东、周恩来等送了花圈，这可以说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是对李鼎铭老先生的第一次隆重纪念。在李鼎铭先生逝世20周年、30周年的1967年和1977年，更是无法举行了。只有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纪念李鼎铭先生的活动才又重新进行。我简单回顾一下，有这么些内容： 　　(1)1987年12月10日，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原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所联合有关单位发起纪念李鼎铭先生逝世40周年座谈会，会后有综述，以当时担任省委书记张勃兴同志名义在《陕西日报》上发表了纪念文章。这一年榆林地委、延安地委和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门都分别召开了纪念大会。会后于1988年10月，由中共延安地委统战部和延安革命纪念馆合编了《李鼎铭研究资料选》，陕西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反映了这次全省范围内纪念活动的论文与资料。 　　(2)1991年9月，为纪念李鼎铭先生诞辰110周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公开出版了熊宇良、李敬谦、李哲等同志编写的《李鼎铭——文集·纪念·传略》一书。 　　(3)1997年9月，在纪念李鼎铭先生逝世50周年之际，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公开出版了李鼎铭先生所著《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一书，并分别在北京、米脂县举行该书出版座谈会。 　　(4)1999年12月9日，陕西省政协在西安为纪念李鼎铭诞辰118周年和逝世52周年，举行了常银山等撰写的《爱国典范李鼎铭》一书出版座谈会。     　　(5)2001年8月，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联合在延安举行《纪念李鼎铭先生就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60周年》学术研讨会，同年12月11日在西安为纪念李鼎铭先生诞辰120周年又举行了《李鼎铭与陕甘宁边区》一书出版座谈会。 　　此外，1982年，求实出版社还出版了《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资料选编)》一书，实际上也是研究和宣传李鼎铭丰功伟绩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是为了实现李鼎铭先生生前所寄于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遗愿。大家都清楚，《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是李鼎铭先生1943年写成的。据李鼎铭先生的一位孙子说：大约1943年10月，老人家得重病，自己感到不行了，于是将全家人召集一起交待后事，他当时只有13岁也参加了，其中交待的头一件事就是，他刚写就并在边区政府机关内部油印供大家学习、研究的这篇文章没有公开发表而感到莫大的遗憾，故嘱咐家人他死后无论如何要争取公开发表，这说明这篇文章在他心目中占有多么大的分量。后来在李鼎铭先生逝世后，写祭文时，子女们曾谈到先父一生遗憾之事有三，其中就有李老先生所著《人道哲学观》(即《概论》)未能付印，由次子力果呈请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后出版。但由于种种原因，直至在老先生逝世50周年时才公开问世，并分别在北京、米脂召开了该书出版座谈会，这可以说是实现了他的一个心愿。我还要指出的是：李鼎铭先生当年在文章中明确指出：“掘发整理并发扬中国古代真正哲学与民族传统的责任，应当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唯物论家和社会主义者的责任，即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是能够勇敢担负起以至出色完成这个历史责任的，因为我认为中国古代的这种唯物哲学体系与马列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一脉相通和血肉相关的。我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古代真正哲学和民族传统的唯一继承者，它是有能力完成这一任务而且必须要完成它”(该书20— 21页)。这是李鼎铭先生向中国共产党及其所有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的希望，也是他发自内心的对党的一片深情和无限信任。所以，该书是出版了，座谈会也召开了，但还没有专门为此举行过深入的理论研讨。为此目的，我们提议组织了这次研讨会，尽上我们的责任，以了却李鼎铭先生生前的希望。 　　三是作为全省性的李鼎铭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起来一年时间，还没有进行其他活动，组织这样的专题研讨会也是理所当然的。   　　二、关于对《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的研讨概况   　　早在该书公开出版发行之前，已有不少文章作了探讨和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和看法。北京和米脂两次出版座谈会上对该文的重要意义又作了论述；在此之前出版的论著中也有专门介绍该文写作过程以及基本内容的文章；延安会议上可以说有了升华，我们组编的《李鼎铭与陕甘宁边区》一书中，有人大胆提出李鼎铭的哲学方法论即织布论或经纬论，也就是经线纬线理论；还有不少论文对该著作给予高度评价，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李鼎铭反对将中国古代哲学及古老的民族传统文化说成是封建社会的腐朽产物，认为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做法是错误的。所以他提出了把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作为一个解决中国民族和社会发展方向的问题来看待。可惜当初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以至“左”的思潮泛滥。(2)李鼎铭不但提出如何正确看待传统文化的问题，而且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指导方针，就是同情与批判并重。他认为中国的历史传统有两个根本不同的体系：一个是平等自由群众观点的传统，另一个是专制独裁大汉族主义的传统；对前者应当继承发扬，对后者应该彻底清除。依据此判断，他说“我们要善于纳其良而去其莠，纳其真而去其伪，纳其有用者而去其无用废物，纳其适合古代又适合现在者，而去其虽适合古代但不适用于现代者”。这便恰当地处理了同情与批判的关系、批判与继承的关系、精华与糟粕的关系，至今仍有新意。(3)李鼎铭主张传统与现代的对接。他认为中国传统哲学虽有自己的优长，但仍需提升到现代哲学理论思维的高度。照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并不矛盾，二者完全可以兼容。因此，他主张首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然后中国才能马列主义化。所以，他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试图从这一观点出发挖掘提炼中国哲学的精华，实现二者之间的对接。 　　总之，李鼎铭第一次提出“古老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概念，认为中国古代的朴素辩证唯物主义提升到现代辩证唯物主义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他对中国古代哲学范畴的理解，并不拘泥于旧观念，而是努力予以现代诠释，赋予其新含义。例如，他把古代的民本思想升华到群众路线的高度；把儒家的孝道观念赋予爱国主义的内涵。他这样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处理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思维经验，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这次研讨会开得很好，很成功，县委、县政府、人大、政协领导全力以赴，为我们提供了方便和条件。这次会议有北京、内蒙、西安、榆林的代表，有人民日报、科技日报的记者、编辑，有老同志、年轻同志，有专家学者，有统战、政协部门的代表，有医药卫生界的名人，以及家乡党政领导及亲属代表四十余人出席，市政协张芳副主席、米脂县委甄达梅书记到会讲话，增加了会议的色彩。不少学者的发言都有特点：1.把李先生的与时俱新和三代中央领导与时俱进的论述结合起来；2.把李先生的哲学思想中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与三个代表结合起来；3.把李先生的哲学思想与他的优秀品德联系起来；4.把李先生的哲学思想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际联系起来；5.对李先生的哲学思想产生、发展作了深入的探讨。 　　三、对李鼎铭研究的设想和建议 　　对于李鼎铭先生的研究，由于客观的种种原因，在他逝世后几十年来处于停滞状态。近年来进展还是比较快，已经出版了好几本专著及研究资料，对于李鼎铭先生功绩的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拓宽。从上述纪念、研讨活动中可以看到，现在不只是停留在精兵简政一个方面，就其这一点上也有了新的说法和新的观点，提出了李鼎铭的精兵简政思想。同时还提出了李鼎铭的经济思想与实践，李鼎铭的哲学思想，李鼎铭的教育思想及医药卫生思想等等。我们今后如何深入开展对李鼎铭先生的研究呢?我认为：对于这样一位著名党外人士，在研究他个人的功绩时，要紧密结合中共中央的重大政策，要为现实服务。正如有人提出的，应该深入研究李鼎铭先生的内涵，他之所以能顺应历史的潮流，最主要的是他能为广大群众排忧解难，为人民利益着想，因而他是中华民族的骄子，这是很对的。但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他一生不仅为民众，而且为国家为民族利益而奉献自己的力量，所以毛泽东多次表扬他。我在《毛泽东与李鼎铭》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观点，我觉得要使得研究李鼎铭能为现实服务，必须将李鼎铭的研究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在文章中提出：党与党外人士合作的政策为李鼎铭先生进入边区政权创造了先决条件。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没有党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理论和政策，李鼎铭先生的作用是发挥不出来的。 　　关于党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理论政策，已经有了许多论述，但问题是如何坚持贯彻和执行，这就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大家知道，党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理论和政策是在延安时期提出并形成的。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强调指出：“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关于如何实行合作，毛泽东在演说中作了详细论述。这里我再向大家提供一个新史料：毛泽东 1941年11月21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闭幕典礼上有一段精彩忠告。他说：“开了15天会，闭幕了，大家热心，开的好，我觉得很好。总结起来有两大成功，第一暴露了我们许多东西，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第二这是个很大的学习，使共产党员向党外人士学习……”。他强调：“党就是要集中人民意见，加以系统化，坚持下去。哪一天不去集中人民意见，不听取人民意见，即无意见，便要腐化，便要没有前途”。所以，他又说：“今后要切实做到上下一致，言行一致”。他还提出：“党外人士有批评自由，有写信、登报的权利，讲的不对也要讲，否则就不叫自由”(见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4日)。从上述讲话中，我们要真正领会怎样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精神，要永远坚持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原则。那么，在实际贯彻执行中为什么会变化?这就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我们研究李鼎铭不是单纯地来研究他个人，而是通过这个典型人物，一方面弘扬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形成的这个好政策，另一个方面也宣传李鼎铭先生是党外人士执行这个政策的典范。这是一个不成熟的看法，供大家参考。具体地说，研究些什么问题?李鼎铭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时有个计划，陕甘宁研究通讯上已登出来了。 　　对于今后的工作，我提出以下建议，供讨论参考： 　　(1)首先组编有关老同志回忆李鼎铭的一本史料书。 　　(2)明年在适当的时候，可在西安召开一次李鼎铭医药卫生思想学术座谈会。 　　(3)适当时间开展“蒙古历史教科书”一书研讨会。 　　(4)筹办好米脂李鼎铭先生纪念室和鼎铭小学展览室。 　　(5)组编李鼎铭先生文集。 　　(6)出版李鼎铭先生传。 　　(作者：陕西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李鼎铭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 　　 李鼎铭哲学思想研究/郭林 曹丕宏主编.—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