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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悼念贾拓夫同志*

薄 一 波

我和拓夫同志是在延安相识的。1943年，我到延安准备参加党的“七大”，在延安一呆就是两年。当时，拓夫同志是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具体负责陕甘宁和晋绥两大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陕甘宁和晋绥根据地是比较贫困的地区，财经工作任务重，难度大。拓夫同志在中央和西北局的领导下，认真组织生产，注重流通工作，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做了很多具体工作，成绩十分显著。在这段时间里，我和拓夫就根据地财经工作及其它一些问题交换过意见，还淡得来。 　　抗战胜利后，我从延安返回晋冀鲁豫解放区，拓夫同志仍在西北工作。1947年，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陕北，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留在陕北与国民党胡宗南部周旋并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拓夫同志则随彭德怀同志指挥的西北野战军和西北局领导机关留在陕北。当时，形势险恶，困难重重，财经工作的任务十分艰巨，既要坚壁清野，使敌人得不到粮草，又要在被敌人包围分割的情况下，保证部队和机关的供给。西北财经部门的同志圆满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拓夫同志作为西北财经工作的负责人，是有一份功劳的。 　　1948年9月，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为适应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和建设解放区的需要，党中央决定，作为过渡性的办法，先成立华北财经委员会，将华北、西北、华东3大解放区的财经工作统一起来；然后在此基础上，再逐步将东北、中原两大解放区的财经工作统一起来，使解放区的财经工作形成一个整体。华北财经委员会10月正式成立，由中央财经工作部部长董必武同志兼主任，我和黄敬同志任副主任。但这个委员会实际工作做得不多。1949年初，拓夫同志率西北财经代表团到石家庄参加华北、华东、西北3区财经工作座淡会。拓夫同志详细地介绍了陕北财经工作的情况，对会议有所贡献。在石家庄，他还抓紧时间了解我军接管石家庄的经验，为接管西北大城市做准备。西安解放后，他任市委书记兼市长，主持了西北这个最大城市的接管工作。此后，他又具体领导了西北地区的财经工作，为西北地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由于人民革命战争即将取得全国的胜利，为了迅速地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生产，统一领导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1949年7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组建完成。陈云同志任主任，我任副主任。不久，又从东北调李富春同志任副主任。建国后又增加党外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任副主任。1952年，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对财经工作的领导，陈云同志点“将”，毛主席、周总理批准，调贾拓夫和曾山到中财委任副主任。拓夫主管交通运输方面的工作。不久，中央决定把各大区的主要领导同志调回中央工作。并将中财委领导的21个部和直属局划作5摊，即：工、财、交、农、劳来分管。这就是有名的“五口通商”。陈云同志主管财政金融贸易，我和曾山、叶季壮等同志协助；高岗主管工业和计划工作，李富春、贾拓夫同志协助；邓小平同志主管交通运输；邓子恢同志主管农林、水利；饶漱石主管劳动工资。1954年以后，国务院成立8个办公室，分口领导各条战线的工作。我任第三办公室主任，分管重工业。拓夫同志任第四办公室主任，分管轻工业和手工业。 　　拓夫同志调北京工作后，正值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陈云、富春同志领导下，拓夫同志为“一五”计划的编制和执行做了大量工作。同时，拓夫同志分管的轻工业、手工业工作也做得不错。1956年初，我受毛主席委托，组织了34个部委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我主要负责组织工交口各部的汇报。三办和建委的汇报，是我亲自作的。四办的汇报是拓夫同志作的。他在汇报中谈了有关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认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农业的同时，也要积极发展轻工业，并指出过去对轻工业重视得不够。毛主席重视这个意见。一方面对他们表示同情；另一方面，又感到轻工业的领导有些软弱。他听了汇报后说：“是啊!你们轻工业部门气不盛，有点气馁，中庸之道，你是头颅不长角啊!”毛主席还说：“重工业部门都积极抓，你们也要积极搞，你们有理由，要有些霸道。后来，中央采纳了拓夫和轻工业部的意见，加强了轻工业建设，将重、轻工业的投资比例从原来的8：1调为7:1，将“一五”计划期间施工的限额以上轻工业建设项目，由原订的65个增加到99个。 　　拓夫同志主管轻工业、手工业期间，恰逢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国务院四办具体负责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在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出现了要求过急过快、盲目集中、急于过渡、平调财产等问题。朱德同志和中央其他一些领导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颇为不满，主张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稳步进行。拓夫同志经过几次到各地考察，也感觉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要结合当时当地的生产发展水平，抓住手工业的特征，有区别地、分期分批地进行，不能操之过急，搞形式主义。他把发现的问题向中央做了汇报，并在具体工作中加以纠正，在协助党中央领导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起了好作用。 　　1956年5月，国务院三办、四办、六办合并，并从计委分出一部分搞年度计划的同志，组成国家经济委员会，我任主任，贾拓夫、孙志远、谷牧、郭洪涛、叶林等同志任副主任。经委成立后，主要是管工交生产、经营管理和年度计划的编制。我们一上手工作，就碰到编制1957年计划，对于如何定“盘子”，有一些争论。当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群众的积极性很高，应该快一些；一种认为应量力而行，一要建设，二要生活，不能太快。毛主席赞成前一种看法。从1955年第四季度起，经济建设出现了“冒进”势头，经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努力，“冒进”势头在一定程度上暂时被压住了，1956年国民经济的发展比较健康，但也还是急了些。经委在编制1957年年度计划又碰到“冒进”的问题。当时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报的基建投资指标高达243亿元，比已经“冒”了的1956年的计划还多103亿元。经委的同志都认为太高了，但到底压到什么程度合适则有不同看法。孙志远等同志主张高一些，提出可定到150亿元；贾拓夫等同志认为应该低于1956年的140亿元，提出压到100亿元。我采取折衷办法定为125亿元，上报周总理和陈云同志定夺。周总理认为，继续“冒进”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150亿元显然太高了，125亿元也高了。把过高的基建投资额压下来，是1957年全部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因此，1957年的基建投资额要明显低于1956年的实际水平。陈云同志赞同周总理的意见。经过反复的商量，决定压到100亿元的方案。在周总理出访巴基斯坦临上飞机前，还向陈云同志讲，只能定在100亿元。陈云同志用电话将周总理的意见通知我。他的上海话我有的听不大懂，误将100亿听成110亿，因此，经委最后定案就是110亿。由于实行了“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和切合实际的政策，1957年的国民经济发展比较顺利，这一年的经济工作成为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在压低指标这件事情上，拓夫同志是作出了贡献的，从中也反映了他在国民经济发展问题上所持的稳健态度。 　　我和拓夫同志在经委共事两年多，工作配合得很好。无论是搞调查研究、起草文件，还是协调关系、指挥生产，他都拿得起来，是一个多面手。他讲求实际，讲真话，有能力。1958年初，中央调他到国家计委任第一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我们虽然不在一个部门工作了，但由于计委、经委工作密切，我们还是常在一起开会，研究问题，相互之间是有感情的。 　　拓夫同志调计委工作后，正赶上“大跃进”。1958年1月，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严厉批评了“反冒进”，把经济问题上的分歧上升到政治问题的高度。在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中，违背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愈刮愈烈。拓夫同志心里是很矛盾的。他看出了一些问题，但又不敢多说话。他看出“大跃进”的一些做法违背了客观经济发展规律，造成了弄虚作假和极大的浪费，肯定行不通。拓夫同志和一些同志一样，在当时的空气下，发现了问题，也和大家一样不敢大声讲出来，只好在背后小讲、小说，但总的还是憋着一股气。他对1958年的国民经济发展数字持怀疑态度，并对“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在制定1959年的计划时，他主张把指标，首先是钢的指标压下来，压到合乎实际的水平上。由于陈云同志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提出重要建议，党中央、毛主席把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由八届六中全会确定的2000万吨最后调整为1300万吨。事实证明，拓夫同志的观点是正确的。拓夫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如彭德怀同志的所作所为虽然是出于公心，也有利于国家，但由于当时党内生活不太正常，很快就招来了厄运。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同志因为对“大跃进”提出中肯的批评(“意见书”)，遭到了错误的批判。拓夫同志由于对高速度、高指标有看法，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庐山会议后，计委在工交系统开展了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集中批判贾拓夫同志。还追查他与彭德怀的关系。查他是否给彭德怀送过材料，是否帮助彭德怀修改过意见书。彭总送给拓夫的大女儿一架照相机，这也被说成是拓夫与彭有“组织联系”的“证据”。只是因为查不到什么事实，加上彭德怀同志明确表示，“贾拓夫和我没有什么特别关系”，“我根本没有找贾拓夫同志要过什么材料”，拓夫同志才没有被打成“彭德怀反党军事俱乐部成员”。但仍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撤销了国家计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职务，下放到抚顺发电厂当厂长。 　　我同情拓夫同志的遭遇，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无能为力。拓夫同志到抚顺后，有一次我出差到东北，专门去看望他，两人谈了很长时间。拓夫同志对我说，他参加革命工作以来，对党一直忠心耿耿，对毛主席十分崇敬，绝对没有丝毫反党、反毛主席的想法。对“大跃进”中发生的问题，也是本着对党对工作负责的态度才提出意见的。我诚恳地对他说：拓夫同志，你是一位老党员了，要经得起任何考验啊!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一个革命者也要准备走不平坦的路。你对这一点，准备不足，有时比较软弱。南宁会议并没有给你什么处分。你也清楚，当时我也被认为是个中间派，如果不是偏右的话。不能因为受了委屈，受了误会，就一蹶不振，就消沉下去。要多想想，自己是否有不对的地方，如果有，就改；如果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就要相信，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这样想问题，思想就会开阔得多，就不会感到委屈了，精神也就会为之一振了。你过去在中央机关工作得不错，现在当厂长也一定能干好，干得象个老共产党人的样子。拓夫同志说：一波同志，听了你的话，我很感动，心里踏实多了。请你放心，我一定不辜负党的多年培养，一定会把工作做好的。 　　没有想到这竟是我和拓夫同志最后一次见面。1962年，他的“右倾”问题得到了平反，中央曾考虑给他重新分配工作，但事还未成，他又因《刘志丹》小说一案受到牵连，被康生打成“反党集团”的成员，再次受到打击。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拨乱反正，为拓夫同志平反昭雪，指出“1959年以来为贾拓夫同志所作的几次结论均予以否定”，决定恢复贾拓夫同志党籍，恢复名誉。1980年3月20日，党中央为贾拓夫等同志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委托我致悼词。党中央充分肯定了拓夫同志一生为党为人民所做的贡献，指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我国经济战线上具有独到见解、有才干的领导人之一”。党是公允的，历史是公允的。我想，拓夫同志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本文选自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5月第二版)。 　　 贾拓夫/中国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