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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官必先治吏——毛泽东读《永昌演义》的历史启示①

高中华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收录了一封毛泽东于1944年致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的信，全文如下： 　　鼎铭老先生左右： 　　《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健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现在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又健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健侯先生为祷! 　　敬颂 　　大安! 　　毛泽东 　　四月廿九日 　　《永昌演义》是一部历史章回小说，描述了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起义的兴衰始末，“永昌”是李自成自立为帝时的年号。该书成于1930年，是民国时期唯一一部以李自成起义为题材的历史小说。作者李健侯(1894—1954)，原名宝忠，字健侯，祖籍陕西米脂。系清末进士李少川的三子，李少川曾在四川做官。李健侯生于四川，中学毕业后返回米脂。父亲死后，他长期在家闲居，由于和李自成同乡，遂起了为李自成立传的念头，他立即开始收集有关李自成农民军的材料。他花了数年心血，收集了流传于米脂的大量传说，他曾游历山西、直隶等地，收集披览多种正史杂书，博采众长，并请人到河南、湖北等地采访，抄录了有关史书的文献记载。他从1926年动笔，经过多年辛勤笔耕，在1930年12月撰写成历史小说《永昌演义》一部，共40回本、35万字。书稿写成后，他请陕西省政府清乡局局长杜斌丞等人帮助提意见。从书稿开始写作到最后脱手，历经四年，三易其稿，六次抄缮，最后甚至不惜变卖部分田产。书稿定稿后，虽未出版，不过在20世纪40年代初在陕西广为流传。这部书不仅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而且情节曲折，故事生动，可读性也很强。 　　1944年前后，李健侯请李鼎铭先生把《永昌演义》手抄本带到延安，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百忙之中，抽时间读完了这部书稿。毛泽东在审读之后表示了对此书的极大兴趣，同时嘱托人逐字抄存了这部书稿。为表达对作者的敬意，4月29日，毛泽东给李鼎铭写了一封亲笔信，专门评价了《永昌演义》和李自成起义，在信中特意邀请李健侯“来延安一游”。李鼎铭接到毛泽东的来信后，即由四子李之纪把这封信转到了李健侯手里。李健侯看后，心情十分激动。不久，他应邀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款待。毛泽东还奖给了他200元边币、两石小米，聘请他担任边区的参议员。 　　通过毛泽东关注《永昌演义》一事，给后人留下很多启发： 　　一、毛泽东有慧才之眼 　　毛泽东在致李鼎铭信中表达了他对书稿的感受和评价。他首先表示了对这部历史小说的喜爱之情，他说：近日“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这是对这部书稿价值的充分肯定。他称赞作者“经营此书，费了大力”，为此请李鼎铭代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同时，他对此书委婉地提出了批评，指出它的语言、结构到主题倾向没有跳出旧古典演义小说的窠臼，“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这个评价可谓中肯而深刻。毛泽东认为，这部小说虽然与那些丑化农民起义领袖的作品不同，把李自成作为正面形象而颂扬其个人品德，但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把农民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反抗和斗争看作推动历史前进的杠杆，就从客观上贬低了这次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在语言和结构上看，第一回的回目叫做“陈祖师偈语征先兆，李守忠善念获佳城”。开篇起笔是“话说天下大势，治久则乱，乱久复合。方其治也，则有圣明君相，应景运而生；及其乱世，则有草泽英雄，应劫运而出——此皆天地气数之所推移。”在描写过程中，也有一些宿命论的色彩。毛泽东强调指出：“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用“大顺帝”来称呼李自成，表明毛泽东对李自成农民起义的伟大历史功绩及其合法地位的崇高评价。用唯物史观的立场看待历史和反映历史，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他认为，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为此，他提出，这部书稿“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建国后，毛泽东还建议作者根据这一“新的历史观点”来对书稿加以修改。这封信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直率和坦诚，不仅反映出毛泽东热情谦逊、平易近人、诚恳率直的个性，也反映出毛泽东与民主人士推诚相见、真诚合作的民主作风，为共产党人与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合作共事树立了榜样。 　　二、李鼎铭有举荐之功 　　李鼎铭与李健侯为米脂同乡，李健侯起初在米脂县县志局供职，两人亦为同事。李鼎铭出生于1881年，长李健侯13岁。李鼎铭自幼也对李自成起义的事迹耳熟能详，很崇拜李自成济助世人的情怀。为此，他欣然将《永昌演义》一书推荐给毛泽东。这一“举荐之功”，既是出于李鼎铭对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的钦佩和信任，又是出于对中国共产党未来长久发展的关注。在此之前，这位开明绅士曾向毛泽东提出了“精兵简政”的良策，被欣然采纳，对边区度过难关、密切军民关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毛泽东对李鼎铭十分尊敬，来往信函中悉称其为“老先生”，敬仰尊敬之情溢于言表。 　　作为一位忧国忧民的开明绅士，向党的领袖举荐了这部书稿，正值延安整风期间。就在毛泽东给“老先生”回信之前，3月19日至20日《新华日报》连续刊载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学习这篇文章的号召。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一个含辛茹苦、流血流汗打下来的政权，居然没几天便糟蹋完啦。所谓“打江山18年，坐江山18天”。同月，毛泽东给李鼎铭去信，重申了他对李自成及其领导的农民起义的评价，他深刻认识到“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甲申三百年祭》和《永昌演义》的认识，前后一致，辉相成映。 　　三、李健侯有传世之作 　　李健侯创作这部历史小说，有着一个同乡人对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浓厚景仰，正如他《永昌演义·自序》在所说：李自成“崛起草泽，战必胜，攻必克，10余年间覆明社稷，南面而工天下”，其业绩可与刘邦、朱元璋媲美。况其人不贪才，不好色，光明磊落，有古豪杰之风，是一位了不起的伟人，“窃叹吾乡有此不世之伟人，而竟听其事湮没，莫得搜考而表彰之，时时引以为憾。”从中足见他对这场农民起义领袖的无限称颂和热爱。 　　毛泽东的信由李鼎铭转达给李健侯后不久，李健侯十分兴奋地应邀来到延安。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他，奖励给他200元边币。全国解放后，由毛泽东建议，安排李健侯任陕西省文史馆研究员，继续修改《永昌演义》。李健侯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着手修改他用毕生心血写作的这部历史演义小说书稿。遗憾的是，此书尚未修改完成，作者不幸于1954年病逝。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 　　1951年在西安发现了《永昌演义》稿本，常黎夫特意约请郑伯奇按毛主席的意见修改此书，1954年常黎夫调北京工作，此事遂搁置。后来，李鼎铭的次子李力果准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承担修改《永昌演义》的任务，李力果建国后曾任唐山市委书记、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职务，不幸于1959年病逝，从此，这部书稿的修改任务就搁置下来。不过，李健侯积累的大量历史资料，为后人研究李自成起义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尤其对姚雪垠创作长篇小说《李自成》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永昌起义》一书也几经周折，终于于80年代由新华出版社出版。最近，重庆出版社和武汉出版社再次出版了这本书，分别取名为《大顺帝李自成》和《天下狼烟》。 　　当前，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过程中，反腐倡廉的任务依然坚决。治国必先治吏，治官务必从严，这是历代统治者的共同经验。吏治腐败历来是最大的政治腐败，干部是影响政治路线的决定因素，为此，邓小平曾强调，惩治吏治腐败是清除腐败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所以，要结合新形势提出的新要求，加强制度建设，推进制度反腐，进一步制定干部制度和教育制度，进一步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进一步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从而实现执政党的长期执政。 　　①本文写作的过程中，李鼎铭之孙李雪飞老师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史料，谨此致以谢意。 　　 李鼎铭研究文集/李鼎铭研究专业委员会编写.—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