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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拓夫同志二三事

余 海 丰

1931年下学期至1932年上学期，我和贾拓夫在陕南城固中学教书。拓夫是以教书为掩护，负责领导中共陕南特委工作的陕西省委特派员。学校的校长梁子炽是我党的支部书记，但蜕化变质和官府豪绅勾结，压制学生运动，不服从党的劝告决定。在这种白色恐怖的环境中，拓夫没有姑息，提议讨论开除了梁的党籍，纯洁了党的组织，学生运动得到了正常的发展。学校有个刘姓语文教师，善于讲话，满口革命词句、迷惑了不少的学生，也迷惑了几个教职员。拓夫给我讲：老刘讲话中经常流露出中国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有等待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不是明显的反对现阶段的武装斗争，取消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吗?这是“托派”的应声虫，留在学校会给进步师生思想上造成混乱，危害革命前途。隔了一段时间，我们发动学生撵走了这个教师。 　　我为教好课，买了一本文学参考书，拓夫翻了几页就说，这是一本“托派”读物，我们便即时烧掉了。当时，拓夫也只是二十几岁，其所以有这样强的鉴别力，由于他受党的教育和革命实践时间长，觉悟高，看问题深刻，处理问题坚决。拓夫在陕南一段时间内，给同志们留下的印象是：年青，锋厉，坚定不移。 　　1933年上半年，拓夫任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我在省委搞发行工作。他一段时间住在西安东仓门街，是我常去的地方。每次见他，他总是在光线很暗的房子里写文章，从未见过他睡懒觉、谈闲话，他所写的文章，无论讲形势或者指导工作，条分缕晰，简净有力，笔下带有感情，鼓动性强。他对待同志和蔼严肃，不盛气凌人，同志们有错误，即时批评指正，使同志很快的认识了错误，并感到心情舒畅，和同志们团结得很好。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拓夫到西安住在我家。他白天出去工作，晚上回家讲他长征的经历。我问他：你的“天”什么时候出头的?他说是长征时出头的。因为拓夫原来的化名，一个叫“红光”，一个叫“拓天”，“天”字出头以后，便叫成拓“夫”了。 　　(1979年9月2日) 　　 贾拓夫/中国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