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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转战陕北 鞠躬尽瘁

常银山 常龙编著

1946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经过八个月的作战，被歼灭67个旅，70万余人。为了挽救他失败的命运，1947年春，又向我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发动了所谓的“重点进攻”。他指使在陕甘宁边区南线的胡宗南，西线的马鸿逵①、马步芳②，北线的邓宝珊③，共20多个旅20多万兵力，向陕甘宁边区大举进攻。3月13日，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④指挥15个旅约14万人，由洛川、宜川一线向延安进犯，并出动飞机50余架，对延安进行狂轰滥炸。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考虑到敌我态势与各战场的情况，为了诱敌深入，寻找有利时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决定撤出延安。 　　3月1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机关离开延安。中共中央于3月18日撤离延安。19日清晨，彭德怀亦率我守城部队最后撤出延安。下午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延安。当时中共中央决定，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仍继续留在陕北，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主持领导和指挥全国作战。另外，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委，前往华北地区进行中央所委托的工作。以叶剑英(书记)、杨尚昆(后方支队司令员)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带领部分中央机关、学校转移到晋西北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否依然存在?假若还存在，其具体内容和统战对象及方针政策是否应该有所变化?假若变化，又如何在后方实际工作中体现出来?这个问题变得扑朔迷离、模糊不清起来，而每天遇到的实际问题，又时时刻刻摆在人们面前，叫你无法回避。这种情况已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在小河会议上谈到土改和“三三制”时说，“三三制”不变，仍是共产党、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而不包括反动地主，土改政策“平分”是原则，但应按情况可以有些伸缩，如杜斌丞，但对共产党员不应例外。毛泽东的这些意见中，显然体现着统一战线的对象和政策的某些变化，但尚未来得及条理化、具体化，因此没有引起各级负责干部的高度重视，出现了一些偏向，对统战对象的热情似乎降了温。 　　当时根据边区政府的部署，1947年元月份，李鼎铭已随部分机关转移到离延安40公里的安塞县真武洞。 　　真武洞是安塞县县城，这里山大沟深，是典型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这里群众生活十分困难，而当时转移的机关生活更是困难，连豆腐、豆芽也没有，机关连买醋酱的钱也没有，整天白菜小米饭，李鼎铭和大家一样生活。当时他身边除工作人员外，还有一个警卫班和他的小儿子李之纪。李鼎铭在这里住了两个多月。他一面工作，一面动员当地老百姓参加保卫延安的战斗。有时李鼎铭拄着手杖和工作人员到附近村庄进行战时动员，做到工作与战时结合，老百姓和地方干部十分感动。 　　3月11日，李鼎铭被安排离开了真武洞，到老家桃花峁养病。边区政府为了他的安全，配了一个警卫排护送，为防止敌机的轰炸，他们夜间行路，白天休息。他一路上心情十分镇静，很少说话，有时骑马，有时步行。他拄一根电镀金属手杖，碰到石头上发出铛琅铛琅的声音。每当大家疲劳的时候，他总鼓励大家：困难是暂时的，胜利终会到来的。遇到紧急情况，李鼎铭很冷静。离开真武洞的第二天晚上，他们行军到一个山沟，听到山上有哨子集合声，警卫排的战士立即拔枪准备战斗。他叫大伙别急。这时对方喊话，问是哪部分的，这时工作人员对话，才知是自己人。离开这支部队刚走不久，到了河边，河水很急，三月天气，冰冷的河水十分刺人，工作人员何海旺说李副主席年龄大了，蹚水怕有不适，要背他过河，他拒绝了，在大家互相搀扶中过了河。他们整整走了一夜，凌晨到了贺家湾，见到村干部，便了解村里工作，问干部老百姓的安全工作做好了没有，粮食藏好了没有，战时动员有多少人支援前线了，他把笔记本放在膝盖上认真地记了下来。当村干部汇报后，他满意地笑了，鼓励村干部：“你们干得好，就应该这样，不要让狐儿子(胡宗南——笔者注)吃一粒粮。蒋介石兔子的尾巴长不了，我们的胜利就在眼前。”大伙累得很，炊事员做了小米干饭，大家谁也没吃就休息了。可李老还向老乡了解情况。李鼎铭经常说，我们要同甘苦，共患难，我们要像毛主席那样和人民在一起，保卫边区，解放全中国。李鼎铭的生活很俭朴，路上吃不到肉和油，连菜也没有，只吃粗粮稀饭，工作人员怕影响他的身体，到地方上联系搞点面，他总说：“战争年月地方上干部很忙，老百姓很困难，我们住一天就走了，不必给地方上添麻烦。”有时搞到点面，他总让做成汤面，大家都吃。一天，他们来到一个村庄，刚要开饭，他听见老乡院子的隔壁传来呻吟声。李副主席问村干部是不是有人病了。村干部说：是贫农王老大爷病了。老人的儿子参军了，前些日子老人感冒后引起伤寒，在这年月哪里去治，家里人已把后事准备好了。李副主席立刻放下碗过去为王老大爷诊断，先是用针灸，后开小偏方，并安慰病人：“你的病不要紧，明天就会减轻。”同时，把一碗汤面条让给病人吃。第二天当他出发时，王老大爷的病情真的好转，家人十分感激，问村干部哪里来的老医生，村干部说：这是边区延安来的。王老大爷脸上露出了感激的微笑。 　　李鼎铭走到哪里工作到哪里，心里时刻揣着工作。1947年3月18日，李鼎铭回到老家米脂桃花峁。在家两个多月期间，他与米脂县委经常联系工作，县长姬伯勋隔三过五来桃花峁，一是请示工作，二是看望李鼎铭副主席。李鼎铭一面养病，一面坚持工作。4月底，他接到唐洪澄⑤、范子文于4月21日给他写的信，喜获全国各战场连连打胜仗的喜讯。5月12日，他又接到边区主席林伯渠的来信，信中告诉他，军事方面，青化砭之战⑥提高了我军士气，羊马河之战⑦打出威风转变了战局，蟠龙之战⑧更奠定了胜利基础。边区军民即使不靠外援，完全可以靠自己力量消灭蒋胡贼军，争取最后胜利。而从全国战略说来，我边区军民努力将蒋介石之嫡系胡军吸引并消灭在边区，以利晋南豫北等其他地区进行反攻，也是应当如此的。他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读完唐洪澄、范子文和林老的来信，并夜以继日地写下了《中国目前的战争》⑨这篇讲稿，准备为当时转移在仁义山(离桃镇五里地的一个村庄)的米中学生做形势报告。文章分四部分：目前战争的性质；战争的发展；战争的前途；学生的任务。他从大革命到抗战胜利，以一桩桩、一件件血泪斑斑的事实，控诉了蒋介石卖国主义的罪行。他从战争的发展趋势，得出了人民必然胜利，蒋介石必然失败的结论。号召全国人民投入自卫反击战，预言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李鼎铭说：“我们要明白这次战争的性质，不得不从历史上搞清楚我们的敌人——以蒋介石为首的封建法西斯集团是什么东西。在大革命要成功的当儿，蒋介石在南京组织了政府，夺了政权之后，马上背叛了革命，对张、阎等旧军阀妥协，投降了帝国主义，把人民收回的武汉英日租界地交给英、日，反转枪杆在全国各地成千成万地屠杀革命人民，开始了残酷的内战。组织了近百万的特务，实行了法西斯独裁专政统治。 　　“内战结果，引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中国。蒋介石在其‘先安内而后攘外’的荒谬口号后，对日本帝国主义一味的妥协、屈服、投降，而且替日本打先锋，公开下命令：‘言抗日者杀无赦’。北京、南京学生被残杀，是为了抗日；七君子被下狱，是为了宣传抗日；吉鸿昌被杀，蔡廷锴被解决是为了组织抗日军队。他呢?则坚决执行其残杀人民的政策。 　　“双十二事变后，蒋介石在全国人民一致压力下，勉强参加了抗战。然而在武汉失守后，则由消极抗战，变为坐观抗战。一心保存其实力，准备消灭人民力量，以后索性变为取消抗战，在其‘曲线救国’⑩的无耻口号下，打发了一批军官和特务投降了日本，和日本联合起来消灭人民力量，现在汤阴被俘的孙殿英(11)就是一个，更往后则公开摧残人民力量，皖南事变是最著者，对人民武装停止任何供给，且时时勾结敌伪夹攻人民武装。 　　“但是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在敌人残酷扫荡之下，在蒋介石封锁下，在蒋敌伪联合进攻之下，开辟了19个解放区，解放了三分之一的土地和人民，牵制了80%的日军，几乎全部的伪军。发展了一百几十万的正规军，二百多万民兵，坚持奋斗了八年，终于在苏联红军出兵打击之下，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平心而论，如果没有人民的力量，人民的艰苦奋斗，蒋介石早当了溥仪第二，中国早亡国了。在那种情况之下。不但中国不能存在了，国际问题也恐怕成了另一个局面了。 　　“可是在日本投降之后，蒋介石马上下了峨嵋山，大发其令，要日军给他守城，伪军给他绥靖。企图里应外合，消灭人民力量，这就是蒋日伪合流。但是人民在抗战中流血流汗，得到胜利的果实，他们有权享受，他们应当得到民主、自由和平的生活，因而提出了他们的要求。蒋介石看见了人民的力量强大，于是采取了边打边谈的策略，双十协定刚签字，‘剿共密令’‘剿共手本’已发到各部队，‘停战命令’‘政协决议’‘整军方案’的笔迹未干，各地的惨案接连发生，内战也由东北打起，一直打到各解放区。 　　“可是蒋介石有什么资本和人民作对呢?他的资本就是靠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蒋介石将中国的领空、领海、领土卖给美国，让他们自由行动，所有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权完全让美国掌握，换来美国的飞机、军舰、各种车辆、坦克、大炮、火箭炮等等。同时给他训练装备和运送军队，给他订军事计划。因此，我们说蒋介石是美国的儿皇帝，杜鲁门(12)是中国(国民党)的最高统帅。 　　“由上所述，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蒋介石是自古少有的独裁专制魔王，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决心内战的狰狞恶鬼，有史以来的一个大卖国贼。美国是中国内战的制造者，是要将中国变成为他的殖民地的侵略者。因此，目前的战争是反独裁、内战、卖国，争取民主、和平、独立的民主革命战争，是反对美国企图把中国殖民地化的民族革命战争，所以它是正义的神圣的。” 　　在讲战争的发展时，李鼎铭以敌我战局的形势和我军取得伟大胜利，蒋介石惨遭失败的事实，极大地鼓舞了边区人民战胜敌人夺取自卫战争胜利的信心。李鼎铭说：“自去年(即1946年)7月到11月底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蒋介石是进攻，我们是防御。蒋介石的战略是打通交通线、侵占大城市。我们的战略是分散敌人兵力，消灭有生力量。这一阶段，蒋介石的收入是100多个空城，支出是33个旅，杂牌军和保安团队还不在其内。打通交通线的企图亦未达到。第二阶段是从11月至1947年3月为止。在这一阶段战局已起转变。我们自己开始了局部反攻，如鲁西、晋西等战役。而蒋介石也发动了鲁南进攻、东北进攻，以及边区进攻等。但在鲁南虽然占了临沂空城，而在鲁中我们消灭了他的7个师，活捉了李仙洲；在东北蒋介石正兴高采烈地庆祝胜利，我们一举消灭了他的两个师。在这阶段他又支出了33个旅。第三个阶段是从4月份到现在。我们逐渐由守势转为攻势，蒋介石逐步由攻势转为守势。在东北继松花江之胜利，在东线又歼灭了两个师。中央社现在叫喊说我们在长春到四平街一带出动了30万大军，这说明东北我们已占主动。在鲁中又消灭了3个旅，收复了泰安、东阿、阴平、宁阳等县，粉碎了打通津浦线的迷梦。在冀鲁豫刘伯承收复了近30座城市，活捉了孙殿英。在晋察冀我解放军在平汉中段及郑太东段收复10座县城，包围了石家庄，控制了郑太路300余里，在晋南解放了20座县城，控制了秦晋豫咽喉风陵渡及其他重要渡口。只有我们边区，胡宗南集中了18个旅，并有马鸿逵邓宝珊的配合，占了一些空城，但是截至现在胡宗南已被消灭了5个多旅，逼使他不得不撤离绥德。局势已经开始了转变。将来不但不能占边区，就是要撤离边区也成问题。因此我们有理由说，现在阶段，已开始成为全面反攻阶段。” 　　在谈到战争的前途时，李鼎铭肯定地说：“蒋介石反动派必然要灭亡，人民必然要胜利。我们分析一下蒋政府的情况，就知道这不是武断。”李鼎铭指出：“第一，蒋介石的政治危机。蒋介石自召开了破坏政协决议的二中全会，订了卖国的中美商约，召开了伪国大，以及现在的改组政府，全国人民认清了他是独裁卖国的民族败类。全国学生的爱国运动，就是很好的反映，再加上各级政府的贪污腐化，营私舞弊，使全国人民无不切齿痛恨。虽有美国的捧场，青年党和民社党一群汉奸流氓的帮助，也只能使危机更加严重。第二是经济危机。四大买办家族和美帝国主义构成了剥削网，使蒋管区工商业倒闭、破产，人民失业。加上战费、军粮，使人民负担加重，法币暴跌。据最近报载，美元换法币3万元，金价110万元，较2月份涨了2倍到3倍，因而人民无法生活。美国最近又给蒋介石5万万美元，也只能使危机更加严重。第三是军事危机。蒋介石因官兵矛盾，正、杂牌军的矛盾，上下级的矛盾，战略与战术的矛盾，使他每一场战争无不失败。战士到战场上就想放下武器。虽然有美国的大炮、坦克，不但不济事，反而运到了我们手里来打他，使他早日灭亡。有此三种危机，已足够使他死亡。所以我们有把握说：将来人民一定要胜利。” 　　谈当前任务时李鼎铭说：“战争前途虽然是光明的，胜利是有把握的，但是胜利不是会自己来到的，全靠我们全体人民来争取。你们是中学生，在这伟大的战争中必然要担负些任务。”他号召中学生：“第一，要争取机会作战勤工作。如医护工作、宣传工作、组织担架运输等。第二，要争取机会教育群众。例如时事宣传，战略路线的解释，坚壁清野的重要意义等。第三，争取时机抓紧学习。我们的战争是要胜利的，局面要开展的，干部的需要，更将迫切，我们应当抓紧时间学习充实自己，以备将来为人民更好地服务，并且要服务得很好。” 　　报告刚刚写完，6月14日林伯渠急电令米中学生渡河，前往山西省临县，故未能作这个报告。直到7月5日，米中学生东渡前，在佳县木头峪才为学生作了这场报告。李鼎铭的科学分析，给学生们以极大的鼓舞。 　　李老年老体弱，劳累过度，组织决定让他在家休息一段时间，待身体恢复后再工作。在家休息期间李鼎铭十分忧虑，他乘绥德敌人溃退之际，派工作人员何海旺去找绥德地委，打听边区政府，以便取得联系。何海旺几经周转，后来到子洲县的马蹄沟找到了边区政府副秘书长常黎夫，与边区政府接上了头。 　　何海旺回到桃花峁村向李鼎铭汇报情况后，他十分高兴，长长地叹了口气说：“这总算找到了组织。”于是要何海旺做好出发的准备，第二天傍晚来到黄河西岸的佳县木头峪，准备过黄河去晋绥边区。这些天李老知道党中央和毛主席留在陕北，坚持战斗，他心情很好。每天除看文件、学习外，便提着他那爱不释手的旱烟袋在村里走走，与老乡们拉些家常，给老百姓讲些时事。有时和群众交换着烟袋抽烟。几天来，榆横特委统战部部长朱侠夫(13)、米脂县县长姬伯勋、佳县县委书记张俊贤陆续来看望李鼎铭。加上身边的女儿李嗣兰、小儿子李之纪和儿媳妇侍候，李老的身体恢复得很快。李老留恋陕北，留恋家乡，他很不愿意离开陕北过黄河。但是因为战时的需要，工作的需要，只得于7月8日早上同边区法院、榆横公署等部分机关登上了东渡的木船，到了晋绥边区临县境内的曲古镇。临行前他特意到木头峪河的源头找到山泉水，贪婪地喝了个够。又吃了当地加工的白嫩豆腐，表示他对家乡的留恋之情。 　　9月4日，李鼎铭在曲古镇接到边区主席林伯渠的来信，说晋绥行政公署主任续范亭病危，要他去治疗。李鼎铭带上工作人员，日夜兼程，两天后到了临县都督村为续范亭治病。但因病情严重，未来得及吃药，续范亭就不幸逝世了。对此李鼎铭十分遗憾。9月12日，晋西北各界成立了续范亭治丧委员会，李鼎铭担任了治丧委员会委员。9月26日，晋西北各界在临县召开了由林伯渠主持、1800多人参加的续范亭追悼大会，贺龙、杨明轩、谢觉哉、吴玉章等参加追悼大会。李鼎铭虽然回到曲古镇未能参加追悼大会，但他送了挽幛，表示对续老的哀悼。 　　1947年10月7日，是李鼎铭终生难忘的日子，我国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杜斌丞先生在西安惨遭国民党杀害。李鼎铭十分悲痛。因为杜斌丞与李鼎铭既是同乡又是同事，1917年李鼎铭受聘榆林中学任教，是杜斌丞推荐的，他们之间对民主革命的同情和支持是一致的。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当时任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杨虎城部总参议、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的杜斌丞，对杨虎城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西安事变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所以，李鼎铭对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表示极大的愤慨。他说：“杜斌丞先生遇难，一定要蒋介石偿命，不要以为蒋介石猖狂一时，中国的领土将来一寸也不会给他，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后简称五四指示)，边区政府开始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1947年10月10日，《中国土地法大纲》发布以后，李鼎铭极表赞同，说：“共产党发动群众彻底平分土地，这项政策伟大极了。”10月24日，李鼎铭随边区政府返回到绥德县义合镇雷家沟村。11月1日至25日参加了西北局传达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和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义合会议。这次会议，是边区自卫战争八个月以来空前的一次大会，参加会议的有边区一级干部80多人。这时人民解放军已进入全面反攻，各个解放区都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完成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义合会议依照李卓然传达的全国土地会议的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确定了在边区贯彻土地法大纲，作出了彻底完成边区土地改革和认真进行整党的决议。会上李鼎铭对土地改革政策表示赞成和拥护。他说：“共产党发动群众彻底平分土地，审查干部和党员，这两项政策伟大极了，有了这两项政策，将保证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必然胜利成功。” 　　11月14日，李鼎铭同林伯渠发出了关于各县政府改组领导机构以适合战时需要的命令，为迎接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土地改革做了极为重要的准备工作。 　　就在贯彻土地法大纲、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正在进行之际，出现了一股极“左”思潮，给统一战线罩上一层阴影。河东临县出现了土改过火的问题。在河西，边区副议长安文饮、边区教育厅副厅长贺连城、建设厅厅长霍子乐，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他们是开明绅士，是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的座上宾，如今，贺连城、霍子乐成了封建地主，孤零零地住在乡下，没人理睬。安文钦被没收土地、财产并扫地出了门。义合会后又派工作队下农村，发动老百姓搞土改。虽然当年老区的土改早已搞过了，按照土地平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规定办了，这次却要强调再分。甚至把地主、富农吊着严刑拷打，仅义合境内就整死两个地主。这股“左”的思潮渗入各项工作，波及机关干部、边区政府机关，有人甚至提出批斗林伯渠的夫人朱明，说她是资产阶级的小姐，满脑子享乐主义，工作态度不好，弄得林老左右为难。 　　李鼎铭看到当时的形势，担心地说：“这怎么行呀!共产党能这样干吗?这样会失掉群众的。”这对李鼎铭来说不能不产生一种不安。他想，我们这些统战对象，将来又会怎样呢?因为他看到了安文钦、贺连城、霍子乐的处境，联系自己转战陕北，一直被冷冰冰地安排在真武洞、桃花峁、木头峪，要不是主动找边区政府，这么长的时间，像断了线的风筝，与政府失去了联系，直到四五月份，才接到林伯渠和范之文、唐洪澄的两封信，而且也没有给任何具体任务，一些人也不那么接近他了，似乎亦有一种孤立的感觉，他心情十分沉重。 　　这时候李鼎铭已经病了。当时主持西北局义合方面工作的马文瑞得知后，前去看望。躺在炕上的李鼎铭，见马文瑞竟然在有些人躲避都惟恐不及的情况下来看自己，感动得要挣扎着坐起来，马文瑞急忙上前把他扶住。老人下颌颤抖着，眼睛里聚满了泪水，神情显得非常复杂。马文瑞仍像过去一样热情地说：“李副主席，你躺下吧!”过了一会，老人的情绪开始平静下来，他躺在那里，暂时忘了病痛的折磨。病魔显然使得本来就很瘦弱的老人越发虚弱了，但他的目光依然像过去一样炯炯有神。这位老人曾提出精兵简政的意见，得到毛主席的赞赏，并被党中央积极采纳，作为在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十大政策之一，成为陕甘宁边区以至全国抗日民主根据地受人尊重的人物。而今，却被疾病折磨，心情也因忧虑而变得沉重。他看着马文瑞，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那瘦弱的手握着马文瑞的手，眼泪夺眶而出。一阵沉默之后，马文瑞问：“李副主席，你还有什么要求和愿望?”老人没有立即回答，沉吟了半晌，突然双眼里闪着泪光说：“也许不该开口，临了，我想见见毛主席，哪怕不说话，看上一眼……”说着两股热泪涌出那深陷下去的眼眶。马文瑞听了李老的话，十分感动，他完全理解老人的心情，知道老人的感情是真诚的，却不知怎么回答他，就安慰他：“毛主席正主持召开中央会议，你安心治病，等病好了，一定有那么一天。” 　　在李鼎铭日夜盼望见到毛主席的时刻，毛主席在杨家沟会上还念叨李鼎铭先生哩。当毛主席知道李鼎铭等民主人士遭冷遇的处境后，十分生气，当众动情地对林伯渠说：“我们共产党人应当是天下最讲信誉的，怎么能过河拆桥呢?”“林祖涵(即林伯渠——笔者注)同志呀，像李鼎铭这样一位对我们有过帮助的开明绅士，与你共事多年，竟把人家丢在乡间不理睬，这成什么话?你们是怎样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这样对待民主人士，你们将来进西安，还搞不搞统一战线?!”可惜这一切李鼎铭先生永远不知道了。 　　李鼎铭先生由于年高体弱，积劳成疾，1947年12月9日患了脑出血症。虽经边区政府延请卫生院医生张介夫、高枫、阎华山、沈继中和李鼎铭的大儿子李振三等两次会诊，并由李振三亲自扎针，开方服药，终因年老体弱，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12月11日上午6点，与世长辞，享年67岁。李鼎铭逝世后，12月12日，由边区政府副秘书长常黎夫和长子李振三等家属亲视入殓。李鼎铭的逝世使边区人民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运灵柩回米脂县桃花峁时，沿途群众夹道迎灵，吊唁致祭者，络绎不绝，16日抵家，19日安葬，隆重的葬礼表达了人们深深的怀念。 　　注： 　　①马鸿逵(1892—1970)，甘肃河州(今临夏)人，字少方。回族。早年毕业于兰州陆军学校。曾在冯玉祥部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八十二师师长等职。1930年中原大战后投向蒋介石，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曾率部与马鸿宾、马步芳等对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进行过阻击。1949年被人民解放军击败后去台湾。后赴美就医，死于美国。 　　②马步芳(1903—1975)，甘肃河州(今临夏)人。回族。曾任国民党青海省政府委员、青海省南部边区警备部司令、青海省保安处处长、青海省政府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49年任西北军政长官，率部在陕甘青等省同人民解放军作战，失败后出国移居埃及。1957年出任台湾驻沙特阿拉伯大使。1960年辞职。1975年死于沙特阿拉伯。 　　③邓宝珊(1894—1968)，甘肃天水人，名瑜。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时曾参加伊犁起义。后任国民第二军第七师师长、国民联军驻陕副总司令、第八方面军总司令。1932年后，任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甘肃省政府代主席、新编第一军军长。抗日战争时期，任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驻守榆林。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国民党政府晋陕绥边区总司令兼华北“剿共”副总司令。1949年初与傅作义一起率部起义。建国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 　　④刘戡(?—1948)，湖南桃源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历任国民党第八十三师师长，第九十三军军长，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等职。1947年2月率两个整编师由洛川、宜君一线驰援宜川，被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包围。同年3月在瓦子街被人民解放军击毙。 　　⑤唐洪澄(1908—1960)，原名贺生春，1934年，化名唐洪晨。后经李维汉建议，易展为澄，真名自此不彰。陕西清涧县人。12岁时在华严寺小学就读。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考入绥德四师。1928年在故里从事地下工作。是年秋，发动家乡农民开展了影响巨大的抗粮抗税反对成立民团的群众斗争，失败后遭通缉。1929—1932年，以教书为掩护播种革命火种于清涧东区。1935年，他同李景林、贺生荣等一并领导农民进行了三次围城斗争。1934年2月，清涧北区区党委成立，唐任书记。4月，中共清涧县第一届党代会召开，由于政策规定知识分子不能担任书记，会上选工农出身的刘玉春任县委书记，唐为组织部长。因刘没有文化，特委又让唐实际负责县委的工作。到1935年，在唐洪澄和其他同志的努力下，清涧四乡普遍建立区乡苏维埃政权，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使清涧、子长、绥德、米脂、吴堡根据地连成一片。当彭德怀1936年2月东征来到清涧后，赞扬这里“不亚于江西兴国”。1936年后，他历任关中特委书记，陕北省党校校长，神府特委副书记，陕甘宁边区民政厅厅长等职。曾当选为“七大”代表。建国后先后任甘肃省省委委员及定西、天水地委书记，陕西省委副书记、书记等职，党的“八大”和“二届人大”代表。1959年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在北京治病，终因肝硬化已属晚期，无法手术，1960年3月11日在北京逝世。 　　⑥青化砭伏击战：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陕西延安青化砭歼灭国民党政府军的战斗。1947年3月19日，国民党政府军胡宗南12个旅8万余人占领延安后，主力继续北进，企图寻找我西北野战军主力决战。西北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在主动放弃延安后，以小部兵力将敌人诱向延安西北安塞一带，而以主力第一、第二纵队及教导旅和新编第四旅预伏于延安东北青化砭地区，待歼敌人。3月25日，当国民党政府军第三十一旅旅部率一个团进入石棉沟伏击圈时，我埋伏部队突然发起猛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国民党政府军2900余人，并生俘国民党政府军旅长李纪云。 　　⑦羊马河伏击战：又称羊马河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陕西子长县羊马河设伏击圈围歼国民党政府军的一次战斗。1947年3月青化砭战斗后，国民党政府军由安塞调头东进，集中强大兵力于延川，清涧地区，企图寻找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主力决战，但屡次扑空。4月12日，当国民党政府军9个旅又向蟠龙、青化砭西北地区进犯时，西北野战军以2个旅进行阻击。由于判断留守在瓦窑堡的国民党政府军一三五旅有可能南下配合主力行动，西北野战军又以4个旅的兵力设伏于瓦窑堡以南的羊马河地区，伺机歼敌。4月14日，国民党政府军第一三五旅进入伏击圈内，西北野战军预伏部队突然发起猛攻，经过6个多小时战斗，全歼国民党政府军4700余人，生俘代旅长麦宗禹。 　　⑧蟠龙战役：解放战争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政府军在陕西延安蟠龙地区进行的一次战斗。1947年4月羊马河战斗后，国民党政府军误认为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主力已转至绥德，遂以第一六七旅主力及地方保安团队约7000余人守备延安东北的蟠龙镇补给点；以9个旅的兵力于4月26日自蟠龙、永坪分兵两路向北进犯；以驻守榆林的1个军和1个旅向米脂、葭县(今佳县)策应，企图寻找西北野战军主力决战。西北野战军利用国民党政府军的错觉，以小部兵力诱敌北进，而主力集中两个纵队和两个旅，乘国民党政府军后方空虚，突然南下，于4月29日包围了坚固设防的蟠龙镇。5月2日，当国民党政府军主力9个旅到达绥德时，西北野战军于当夜对蟠龙国民党政府军守军发起进攻，全歼国民党政府军守军6700余人，俘虏旅长李昆岗，缴获大量粮食和物资。 　　⑨《中国目前的战争》：是1947年6月李鼎铭在转战陕北期间，于米脂桃花峁村，为米脂中学学生进行时事政治报告所写的讲话稿(未刊稿)。 　　⑩“曲线救国”：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实行投日反共政策而制造的一种谬论。他们指使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和官员投降日本侵略者，成为伪军、伪官，在日本指挥下进攻抗日根据地。在日本战败时，这些投降部队立即宣布“反正”，乘机占领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人民的胜利果实，配合国民党主力军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这一谬论，最早由国民党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于1939年提出，国民党亲日派则大加鼓吹。在这种反动理论和政策的影响下，到1943年8月先后投敌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有20人，高级将领67人，军队将近51万人，占伪军总数的62%，造成“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局面。 　　(11)孙殿英(1889—1947)，河南永城人，又名魁元。早年为匪。1922年在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任连长。后收罗土匪扩充队伍，升到旅长、师长。1925年投靠张宗昌，任第五师师长，第十四军军长。1927年投靠蒋介石，任第六集团军第十二军军长。1928年在河北蓟县掘开清东陵中的乾隆、慈禧等墓，将墓中财宝洗劫一空。1930年中原大战时投靠阎锡山，冯玉祥，任安徽省主席。1931年投靠张学良，任四十一军军长。1933年率部在热河抗击日本侵略军。1939年在河南任新编第五军军长。1943年率部向日寇投降，自称“曲线救国”。抗日战争胜利后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三纵队司令。1947年4月在河南汤阴县被解放军俘虏，不久病死。 　　(12)杜鲁门(哈里·杜鲁门，1884—1972)，美国总统，民主党人。1922年参加过三K党，1934年起任参议员，1944年任副总统，次年在总统罗斯福死后继位总统，并连任到1953年。 　　(13)朱侠夫(1911—1977)，原名朱维昌，陕西省榆林市镇川人。1926年参加中国共青团，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内战争时，任过团支部委员，党的区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等职。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参加了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游击队，受党的委派，到西安、河北、绥远等地搞兵运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到中共陕西省委工作，奉命参加抗日义勇军。不久回西安，历任西北工委科长，中央民族学院教育处副处长，米脂县委副书记、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榆横特委统战部部长，镇川县委书记，榆林工委书记。解放后，先后任榆林地委书记兼榆林行署专员、军分区政委，1952年任甘肃省统战部部长、甘南工委书记。1954年任青海省委副书记、常务书记，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77年1月23日在北京逝世。 　　 爱国典范李鼎铭/常银山 常龙编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