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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哲学智慧的升华——读李鼎铭著《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

宋志明

李鼎铭先生在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期间，利用工作之余从事中国哲学研究，写出著作多种，可惜大都毁于兵火，仅有一部《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付梓传世。这部著作虽然文字不多，却凝结着李鼎铭先生一生的研究心得。其实，李先生的哲学思想主要不是体现在有限的文字中，而是体现在他的人生实践中。从《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一书可以看出，李先生关于中国古代的哲学智慧确有独到的见解，并且敢于把自己与众不同的见解大胆地发表出来，今天读起来仍有新鲜感，仍有思想震撼力，仍能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一、学风的转变 　　在五四时期，曾流行“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借以表示人们对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愤慨。那时提出这样的口号有其历史合理性，对于掀起反封建的思想文化运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毋庸讳言，它的历史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只是人们长期以来受封建主义压抑心态的宣泄，并不能成为一种指导性的文化方针。随着历史的推移，它的负面作用日益显露出来，于是，在思想文化界弥漫着一股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风气。胡适曾把中国文化说得一无是处，在他们眼里，中国人“百事不如人”，甚至称得上“九分像鬼，一分像人，不上进的民族”。类似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倾向在陕甘宁边区有所表现，一些人讲话、写文章言必称希腊，而对祖国几千年来的文化遗产却投以鄙视的目光，满口马列语句，却带着一股令人讨厌的教条腔调，毛泽东讥笑这些人讲的是“洋八股”、“党八股”。 　　李先生显然已发现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思想危害。正是针对这种偏激心态和不良学风，才写出《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论》。该书一针见血地指出，那种“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及古老的民族传统都是封建社会的腐朽产物，而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这也是极端不妥当的态度和做法。”(见该书第2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版。)他反对不加分析地把中国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主义文化，认为打着反对封建主义的旗号而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他提出了如何正确看待传统文化价值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并且把这一问题提到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高度来认识。他在书中强调说：“我提出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这一问题，不仅是当作一个学术问题而提出的，而且是作为一个解决中国民族和社会发展方向的命题提出来的。”(第23页)可惜，李先生的这种看法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建国以后虚无主义之风越吹越盛，助长了“左”的思潮，以至于演成“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悲剧。倘若在50多年前李先生的观点能够得到人们广泛的认同，是否可以避免这场浩劫呢?诚然，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但历史的教训却是应该总结和记取的。我们今天读李先生的书，不能不有感于他的先见之明。 　　二、同情与批判并重 　　李先生不但提出如何正确看待传统文化的问题，而且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指导方针，这个方针就是同情与批判并重。 　　要想继承和发扬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必须对其抱有尊重、同情的态度，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所谓继承和发扬云云，都不过是一句空话，对于这一点，李先生看得十分清楚。针对一些人全盘否定传统文化、鄙视传统、菲薄固有的偏激心态，李先生旗帜鲜明地肯定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他说：“中国的精深哲理与民族传统中含蓄一种伟大不拔的巨力。我民族得之于此种精深哲理与真正传统则必兴，失之则必亡，因此倡明与继承中国精深哲学与民族传统之一事，足与今日抗日战争并重，民族灭亡系于此，民族解放亦系于此。”(第22页)那么，什么是中国哲学的精髓和民族精华呢?李先生将此概括为“平等自由群众观点的传统”。他引证了《尚书》《易经》《孝经》《礼运》《道德经》《庄子》等古代文化典籍中的大量思想材料，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从此看来二千年前，我们祖先的传统，一贯都是平等自由和群众观点。”(第16页) 　　李先生肯定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绝不是提倡复古倒退。他既承认中国哲学有一个优良传统，也承认确实存在着一个不良传统，这个传统就是“专制独裁大汉族主义的传统”。对于前者，我们应该继承发扬；对于后者，我们应该彻底清除。基于这样的判断，李先生提出正确对待传统的方针：“我们必须善于分辨良莠，尚论古哲必须抱客观态度与批判精神，从当时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辨其真伪。我们要善于纳其良而去其莠，纳其真而去其伪，纳其有用者而去其无用废物，纳其适合古代又适合现在者，而去其虽适合古代但不适用于现在者。”(第22页) 　　李先生提出的方针应当说是全面的、正确的。他恰当地处理了同情与批判的关系、精华与糟粕的关系、弘扬与清理的关系，至今读来仍觉有新意。在讲到传统的时候，有些人常常会把“批判地继承”作为口头禅挂在嘴边，而实际上却忽略了“同情与尊重”这个前提。长期以来，我们在使用“批判”这个术语的时候，实际上早已偏离了它的原义，而把它等同于“斗倒斗臭”，这势必导致对批判对象缺乏应有的同情与尊重。所以，只讲“批判地继承”这是不够的，还应当像李先生那样，加上一句“客观态度”。他所说的“客观态度”包含着同情和尊重的态度的意思在里边，这是我们在提炼传统哲学的精华、摒弃其中的糟粕时应当遵循的正确原则。 　　三、传统与现代的对接 　　李先生尊重传统，但并不拘泥于传统。他注意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问题，并为解决这个问题作了一些初步的探索。 　　李先生认为，中国传统哲学虽然有自己的优点，但仍需提升到现代哲学理论思维的高度。他心目中的现代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照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并不矛盾，二者完全可以兼容。他说：“我认为西欧哲学的最高结晶是唯物论，是马列主义，而中国哲学的最高结晶亦是唯物论体系，二者不但没有矛盾而且是完全统一的。”(第24页)从这种观点出发，他主张首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然后中国才能马列主义化。这一主张实质就是“以中国哲学的唯物体系来介绍马列主义，乃是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马列主义通过中国民族形式而得到真正实现的惟一武器”。(第24页)李先生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因为这样处理二者的关系，一方面可以消除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陌生感，增加亲切感，另一方面也突出中国哲学必须提升到现代哲学理论思维高度的迫切性。 　　李先生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试图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上挖掘、提炼中国哲学中的精华，从而实现二者之间的对接。他率先提出“古老朴素的辩证的唯物主义思想”的概念，强调从中国朴素唯物主义进展到现代辩证唯物主义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李先生对中国古代哲学范畴的理解，并不拘于旧有观念，而是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来诠释，赋予其新的涵义。例如，他把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升华到群众路线的高度；在儒家的孝道观念中注入爱国主义的新内容。他所理解的中国哲学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力图把中国哲学智慧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李先生这样处理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为我们提供的宝贵的理论思维经验，今天仍有指导意义。长期以来，我们的哲学理论工作者由于分工过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熟悉中国哲学，而研究中国哲学的也不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严重地存在着“两张皮”的现象。我们读了李先生的这本哲学著作之后，难道不应当从中获得收益，迅速改变这种局面吗? 　　 李鼎铭与陕甘宁边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