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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鼎铭对陕甘宁边区建设的贡献

李忠全

李鼎铭先生是著名的爱国人士的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他从抗日战争处于最艰苦的1941年起，一直到1947年人民解放军转入全国战略进攻的时候，始终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岗位上，连选连任七年。当时他虽已六十高龄，却以高度负责的主人翁精神，热爱我们的民族和边区，积极地不疲倦地参加边区政府的领导工作，对陕甘宁边区的各项建设事业，诸如民主政权建设、文化教育以及医药卫生等项事业，均作出了重大贡献。在纪念李鼎铭先生就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六十周年之际，我们颂扬他的功绩，就是要学习他人格高尚，思想进步，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学习他高度的爱国热情，积极勤奋工作和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 　　一、李鼎铭精兵简政思想的提出与实施 　　人所共知，李鼎铭先生提出的精兵简政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并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克服困难、渡过难关的十大政策之一。对于精兵简政的提出过程、内容，以及精兵简政带来的社会效益，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研讨，许多问题大体都搞清楚了。我这里着重想强调李鼎铭精兵简政思想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 　　1．精兵简政思想的发展过程 　　现在史学界都公认，精兵简政是李鼎铭先生1941年在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上提出来并通过而实施的。笔者认为：作为一个重大提案是有个发展过程的。据现在掌握的资料看，这个提案早在抗战开始后李鼎铭先生就在观察思考。他说：“我对边区政府的观察是从八路军在米脂，在当时，只听到也是靠不住的。那时听到共产党准备借抗战以扩张势力，我个人看，过去的军队是各管各的事情，各占各的地面，不管老百姓。那时，我认为抗战是好，但将来会影响生产，在后方生产也会增加抗战力量，都参加抗战了，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是没人管(这是起初听到的闲话)。”①这说明，李鼎铭先生在未参政前就考虑抗战与生产的关系。后来经过观察，实践已证明：共产党和八路军是完全为着解救老百姓的。他逐渐排除了听到的闲话和对共产党的不信任。 　　由于看法的改变，加之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对根据地蚕食扫荡、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特别在皖南事变以后，国民政府停止了八路军新四军的饷项，使军民两困，为了使八路军新四军继续抗战，为了使150万人口生活下去，他开始思考如何来解决这个严重的困难。李鼎铭说：“自从去年(1940年)因边区受着经济的压迫，没有办法，只有自力更生、解决生活。在这个原则下，无论是军界、政界负责人，都在筹划，也想不出其他的办法，只有经商，便做出脱离政府法令的事情，这样甚至侵犯老百姓的利益……”②他知道，计划经费的负责者，具体的办法：只有开源节流。而他研究历史，认为汉高祖之成功，是到关中推行“精兵简政”。结合当时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李鼎铭大胆提出：“当抗战建国之时，只有以精兵简政的办法。在政治方面可以加强，可以在不违反抗战建国的原则下，实行精兵简政，也可能加强抗战力量。”③ 　　上述这些想法和思考，李鼎铭先生已具体提出自己的方案和办法。当他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后，他是抱着极大的热情和信心来延安出席二届一次参议会的。他的提案得到通过之后，他已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在第一次政务会议上，李鼎铭先生说：“在家时，我就想出这两点提案。当时我还有点怕，后来经过十几天的会议，又加之毛先生的指示，林老在政治上的指导，我才恍然大悟……我才敢大胆讲出。”④这就足以说明，精兵简政案的提出是在会前，并经过反复思考而逐渐形成的，只是在二届一次参议会上通过并实施的。也就是说，精兵简政思想的发展，说明李鼎铭先生参政前就已经议政了。 　　2.李鼎铭参与领导了精兵简政的实施过程 　　精兵简政案自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通过后交政府实施，边区政府新一届委员会从1941年11月21日举行就职即召开第一次政府委员会，至1944年1月10日第四次政府委员会议闭幕，李鼎铭副主席作《简政总结》，历时两年零一个多月，终于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中间先后举行了四次政府委员会和多次政务会议，专门研究如何实施精兵简政，李鼎铭副主席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辛劳。 　　1941年11月27日首次政务会议上，就曾专门讨论精兵简政问题，李鼎铭副主席既畅谈了他提出精兵简政的思想过程，又对如何进行精兵简政提出了要求。对此，林伯渠主席说：“参议会提出精兵简政，李老(鼎铭)已说得很明白，主要是提高政府威信，提高工作效率，方才李老讲，有许多中层人士对我们误解，方法原则也是李老订谋，各位也都赞成的，其办法设立一编整委员会。”⑤他要求12月15日以前编好，次年1月1日起执行。 　　政务会议后，1941年12月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立即发出《为实行精兵简政给各县的指示信》，强调“首先实行的，为‘精兵简政’。因为‘精兵简政’是健全行政机构、提高行政效能的最有效的方案，是保证今后完全实行‘五一施政纲领’和一切重要决议案的重要步骤”⑥。随后，李鼎铭副主席的主要工作就是抓精兵简政的实施。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党团的指导下，边区政府实行了编整人员，确定组织机构，建立各种制度，初步的向着精兵简政的目标迈进。实施四个月后，1942年4月7日至10日召开了第二次政府委员会议，检讨政府工作，讨论精兵简政。李副主席出席并讲了话。他指出：精兵简政在执行过程中好像失了他最初在参议会上提出本案的原意。“我受人民委托，我当然替人民讲话，但今天正处在非常时期，不顾军政，则人民利益亦谈不到，为了兼顾军政民三方面，所以提出精兵简政的意见，目的是提高军政质量，建立工作系统与工作秩序，消除紊乱现象以提高工作效率，而决不只是裁减人员，更不是为了削弱力量。”⑦会议决议指出：“精兵简政并没有彻底地贯彻到全部工作中去”，为此“而进一步的实施精兵简政，则是完成以上各种工作的中心关键，政府的工作必须继续贯彻这种精神”。会议特别强调，对组织机构要重新调整，加强下层，统一干部的管理，同时要建立各科，正规制度，健全在职干部教育，以提高干部，并建立奖惩制度，彻底地发扬工作优点和改正工作缺点，树立政府的威信。 　　1942年12月3日至9日又召开第三次政府委员会议，会议第一日，李副主席向政府委员会作八个月政府工作与简政方案报告。他共讲了三个大问题：(1)已经做过的。讲了七个方面的工作。首先讲实行精兵简政和加强民众武装，他说：“除精兵问题另有报告外，在加强民众武装方面，整训了自卫军，整顿了哨站。简政方面，进行了第二次简政，在精简机构人员方面都比前次进步，但不够彻底；于是又经月余研究制定了最近一次《简政实施纲要》。这是一个比较更完整的方案，正待今后实现，另外同时也还进行了整财和整军。”(2)还没有做或做得不够的。李副主席指出：“精兵简政还未完全实现。”在人员方面，上层多而不精，下层又不够强，奖惩制度未曾确立，作风上还有些事务主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等现象，妨碍了工作效能的提高。他还指出了缺点所以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精兵简政政策没有贯彻，并申述简政之任务在于继续过去成绩，纠正现存缺点，以达统一、精干、效能、节约与反官僚主义之目的。(3)已制定方案正待今后继续做的。李副主席号召贯彻简政委员会所提出的《简政实施纲要》(此纲要为李维汉同志起草，第三次政府委员会议通过，于1943年2月24日由李副主席画行，以战字680号命令公布，命令油印60份，铅印500份，照准分发)，并强调指出政府目前须集中力量于两大任务，第一是发展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第二是增强教育，特别是干部教育与军事教育，并要将脱离生产人员减至最低限度。他的报告，通篇体现了边区在两大任务中要彻底实施精兵简政的方略。 　　1943年12月24日至1944年1月10日召开第四次政府委员会议，对边区完全实现了精兵简政政策作了总结。1944年1月6日，林伯渠主席对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的报告说：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简政实施纲要》，曾经把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官僚主义五项，规定为简政的主要目的。一年来的努力，除节约外，都获得了成绩。全部总结，李副主席曾提出专门报告。⑧1月7日，李副主席作边区政府简政总结报告。他回顾了精兵简政的过程说：“大家知道，我们的精简政策是在二届参议会上通过的。会后接续实行第一、二次精简，收到初步效果。但因为当时对于这一政策的认识尚不一致，思想尚有分歧，因之未尽贯彻。前年高干会后，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党政军民纷纷实施。去春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更通过《简政实施纲要》，明确规定简政目的为精简、统一、效能、节约与反官僚主义，并召开专员、县长联席会议，具体商讨实施办法。接着又颁布专署、县、区、乡政府组织条例，干部管理通则，政纪总则，政务人员公约，奖惩条例，简编方案。这就是说，为要真正贯彻这一政策，我们在思想上组织上做了许多工作。一年来实行的结果，可以确定地说，已经相当达到了上述五个目的。”⑨然后，他就简政、统一领导、反对官僚主义、提高效能和节约五个问题作了详尽阐述。 　　3.精兵简政的伟大历史意义 　　李鼎铭先生提出的精兵简政，能作为党中央的十大政策之一，并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普遍实行，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首先，这个政策的贯彻执行，不仅解决了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敌后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困难，而且减轻了广大老百姓的负担。其次，精兵简政之后，提高了工作效率，转变了领导作风，克服了官僚主义，完善了边区政制，使工作制度的正规化，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可以说，这项政策的实施，成为中国共产党克服困难、渡过难关、走向胜利的关键，是挽救民族危亡、促使中华民族走向复苏的良药。精兵简政的精神对于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同样具有现实的伟大借鉴意义。 　　二、李鼎铭对“三三制”政权工作的建树 　　中国共产党主张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要广大人民及爱国党派、民主人士都来管理政权。因为中国人口很多，共产党员只占一部分，为了使党外的广大人民都有他们的代表来共商国是，所以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都实行“三三制”的民主政权，李鼎铭先生就是在边区“三三制”选举运动中民选出来的副主席。当时二届一次参议会在边区实现了“三三制”政权的要求，18个政府委员中，只有6名共产党员。在陕甘宁边区，除去边区政府有非共产党员担任重要职务以外，县长、科长，以及乡长、乡文书以上的各级行政人员，也有很多是非共产党员，据统计至1945年共有3580人；参加经济文化工作的也有2210人不是共产党员。⑩对于如何发挥这些非党民主人士的积极性，以及怎样健全各级政权机关的“三三制”，李鼎铭副主席都有自己的建树。 　　首先，李副主席特别重视边府以下各级政权机关实现“三三制”。他在第二次政府委员会上明确指出：“三三制”的推行，县参议会的提前改选，保障人权、财权条例之颁布，政府各级人员之编整等，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都还远未达到令人满意之境。他认为：“实行‘三三制’，把数字摆出来是容易的，但主要的却在贯彻‘三三制’的精神”。为此，李副主席在边区政府第三次委员会报告八个月政府工作与简政方案时强调：贯彻“三三制”建立制度。有22个县完全实现了“三三制”，8个县经过今年乡选后，共产党员的比例已接近了三分之一。他号召：“没有完全实现‘三三制’的县、市、乡政权要继续贯彻实行。认清‘三三制’是长期的制度，无论属何党派均有巩固之责。”在政务执行和处理中要做到开诚布公，平心静气地商讨，大家都一样以“人之为善，谁不如我”，“善与人同，其善自彰”之精神处理政事。在主政期间，李副主席多次批复如何加强县、市、乡级政权“三三制”的建设。他这个主张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边区政府做到了，下属各级政权仍落后，那还等于“三三制”是形式和空架子，只有加强边区政府以下各级政权的“三三制”，边区一级的“三三制”才真正落到了实处。 　　其次，李副主席特别强调了“三三制”政权中各阶层人员真正有职有权。他所主张的权利，就是共产党员与其他党派、无党无派的人在一起办事，互相商量问题，实行民主合作，共同建设边区，大家一样，在政府中间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他并不是为自己个人争权利，而完全是为国家为民族利益着想。李副主席上任之后，以亲身的体验告诉大家：他在延安，感到党员与党外人员之间，全无隔阂，在下边各县却远非这样，“党员依然多以主人自居，事事要包办，党外人士也自以为是在做客，不肯多讲话，讲了话也未必被采纳”。这种现象起初相当普遍，就是他本人也遇到了做客、当摆设的情况。而可贵的是他能以主人翁的精神向共产党人提出，很快便得到重视和解决。因此，他在边区政府任职的确感到有职有权，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不管谁来采访，他都是发自内心地给予回答。 　　三、李鼎铭对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视 　　李鼎铭副主席从事教育好多年，他创办过小学，当过校长，担任过中学教员，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因此，他任职期间对边区文化教育事业极为重视，曾提出过建议，并作了如何办好文教工作的设想。概括起来看，有以下几点： 　　1.强调要注意中等教育 　　在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上，他曾提出过关于改进和提高边区文化教育的两项提案。其中关于健全并发展边区中等教育，提高边区文化以利抗战建国的提案，已编入边区参议会文教案第八十六案。该提案理由称：“西北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文化落后，人尽皆知。抗战以来虽有进步，但一般文化水准仍未提高，故除普及国民教育外，应积极健全并发展中等教育，以提高文化，使陕甘宁边区在文化上亦成为全国的模范。” 　　由于边区文化一贯落后，中等教育完全是重新创造起来的。1937年3月成立鲁迅师范；1938年9月又创办了边区中学；1939年鲁迅师范与边区中学合并改称边区师范，这是边区中等教育的初创时期。1940年先后成立了关中师范、三边师范、陇东中学；同年又接办了绥德师范与米脂中学；1941年又创办了富县师范，这是边区中等学校数量上发展时期。几年来由1个学校发展为7个，学生从200名发展到1600名以上。这就是李鼎铭提案时边区中等学校的状况。针对此情，提案内容是：米脂中学增设高中部，绥师改为完全师范；提高中学教职员待遇；各区师范学校附设小学教师训练班；政府应制订教育界服务奖励办法。提案还提出了具体的办法和措施，得到参议员普遍赞同和支持。 　　李鼎铭先生的这个提案，对发展边区教育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1942年起，边区中等学校实行调整，以一个分区设一校为原则，并将富县师范与边区师范合并成延安师范。依照提案的精神，明确了边区中等学校的性质及教育方针。当时边区的中等学校分中学与师范两种，目的在培养小学师资、地方文化教育干部及边区在抗战与建设工作中区乡干部人员，同时培养一部分进步青年去研究高深的科学与技术。所以，边区中等学校无论中学或师范都带有干部学校的性质，担负着提高现任干部与培养未来干部的双重任务。因此，各中等学校除接收小学毕业生外，并设地方干部训练班，接收现任区乡干部。 　　此外，边区中等学校的教育方针是：服务于革命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其具体的目标就是要使边区中等教育符合于抗战与民主的需要，符合于边区今天的抗战建设及边区人民的需要。 　　按照李鼎铭先生提案的精神，中学教职员的待遇得到提高。1943年规定供给实物，教员每人每年发棉衣、单衣、衬衣各一套，单鞋两双，棉鞋一双，毛巾两条，每月发粮35斤10两，菜30斤，肉4斤半(财厅发给1斤半，所差学校自给)，油盐各15两；一般职员每月津贴40元，教课的教员，发钟点费，每周上课1小时，每月给小米1斗，一般教员每月有1斗4升米的钟点费，有病时医药免费，教员的妻子，不可能担任工作的，也同样地供给实物，绥师和米中的当地教职员待遇，采用薪金制，以小米计算，一般职员平均每人每月可得4斗2升，教员照上课钟点计算，平均每月有6斗米。 　　总之，李鼎铭副主席注重中等教育的意见是有战略眼光的，抓住了培养师资和提高基层干部这个环节，为推动整个教育事业和建设边区提供了干部条件。这些好的经验与办法，对于指导我们今天的中等教育也有借鉴。 　　2．李鼎铭号召小学教育要大胆地贯彻民办公助方针，鼓励民间制作 　　李鼎铭副主席说：“进行文教工作，要照顾人民的生产，不要妨碍生产。”(11)但是，当时边区的小学教育，还没有从旧教育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特别是教育方针还不能完全适合边区社会和群众的需要。在教育内容方面，不拿边区人民实际生活中的经验与问题来教育学生，而是拿繁杂的非农村所迫切必需的课程来作为教授内容。结果，学生脱离生产、脱离家庭，使很多地方群众不愿送子弟入学，使普及教育消灭文盲的工作受到很大的限制。在学校形式上，边区小学也不适合群众需要。因为抄袭旧的一套制度、课程，学校很难普遍设立，一个乡，甚至一个区以上才有一所学校，多数学生都要离家住校，既不能参加家庭的生产，还要加重家庭的经济负担。这使得大多数家庭不愿或不能送儿童入学，大大限制了边区教育的普及。 　　李鼎铭副主席来自民间，长期从事教育事业，他曾创办过相当于现在职业中学的学校。由于有这方面的经验，针对边区小学教育的状况，1944年4月18日由李鼎铭和林伯渠主席签发的《关于提倡研究范例及试行民办小学的指示信》，要求“各级政府应该注意所属小学教育的改革，提倡研究各地范例”，并指示“应本民办公助的方针，提倡人民自办小学，每县至少试办一处，并将现有公办小学逐渐转变为民办小学。”(12)这个指示信发出后半年左右，李副主席在边区文教会议上讲话时又大声疾呼：要大胆地贯彻民办公助方针，鼓励民间创作。 　　所谓民办，就是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兴办小学教育事业，解决当时边区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各种困难；而公助，即公家要站在指导与帮助的地位，及时给予支持。在李副主席的号召下，按照边区政府指示信的精神，边区坚持民办公助的方针，积极试办，大胆创新，1944年后民办学校发展到500余所，而且办学形式多样，各有特色，创造了许多好经验，如延安市杨家湾小学、米脂高家沟民众学校、米脂杨家沟小学，以及延安市磨家湾民办小学等，都成为民办公助的模范学校。 　　边区文教大会以后，民办公助政策得到普遍推广，民办学校大量发展。但曾产生过只求数量不求质量，只求发展不求巩固的偏向，至1946年后才比较稳定。民办学校从组织形式、教学内容到方法，都有一定创造，特别注重把学校、社会、生产密切结合起来，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李鼎铭副主席倡导大胆贯彻民办公助方针，发展小学教育，这是抓到了问题的实质，因为小学教育是整个教育工作的基础。 　　3.李鼎铭提出文化工作必须和边区实际与人民的需要相结合，在不妨碍生产和服务于生产的条件下，开展卫生、教育、报纸、文艺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李副主席在边区文教大会上讲话时强调指出：当前群众运动中除生产外，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卫生，就是“救命”；其次就是消灭文盲的教育工作。他赞扬了大会为边区人民服务的精神后，说：“要为人民服务，首先要人民活着才能为他们服务。但这个工作又须和教育工作配合起来，报纸、艺术也都是教育工作，有了教育，卫生就容易做好。”(13)不到一个月，李副主席在边区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上作了《关于文教工作的方向》的讲话。他认为抗战以来，边区人民发展与巩固了新民主的政治和经济，新民主文化也有了许多发展。但是“人民的文化生活，从广大领域看，情形是很落后的”。他说：“例如医药卫生问题，由于旧社会遗留给边区人民的迷信、愚昧和不卫生的习惯，疾病与死亡威胁着广大群众，某些地区，婴孩死亡率达60％，成人3％，牲畜的死亡率也很严重。医药缺乏，全边区仅有中医千余人，兽医50余人，在机关部队的西医200余人，中药铺及保健药社400余个。”这种情形就使得巫神称霸。全边区共有巫神2000余人，利用迷信，招摇撞骗。 　　针对上述种种表现，经过边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大生产运动之后，群众的物质生活改善了，文化需要与人财两旺的要求也被提出来了，实行整风，干部的思想打通了，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认识加强了，这就为开展卫生、教育、报纸、文艺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奠定了基础。为此，他指出：“文教工作还只是初步走上正确的道路，群众对文化的自觉要求，还只是开始，客观情况的严重性(惊人的死亡率，90％以上的文盲，大量的迷信与不卫生等等)，还没有减轻。”今后的任务就在于：“在不妨碍生产和服务于生产的条件下，开展卫生、教育、报纸、文艺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在五年至十年之内，坚决消灭严重的人畜死亡现象与男子40岁以下、妇女35岁以下的文盲，普及卫生习惯，普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消灭封建迷信在群众文化生活中的优势。”(14) 　　为了搞好这个广大性的群众运动，李鼎铭副主席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1)必须坚持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由于是一个反对150万人民头脑里的敌人的困难斗争，孤军奋战，必然失败。必须实行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中间力量，团结、帮助与改造他们，使之与我们并肩向封建文化的残余进军。反对投降封建残余的倾向，反对打倒一切的倾向。(2)必须根据群众的需要和自愿来进行。由于是在陕甘宁边区，在农村环境地广人稀、劳动力不足等等落后条件下进行斗争，忽视群众的需要与自愿必然失败。(3)继续有效地深入教育群众。开展这样的群众运动，改造旧学校应分清缓急，应先扫除农村的积极分子中与乡村干部中的文盲。应建立据点，各地的学校、县以下的各级政府，合作社以及模范变工队都有推广识字的责任。应重视冬学，将冬学与自卫军冬训配合，并与平时的夜校或识字组联系起来。还应利用民间所存在的组织形式(如庙会、教堂等)进行各种社教活动。 　　在李副主席的指示与措施促使下，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大规模群众性文化运动，并收到了成效。通过扫除文盲，开展大规模卫生运动，反对巫神和破除迷信，举办卫生知识宣传等活动，广大人民群众自己起来与自己的封建、迷信和不卫生习惯作斗争，边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四、李鼎铭是位著名的医学家 　　李鼎铭先生不仅是陕北有名的中医师，而且也是陕甘宁边区著名的中医专家。他的医术不仅很高明，而且医德也很高尚。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期间，对祖国传统医学进行了广泛宣传和运用。他利用中医专长为中央领导同志治好了疾病，而且大力提倡和推广中西医结合，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李鼎铭利用中医专长为中央领导治病 　　毛主席的警卫员王来音同志生前亲自给我说：毛主席因受风寒，曾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和严重的肠胃病，发作时痛得很厉害。李鼎铭先生得知后，就拄着拐杖从边区政府到杨家岭给毛主席看病。起初一天来一次，后来隔一天来一次，在吃中药的同时，主要在阳光下进行按摩。在治疗过程中，主席不时地向李鼎铭先生请教中医治病的道理。经过一年多的治疗，主席的身体慢慢恢复了健康。从此，毛主席还介绍李鼎铭先生给其他中央负责同志治病。1941年王观澜同志因病住院，心里很着急。主席去看望他，并根据李鼎铭先生给他讲的对待疾病的办法，给王观澜亲笔题写了“既来之，则安之”的题词。李鼎铭先生还给王明治好了病，这是有很大影响的。王明有病住进中央医院，因药物过敏反应曾引起病情加重、发高烧，致使原来的治疗方案紊乱，主治医生没有好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孟庆树的父亲是个中医，他来看了看，号了号脉，说是肝火旺盛，可以吃点中药。还有一位中医叫郭子化，他看后也说是肝火旺盛，最好清理肝脏，建议吃中药最好。两位中医都有此建议，但二人都没有开药。当时延安最有名的中医就是李鼎铭，主治医生金茂岳请示李富春，富春同志说：既然中医有此建议，你们西医暂时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可以请李鼎铭先生看看。主治医生觉得很好，便请李鼎铭先生来，王明也同意了。李鼎铭来了以后，金茂岳把前边中医说的情况向李先生说了，先生同意是肝火旺盛的说法，并说可以开方，也可以治，但条件是停止用一切西药。孟庆树说王明现在不能吃东西，注射萄葡糖是否可以?先生表示可以。这样就达成了一个协议，李富春同志也表示同意。李鼎铭先生开的方子是黄连和吴茱萸。王明吃后第二天，体温下来了，不发烧了，肝的疼痛也减轻了，黄胆也下去了。从此王明的病情好转。尽管李鼎铭为王明看好了病，但王明还是不太相信中医。后来苏联医生阿洛夫来了，又是用西药，造成更大的反复。 　　2．李鼎铭大力推广中西医结合，提高医疗效果 　　长期以来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中西医门户之见，严重地阻碍着医疗技术的提高。而李鼎铭先生却不是这样。他虽精通中医，但不反对西医，他在边区政府任职时就大力推广中西医结合的方针。1944年7月，李鼎铭先生担任国医研究会主任，就边区中西医合作互助的问题发表了三条意见：一是关于动员和组织国医，参加群众卫生防疫工作问题；二是中西医合作问题；三是国医的改良及其内部的团结问题。这些意见在当时都是带有指导性的建树，对于促进中西医合作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正是在李鼎铭先生的大力推动下，陕甘宁边区率先实现了中西医合作，提高了疗效。 　　五、利用合法身份，积极宣传党和政府的主张，揭露蒋介石反动独裁统治的罪行 　　这方面事迹在李鼎铭身上表现最为突出。大力宣传“三三制”和边区施政纲领，在延安接见晋西北士绅参观团时，以自己的深切体会言传了党和政府的好政策给人民带来的安居乐业；在西北局高干会和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赞扬边区的经济政策；在延安民众抗战六周年大会、延安各届纪念“九一八”大会和延安民众庆祝十月革命胜利二十六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他高度赞扬三民主义在边区的实现，表示为坚持抗战他一天不死，一天都要打到底的决心；他在接见中外记者参观团时，宣传边区总政策就是抗战、团结、民主和生产。对外宣传上，1943年，李鼎铭公开发表文章驳斥国民党散布他被“撤职”的谣言；1945年，国民党当局盗用边区人民名义发表所谓“陕西省陕北各县联合临时参议会设立办法”，李鼎铭痛加驳斥；1946年敌机轰炸延安时，他严正提出抗议；对于蒋介石反动内战、侵犯延安等罪行，他都义正词严地给予揭露，给教育人民、打倒敌人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和效果。 　　①陕甘宁边区政务会议记录(1941年11月27日)。 　　②陕甘宁边区政务会议记录(1941年11月27日)。 　　③陕甘宁边区政务会议记录(1941年11月27日)。 　　④陕甘宁边区政务会议记录(1941年11月27日)。 　　⑤陕甘宁边区政务会议记录(1941年11月27日)。 　　⑥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4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321页。 　　⑦1942年4月7日《解放日报》。 　　⑧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8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 　　⑨《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资料选辑)，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154页。 　　⑩1945年12月7日《解放日报》。 　　(11)1944年10月13日《解放日报》。 　　(12)《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8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4—135页。 　　(13)1944年11月17日《解放日报》。 　　(14)《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史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6页。 　　 李鼎铭研究文集/李鼎铭研究专业委员会编写.—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