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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典范 真诚朋友——纪念鼎铭先生逝世四十周年

中共延安地委统战部 延安地区政协联络组

今年十二月十一日是李鼎铭先生逝世四十周年。李鼎铭先生是抗战时期陕北有名的开明绅士，是我党真诚合作的亲密朋友，是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和政府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为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和边区政权建设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李鼎铭先生一八八一年出生于陕北米脂县。从腐败的清王朝风雨飘摇到辛亥革命爆发，封建专制在中国大地寿终正寝，先生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这样一个天翻地覆的动荡时期度过的。先生幼年聪敏好学，熟知“四书”、“五经”，二十二岁去绥德州应试名列前茅。他虽为前清秀才，但不为“八股”狭隘圈子所束缚，经过刻苦自学，触类钻研，熟习了医学、代数、几何、三角和高等数学。先生目睹当时国家积弱，内忧外患的景况，深以为“知识太重要了，中国人就是吃了没有知识的亏。”由此而激发了致力于振兴地方教育事业的志向。他先后服务教育界十数年，苦心经营，历尽辛劳，虽屡遭旧势力阻挠而始终不渝。满清末年，曾在地方兴办义学，提倡放足、禁赌等。辛亥革命后又在本县创办小学，积极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他曾先后在榆林、绥德中学任教，一九二三年起任榆林道尹公署顾问、科长等职。一九二六年因病返里，以行医、务农维持生活。由于先生公正、无私、不畏强暴，深得当地各界人士敬重。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我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战争和革命把黑暗的陕北改造为民主的新地，年过花甲的李鼎铭先生思想也跟着时代向前发展了。就原来的政治态度而言，正如他自己说：“我本来右倾，觉得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不对”。正是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他开始对自己的看法产生了怀疑，并认真进行了反思：“我们常常笑人盲从，我说社会主义不对，究竟从何说起?”于是他找到几种社会主义的书加以研究，思想产生了巨大飞跃，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是天公地道的主义”，各党派的人都应当向社会主义“一条大路前进”。他接受了革命思想，衷心拥护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终于在中国人民民族民主斗争的困难时期，抱着正义感，毅然走上了与我党合作共事的道路。 　　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进行普选，李鼎铭先生被选为边区参议会议员，是年冬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当选为副议长，后来又当选边区政府副主席。普选前的李鼎铭先生衰病交加，憔悴枯槁 ，六十岁的人看上去却象是七十老翁。十余年蛰居乡间不出家门，思想是闭塞苦闷的。虽然“位卑未敢忘忧国”，先生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是非常关切的，但是，正如他在就职演说中所说的那样，“纵然有点思想，也是闭门造车，不能出门合辙”。是我党和边区抗日民众给了他得以施展才能和抱负的机会。参加“三三制”民主政权不仅改变了他遁隐山林的闲适生活，而且扩大了他的政治眼界，激发了他的政治热情。“他是这样的年老了，但是他读《资本论》、《列宁选集》等著作。他想就达尔文的起源论做一番深入的研究”。他表示，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情愿以衰朽残躯为国家民族竭尽绵薄”。     　　李鼎铭先生是当时陕北开明绅士中与党肝胆相照，真诚合作的光辉典范，他深明大义，胸怀磊落，非常珍视与我党的团结和友谊。他真心拥护我党团结抗战的总方针，真心拥护党的施政纲领，相信和佩服“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很愿意大公无私做到精诚团结的地步”，他以全民族利益为重，大声疾呼：“因为处在生死存亡的时候，人人都应该毁家抒难，把中国救下再说别的事”。他恳切希望把各党各派无党无派都看成一家人，化除成见，互相信任，互相亲爱，同力合作，使一切力量都集中到抗战建国、和平民主的伟大事业上来。“三三制”政权建立，为党与党外人士合作提供了组织保证，由于党特别注意克服一部分党员存在着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作风，采取了具体得力的措施，保证了参政人员有职有权，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党外人士的积极性。李鼎铭先生与我党关系日益融洽，心贴的更近了。一九四四年一位美国记者在单独采访李鼎铭后反映：“李鼎铭真正有职有权，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面笑心也笑了。”同时，李鼎铭先生还不失为我党的一位诤友。每当与党内同志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意见发生分歧时，他从不敷衍苟同，而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纯真直率，襟怀坦白。李鼎铭先生的远见卓识和佳言懿行为党外人士树立了榜样，在陕甘宁边区乃至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众中是有深远影响的。    　　先生自任职以来，工作严肃不苟，勇于负责，获得了各界人士的一致崇仰。他以主人翁精神，深思远虑，积极参政议政，为边区建设不遗余力，建树殊多。他坚决拥护和认真贯彻新民主主义各项政策，极力提倡发展生产，精耕细作，移民垦荒，植棉造林，广种洋芋，扩大养蚕等。尤其是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他提出的“精兵简政”著名提案，对于克服严重困难，坚持长期抗战起到了重大作用。提案指出：“对于军事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残疾滥竽充数等现象。对于政府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提案切中时弊，击中要害，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特别重视。毛主席把提案一字一句抄在笔记本上，还加了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当年十二月，党中央向各抗日根据地发出了实行精兵简政的指示，先生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李鼎铭先生具有嫉恶如仇，爱憎分明的可贵政治品格。他坚定地站在共产党这一边，对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深恶痛绝。他对全国政局十分关心，每遇时局逆转，辄义愤填膺。一九四三年，国民党为配合反共磨擦，印发所谓告边区父老书，谎称先生被撤职，他看到后非常气愤，当即在报上发表了《驳斥关于我被撤职的谣言》。文章说：“我身为党外人士，与共产党合作两年，并没有感到共产党的任何歧视与排斥”，“共产党对于民主选来的党外人士是开诚相见，崇尚友谊，表现了最高的信任与尊重。”一九四六年在边区第三届参议会所作的《关于选举工作的报告》中再次申明“国内外还有个别分子说边区政权是共产党把持包办，我想是很可笑的。我想要把持包办，只能到国外独裁主义那里去找，我们这个地方，却是建立了大家有职有权的民主联合政府。”一九四七年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他随边区政府撤离，转战陕北，不顾年高体弱，坚持工作，不幸于十二月十一日因脑溢血病逝于绥德义合镇。他在最后遗言中赞扬党的政策“伟大极了!”并且表达了对中国革命必然成功的坚定信念。李鼎铭先生逝世后，党中央、边区政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林伯渠为其纪念碑的题词是“爱国典范”。 　　从一九四一年当选议员开始到一九四七年病逝，先生从政时间仅七年时间。然而，这正是他一生中灼灼闪光的时期。先生在旧社会里苦闷彷徨了大半生，终于在晚年由共产党引领走上了一条光明之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李鼎铭先生的道路以其丰富的蕴涵，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永存，他的高尚思想情操和优秀品质，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纪念。 　　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作为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点，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纪念李鼎铭先生，就是要继承和发扬延安时期党与非党合作的优良传统，贯彻十三大精神，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协商制度，进一步发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廿五日 　　 李鼎铭研究资料选/中共延安地委统战部，延安革命纪念馆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