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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生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这是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1964年8月17日看望在北京医院治疗的张德生时，代表中共中央对张德生一生的评价。张德生时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兼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一) 　　张德生乳名天才，学名世德，字心余，曾名张博五、张仲房、老关、张心诚、徐洪贵、辛余、张德甫，1936年西安事变后以“张德生”行。1909年10月20日(清宣统元年九月初七)，生于陕西省榆林县城(今榆林市城区)一个贫苦市民的家里。 　　榆林县地处陕西北部，毛乌素沙漠的南缘。这里风沙为害甚烈，良田多被沙吞，到清代末年，南移的风沙已与县城东城墙等身，登高眺望，险被沙龙吞噬的孤城败景尽在眼底，伤心惨目!张德生的家在城内北街的“吕二师上巷”，世代为手工业者。父名凤山，继承家艺，从小学习制革手艺。出师前为人佣工，无有身价，出师后无钱作本，仍多靠出卖劳动力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张凤山的手艺主要是做蒙古靴，兼做皮底的布鞋。不论是做靴还是做鞋，所用的生畜皮都得自己用生石灰等浸泡成熟皮。熟皮子，不仅腥臭难闻，而且刺眼、熏鼻，浸蚀人的皮肤，张凤山常是两眼流泪，鼻塞不通，手脚溃烂。由于人民的生活难以温泡，靴鞋业的生意萧条，张凤山就挑着卖水。榆林是座山城，水低山高，水担压弯了张凤山的腰。张凤山还摆过糖果摊子，几天赚不下几个糖果钱。尽管他终年劳累，但收入无几，再加上官府没完没了的各项“支差”和行户街道的“支销”，难饱一家人一日的两顿稀饭。张德生的母亲亦姓张，娘家也是榆林城内的贫民，她勤劳、贤惠，除帮助丈夫熟皮子、做靴鞋，还为别人做针工，拆洗缝补，多少收入几个，弥补家庭用度的不支。张德生上无兄下无弟，只有一个妹妹，从小就缺吃少穿，在街头卖过纸烟糖果，也在舅父的小铺子学过生意。所以，张德生自幼就知道劳动人民生活之艰辛，厌恶以家产的多寡区别人之贵贱的世俗观念，在心底里埋藏了对旧制度、旧社会的不满。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张凤山夫妇虽然生活艰难，但他们宁愿自己不吃不穿，也要供儿子上学。辛亥革命后的第5年，即1916年，他们便把7岁的张德生送进了学堂。开始上的是私塾，私塾的学生要给教师送“束脩”，为使教师能尽力教好自己的孩子，凤山夫妇在这方面从不吝惜，并指教儿子逢年过节到教师的家里叩头送礼。后来他们又相继把儿子送入榆林县第一初级小学、榆林县高级小学，以至送到数百里以外的绥德去求学。凤山夫妇苦受苦熬，供子求学，实在难能可贵。 　　塞北的榆林，既是一个“人多菜色，地尽不毛，一片荒寒，万家困苦”的地方，也是一个富有革命传统和容易按纳新思想的地方。辛亥革命时，榆林是陕西反正较早的州县之一。五四运动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杜斌丞等在这里大力提倡民主和科学。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人在这里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共党、团中央主办的刊物在这里半公开的发行。这就为知识青年的学习和进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张德生1923年上了高小以后，他的课外阅读，既读《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文学名著，也读《新青年》、《向导》等革命书刊，还学习汉字注音字母，演新剧，讨论各种新的思潮。他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了，受到了新文化的启蒙教育。 　　1925年冬张德生高小毕业，1926年春考入设在绥德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当时正值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实行第一次合作，共同领导推动国民革命运动之际，一批参加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以国民党员的身份来到第四师范学校，李子洲任校长，杨明轩任教务主任，蔡南轩、何寓础等任学课的教师。学校建立有中共支部和共青团支部，学生和职员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学校的革命气氛十分浓厚。在这里，教师公开讲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讲授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学生热烈讨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讨论俄国的工农革命，师生共同走出校门，宣传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活动。张德生在这里上学两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社会主义论战》、《社会科学概论》、《经济学概论》、《列宁传》等书籍及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主办的刊物。他积极参加了学校组织的下乡宣传活动，到农村组织农民协会，发动农民群众反对土豪，斗争劣绅，清算高利贷者。他同榆林旅绥学生组织了“榆光社”，并公开印发《榆光》小刊物。榆光社组织社员利用假期在榆林城里出墙报，下乡集会讲演，宣传革命，揭露贪官污吏的恶行。经过学习和社会实践，再加出身贫寒，备受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张德生选定了共产主义信仰，奠定了革命的人生观。 　　在1927年6月，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的实际主宰者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公开反共。7月，陕西的国民革命运动失败了。8月4日，陕北的封建统治者井岳秀武装驱散了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假期留校的进步师生，其它的革命活动和群众组织也一律受到镇压和取缔，白色恐怖笼罩着陕北23县。但是，就在这样的逆境之下，选定了共产主义信仰、奠定了革命人生观的张德生，不怕逮捕，不怕杀头，暑假期间在榆林城经旅京回乡学生杨尔瑛、苏景武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年秋第四师范开学较晚，开学不久井岳秀又强制以思想反动的柳砚琛取代常汉三先生任校长，遂在师生中爆发了反对柳砚琛接任校长的斗争，张德生是这次斗争的积极分子之一。 　　1928年春，张德生转学到设在榆林的陕西省立第六中学，插入毕业班，年底毕业。之后，在中共党、团组织的安排下，德生在榆林县第一初级小学当了一年教员，在团内参加区委工作，分工领导设在榆林的陕西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的团支部。德生的家又是党、团陕北特委的秘密机关之一，团特委代理书记贾拓夫等多住在这里，德生的父母及妻子多方为之掩护，保证了秘密机关的安全。 　　1929年5月，榆林职业中学校长借机开除了一批进步学生的学籍，激起学生罢课。在中共榆林县委和共青团榆林县委的组织下，榆林六中、榆林第三女子师范的学生起而响应罢课，声援职中的学生，迫使职中当局收回了开除学生的成命。11月初，榆林各校的进步学生为纪念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秘密印发了不少传单，一面歌颂世界劳动人民革命，一面揭露国民党军阀压迫剥削人民的罪行，使榆林地方当局又紧张了一阵子。张德生是这些活动的组织领导者之一，在放寒假之前就被学校当局借故解聘了。 　　1930年春节过后，共青团陕北特委调派张德生去府谷县工作，参加团县委。当时府谷的政治环境比较好，县教育局局长、视学员、高级小学校长、女子学校校长、县建设局局长等都是秘密的共产党员，张德生一到府谷就被聘任为县高级小学的教员。不久张德生转为中共党员，担任了中共府谷县委组织部长，主要任务是在小学教员和高年级学生中做工作，发展党员和团员。暑期，府谷县教育局办了一期小学教员训练所，张德生任国文教员，借讲授国文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还利用假日巡视了木瓜镇等处的农村党支部。 　　1930年8月，中共北方局派孔祥祯、高维翰、杨璞来到陕北，向中共陕北特委召开的会议传达了立三路线。10月初，又由中共陕西省委任命的中共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主持，在绥德城西合龙山召开特委扩大会议，传达立三路线和陕西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精神。会议决定党、团陕北特委合并，成立陕北总暴动行动委员会，赵伯平任书记，孔祥祯任军委书记，谢子长、刘志丹分任行动委员会的总指挥和副总指挥。张德生以中共府谷县委的代表身份，出席了陕北特委召开的这两次会议。 　　正好在合龙山会议的前夕，国民党绥德县党部获悉，中共陕西省委已派出两名重要干部从西安秘赴陕北组织暴动，再加上他们的机关大门口挂的衔牌夜晚被人砸坏，便衣密探又在街上发现了刘志丹，绥德县政府便立即调派军警四处搜捕。此时合龙山会议尚未正式结束，特委遂决定中止会议立即疏散。张德生打算经榆林返回府谷，刘澜涛(中共陕北特委秘书长)急赴榆林筹备特委新的秘密机关，两人结伴同赴榆林，出绥德县城时被国民党逮捕了。 　　张德生和刘澜涛被捕后关押在绥德县政府的看守所。出席合龙山会议的共青团陕北特委代理书记常黎夫(常应黎)，是这次会议的总交通，加之他是第四师范的职员，便于活动，特委遂指定常负责营救张德生和刘澜涛出狱的工作。在军警尚未搜查张、刘的住处之前，常黎夫抢先清理了刘澜涛在第四师范的宿舍和张德生寄宿绥德高级小学的地方，加上刘、张被捕时军警也未从他们的身上搜到任何证据，这就为张、刘后来被“无罪释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刘澜涛是第四师范训育处的职员，有底有面，看守所把审问的重点放在了张德生的身上：“你是府谷的小学教员，现在既不是暑假又不是寒假，不教书，来绥德作甚?”张德生很是镇静，回答只是一句话：“来绥德看望女友。”别的什么都没说。狱卒认识常黎夫，便将这个情况告诉了常，常即到第四师范找杜芳铭，要杜装作德生的未婚妻，配合德生在狱内的斗争，配合中共陕北特委营救张德生、刘澜涛及早出狱。 　　杜芳铭原是榆林第三女子师范的学生，在张德生的直按领导下，进行过抗日宣传和反封建的民主斗争，后被榆林女师开除，到绥德上学的。杜芳铭本来知道张德生已由父母包办与姨父的女儿结了婚且已生有两个孩子，但是为了革命的利益，年仅16岁的杜芳铭，不计假扮张德生的“未婚妻”对她带来的名誉损害，毅然愉快地接受了这个特殊的政治任务。杜芳铭首先以看望“未婚夫”的名义去探监，向狱方证明张德生的“口供”是真的，以后她又多次给张德生写“情书”，或探监时交给张德生，或托人捎进去。她每次探监，都要给张德生送些吃的，有时也送个绣花物品或毛衣之类的礼物，还有意当着狱吏的面和张德生说些热情缠绵的话，假戏真演，真好象一对情投意合的恋人。 　　正当中共陕北特委多方营救张德生、刘澜涛的时候，陕西的政局突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给营救工作带来了新的契机。1930年10月，盘踞陕西数年的冯玉祥势力，因冯联合阎锡山反对蒋介石失败而溃退出陕，杨虎城率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入关，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杨具有民主爱国的思想，邀请“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最忠实朋友”杜斌丞先生任陕西省政府的高级参议，并兼陕西清乡总局的副局长。为改变陕西的县政，杨虎城又分批遴委新县长，派赴各地接替原来的县长，新委任的绥德县长是延川籍的高望之。张德生和刘澜涛是冯玉祥系的绥德县政府逮捕的，中共陕北特委便利用陕西政权更替这个有利形势，由教育界的秘密共产党员发动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发表“快邮代电”，抨击前政府摧残教育、迫害教师学生的恶行，呼吁新的陕西省政府主持公道，平冤狱救百姓，释放无辜的刘澜涛和张德生。杜斌丞看到这些“快邮代电”后，委托高望之接任后设法把张德生和刘澜涛释放了。同时，在陕西省教育厅工作的秘密共产党员，以刘澜涛系绥德第四师范职员，张德生系府谷县高级小学教员为由，要求省政府把这个案子交由教育厅查办。在杜斌丞等人的斡旋下，这个案子交到省教育厅后，又通过关系取得了就近委派横山县教育局长曹亚华(秘密共产党员)赴绥德“查处”的便利。高望之、曹亚华到绥德后，第四师范的校长马济川即以学校的名义具呈，极力为刘澜涛申辩。曹亚华的所谓“查处”，实际是以合法的途径和办法营救张德生和刘澜涛出狱。高望之受有杜斌丞的委托，也积极从中谋划，但又不能无据放人，他便为刘、张代拟了“因受人诬陷，致入囹圄，今蒙获释，出狱后不作越轨行动”的具结。这样，张德生和刘澜涛便于1931年2月16日(庚午年腊月二十九)，被无罪释放了。数年后，高望之在兰州告诉常黎夫，他代拟的这个具结，就张德生和刘澜涛说，没有给国民党留下什么把柄，也不损伤张、刘的气节；对他来说，既完成了杜斌丞先生的委托，又是循官场公例办事的，没有后遗症。 　　张德生在狱中已经得知，因为他的被捕，母亲大病一场，数月卧床难起，双目快失明了，他一出狱便星夜回奔，2月22日(辛未年正月初六)回到榆林。奄奄一息的母亲看到日夜思念的独生儿子站在炕前，悲喜交集，痛哭不已，心情好多了。然而她毕竟已是病入膏肓，3月4日(正月十六)，这位才40出头的中年妇女就与世长辞了。因为家贫，依靠众亲友的周济，张德生才得以将其母简单地安埋了。 　　(二) 　　1931年4月，张德生被迫离开榆林，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奔波于陕西、宁夏、甘肃、四川的边界地区。 　　1931年1月，遵照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精神，陕北总暴动行动委员会撤销，中共陕北特委和共青团陕北特委恢复，党、团特委机关由绥德迁到榆林。4月初，党、团陕北特委关于开展“红五月活动”的通知及宣传材料，被榆林六中的训育主任、特务分子孙士英查获，国民党榆林当局遂假学校集合点名，逮捕了14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进步青年。因为张德生是刚从狱中释放回家的“政治犯”，军警在搜捕榆林六中学生的同时，以找学生为名，搜查了他的家。张德生已难以在榆林立足，他经与中共陕北特委指定的组织联系人胡希贤商量，同意他立即转移后，便身穿孝服，手提祭品，在叔父、表姐陪同下，装成为母亲扫墓模样出了榆林城，骑上表兄在南门外备候的骆驼去宁夏，按照刘澜涛原来叮咛的，去那里找从事秘密工作的杜润滋。张德生的这次背井离乡，一走就是20多年。其间他的老父贫病交加，不堪忍受反动派的迫害，于1937年10月6日饮恨亡故了，年仅52岁。也就在这一年，他家仅有的几间房子被日本飞机炸成了一堆瓦砾，妻子儿女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张德生是经伊克昭盟的大沙漠去宁夏的，旅途十分艰辛。但是当他到了银川时杜润滋已陷囹圄，他就冒险以“刘澜涛”的名义去探监，杜润滋将他介绍给中共宁夏特支负责人之一的刘梅村。9月，为了取得职业掩护党的工作，经杜润滋同意，张德生以“张博五”为名，在国民党宁夏县党部赈灾委员会当了录事。在此期间，他以合法的身份在当地报纸上发表文章宣传普罗文学，到学校辅导学生排演反帝哑剧，在群众会上散发反帝传单。数月后，杜润滋通过关系又为张德生谋得“巡视中卫县民团工作”的差事，实际是派张德生去中卫联系李天才，去靖远联系李罕言、张东皎，去兰州会见杜斌丞。张德生遂即辞去国民党宁夏县党部的录事职务，离开银川。他到中卫时李天才因组织兵变失败被捕，便赴靖远，与在国民党王子元部从事地下工作的秘密共产党员李罕言、张东皎等取得联系，后又与李、张同赴兰州，与给杜斌丞作机要秘书的秘密共产党员邬逸民取得了联系，并会见了杜斌丞。张德生和李罕言、张东皎、邬逸民在兰州举行会议，讨论了党在宁夏的工作，决定张德生仍返回宁夏、定边一带进行秘密活动。 　　1932年初春，张德生返回宁夏。此时因李天才案国民党宁夏当局正在通缉张德生，并且已将他去中卫搭乘的马车车夫和同车的乘客拘押刑讯，追问他的下落，他便到陕西安边活动，与在国民党地方部队张廷芝部中棲身的秘密共产党员高宜子取得联系，并谋得在三边高级小学代课的临时职业。后经三边高小教师、秘密女共产党员李回春，张德生又与中共陕北特委派到安边工作的梁德元接上了组织关系。数月后，经陕北特委同意，张德生与梁德元同回宁夏，重新建立了中共宁夏特支，共有党员7名，张德生任书记。后来，杜润滋去靖远组织兵变，梁德元因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被捕，刘梅村被学校解聘返回河南，张德生再到兰州，向中共甘宁青特委请示汇报。 　　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甘宁青特委于1932年底在兰州成立，吴鸿宾任书记，孙作宾任军委书记，马豫章任组织部部长，李慕愚任宣传部部长，常黎夫任秘书长。1933年4月，中共甘宁青特委组织领导的西北抗日义勇军在甘肃榆中失败，李慕愚、孙作宾、马豫章涉嫌不能在兰州立足，返回西安。不久，吴鸿宾去宁夏，已在宁夏出狱的梁德元到兰州。6月，梁德元任中共甘宁青特委军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主持特委工作，张德生任特委组织部部长，常黎夫继续任特委秘书长。梁德元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甘肃行署教导营的教官住在营区，常黎夫原系杜斌丞的机要秘书在杜回陕后住新华洗染店，张德生尚无社会职业住在特委机关“菜根香”酱菜园里。 　　1933年7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政治委员杜衡在西安被捕投敌，国民党按袁、杜提供的名单四处捕人。8月初的一天夜里，梁德元和康雨农(“菜根香”的少掌柜)被捕。恰巧张德生当晚在常黎夫处，才幸免于被捕，他与常黎夫商量后即急赴静宁，在国民党石子俊旅隐蔽了起来(该部的中共秘密组织比较健全，下级军官中的秘密共产党员较多)。 　　1933年11月，张德生到南郑参加了中共陕南特委的领导工作，任组织部部长。中共陕南特委成立于1927年10月，几年来通过领导学生、农民、士兵运动，到1933年3月，先后建立了5个党的县委、3个县级党的区委，共青团陕南特委下辖有3个团县委和2个县级区委，还有几个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秘密中共特别支部。1933年4月，中共陕南特委创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和西乡城固边区根据地被敌打垮和占领，40余名领导干部和战士英勇牺牲，以致影响一些党员星散和组织瘫痪。张德生就是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接任中共陕南特委组织部部长职务的，他不避艰险，奔走于汉中各县，活动于学校、农村和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在汉中的各部，考察中共党员和干部，联系恢复党、团的组织。同时与第十七路军三十八军中的秘密共产党员武志平保持密切联系，通过地方党组织支持武志平建立南郑到川北苏区的红色交通线，壮大红军之友社，发动各界民主人士为红军募捐，把各种军用物资运往川北苏区。 　　1933年12月，中共上海中央局派刘顺元来陕西解决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和红二十六军与中央的联系问题。因中共陕西省委已被敌破坏，刘顺元在西安难以立足便到南郑，以上海中央局特派员的身份改组了中共陕南特委并任特委书记，原特委书记汪锋改任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张德生为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1934年2月改兼宣传部部长)。实际上此时张德生集特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和秘书长职务于一身，协助刘顺元为上海中央局写了不少情况报告和调查研究材料，并布置各地的群众斗争。他不仅做地方工作，还兼顾党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秘密工作。此时由于国民党在关中大逮捕，不少共产党员脱险来到汉中，在张汉民(秘密共产党员)任团长的国民党陕西省政府警卫团避祸并做地方工作。为加强对这方面工作的领导，张德生和已来汉中的孙作宾商量，派崔廷儒到张汉民团负责士兵工作。 　　1934年春夏之交，杜斌丞先生和常黎夫商量，派秘密共产党员张光远再去川北和红四方面军联系，并争取能留在川北，以保持川北同西安的经常联系。张光远从西安动身时，杜斌丞写信给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请孙致书张国焘并交张光远带达；常黎夫致书张德生，请中共陕南特委为张光远出具党的组织证明信。张光远到达南郑后张德生作了妥善安排，取得了孙蔚如给张国焘的亲笔信，中共陕南特委给张光远写了党组织证明信，并交由武志平通过红色交通线把张光远安全送到了川北苏区。 　　1934年8月初，中共陕南特委派张德生携特委7月10日写的《汉南工作报告提纲》赴上海向中央局汇报工作，并委托张德生到后，口头或书面补充汇报全省党的领导机关、全省团的组织、红二十六军、党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警卫团的工作等13个问题的具体情况。此时张德生化名“张心诚”，特委在报告提纲的最后说张心诚“对党非常忠实，经济观念很好，学习虚心，积极性创造性都有”，“从多方面考查起来，是陕西现存干部中最好的一个”。向中央推荐。张德生到上海后向中央局写了《<汉南工作报告提纲>的补充》，对有关情况作了更为详细的汇报。 　　张德生向中共上海中央局汇报工作尚未结束，刘顺元亦返回上海。根据刘顺元的建议，上海中央局把张德生改名“徐洪贵”，派赴川北，给红四方面军送文件，并解决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十六军和中央的联系问题，要求他完成任务后返回上海复命。 　　1934年9月，张德生从上海返回途经西安，同常黎夫、崔廷儒等人见了面。他通报中共中央已进入中央苏区，领导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是上海中央局，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还在艰苦地进行着，每个同志都要提高革命警觉性，以适应随时可能变化的更加严峻的形势，保存力量，做好党的工作。 　　1934年10月，张德生回到南郑，向中共陕南特委成员传达了上海中央局对陕南工作的指示，并与孙作宾商量在他赴川北后陕南特委的工作由白耀卿负责。不多日，张德生带着中央文件(由上海中央局密写在一套衬衣上)，由国民党三十八军密探队里的秘密共产党员唐益民护送，翻越大巴山到达川北苏区。张国焘在旺苍坝接见张德生，收了上海中央局发的文件，听了张德生关于陕南党的工作情况汇报，即将张德生滞留，未让其返回上海复命。 　　1935年2月初，红四方面军为了调动布防在嘉陵江西岸的国民党胡宗南部后撤甘南，红军便于西渡嘉陵江扩大新的苏区，从宁强一线出击经勉县到达南郑，威胁胡宗南的后方。此时中共川陕省委组织了中共汉中道委，任命张德生为道委宣传部部长。实际汉中道委未开展活动，张德生又参加了傅钟、王维舟领导的川陕省委干部大队，经宁强到达勉县县城，联系中共陕南特委所属的组织和党员，发动群众从各方面支援红四方面军，发动青年参加红军。胡宗南部北撤天水地区后，红四方面军于3月底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打乱了国民党的“川陕会剿”红军的计划，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新区。此时中共川陕省委又相继给张德生以中共川东北道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川西北道委宣传部部长等名义。但由于张德生根据中央有关民族政策的精神写了一篇文章，加之他又同历经千辛万苦进入川陕苏区的原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廖承志、前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等有过来往，张国焘便认为他是“反川陕省委的分子”，不但扣留他的文章不得在省委机关报上发表，而且免除了他的道委宣传部部长职务，调到省委宣传部当干事，做些抄抄写写的事情。 　　1935年6月中旬，从中央苏区撤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与从川陕苏区撤出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川西北的懋功(今小金)地区。6月下旬，张德生在杂谷脑(又名理番，今理县)遇见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李维汉，李调张随他去做秘密工作，之后张相继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中央局机关工作。8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局机关随行的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北上，9月初，张国焘密电他在右路军中的追随者，强制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从班佑、巴西、阿西地区南下，分裂红军，危害中央。在此紧要关头，张德生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坚决跟随中央率领的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继续北上，走过难以通行的栈道，越过岷山，到达甘南岷县的哈达铺。在这里，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张德生被调到陕甘支队政治部的地方工作部和设营队工作。 　　张德生在甘、宁、陕做过党的地下工作，对这里的情况比较了解，还有熟悉陕西情况的贾拓夫，他们为中共中央提供了不少情况，为陕甘支队于10月19日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刘志丹、谢子长创建的陕甘边苏区和陕北苏区联片后发展壮大起来的，到1935年10月已建有26个中共县(市)委员会或工作委员会，28个县(市)苏维埃政权，人口约90万，主力红军5000人。在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进入西北根据地之前，根据地的领导机关为中共陕甘晋省委。中央到达后，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撤销了中共陕甘晋省委，将根据地的行政区划分设为陕北省、陕甘省和三边、神府、关中3个特区，由新成立的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统一领导。 　　陕甘省的辖区在西北根据地的南部，中共陕甘省委和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于1935年11月在甘泉县下寺湾成立。张德生由军队调到地方工作，在中共陕甘省委宣传部任干事。1936年1月，张德生奉命到关中特区工作，任中共关中特委宣传部部长，兼任《关中小报》社的主编。这里是苏维埃区域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交错地带，由于国民党东北军大举进犯，中共关中特委和关中特委苏维埃政府于5月撤销，大部分干部北撤到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省的瓦窑堡市(今子长县城)。 　　1936年6月，彭德怀率领的红军主力在西征中解放了陕西的定边、宁夏的盐池。为了加强这里的地方工作，中共中央和新成立的中共陕甘宁省委调派毛泽民、贾拓夫、张德生等组成中央巡视团，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建立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开展群众工作和经济工作，支援红军继续西征。10月，中共三边特委重建，张德生任书记，特委机关先后驻盐池县城和定边县城，下辖党的安边、定边、盐池县委和鄂托克工委，及安边、定边县苏维埃政府。11月，贾拓夫接任中共三边特委书记，张德生专做陕西、宁夏、绥远①边界的少数民族工作。 　　(三) 　　1936年12月12日，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西北军，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了坚持反共和坚持内战的蒋介石及从南京来西安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为了适应这一重大变化后的形势，中共中央应邀派周恩来等到西安协助张、杨和平处理西安事变，同时派贾拓夫、欧阳钦、张德生等到西安重建中共陕西省委。 　　重建的中共陕西省委于1936年12月25日在西安成立，它的任务是领导陕西的关中、陕南和甘肃的天水、平凉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民主斗争。1939年12月，中共陕西省委由国统区迁入陕甘宁边区。1941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原属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的中共关中分委，但是省委的“主要注意力仍在国民党区域”。1943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与中共关中分委合并成立中共关中地委。这个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前后共6年。在这6年里，张德生先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后任省委书记，参与和主持了省委的全面领导工作，特别是由于他长期主管党的组织工作，因此他在恢复发展巩固提高国统区的党的组织方面，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经过血与火的十年内战，在国民党的残酷镇压之下，陕甘国统区的中共地方党组织遭到极大的破坏，到西安事变前只有极个别的党组织还在活动，坚持下来的少数党员零星分散在各地。中共陕西省委重建后，坚决把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工作放在了首位，全力以赴来进行。开始省委机关设在西安，曾在关中做过地下工作的贾拓夫、张德生、惠子俊、崔廷儒、谢华等省委成员，首先在西安寻找老党员发展新党员，到1937年1月底西安已有60多名党员，建立了10多个支部。3月，省委决定将中共西安市委改为西安市工委，由张德生兼任书记，直接领导西安市的组织发展工作。省委在直接恢复了一批党员的党籍之后，即选派了一些党员干部分赴各地考察老党员，发展新党员，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这些干部出发之前，大都经张德生个别谈话，交代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并由省委组织部确定专人与分赴各地的干部保持联系，指导其工作。3月25日，省委“依照地域便利，依照工作基础”，将辖区划分为13个领导区域实行分区领导，同时省委组织部制订了发展计划，对恢复老党员的党籍和发展新党员的对象作出具体的规定。各地的工作发展很快，到5月，已有13个市、县委(工委)，66个支部，896名党员。之后，随着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的纷纷建立和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蓬勃兴起，党的组织有了更大的发展，到1938年8月，省委辖区的53个县有党的组织，建立有1个市委、1个特委、6个地委(工委)、25个县委(工委)，党员总数达到8000名左右。 　　在省委的统一部署下，张德生在指导各地加紧发展党组织的同时，又很注意指导党的组织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更多的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7月1日，张德生写了一篇题为《西安学生运动四个月工作的检讨》的内部印发的专文，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4个月来西安学生运动的成绩作了充分的肯定，对取得成绩的原因作了具体的分析，同时尖锐地指出了工作中的缺点。张德生说：我们工作中的缺点，第一，没有把占大部分的中派学生争取团聚到我们的周围，在我们周围的还只是少数的先进分子，在我们的各方面还存在着关门主义的倾向；第二，还没有在西安所有学校去建立我们的工作，加强对学生团体的领导，结果使我们抓的少数几个学校过于突出，引来了顽固派的注意；第三，宣传工作机械，呆板，空洞，公式化，一般化，还不够活泼、通俗地利用群众乐于接受的旧形式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第四，用党内的领导方式、工作方法领导群众组织、群众工作，致使一些群众团体的内部生活不健全；第五，我们的支部和党员还不善于领导群众的非法斗争，住往落在群众的后面，斗争爆发了我们的党员才去参加，甚至有些党员拒绝领导这些群众斗争；第六，我们的党员还不能经常地细心地了解群众的情绪，并及时地向党的组织反映，致使一些斗争结束了领导机关才得到报告；第七，党的支部生活不健全，对新党员教育不够，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结合得不好。他说，只有把工作中的这些缺点指出来，加以总结，努力改正，党在学生中的影响和作用才能充分发挥，西安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才能更顺利地开展起来。 　　西安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广泛的开展起来了，但是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右翼分子却拼命地采用各种方式在学校组织各种小团体，并把这些小团体合并为所谓“抗敌协会”。他们一方面以“拥护抗敌政府，拥护抗敌领袖，巩固抗敌统一战线”，“消除过左过右的思想和行动”为招牌，欺骗群众，发展势力，一方面攻击爱国学生要求陕西当局改变“包办、统制、压迫群众运动的错误”的言论和行动，是“诋毁政府，诋毁领袖，破坏统一战线”，“是汉奸行动”，阴谋分裂和破坏西安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张德生于1937年12月3日写了题为《怎样和分裂学生运动的小派别作斗争》的内部印发的专文，对在基层党组织中已经出现的右的、“左”的两种态度和做法作了分析。他明确地指出：不克服国民党右翼分子的阴谋，西安的抗日救亡运动就不容易开展起来，只有正确地同学生群众中的小派别作斗争，才能克服分裂学生运动的阴谋，顺利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说：首先应当广泛地运用个别谈话、会场讲演、壁报刊物等形式，来一个深入的宣传解释工作，运用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向全国人民允诺抗战的言词，说明爱国学生的一切抗日救亡活动，才是真正执行政府和“领袖”的抗日意旨，而那些压迫救亡运动、破坏学生团结的分子，才真正是违反政府国策、破坏统一战线的民族罪人，从政治上解除制造分裂者的思想武装；其次要把几个首要分子同被欺骗蒙蔽的群众清楚地分开，孤立其中有作用的首要分子，争取其下层群众，应当放弃同“抗敌协会”整个组织对立的想法，把斗争的对象愈缩小则我们愈容易得到胜利，在已经有群众参加“抗敌协会”的学校，我们不仅不应当和他们对立起来，也不应当只站在外边讲道理，而应当选派得力的同志参加进去，引导群众，争取群众；再次，应当竭力避免斗殴，不论手是谁先动的，我们都应当拒绝采用这种方式，因为打了起来，使交手的双方更严重对立起来，刚好中了制造分裂者的阴谋，分裂了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由于中共陕西省委、西安市工委和张德生等负责人的正确指导，西安学生分会等抗日救亡团体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和方法，争取了学生中的大多数，也争取“抗敌协会”参加了由西安各抗日救亡团体共同组织的一些活动。 　　张德生还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公开批评国民党陕西地方当局的错误做法，推动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2月27日，张德生在中共陕西省委主办的公开刊物《西北》周刊第4期上，发表题为《论陕西抗敌后援会的工作》的专论，批评在国共两党领导的“陕西抗敌后援会”工作的一些国民党人。“还保守着过去习惯了的一套领导民众运动的传统方式，脱离了当前环境及历史任务，甚至津津于个人权位、宗派成见、党派利益，因而‘统制’、‘包办’、猜忌、磨擦等等不良现象还不免时常发生”，“浪费了许多宝贵的人力物力，致使某些抗敌后援会没有充分担负起‘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争取抗战胜利’等当前的战斗任务”。要求洗刷救亡团体领导干部中的贪生怕死、临阵脱逃、贪污腐化、不顾大局的分子。同年7月19日，张德生又在《西北》周刊第20期上，发表题为《抗战中的陕西民生问题》的专论，批评国民党陕西当局把适当改善人民生活同加紧抗战对立了起来，批驳把人民要求改善生活的呼声诬蔑为“这是难为政府，嫁祸政府”，“这是挑拨阶级斗争”，“这是汉奸口号”等错误思想和反动言论，揭露国民党的官吏假抗战之名贪污敲诈、胡加乱派、作威作福、残害百姓的恶行。坚定地认为：陕西的贪污现象恐怕要甲天下了，在陕西改善人民生活，目前最迫切的任务莫过于肃清贪污现象和实行合理负担，使人民所出的即使是一大枚也能用之于抗战，真正作到“涓滴归公”，使政府的正当捐税即使是一角一分也能分派适宜，真正作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是改善陕西人民生活的首要工作。张德生对国民党陕西当局的批评、揭露，既反映了国统区人民的要求和呼声，也赢得了国统区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支持和拥护，对推动陕西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广泛开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1938年7月蒋鼎文接替孙蔚如出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事变后陕西一度出现的有利于国共合作开展抗日救亡的政治局面急骤逆转恶化，八路军高级参议、共产党员宣侠夫和中共商洛工委书记王柏栋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西安和商县，陕西省政府强制各级行政人员加入国民党借机清查秘密共产党员，镇压学生运动的事件不断发生。在此形势下，张德生等中共陕西省委主要领导人，在对西安的工作作了周密部署，指示已经暴露或有可能暴露的党员干部转移外地之后，也撤出西安，回到中共陕西省委机关的驻地泾阳县的云阳镇。 　　1939年1月，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成立了反共的“特别委员会”，之后又陆续制定和秘密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理办法》等反共文件，囚禁和杀害共产党员、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在如此严峻的形势面前，张德生于1939年4月初主持召开了各地委组织部长和部分县委书记、组织部长参加的组织工作会议，专题讨论了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发展与巩固党的组织问题。张德生作了报告和会议讨论的结论，要求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保持党的独立性，坚持党的马列主义路线，警惕一切反共阴谋和企图，强调党的组织发展要质与量并重，发展与巩固并重，纯洁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4月10日，省委发出《关于建立发行部及改进发行工作的通知》，规定党内的秘密交通必须与党内的报刊推销发行工作严格分开，以保证党的核心机密的绝对安全。4月20日，省委作出《关于秘密工作的决定》，严格规定各级党组织均不得保存党的机密文件，不得印刷登记表登记党员及干部，地委以下各级党的会议不必有记录，工作报告及通讯上一律不得写党员姓名住址等。5月15日，省委组织部就巩固党的若干问题向省委作出了专门报告，指出必须加强对全体党员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从思想上巩固党。6月22日，省委作出《关于秘密工作的规则》，对保卫和巩固党组织的一系列问题作了更为严格具体的规定。从9月开始，省委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8月25日作出的《关于巩固党的决定》，集中力量进行党的巩固工作，各地一般停止了发展新的党员。1940年1月9日，张德生在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上就巩固党的工作做了专题报告，会议决定进一步加强党内教育，继续审查党员干部，开展反奸细斗争，健全秘密工作制度，改变党的领导方式，巩固党的组织。6月，张德生奉命到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陕西党的组织工作，行前他同省委组织部的干部一起，夜以继日，对国统区党的组织的巩固工作进行了认真总结，准备了汇报提纲和具体的经验教训典型材料。8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陕西党过去3年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最近1年来开始了一些巩固党的工作。”“估计到目前陕西形势的特点，陕西党必须严格执行党的荫蔽精干政策，加强党与社会及群众的广泛联系，以达到长期埋伏与积蓄力量的目的。”决定指出，为了实现荫蔽精干的方针，必须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在策略上抓紧争取中间势力这个中心环子，纠正对中间势力认识不够和要求过高的有害倾向，要特别注意争取地方实力派及地方士绅，发展各种进步势力；在国民党的政府机关中，除了保持党员已获得的地位，应尽量推动与帮助中间分子及进步分子取得各级政府机关特别是下层保甲机构中的地位；在被迫的情况下，一般党员为了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可以加入国民党，必要时也可主动加入，在可能与必要的条件下，利用适当方式在国民党内部进行团结进步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分化与打击少数顽固分子的工作；必须加强党的群众工作，充分利用一切公开合法的可能去进行群众工作，一切群众斗争必须经过统一战线去进行，经过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去开展各种文化经济等社会的改良活动，注意培养党与非党的群众领袖。中央的这个决定是陕西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张德生在9月初召开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作了认真的传达，就陕西党的组织状况及如何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作了报告。会后，他亲自挑选干部，亲自谈话交代任务，派赴各地传达中央的决定精神。他还主持省委组织部的部务会议作出决定，建立了“组织工作日志”制度，及时了解组织部各科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掌握各地的工作动态，及时向省委和中央组织部反映各地在巩固党的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把他于同年5月4日在给东南局的指示中所提出的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方针，扩大为党在整个白区的工作方针，即：党“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一方面采取荫蔽精干的政策；是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这就是后来被公认的正确的白区工作“十六字方针”。中共陕西省委和张德生等人为这个正确方针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张德生在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期间，也很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调查研究的指示精神，他从1940年夏开始认真布置，有计划地组织了对国统区党的发展巩固演变、党的组织形式变化、干部状况、敌特活动情况、对敌特的斗争等问题调查研究，指导省委组织部的干部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分别整理了10多个专题调查研究报告，报送了中央有关同志，并用从实际中总结的经验教训对地下党的党员干部进行教育。他担任省委书记后继续指导省委各部的调查研究工作。这种根据实际经验开导党员干部思想的作法，对于更好地贯彻执行“荫蔽精干”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 　　1941年6月张德生接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职务，9月奉命到延安参加陈云主持的贯彻白区工作“十六字方针”的座谈会。前任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贾拓夫、欧阳钦也参加了会议。座谈会开了4个多月，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陈云为中央写了一个决定草稿和有关文稿，报请中央政治局审定，后经毛泽东修改定稿，于1941年12月29日以《中共西北中央局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发陕西省委贯彻执行。《决定》指出：“两年以来，陕西党在执行中央新的策略路线与组织路线中，是有相当成绩的。在调查情况，注意隐蔽，整理组织，审查党员，保存干部，执行政策，深入社会诸方面，都有了一些成绩。证明中央指出的‘严格执行党的精干荫蔽政策，加强党与社会及群众的广泛联系，以达到长期埋伏与积蓄力量的目的’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决定》还指出：“由于陕西党是处于最顽固统治下的省区，同时又接近华北及边区，这种特殊条件，就使许多党员易于冲动，难于节制，这是党在执行精干荫蔽、长期埋伏政策中的一大困难。因此必须教育党员，首先是干部，深刻了解党的策略路线，具有政治远见，定下其长期埋头苦干的决心，从而坚决肃清主观主义与关门主义，扩大社会活动，学习民族形式，采取合法斗争，并彻底改变党的组织形式与领导方法，方能达到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目的。”1942年1月和4月，张德生两次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西北局的决定。省委先后派出20多名干部，利用探亲访友等形式向50多个县的党组织或党员传达了西北局的决定和省委扩大会议的精神。由于中共陕西省委和张德生等负责人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央提出的白区工作“十六字方针”，在严酷的环境里保存下来了三四千名党员，县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几乎全部调进了边区学习和工作，从而积蓄了力量，保存了骨干。 　　张德生还很重视干部的政治思想工作，在省委举办的党员干部训练班里，每期的党的建设课几乎全是他讲授的。他讲课理论联系实际，生动、活泼，很受大家的欢迎。 　　(四) 　　1943年1月中共关中地委成立，集原来中共关中分委和中共陕西省委分担的任务于一体，统一领导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工作和陕西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民主斗争。张德生由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和关中分委书记改任中共关中地委书记，兼关中警备区司令部政治委员，不但要继续领导党在国统区的工作，而且要领导关中分区的全面工作。 　　关中分区在陕甘宁边区的南部，此时辖新宁、新正、赤水、淳耀4个县②，它的东面、西面、南面均是国民党的统治区，与国民党驻军的据点黄陵、宜君、同官(今铜川市城郊区)、耀县、淳化、旬邑、正宁、宁县很近，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国民党顽固派把这里称为“囊形地带”，认为在战略上对其极为不利，如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经常以3个以上的正规军，配置地方团队，沿边区修筑了内层和外层碉堡，并在三原、耀县、庆阳等地分设军事指挥所，实行军事、政治、经济封锁，不断制造反共磨擦，阴谋借机首先吞掉关中分区而后消灭整个陕甘宁边区。1939年，他们袭击、枪杀驻合水、旬邑、宁县的八路军，企图把战火引向关中分区。1940年，他们侵占了八路军的募补区镇原、宁县、正宁、旬邑、淳化5座县城及6个区、43个乡，继又分兵5路进犯关中分区。1941年，他们以40万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企图以关中分区为主要进攻战场。1942年，他们再次集结兵力，企图先夺取关中分区然后一举夺取延安。国民党顽固派这些连续不断的反共磨擦、军事挑衅和武装入侵，每次都是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了正确的斗争方针和策略，其罪恶阴谋才未能完全得逞。因此，关中分区的安全是关系陕甘宁边区安全的大事，保卫关中分区的安全是关中分区党政军民一体的头等大事，也是关中分区主要领导人张德生肩上的第一重大责任。 　　保卫关中分区包括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提高警惕，随时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挑衅和武装入侵，保证边区人民安全劳动，和平生产，一方面是要加强边区内部的经济文化建设，增强边区自身的自立和自卫力量，使边区的自卫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对于张德生来说，从中共关中分委于1941年4月划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起，就参与领导了保卫关中分区的工作。1941年6月7日，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的张德生，在关中分区县级以上干部联席会议上作结论报告时，就“坚决保卫关中分区”、“加强财政经济建设工作”、“认真执行《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提高边区的政治文化”、“巩固党与群众的联系”、“改善领导方式与工作作风”、“提高党的质量严密党的组织”、“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等8个问题，论述了建设关中分区的具体政策和工作方法，号召党员、干部和群众提高克服困难的决心，增强夺取胜利的信心，加倍努力，为建设模范的新关中而奋斗。1942年，针对关中分区基层党组织的实际情况，张德生提出，经过土地革命的老区贫农已经很少，可以在中农、富农中发展一些党员，要注意在公营、私营工业单位中发展党员，也要在农村小商人、外来难民中发展党员，以壮大党的力量，加强基层党组织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作用。1943年1月中共关中地委成立后，张德生和地委进一步加强了对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领导，全分区的干部和群众热烈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继续开展大生产运动。在这一年里，农民开荒11万多亩(包括1400多新移民的开荒)，增产细粮2．3万石；部队开荒3．2万亩，增产细粮3300石；机关学校开荒1986亩，增产粮食432石。群众纺线4.8万斤，织布6.2万丈。运销食盐2.2万驮。开始建立了铁厂、瓷厂、纸厂、纺织厂等公营企业。随着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大有改善，大部分实现了“丰衣足食”。部队的生活自给率达80％，地方工作干部的生活自给率最低50％最高的达93％，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更为密切了。1944年5月中共关中地委召开干部会议，张德生作了《关于财经问题的报告》，对一年来的经济建设作了总结，对今后的财经工作和当前的生产贸易提出了具体要求。他说，今后财经工作的基本方针，“第一是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达到完全自给”。开荒2l万亩增产细粮5万石，试种棉花5000亩，产铁100万斤，产煤20万驮，产瓷器8万件，造纸100万刀，纺线22万斤，织布35万丈，造酒5万斤，造香18万把，发展山货生产，发动群众自己制造染料。“第二是公私兼顾，互助合作，一致对外”。公私兼顾要贯穿于一切经济关系中，它对大公私适用，对小公私也适用。“第三是厉行节约，建立家务，备战备荒”。他强调指出经济建设是中心的中心，全党都要关心经济建设，做经济工作，首先是财经部门的同志都要精通业务，学会做生意，把财经工作真正做好。“不会建设，一定灭亡”。 　　关中分区的文化建设也有很大发展。到1944年4月，全分区共有师范学校1所，完全小学4所，中心小学9所，普通小学21所，民办学校99所，夜校62处，读报识字组282个，牛皮影子戏班6个，秧歌队44个，并且培养树立起了一批先进典型。张德生对文化建设很重视，写了一篇《关中文教工作的总结》，发表在1944年10月4日的《解放日报》上，要求所有干部都重视文教工作：“第一，先要在思想上看重文教工作。如果文教工作做不好，边区就没法子建设得更好。”“第二，无论如何不能妨碍群众生产。”“第三，把劳动组织当成文化工作的基础。”“第四，热心文化工作的人要劝说帮助别人识字、念报、唱歌、讲卫生。”“第五，啥事都要大家讨论，大家决定，不强迫命令，做文化工作更不能摊派命令，弄得变成群众的负担。”“第六，看向办事，不要死守规程，文教组织由群众随意决定。”“第七，要有名有实，就是有无名有实也可以。”“第八，注意检查，不要一弄就不管了。”这些来自群众中的经验总结，内容实在，语言活泼，广泛推广之后，有力地推动了关中分区文教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国民党的顽固派既是死硬的反共派，又是暗藏的汪精卫派，正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建设模范抗日根据地、各敌后根据地抗战再次得到发展的时候，他们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时机，于1943年的春夏之交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又狂叫“解散中国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破坏国共合作抗战，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6月18日，胡宗南到洛川主持军事会议部署进犯陕甘宁边区，并将10多个师(包括从陕东抗日河防前线调来的3个师)摆在南线，企图首先占领关中分区。7月6日第一六七师师长到职田镇观察地形，7日第一六五师向关中分区的警戒阵地发射迫击炮弹10余发，17日第十六师又向边区阵地发射炮弹10余发，内战危机处于千钧一发之际。于此严重关头，在重庆的中共代表董必武，奉毛泽东之命立即将此事对外公布，特别是通报了英、美驻华使馆。同时，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分别致电胡宗南、蒋介石，严正抗议国民党的反共活动。延安及其他解放区的民众也纷纷集会抗议，《解放日报》还连续发表社论进行抨击。在解放区人民的强烈抗议和全国进步人士及国际舆论的反对下，蒋介石和胡宗南被迫分别复电朱德，表示“无意进攻边区”。在这场斗争中，关中分区首当其冲，张德生主持中共关中地委作出《关于反对顽固分子进攻边区的紧急通知》，号召全分区的党政军民立即行动起来，保卫党中央，保卫关中分区，打败顽固分子的进攻，维护团结抗战的局面。国民党的大军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大举进犯边区，但是小型的武装挑衅并未停止。7月22日，淳耀县第四区在田间劳动的7位农民，被国民党的武装人员绑架。7月31日至8月2日，第一六七师一部进犯新宁县和新正县。8月18日，第一六七师再次进犯新正县。对此，兼任关中警备区司令部政治委员的张德生和司令员文年生，指挥警备区的部队坚决反击，将其打出了边区。同时，张德生又主持中共关中地委作出《关于战时宣传鼓动工作的指示》，指出要在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内战的原则下，有理有利有节地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 　　国民党顽固派在军事侵犯边区的同时，又采取卑鄙手段陷害关中分区的党政军领导干部，企图从内部瓦解关中分区。1943年底，中共中央社会部和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从西安来的情报获悉：潜伏在边区的国民党特务向他的上司报告，他在关中分区发展组织很顺利，地委书记及警备区司令员的妻子、妻弟都是他发展的特务分子。边区保安处派第一局局长师哲到关中分区进行调查。在张德生的支持下，师哲花了竟月时间查清了根由，原来那个情报源于住在旬邑县职田镇的国民党特务专员杨宏超之手。师哲组织了一个班，通过封锁线，夜擒杨宏超，押回马栏镇。师哲和张德生制订了周密的审讯计划，杨宏超交代了他的罪行。原来杨的老家在边区内，对边区的情况很熟悉，他为了领赏弄钱，就假造情报，说他花钱买通了边区的一些干部。杨宏超在职田镇胡编乱造的特务分子名单上报后，西安的特务机关信以为真，十分重视。杨宏超被抓的第二天，西安的特务机关就知道了此事，立即专派要员到职田镇查考详情并善其后。之后，西安特务机关向国民党中央呈报杨宏超被共产党抓捕的电报，也被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里的中共地下人员送到了延安。“关中特务案”的真相大白了，不仅解放了蒙冤的干部，同时也促进了正确的除奸工作，有利于保卫边区的安全。 　　中共关中地委一方面保卫建设根据地，一方面继续领导陕西国统区党的组织，具体工作由地委统一战线工作部负责。主要是继续贯彻执行党的“荫蔽精干”方针，本着“公开合法，适应环境，随机应变，长期生存”的原则，指导国统区党的组织停止一般的活动，并继续把在国统区不能站足的党员干部调进边区学习和工作，保存力量以待时机。对于进入边区的干部，张德生亲自讲授党课，个别谈话，进行思想教育，并多方关照这些干部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以至帮助安置其家属。根据形势的转化，遵照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中共关中地委从1944年下半年开始恢复党在国统区的工作。8月10日，张德生给西北局写报告，提出要正确对待陕西国统区的党组织、党员和干部，正确对待国统区党的工作，加快对从国统区来的党员干部的甄别审查，以利重新部署党在国统区的工作。9月底至10月初，地委统战部召开部务会议和各县委统战部部长联席会议对党在国统区的工作进行具体的部署。10月8日，张德生在这个会上作了结论报告，再次为遭受不公正对待的陕西地下党正名，恢复名誉。他说，对陕西地下党的错误看法，“首先是忽视了陕西党建立的经过和特点”，“其次是忽略了陕西党8年来的工作和成绩。”他说，“中央认为我们陕西党在执行中央新的策略路线和组织路线中是有相当成绩的”，“我们要正确估计自己的力量——陕西党”，把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做好。他要求各地从陕西的特点出发恢复党在国统区的工作，“主要还是搞武装，把工作中心放在农村，城市只搞短小精干的堡垒”。并就派人外出联系、恢复组织、发展组织、巩固党员的社会职业、审查党员、争取一般的自首分子等问题讲了具体的意见，要求各地结合实际贯彻执行。之后，关中地委分批派出一些党员干部到关中、陕南，了解情况，考察党员，恢复党的组织，建立秘密武装，这就为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进行解放战争，从组织上、干部上作了必要的准备。 　　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关中分区建成了模范抗日根据地，政治民主，生产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正准备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但是就在这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突于1945年7月21日至27日又大举进犯关中分区，侵占了淳耀县爷台山及其周围的40多个村庄。许多村庄被抢劫，农具、家具、衣物、房屋被烧毁，群众损失惨重。为了保卫人民的利益，中共中央在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同时，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组成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8月8日晚，八路军的三五八旅和关中分区的各部开始反击，次日即取得了这次反击战的全面胜利。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中，对这次反击战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国民党调了6个师来打我们关中分区，有3个师打进来了，占领了宽100里、长20里的地方。我们也照他的办法，把在这宽100里、长20里地面上的国民党军队，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在这次反击战之前，张德生和警备区的其他军政指挥员一起，指挥关中保安总队、警备第一旅三团及民兵坚决进行抵抗，同国民党军激战了7日；之后又发动群众，积极参加战地勤务工作，支援八路军在反击战中取得了完全的胜利。8月17日，由张德生主持，习仲勋、汪锋等参加的中共关中地委会议，对这次反击战进行了总结。 　　抗日战争虽然胜利了，但是蒋介石却坚持其独裁和内战的方针不变，天下还不太平。张德生根据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分析估计，坚持执行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领导党政军民学，从各方面加强了战备工作，保卫边区的安全，保卫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胜利果实。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张德生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是“七大”的正式代表。 　　(五) 　　1945年9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张德生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10月3日，中央任命张德生为西北局秘书长，次年1月又任命他兼西北局统战部的部长，张德生离开了他工作整9年的关中地区回到延安，参与西北局的领导工作。 　　张德生奉调到西北局工作，不论是担任秘书长还是兼任统战部长，他的任务仍然主要是主管党在西北国统区的地下斗争。1945年10月21日，主持西北局工作的习仲勋致电尚在关中分区的张德生，指示他与中共关中地委副书记汪锋商量，迅即派员去河南组织国民党第三十八军的反内战力量举行暴动，以阻滞国民党军向华北解放区推进。11月21日，刘伯承、邓小平致电刘少奇、习仲勋转张德生，要求张德生即告去三十八军组织起义的干部到河南濮阳与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王秉璋、政治委虽张玺接头，以便与已经起义任十七师政治委员的刘威诚、参谋长李慕愚共商办法。张德生在调派干部去三十八军的同时，安排已调西北局统战部工作的原三十八军中共工委负责人之一的范明，以三十八军分布在西北5省的秘密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为基础，到关中分区的马栏进行白区布点工作。范明12月底完成任务回到延安，共布点108个。这些“点”在后来各该地的解放中起了积极的作用。1946年4月，习仲勋参加，张德生主持西北局统战部开会，专门讨论布置陕甘宁边区北线的兵运工作，会后派统战部干部师源去横山与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胡景铎联系组织起义。7月1日，张德生参加习仲勋主持的西北局常委会议，再次讨论组织胡景铎部起义的问题，会后增派范明赴横山加强具体组织。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四旅、教导旅和绥德军分区部队的配合下，胡部于10月起义成功，改编为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12月22日，骑六师师长胡景铎到延安，张德生代表西北局到延安郊外迎接。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以30万大军进攻中原解放区，中原解放军主力分路突围。为了接应中原解放军北路突围部队胜利转移到鄂豫陕边地区，早在中原解放军突围之前，中共中央西北局就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派出一批干部，从陕甘宁边区出发前往商洛组织接应工作。西北局统战部的刘庚和组织部的秋宏，是这批干部中的两个地师级干部，张德生代表西北局同刘、秋谈话，介绍中原解放区的严重形势，具体分析创造陕南游击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有利条件，详细交代具体任务，要求刘、秋想尽一切办法，安全通过国统区，早日到达目的地，圆满完成党交赋的工作任务。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通过国统区，一路务必谨慎小心，安全到达商洛。万一发生危险，你们牺牲了，当然是党的一个损失，但是完不成任务损失就会更大。”为了缩小目标，确保完成任务，避免万一两人在途中同时遭到不测，组织安排刘、秋从延安分路出发。张德生陪刘庚到马栏镇，协助中共陕西省工委对刘的行走路线、联络地点和接头暗号等，一一作了具体周密的安排。刘庚、秋宏抵达商洛时，中原解放军北路突围部队的大军尚未入陕，他们立即向中共商洛工委和陕南游击队指挥部传达西北局和陕西省工委的指示，全面展开了接应工作。8月，中共中央军委通知西北局，从中原突围已到陕南的王震部三五九旅将奉命返回陕甘宁边区，中央决定调新四旅、警备第一旅、第三旅到边区南线全面出击，牵制胡宗南部，接应三五九旅胜利返回。8月下旬，西北局派张德生到马栏镇，召集中共陕西省工委、关中地委和关中军分区的负责人开会，传达中央关于接应三五九旅并借机以麟游山区为依托开辟新区的指示精神，宣布成立了中共西府工委和西府游击支队，赵伯经任西府工委书记兼西府游击支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严克伦任工委副书记，刘懋功任支队副司令员。西府游击支队随即进入麟游山区，频繁活动，牵制敌军，侧应三五九旅进入边区，受到中共中央的电报嘉勉。张德生在马栏镇期间，还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阎揆要一起，出席了关中分区各界欢迎国民党陕西保安第六团三大队全体官兵反对内战光荣起义的大会，代表西北局致了欢迎词。后，张德生返回延安，于10月15日在西北局机关干部会上作形势报告，具体介绍了胡宗南在陕西国统区的反动设施及准备再进犯陕甘宁边区的种种迹象，详细介绍了国统区人民反内战斗争的大好形势，分析了胡宗南必败的因素和人民必胜的条件。他说：“胡宗南再敢进攻边区，断定他一定失败，我们一定要胜利。或者开始和敌人打，我们为了集中兵力暂时被他占了某些地方，但他最后没有办法收拾，只有失败被消灭。”要求大家提高警觉性，做好各项战备工作。12月，张德生奉西北局之命再次到马栏镇，宣布成立了南线指挥部，张占云任总指挥，吕剑人任政治委员，加强关中分区的备战工作，保卫延安的南大门。 　　1947年3月初蒋介石集中34个旅25万人的兵力准备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其首要目标是夺取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3月16日，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为副政治委员的西北野战兵团成立，张德生调任野战兵团的政治部副主任。鉴于关中分区又首当其冲，为加强关中分区的工作，西北局和野战兵团再派张德生到关中，传达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此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司令员王世泰率领两个团已南下，其任务是指挥留在南线的部队，先收复被国民党侵占的地区，然后以关中分区为依托，向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北线的部队向国统区出击。此时从关中分区到延安的交通已断，张德生即随王世泰行动，参加了保卫边区的南线作战。收复关中分区的战役是从3月16日开始的，经过22天的战斗，消灭国民党军2000余名(不含分区地方部队消灭的)，迫使敌陕西保安第六团撤出马栏镇。关中分区的失地收复后，王世泰即带领部队向国统区出击。5月5日打下耀县城，歼国民党军1500余名，俘中将、行政专员公署专员严崇师，缴获甚丰。5月中旬，王世泰、张德生和警备第一旅、第三旅负责人研究决定，集中部队到旬邑、宁县、正宁一带作战，配合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兵团出击陇东。部队集中后决定首先夺取旬邑县城。旬邑县城的国民党守军主力是旬邑县自卫大队，大队长马志超是秘密共产党员。在攻城之前，张德生写信给马志超，要他在解放军攻城时控制住自己的部队，能起义就起义，不能起义则不要抵抗，配合解放军胜利攻取旬邑县城。马志超按照张德生的示意，先将所部撤出县城集中在西堡子，并把副大队长和几个中队长扣押了起来，命令士兵不准乱放枪。这样，城内只有少数保警队了，稍作攻击，旬邑县城即于5月22日攻克，旬邑县城第二次解放。张德生表扬了马志超，在征得马志超的同意后，他又着人写了“国民党旬邑县自卫大队长马志超率部起义”的消息，发给新华社总社。根据张德生的提议，马志超被任命为中共彬旬工委书记、旬邑县政务委员会主任、关中游击总队第一支队支队长。王世泰率部北返后，马志超率第一支队坚持就地斗争，直到全县解放。 　　在此期间，张德生还同中共关中地委书记兼地委国统区工作委员会书记赵伯平一起挑选了11名在关中分区工作和学习的临潼籍党员干部组成武装工作队，于4月间派回临潼渭河以北地区，配合地下党组织进行荫蔽分散活动。要求武工队在开展群众斗争时以进行合法斗争为主，配合上层关系反对贪污，撤换顽固的乡保长，减轻群众的负担；对国民党的地方武装要以合法形式抓取领导权，同时要争取当地的非法武装；团结乡保甲长、在乡军人、开明士绅，争取由秘密共产党员和进步或中间分子担任保甲人员，掌握乡政权。配合边区的自卫战争。 　　1947年8月上旬，西北局决定设立榆林分区，任命张德生为中共榆林地委书记、榆林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简称西北野战军，即原西北野战兵团)攻取榆林后做准备。在8月6日至12日、10月27日至11月16日两次攻打榆林的战役中，张德生领导地方党政组织和广大群众，在战勤工作方面做了极大的努力。是年秋冬，榆横新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中共榆横特委书记、榆横政务委员会副主任王恩惠对土改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持有异议，被上级派的土改工作团当作右倾批判了半个多月，当作“石头”搬掉，听候处理。后张德生到此检查工作，听取各种不同意见，据实向西北局提出建议，肯定王恩惠的意见是正确的，恢复了王的职务和工作。时隔不久，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传达毛泽东1947年12月25日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时，关切地问王恩惠：“听说前一段你也挨了顿整。”王恩惠说：“党是伟大的，实事求是的。德生同志坚持原则，我思想也通了。只要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党和人民的事业胜利了，个人挨一两次整算不得什么!”习仲勋说：“对，应该是这个态度。”张德生对榆横地区这个有争论的原则问题的正确处理，在干部群众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既教育提高了干部的政治思想和政策水平，也保护了贫苦农民的积极性，使当地的土改运动得以健康的进行。 　　1947年11月中旬第二次撤围榆林后，西北野战军普遍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对这次新式整军运动，毛泽东作了很高的评价，他在1948年3月7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的评论中说：西北野战军在1947年冬季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的新式整军运动，“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这种新式的整军运动，不但在西北方面实行了，在全国人民解放军中都已实行，或者正在实行着。”西北野战军创造性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的时候，改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的张德生，在深入基层抓点，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中做了不少工作。  　　1948年2月，已经转入战略进攻的西北野战军，从陕北南下国民党统治区作战。首战取得瓦子街、宜川战役的全胜，共歼国民党军3万余名，解放了黄龙、宜川、黄陵、洛川、宜君等县。4月16日至5月12日，西北野战军发动西府战役，中共西府工委和西府总队随大军进击。解放了胡宗南的总兵站基地宝鸡，击毙国民党整编七十六师师长徐保，缴获大量的物资。张德生主要负责党的地方工作和军队的民运工作。他不但具体组织安排这方面的工作，而且直接同地下党员、民主人士、劳动群众见面，了解社情，讲解政策，布置支前工作。4月下旬麟游县解放后，张德生同王自强(地下党员，新任党的县委书记、代县长、县解放委员会主任)、柏少英(地下党员，新任党的县委副书记)等一起研究，如何稳定民心，发动群众支援前线，几天之内筹集了几万斤面粉。凤翔解放后，张德生出席县人民政府召开的各界人士座谈会，他说话和气，态度诚挚，征求与会者对解放军执行群众纪律方面的意见。到会的凤翔师范教师反映师生生活甚为困难，会后县人民政府即向凤师及其附小的200多名教职员工、家属及在校学生，每人发给了70市斤小麦。 　　1948年9月20日，西北野战军中共前敌委员会在合阳县雷家庄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张德生在会上作了关于新区地方工作的报告。他在充分肯定新区工作成绩的同时，尖锐地指出工作中曾经发生过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对于环境估计上，把麟游等县当时作为可以巩固区布置工作，是不够谨慎的，结果敌情变化，使当地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缺乏必要准备，形成一时混乱”；“在征发征借粮食中，相当普遍的发生错订成份，把一部分富裕中农当作富农对待，个别单位甚至不管成份，只搞粮食，侵犯了一些贫农，有的误筹了地主富农商店作坊的粮食，有的对富农的再生产照顾不够”；“在城市工作中，对社会秩序注意不够，几家商店被贫民所抢，在宝鸡不分公私银行一律查封”；“在领导群众斗争问题上，一方面表现有急躁情绪，一方面却忽视群众日常经济的政治的要求”；“在建政时，个别地方有排斥中农现象，有些地方没有发动群众，使乡村政权为坏保甲人员、地痞、流氓等所掌握”。他要求认真克服和解决上述的缺点错误，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区别巩固区、游击区、暂时经过的农村或暂时占领的城市等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工作方针，做好新区的地方工作。 　　随着新解放区的不断扩大，为加强地方工作和民运工作，西北野战军中共前敌委员会于1948年12月4日成立了民运工作委员会，彭德怀任书记，张德生任第一副书记，强自修任第二副书记，王震、张仲良、徐立清、朱明、张国声为委员。张德生主持民委的工作，抽调了一批干部，主要到黄龙地区的农村蹲点工作，宣传政策，发动群众，建立农会，划分阶级成份，斗争恶霸，减租减息，组织生产，支援前线。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从12月20日起编辑出版《群众工作通讯》，刊登前委关于民运工作的指示和各地进行民运工作的具体经验，指导民运工作健康的进行。 　　1949年2月，西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张德生改任一野政治部的副主任。3月29日，一野政治部在澄城以北的平城举行第三次民运工作会议，张德生在会上作了关于《去冬农村群众工作基本总结》的报告，论述了“成绩与缺点”、“提高群众阶级觉悟”、“群众组织与群众斗争”、“斗争方针与斗争策略”、“建立贫雇农领导骨干与团结中农”等5个问题。要求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和错误，由市镇到乡村、由大村到小村，根据实际建立群众组织，提高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坚持正确的斗争方针和策略，建立贫雇农的领导骨干，巩固地团结中农，支援战争，从而做好解放区的一切工作。 　　1949年春，渭北、陕东的一些地方陆续解放，张德生具体指导这些地方进行建政工作。2月，他根据军事形势和一野的战略部署，指示中共渭南县委书记兼县长权秉华，先不要在渭河以南地区公开活动，集中干部在渭河以北地区公开建立区乡政权和游击武装，并接受一野第二军中共党委的领导。后二军奉命战略北撤，渭南县300多名干部战士随军撤到合阳，5月渭南再次解放。4月，中共临潼县委书记董实丰奉命到澄城北王庄镇参加一野前委扩大会议，听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传达，会议期间由张德生主持有关人员开会，讨论了临潼的工作。5月20日西安解放，张德生于当日下午即进入城内，同长期在西安坚持地下工作的韩夏存、吴伯畅、崔一民、王超北等会面，表示慰问，并要求党的地下组织到地上来活动，配合入城部队及早安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同时他又派一野政治部联络部长范明与第六军军长罗元发联系，派部队去蓝田，支持国民党代理蓝田县长、县自卫团团长卫玉山起义。因部队一时派不出，张德生又同六军政治委员徐立清和范明、韩夏存一起商量，先派十六师政治部联络科长胡天舜化装成国民党军官秘赴蓝田与卫玉山联系，四十八团随后开进，26日蓝田和平解放。5月2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西安市军管会副主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兼市长贾拓夫到达西安，张德生即将西安同他直接联系的关系交给了贾拓夫，并同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秘书长、西安市军管会政务处副处长的常黎夫商量，派时在西安的胡希贤去宁夏做国民党马鸿宾部的起义工作。 　　一野政治部的工作团，实际是为甘肃培养干部的“教导队”，张德生十分注意工作团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团在西安停留学习时，张德生以《我们到甘肃去》为题作了一次报告，突出地强调甘肃是个多民族的省份，宗教中的教派门宦多，加之国民党长期实行反动的民族宗教政策，民族矛盾和宗教纠纷都很突出，甘肃工作的成败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于民族宗教工作做得好坏，号召工作团的全体干部要重点学好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并努力同甘肃的实际相结合。工作团随军西进到陇县时，张德生又向全体团员讲了一次话。他说：我们即将进入甘肃地界了，沿途的回族很多，大家一定要认真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尊重回族群众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不能有丝毫的违纪行为。他还要求工作团的干部服从组织分配，虚心向地下党的同志学习，搞好团结，做好工作。 　　(六) 　　扶眉战役后，第一野战军于1949年7月24日向甘肃挺进。7月26日，中共中央和西北局决定组建中共甘肃省委，任命张德生为书记，孙作宾为副书记。8月19日，张德生在刚解放的定西县城主持召开省委第一次会议，中共甘肃省委正式成立。8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甘肃军区在定西成立，王世泰任司令员，张德生任政治委员。8月23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张宗逊任主任，张德生、吴鸿宾、韩练成、任谦任副主任。8月26日，兰州市解放，中共甘肃省委、甘肃军区和兰州市军管会于8月30日迁入兰州市。1950年1月8日，甘肃省人民政府成立，邓宝珊任主席，王世泰、张德生、马鸿宾任副主席。10月，张德生在甘肃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当选为省各届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副主席。在此期间，张德生还先后是西北军政委员会和西北行政委员会的委员。 　　甘肃是个有汉、回、藏、东乡、蒙古、保安、裕固、撒拉、哈萨克、维吾尔、满等10多个民族的多民族省份，不少地方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区，由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汉族统治者推行反动的民族政策，制造民族隔阂，制造宗教纠纷，所以民族之间特别是汉族同少数民族之间、宗教之间的关系紧张、复杂，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从这个实际出发，中共甘肃省委成立后省委和张德生就很重视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尤其重视从实际工作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教育提高党员干部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自觉性，从而把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推动全省整个工作的健康发展。 　　甘南的临夏地区是甘肃省内土地最集中、封建势力最强大、民族宗教问题最复杂的地区，做好这里的工作不仅关系甘肃而且关系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区域的安定和团结发展，因此中共甘肃省委和张德生更为重视临夏的工作。临夏地区是早于兰州市1949年8月26日解放，于8月中旬解放的，当时的张德生虽然忙于组建省委工作机构和主持接管兰州市等工作，但他及时地于9月11日主持召开了有省委副书记孙作宾、省委常委徐国珍、陈成义和甘肃军区、临夏军分区、中共临夏地委有关负责人参加的“省委讨论临夏工作会议”。会议对临夏的形势作了具体分析，明确提出临夏的工作必须坚持民族团结、民族自治的“团结”方针，深入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特别要说服汉民族消除狭隘的民族观点，克服回汉之间、回藏之间及藏族回族内部的不睦现象，如果发生民族纠纷应坚持一律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防止坏人从中挑拨引起民族间的仇杀；要努力争取藏族中的上层人士，配备藏族上层人士担任藏族聚居区夏河县人民政府的副县长；在回汉族杂居区要选拔能真正代表回汉族利益的干部担任区长、副区长，并根据回汉族居民的人数确定回汉族干部是担任区长还是担任副区长；在东乡族回族聚居的地方，成立县属的自治区、区属的自治乡；对于现有的地方武装，目前的重点应放在整训改造上，应该强调提高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不要过于强调个人的出身成份；要把地方工作的中心放在农村，农村的中心工作是安定社会秩序，配合群众工作肃清土匪，在肃匪中要军事政治并重，把重点放在政治争取方面；要注意吸收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要特别注意发展少数民族党员。但是临夏地区没有坚定的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甘肃省委的指示，在工作中犯了一些严重错误，因而给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和政治土匪以可乘之机，他们蒙蔽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于10月至11月在一些地方武装骚乱，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中共甘肃省委于12月召开有各地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专门讨论临夏问题，张德生在12月31日作了题为《关于临夏地委执行民族政策的检讨》的结论报告。1950年1月28日，张德生向中共中央西北局写了《关于临夏地委执行民族政策情况的报告》。1950年8月11日，张德生又代表省委在中共甘肃省第一次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省委领导思想与领导作风的检讨》发言中，检查了省委在临夏工作上的缺点。他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再次明确地指出：“做好民族团结工作乃是做好甘肃全部工作的关键。”“进行少数民族工作，必须坚持‘慎重稳进’方针，反对轻率急躁情绪；坚持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反对大汉族主义思想残余。”“要十分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这是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基本关键。”“要用大力继续在干部和群众中宣传《共同纲领》③有关民族政策各条。每个干部都要细心研读，充分了解，熟读背过，融会贯通。”“为了减少和避免错误，有关少数民族问题，事无大小，均应事前请示，绝不允许有无政府无纪律现象的发生。”“统一战线中的任何问题，事无大小，都要严肃对待，不得马虎。”他并多次主持召开专门的民族宗教工作会议、统战工作会议，检查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战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用好的坏的两个方面的典型进行活的教育，全力巩固全省各民族之间的和睦和团结。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张德生于1951年2月撰写专文对民族工作进行总结。他说，一年来的实践证明，要做好民族工作：必须把民族政策贯彻到一切工作中去，否则任何工作都不会做好：必须根据民族平等原则，从民族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出发，轻视少数民族、漠视民族特点的思想倾向必然会妨害民族工作的开展与民族间的团结，克服大民族主义的思想残余和经验主义的工作方法是做好民族工作的前提；必须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反对简单急躁情绪，如在少数民族聚居和各民族杂居地区目前群众工作的主要内容，应当是把民族团结、剿匪肃特、生产救灾工作搞好，同时兴办一些必须而且可能的经济文化及其他社会福利事业，而不能强调社会、宗教和生活习惯的改革，必须教育汉族干部切实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并教育少数民族中的先进青年克服和防止“左”的言论和行动以免脱离群众；为了更好地团结少数民族的全体人民，首先必须做好少数民族中的统战工作，对各民族、各部落、各教派、各门宦④中的上层人士，只要不是坚决反革命分子都要采取“争取团纳”的方针，并应吸收适当数量的中上层人士参加县以上的政权机关工作，这在目前有其特别重要的作用；必须培养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参加各方面的工作，吸收一批少数民族中的优秀青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⑤，个别的吸收先进知识青年和干部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德生对民族工作中一些经验进行总结并继续坚持执行，也证明了甘肃省已经初步的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与少数民族人民的联系，增加了少数民族对党和人民政府的信任，开始改变了各民族间的相互猜忌与戒备情况，呈现出团结、互助、友爱、合作的新景象。 　　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是建国初期社会改革的重要任务。为在土改中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通过土改进一步增强民族团结，中共甘肃省委和张德生在领导甘肃的土改运动中，对少数民族聚居区和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区农村的土地改革工作，持更加谨慎的态度。1951年8月22日，张德生在中共甘肃省第二次代表会议上所作的结论报告中，明确地指出：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农村进行土改要更加谨慎和细致，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进行土改，而又通过土改加强与促进民族的团结。9月3日，张德生在甘肃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及第二届农民代表会议上，作《关于土地改革中几个问题的意见》报告时，明确地宣布：在汉族新区农村全面进行土改的1951年冬和1952年春，藏族农业地区不进行土改，先进行减租；在回族聚居地区和回汉族杂居地区进行土改，对于教主、阿訇只要他们不反对土改就要争取团结。对于清真寺、拱北⑥和喇嘛庙的土地一般可以保留不动，如果当地土地特别缺少、本民族广大群众又积极要求征收时，可以与教主、阿訇等协商并且经过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征收一部或全部。1952年9月24 日，他在甘肃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届第七次、甘肃省协商委员会第二届第五次、甘肃省土改委员会第五次联席会议上，所作的关于《集中大力做好土地改革复查工作》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确地宣布：在土改复查中，对民族、宗教代表人物，民主人士，一律分别由省、专区、县区别情况加以照顾，下级干部不得自由处置；尚未进行土改的地区在进行土改时，清真寺、拱北、道堂、喇嘛庙的土地一律保留不动，在已土改地区因征收土地而使寺内开支确有困难时，可在附近所留的公地中予以适当调剂；严格地妥善地保护名胜古迹、历史文物，绝对不得破坏。中共甘肃省委又在少数民族牧区，实行了保护发展畜牧业和牧主经济的和平改革政策。这些区别对待政策的提出和不断加以完善，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使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地区的土地改革等社会改革工作，得以健康地进行。 　　在发展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团结依靠少数民族干部做少数民族工作，解决民族纠纷方面，中共甘肃省委和张德生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甘肃解放刚几个月，张德生就在1949年12月召开的皋兰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基本观点”，要求各级党委、人民政府重视吸收少数民族干部参加工作，到1954年6月底，全省的少数民族干部已达5000多人，其中有的担任了省、地、县、区、乡政府的领导职务。1951年10月28日，张德生在中共武威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讲话时，提倡推广临夏依靠民族干部做民族工作的做法。他说：“回汉杂居地区进行没收工作时，临夏有的地方，采取了没收汉族地主财产时由汉民干部带领汉民群众去没收，没收回族地主财产时由回民干部带领回民群众去没收，没收之后统一分配。这样做比之汉民没收回族地主、回民没收汉族地主办法好，比之回汉农民联合没收回汉地主的办法，在有些地区也是利多弊少。这样避免了因没收征收可能引起的回汉之间的纠纷。”为充分发挥民主人士和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积极作用，张德生在1949年8月19日举行的中共甘肃省委第一次会议上，提议增加起义将领韩练成为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副主任，由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副主任、回族上层人士吴鸿宾兼任兰州市人民政府的市长。他的建议得到了上级的批准。之后，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又任命黄正清、杨复兴(均为甘肃藏族)，马振武、马辅臣(均为甘肃回族)，蒋云台、周祥初、杨子恒(均为甘肃汉族)等各方面代表人士为省人民政府和军事部门的负责人。在减租反霸、土改运动中，根据甘肃民族宗教关系复杂这个特点，省委提出了一批需要保护的少数民族头面人物和宗教上层人士名单，并说服少数民族中的劳苦群众从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尽可能地团结更多的各方面的人士共同前进。张德生也很重视各方面上层人士的意见。1950年7月，杨慎之委员在西安召开的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言时，指出了甘肃一些地方基层干部作风上的毛病。同时出席会议的张德生便即电告省委副书记孙作宾和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王世泰，迅速分别电告有关地方立即纠正，并要求省委办公厅注意汇集有关材料，以便提交即将召开的省党代表会议认真讨论，引起普遍注意，坚决加以改正。1950年6月1日，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马国藩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反映他对西吉少数人闹事的看法。此信的内容摘要由中共中央统战部转来后，张德生和孙作宾很重视，多次同马国藩谈话，认为马“所谈的西吉事件原因很有道理”，并电报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现匪首马国援、杨枝云均已争取回来了，拟予宽大处理”，表示接受马国藩提的意见。在1950年10月召开的甘肃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甘南的一位藏族妇女代表因历史纠纷，对甘南藏族上层人士黄正清“施以侮辱”。黄正清甚为不满，提出不再出席会议，并在会后将此事写信报告了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副主席习仲勋。对此，张德生和邓宝珊、王世泰除在当场对黄多方劝慰，请其继续出席会议外，后来又向黄转达了习仲勋的回电：“组织上绝对信任黄正清。”稳妥地做了善后处理，消除了隔阂，增强了团结。 　　在中共甘肃省委坚持进行思想教育和垂范下，地、县的党委对民族宗教问题也十分重视和谨慎。1952年9月30日中共平凉地委电报请示甘肃省委：“泾川城关九乡农民李玉仓在玉都镇买了4个猪娃用背斗背着返里，路遇四乡回民(县各界代表)马子耀，一同行程。李对马说：‘现在喂猪利很大。’马不高兴，未答对。后两个猪娃从背斗中跳出，李骂猪娃：‘把它这先人还往哪里跑?’马认为李有意污辱和骂他，即以棍打李并打死两个猪娃。李返家后即到县上告马并要马赔偿猪娃。经县委书记调解，原来李不认识马，无意识的说了上述两句话，使马误会李是骂他和污辱他。双方将情况谈清后，马认为他打的不对并愿赔偿两个猪娃钱。县委书记杨生春批：‘对李、马一起谈明，是因互不相识而发生的误会，由马赔一半或由公家给李赔偿两个猪娃的钱了事。’我们同意，妥否，请示。”此件经张德生、孙作宾审阅，于10月2日电报批复了平凉地委：“省委同意对泾川李玉仓和马子耀问题的处理意见和办法。并希望十分注意利用各种机会和形式在汉民中进行有关民族政策的教育。”1953年1月12日中共武都地委电报甘肃省委：1952年12月21日，藏民李下(贫农、29岁、西固人)贩大烟，在坝子村被公安部队打死，全村藏汉民120人为其开了追悼会，已发给埋葬费100万元⑦，抚恤小麦10市石⑧。张德生在文件上批示同意这样的善后处理办法。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对于有关少数民族问题和统一战线中的问题，各级党委确实做到了事无大小都严肃对待，事先请示事后报告。也正因为如此，即使发生不利于民族团结、伤害少数民族和宗教人士感情的事，也比较容易发现，容易纠正。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张德生坚决执行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从入城那天起就严格自我约束，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1950年3月，中共甘肃省委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召开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会议，张德生以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身份听取大会发言，参加小组讨论，和代表一起参观工厂，广泛地和代表个别交谈，把7天的会议变成了广泛接触群众、了解群众意见和要求的调查研究农村工作的过程。会后他亲自动手于4月5日向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第二书记习仲勋写了报告。他说“会上代表们对政府工作批评很少，但不是没有意见。其原因，一方面是群众对我们的工作基本满意，我们的工作虽有毛病，他们也采取原谅态度。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缺乏有意识的认真启发，加以个别县派来的干部怕暴露工作中的缺点，曾发生过要农民代表只谈生产不谈其他问题的现象。因之批评就少了。”向西北局反映下面的真实情况。1951年下半年甘肃全省的土地改革工作分期逐步铺开，中共甘肃省委要求地委县委领导每期的土改工作都要抓好试点乡的工作，先行一步，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指导面上的工作。其间张德生以身作则，多次带领调查组到临夏、武威、天水等地区的乡村进行调查，总结回汉族杂居地区进行土改的经验，研究宗教土地的处理和宗教职业者的成份划分等问题。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实行粮食统购(在农村向余粮户实行粮食计划收购)、统销(对城市人民和农村缺粮户实行粮食计划供应)的政策。这是一项重大的经济政策。为了取得在农村征购粮食的经验，中共甘肃省委派出以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长亮为组长的工作组，到永登县的石嘴乡进行试点。工作组从1953年11月16日至12月27日，向省委写了18期情况汇报，张德生期期仔细阅读，对16期有具体批示，其中6期由省委批转各地市委参考并报西北局，西北局又将其中的4期转发各省市委并报中共中央。永登的试点经验，对甘肃全省的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健康进行，起了有益的借鉴作用。张德生不只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意调查研究，尤其注重发扬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自觉地认真地严肃地向党和人民汇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接受党和人民的批评和监督。他进行自我批评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他代表组织作自我批评不是把自己放在组织之上或划出组织之外，而是置于组织之中联系自己认真地进行自我批评。1952年5月26日，张德生在甘肃省党员厅长部长民主会上作自我批评，他说：“我们党内，包括我自己在内，存在着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自满情绪。”“所有这些缺点和错误，不管是过去的或现在的，都是和我个人的思想作风分不开的，我应该负主要责任。”“这些现象，和我对于甘肃实际情况的研究不够十分重视，理论学习很差，是有极大关系的。我在研究中央和西北局政策指示以及外地工作经验时，如何结合甘肃的具体情况，就反复仔细考虑得少，这说明我对于因地制宜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办事领会不深。”“我的毛病，就在于恐怕纠群众之偏。而给群众泼了凉水，而忽视了教育干部去说服群众纠正偏向。”“我的毛病，就在于害怕伤害干部的积极性，往往对干部的缺点采取转弯抹角的批评方法，以求保持干部的饱满情绪，其实，正确的批评加上正确的鼓励是不会伤害干部情绪的。”“这种情况还和我对于自己的缺点错误没有经常进行反省是有关系的。过去，自己总觉得拼命工作，‘问心无愧’，这种自己原谅自己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6月26日，张德生又写信给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第三书记马明方，把他5月26日的发言稿作为他的“思想检讨”报送西北局，并请求转呈中央。 　　1954年6月，张德生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部长，离开了他工作5年的甘肃。张德生主持领导甘肃工作的5年，是建国后“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时期的前5年。在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正确领导下，中共甘肃省委和张德生依靠省委一班人的紧密团结，依靠全省各族人民的团结，顺利地建立了各地各级的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将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了全省经济工作，稳定了物价，完成了新解放区土地制度的改革，镇压了反革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展了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对旧的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在胜利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的同时努力恢复在旧中国时期遭到严重破坏的甘肃的国民经济，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了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国民经济的发展比较快，人民的生活得到显著的改善。这就为基本完成甘肃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做了很好的基础工作。 　　(七) 　　1954年10月，张德生调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之后，他于1955年和1959年相继当选为政协陕西省第一、第二届委员会主席，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58年7月兼任西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1960年11月1日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张德生主持领导陕西工作10年又5个月。在这10年多时间里，前两年多，即1954年10月至1956年底，是“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时期的后两年多时间，正是陕西基本完成党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张德生的工作积极开拓、谨慎稳健，取得卓著成绩。 　　陕西的农业合作化问题，在张德生刚到任不久，1954年11月15日至12月5日，中共陕西省委就召开了陕西省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传达贯彻中央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精神，并依此精神检查了地委以下农村各级党委领导重心转移到农村工作的情况，总结交流了各地建社、办社的经验，讨论确定1955年至1957年互助合作发展计划。要求全省到1955年秋收前组织起来的农户占到总农户的15％，1957年达到62％。强调建社都要经过试办取得经验。要求正确贯彻阶级政策，巩固贫农、中农的联合，树立贫农政治上的优势力量，并在经济上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对中农，吸收他们入社，必须用教育说服的方法，不能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处理生产资料入社问题，要贯彻中、贫农互利原则；社的管理委员会中必须吸收中农积极分子参加。要求地委以下各级党委，继续把领导重心转移到互助合作方面来，规定地委书记和委员每年要有3个月左右的时间下乡，县委书记和县长每年要有4个月的时间下乡，地县委书记一般都要参加办社，取得直接系统的经验，指导全面工作，政策问题必须请示报告等。1955年2月5日，省委又发出《关于当前发展与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肯定了省委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以来两个月内的工作成绩，指出：全省自1954年11月迄春节前，新建农业生产合作社7834个，连同1954年10月底前建立的3048社，入社农户共达332740户，占农村总户数的10.75％，在这短短的两个多月内，农业社发展了两倍半，速度是相当快的，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同时着重指出建社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多数地方建社中群众思想发动工作做得粗糙肤浅，秋收后有些干部产生了贪多、贪大、图快的情绪；只顾新建社，忽视巩固已建成的社，忽视整顿与发展互助组；贯彻互利原则有某些偏差，如对耕畜、大农具评价偏低，有些土地分红比例定得偏高．对青苗的处理多强调归社统一收割分配等，这样做不是使贫农吃亏，就是损伤了中农的利益。要求各地委、县委，根据中央“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和“只许办好，不许办坏”的方针，对春季办社的计划和步骤再作一次研究安排。并指出，春耕即将到来，不论已建成的社和正建的社，都应毫无例外地把领导生产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尽快建立健全新的生产秩序，避免和缩短生产关系变更中的混乱现象，通过春耕生产，积极发展和整顿互助组，为下一步建社从组织上、思想上做好准备。再一次要求，负责干部还没有直接参加办社的，都要亲自深入基层或到问题较多的地方参加办社，取得直接的系统的经验；反复教育干部，仔细听取和采纳群众的意见，反映群众的呼声，坚决反对忽视群众意见、强迫命令、隐瞒工作中的缺点的恶劣作风。1955年5月31日，张德生在中国共产党陕西省代表会议上作了《九个月以来工作的基本情况和当前几项主要工作》的报告，其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他指出没有很好地贯彻“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不少地方发生了违反“自愿互利”政策的现象。1954年冬省委批准的全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指标，本来就偏高了，但有些地区又层层追加；不少干部采取各种公开的或变相的强迫命令方式，来强迫或哄骗农民入社；对牲畜农具的处理，过早地采取了折价归社的办法，有的又折价偏低，有的还款期限过长，有的甚至无偿归社，有的社过早地取消了土地报酬。引起了党和农民群众关系的紧张，应该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他要求，必须贯彻“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只许办好，不许办坏”的方针，和发展一批、巩固一批、在巩固的基础上求发展的原则，坚持“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则，整顿、巩固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积极领导农业生产。要求各地必须从实际出发，区别对待，应当发展的发展，应当缩小的缩小，应当停止的停止；离开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不看可能与否，一味贪多图快是错误的，有条件发展而不发展也是错误的。并指出，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只能采取说服、示范和国家援助的办法，对退社的或未入社的，不要歧视他们，鼓励他们积极发展生产，耐心等待他们觉悟；办社必须结合生产，发展农业生产保证人民生活需要，是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要求，也是保证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顺利前进的必要条件，生产好坏是衡量合作社办得好坏的主要标志，是衡量各地委、县委工作好坏的主要标志。1955年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中央召开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张德生在会上发言，汇报了陕西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情况，全省入社农户占农村总户数的15．6％，现有的农业社中，80％以上的新社和90％以上的老社，今年夏田比当地互助组的产量都高出5—30％，比单干农民的产量更高一些。他深有体会地说：看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得好坏，主要是看它有没有增加生产；看合作化运动是不是健康，主要是看绝大多数的农业社是否增了产，增产与否，是衡量农业社办得好不好和运动是不是健康的最主要的标志。他根据中央《决议》的要求，将陕西原计划到1959年底完成农业的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并且从1956年到1959年由省到区逐级试办高级社的规划，提前到1958年底完成，按年度说，1956年入社农户达到农村总户数的40％，1957年达到70％，1958年达到85％。他表示，在前进的道路上是会遇到许多困难的，但是由于有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当前和以后的困难，一定能够一个一个地加以克服。1955年11月30日，省委召开电话会议，张德生就当前建社工作中几个问题，即继续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正确处理生产资料入社问题、认真树立贫农的优势等问题讲了意见。1955年12月17日，张德生又在省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讲了《再谈建社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之后，省委于1955年12月28日、1956年1月26日、1956年3月22日连续不断地向中央书面简报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的情况和出现的问题，并加发各地市县委，谨慎地掌握和指导运动的发展。但在批判“小脚女人走路”、出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等大气候影响下，大大加快了农业合作化的速度，陕西于1956年底完成了农业生产合作化，入社农户占农村总户数的92％，其中高级社入社农户占农村总户数的64％。1956年12月，张德生亲自到咸阳、礼泉、乾县、永寿、彬县、长武等县，调查了解农村合作化后的情况和问题，并向省委作了汇报，省委于12月30日批转各地、市、县委。《汇报》中指出：西兰公路沿线各县，1956年收成普遍好，增产的社占80％以上，增加收入的农户占80—90％，多数群众对生产是积极的；农业合作化的情况，一般是正常的，主要的问题是，在扩、并、升社工作中，不少干部有急躁情绪，对于自愿互利政策的宣传贯彻执行不够，以致有些地方发生卖牲口、分公积金、生产费用留的少、插花地里不送粪等现象，农业社的牲口普遍乏瘦，有些社把牲口累死、饿死、摔死，许多农业社母畜空怀，这是目前农村中普遍严重而突出的问题；现在群众满意的是，农业社增了产，社会安宁，负担轻，生活有改善，群众最有意见的是，干部作风不民主。还指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很薄弱，社会风气不很正常，不爱护公共财产，偷盗公共财物的现象十分严重惊人，加强农村生动具体的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加强集体主义教育、加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具有十分重要而迫切的意义。省委在批语中要求“各地对这些问题给予充分的注意，认真加以研究解决。” 　　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陕西的特点是：私营工业小厂多、大厂少，工场手工业多、现代化工业少；私营商业，户数多、人员多、资金少、规模小，农村私商中绝大部分是小商小贩。个体手工业遍及城乡各地，对农业生产和城乡人民生活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张德生在前段工作的基础上，继续精心组织安排，在党创造性地开辟的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迈进。1955年5月，他在省党代表会议上作的报告中指出：对私营工业和手工业生产，应根据统筹兼顾的原则，加以适当安排，逐步实现对私营工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商业工作中，曾经发生对资本主义商业利用、改造不足，限制过严，甚至盲目排挤、代替，以及把小商小贩和商业资本家等同看待的严重现象。必须贯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改造”的方针，反对急躁冒进，盲目排挤私商的做法。对于农村小商小贩改造的方针，应是根据自愿的原则，应在供销合作社的领导和计划下，通过各种形式加以组织，使之经过互助合作的道路，分担农村商品流通的任务，并逐步过渡为供销合作社商业。小商小贩是劳动人民，是我们的同盟者，不安排小商小贩，实际上就是破坏劳动人民的团结；资本主义商业中的店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安排店员，实际上就是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至于数量不多的资本家，可以利用其资金、设备和经营经验，使之为商品流转服务，不安排资本家，也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1955年12月12日至22日，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讨论和学习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陈云的报告和毛泽东等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同时讨论通过了陕西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规划的意见》，拟于1956年基本上完成全省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半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即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合营的户数占总户数的80％，职工占职工总数的85％，产值占总产值的90％；私营汽车及其修理业，1956年全部完成改造，畜力专业胶轮车、人力架子车和专业木帆船1956年改造85％；资本主义商业，合营合作的户数占城市私商总户数的90．28％，从业人员占城市私商从业总人数的90．64％；个体手工业，主要行业1956年基本上合作化，组织起来的社、组员占手工业总从业人员的82％，产值占手工业年总产值的80.07％。在方法步骤上，大中城市，先主要行业、后一般行业，逐行逐业、分批分期，全行全业、改组改造；一般集镇，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全行各业、同时改造，一边改造、一边巩固。对流动的小商小贩，不宜管的过死；服务行业中，过去有许多便利人民、为人民所喜欢的形式，都应保存下来。会议要求省级各业务部门和各级党委，于1956年1月中旬，按行业、分级分区，抽调足够数量干部，组成工作队，加以短期训练，深入行业和厂矿开展工作。《规划意见》上报下达之后，1956年1月到5月，省委先后批转了省商业厅长陈凯关于宝鸡专区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进展情况的调查报告，省工业厅党组关于资本主义工业改造座谈会的报告，省交通厅党组关于对私营运输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情况的报告，省商业厅、省卫生厅党组关于对中医和国药商安排改造问题的意见，省粮食厅党组关于私营粮食代销店改为国营粮店的报告等，具体指导各行各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及时纠正出现的倾向和问题。省委还于1956年5月10日，给中共中央写了第一季度的综合报告，汇报了私营工商业改造及手工业合作化的情况和问题：总的说运动是正常的，但较普遍的发生过两种偏向，一种是贪高求大，发生盲目并店、撤点，改变原有经营制度等现象，个别县把城关商人搬进城内，把乡村的铺子搬到市镇；另一种是，过多的把农村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和兽力运输业划入农业改造。此外，部分私营工商业者生产经营消极，有些小商小贩、货郎担也不愿下乡卖货；有的地方对原企业的人员，特别是夫妻店的妇女，未作妥善安排，引起她们生活困难，说“这是人造天荒”。1956年6月11日，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资产阶级分子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制定了《中共陕西省委关于教育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培养资产阶级核心分子和对资产阶级分子干部进行管理的工作规划》，要求结合企业改造，对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的工作进行妥善的安排，安排中坚决贯彻中央全部包下来，量材使用辅以必要照顾的原则，分配他们参加企业的实际工作，对于在资方人员中有代表性的人物，适当的安排一批来担任公私合营企业的领导职务；对于代表性人物和老弱人员，不适宜安排实职工作的，可以安排为企业中的顾问、专员、董事等职位；安排中应注意在物质待遇和政治待遇问题上不降低，在处理重大问题时，也要充分与他们协商，发挥他们的作用。在安排工作得到适当解决之后，主要任务和主要工作，就是对他们进行系统的教育工作，改造他们成为名符其实的劳动者；在1956年和1957年两年内，按照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从各种企业中，将那些政治面貌清楚，社会主义觉悟较高，能联系群众，有文化有才干的对象，列入领导干部的后备名单，加以有计划的培养，大胆地及时地提拔到各种领导岗位上，担任领导工作。由于政策明确，指导具体，上下共同努力，陕西省的对资改造，到1956年底，私营工业实行公私合营和合作化的，占总户数的96．5％，占总产值的99％；商业、交通运输业的资本主义企业，均已公私合营，个体的也都基本上分别纳入合作和经销代销等改造形式中；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的，占全部手工业从业人数的79．7％。全省完成了生产资料的大变革。 　　陕西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全省的粮食总产量，1952年397．5万吨，1953年481．5万吨，1954年504.5万吨，1955年451．5万吨，1956年543．5万吨，1956年较1952年增长36．7％，年平均增长率为9．17％。全省社会总产值，1952年18.28亿元(人均国民收入75元)，1953年24.86亿元(人均国民收入96元)，1954年29．32亿元(人均国民收入109元)，1955年30．47亿元(人均国民收入109元)，1956年40.04亿元(人均国民收入138元)，1956年同1952年相比较，社会总产值增长1．19倍年平均增长率为29．7％，人均国民收入增长84％年平均增长率为21％。 　　张德生在领导全省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同时，对国营工业的建设进行调查研究。建国后，国家投资在陕西兴建了一批大中型工厂，但是重工业多轻工业很少，骨干工业多生活服务行业很少。张德生把这种布局生动地比喻为“骨头”和“肉”的关系，他说不能光有“骨头”没有“肉”，应当有“骨头”有“肉”。毛泽东对此甚为赞赏，1956年11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前几年建设中有一个问题，就象张德生同志所说的，光注意‘骨头’，不大注意‘肉’，厂房、机器设备等搞起来了，而市政建设和服务性的设施没有相应地搞起来，将来问题很大。我看，这个问题的影响，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也许还在第三个五年计划。”⑨周恩来也很赞赏张德生关于“骨头”和“肉”的见解，直到张德生逝世5年后，他还在1970年3月17日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说：“张德生同志在五十年代就提出陕西平坝子有‘骨头’没有‘肉’，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的提出很赏识，现在已经10多年了，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要求各地在工业建设中继续注意解决好“骨头”和“肉”的关系。 　　(八)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中，我们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但是“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⑩张德生主持领导陕西工作的后8年，正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时期的前8年。他在这个期间，既有革命和建设取得很大胜利而分享的无比喜悦，也有因工作中的失误给人民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的沉重内疚，还有因坚定地执行自己已经感觉同实际情况相脱离的中央的方针和政策的惆怅和苦恼，心情沉重多有不宁。 　　1957年以后，中共中央在工作指导方针上发生了严重的失误。结果在全国范围内，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1959年“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11)陕西是中央领导下的一个省，在中央工作指导方针发生严重失误的情况下，自然也难免不发生严重的失误，致使对陕西的国民经济和人民带来严重的困难和重大的损失。但是，张德生是位忠诚的共产党员，他的工作作风一贯持重、谨慎，也重视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因此陕西的失误和损失，不论是在范围上、程度上还是在克服困难的时间上，是比较小、比较少、比较短的。划“右派分子”时，张德生甚为谨慎，采取“慎重稳进”方针。省级党员厅局长中划的3名“右派分子”，其中2人是在中央党校学习时订的。为了加强对“反右派”斗争的领导，省委还派出一批领导干部，到一些地市县进行检查，能不订的就不订。在知识界，张德生以“学术问题可以争鸣”，保护了一些人。在“只讲精神，不讲物质条件”的1958年，张德生于4月29日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报告《陕西省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发展地方工业的主要指标》时，在附送的《说明》里，一开头就说：“陕西地方工业1957年的总产值是8亿8千万元，与工农业总产值31亿元比较，仅占28％。而其中粮棉加工工业产值却占工业总产值的66％，同时这些工业几乎全部集中于渭南到宝鸡的铁路线上。很显然，地方工业的基础是既小又弱的。原料工业的基础就更差了，除了土法炼些白生铁以外，没有一吨钢；煤炭资源虽然比较丰富，但是地方工业经营的煤矿1957年产量只有80余万吨。除了关中平原交通条件比较方便外，陕北、陕南山区不仅没有铁路，而且公路稀少，这就严重地影响了各种资源的开发利用。”如实地反映了陕西的实际和“既小又弱”的物质基础，说明只能逐步发展。1958年11月初，中央在郑州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陕西省副省长谢怀德报的粮食产量因为太“低”，过不了“关”，数次电话请示张德生如何办，张回答不要再多报，把会上定的指标带回来再说。谢怀德回省后，省委讨论粮食指标，张德生表示不能说假话，上不去就是上不去。在1958年的大炼土钢铁群众运动中，各地因烧炭乱砍滥伐破坏森林的现象十分严重，省委遂于12月17日批转了省农林厅党组《关于目前烧木炭工作中乱砍滥伐树木情况的报告》，进行纠正。经过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社会经济生活特别是农村的经济生活，在1959年上半年就出现了严重的情况，于此张德生和中共陕西省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了一些措施。一是缩小农村社员分配中的供给制部分。4月1日，省委在《关于人民公社伙食供给制的补充规定(草稿)》中规定：“在分配给社员的消费部分中，除了供给部分以外，工资部分还要实行评工记分，按劳动日分配。”6月19日，省委在《关于夏收分配中几个问题的通知》中，要求压缩供给部分增加工资部分，秋收后应力争做到“三七开”(即供给三、工资七)，无力实行伙食供给制的应当坚决改成粮食供给制，无力实行粮食供给制的应当坚决改成粮食半供给制。二是强调办农村食堂必须坚持自愿的原则。4月21日，张德生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说：农村公共食堂可不可以采取临时措施?愿意在食堂吃的在食堂吃，愿意回家吃的让回家吃，想什么时候回食堂什么时候回。5月21日，张德生主持召开的省委常委会议纪要提出：关中地区，夏收期间强调办好农忙食堂。办好食堂，吸引群众参加，坚持自愿原则。愿办常年的办常年的，愿办临时的办临时的，愿在家吃饭的也允许，一般地说，食堂宜小不宜大。6月3日，张德生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说：现在的提法，粮食分配到户，食堂坚持自愿，要向干部讲清楚，丝毫不要勉强，不要硬撑。这样以来，到1959年夏收期间，农村的食堂基本上是“名存实散”了，方便了群众，有利于生产。三是给社员划饲养自留地。5月15日，省委在《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规定》中指出：“凡是能够饲养猪鸡鹅鸭的农户，都应当按照他们年的饲养计划，留给土地，种植饲料作物。”“自留地分给各个农户自行管理经营。”省委采取的这些措施，都是张德生亲自率领调查组或派省委其他负责人员深入基层多次进行调查之后提出的，显而易见是在于调整政策，克服工作中“左”的做法。但是不久，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对彭德怀等进行了错误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陕西也莫能例外，在省委会议上，错误地批判了一些干部，因而再次出现了“开展一个办好公共食堂的群众运动”、“掀起各级办猪场的新高潮”等不切实际的做法。 　　1960年冬，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张德生对此深表拥护，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团结中共陕西省委“一班人”，发动教育各级干部，坚决地纠正几年来工作中的错误。首先是老老实实地承认和检讨工作中的错误。1960年12月27日，他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检查说：“刮‘共产风’，省委和我是有责任的。最近我们在省党代表大会上作了检查，省委的缺点错误，主要是：1.在布置一些任务时，对于政策界限没有交代清楚，没有想到执行中可能发生的问题，甚至开了某些缺口。例如在推广大面积丰产方时，只是强调了连片耕作，没有强调不能突破队与队的界限，没有强调‘四固定’的原则(12)；在治山治水中，只是强调了协作的一面，没有强调‘等价交换’的原则；提出食堂建立蔬菜基地时，对于必须给社员留自留地的一面没有交代清楚；特别是我们对社办直属队控制的不严。在这些问题上，上边开了小缺口，下边就决了口。2.有些问题虽然交代了政策，但由于省委提出的任务过大，要求过急，影响了政策的贯彻执行。如今年3月在全省五干会上讨论壮大社有经济时，省委虽说不要急于过渡，不要采取一平二调的办法(13)，但却规定社有经济在今年内一般的要力争达到公社三极总收入的20％，这个过高的要求实际上助长了下边的一平二调；又如去年11月在全省多种经营会议上，提出县办‘万头猪场’、社办‘千头猪场’的要求，任务不切实际，以致有些地方为了扩大猪场，公社调大队的猪，大队调小队的猪，小队调社员的猪。3.下放事、企业，只从发挥下边积极性着眼，而忽视了公社现有的力量。权力下放了，负担也下放了。如社办学校的经费，邮递员、养路员、广播员等生活费用，都由公社、生产队开支。4．在去春纠正‘共产风’时，有先紧后松现象。”1961年5月25日，他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发言说：“为什么发生过高、过大和一平二调?除了我们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以外，根本原因是近几年来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的观念淡薄了，主观主义有了发展。拿我来说，虽然不是完全凭主观，靠命令办事，但也只是半条群众路线，不彻底的唯物论者。这几年很少深入群众进行调查，多靠同省委同志和三级干部商量，而大家也很少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对客观情况的真实反映和对中央指示的正确执行。深感实行民主集中制，如果没有调查研究、向群众求真理作基础是不行的，即使党代表大会作出的决定，也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这几年来我们吃亏就吃在没有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亲自调查研究，往往情况不明决心很大。”1961年7月6日，张德生在省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在农民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概括地说，就是：在经济上损害了农民的利益，特别是剥夺了农民；在政治上，对农民的意见和民主权利尊重不够；在领导方法上，对农民和农业的特点重视不够，采取了某些领导工人的方法来领导农民，采取了某些领导工业的方法来领导农业。而在这些错误中，剥夺农民的错误，为害最大，性质最为严重。具体地说，我们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侵犯了农民的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2．违反了按劳分配的原则；3．对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执行不力；4．积累过多，农民的负担过重；5．错误地对待富裕中农；6．对农民的生产经验很不尊重；7．民主生活不正常，党内外相当一部分人不敢说真心话。”“中央庐山会议以后，当时陕西广大地区的主要问题是‘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尚未根本纠正。我们对这个情况估计不足，没有把党内斗争的主要锋芒，指向反对‘共产风’、浮夸风和命令风，而是着重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特别是不适当地把反右倾斗争推向了县以下的基层组织。”“反右倾以后，我们的脑子又在发热”，“以致全省范围又刮起一阵‘共产风’。这一次‘共产风’比之前一次，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危害更大。由此看来，高指标、高估产和两次大规模的‘共产风’，主要来自省上，应当主要由省委负责，首先应当由我个人负责。这几年来，我个人由于学习不够，工作不深入，在工作中提过一些不切实际的意见；在党内斗争中，对有些同志的批评不够适当。这些缺点和错误，影响是很大的。” 　　其次是老老实实地向中央反映群众的意见和陕西的实际情况。1961年4月，张德生带领省委调查组在长安县农村调查了20多天后，就粮食、种植计划、三包一奖(14)、公共食堂、供给制、耕畜、农具等问题，于5月10日给毛泽东写信反映群众的意见。他说：“在粮食分配方面，群众普遍反映，口粮标准太低，统购任务不摸底，队与队、社员与社员之间存在着平均主义。群众普遍要求粮食层层包干，包到生产队”；“生产大队、生产队干部和社员对这几年的种植计划有很多意见，主要是嫌上边下达的计划高（产量指标过高)、大(播种面积过大)、细(计划项目过细)、死(计划规定过死)、迟(计划下达太迟)、变动多，造成许多不良后果”；“多数群众和基层干部不愿办常年食堂”，“食堂分散后，社员回家做饭非常高兴”；“耕畜归生产队所有对于改变目前耕畜乏瘦死亡的严重状况大有好处”。5月下旬，他去中央参加工作会议，继续反映陕西的实情。他说：“近几年来特别是近两年来，陕西工作中的毛病主要是‘高’、‘大’、‘平’、‘调’。各种指标过高，各种任务过大，大办这个，大办那个，任何一个大办，都要人、要钱、要东西，向农民打主意，助长了一平二调的严重错误。”“过高、过大和一平二调造成的不良后果，表现在许多方面，而很多问题都集中表现在粮食问题上，粮食问题成为许多矛盾的焦点。”“这几年陕西的粮食逐年减少，吃商品粮的逐年增加，现在城里人乡里人都吃不饱。”他在汇报纠正平调错误的情况时说：“陕西从省级到生产队，各级退赔都不彻底”，“现在看来，平调总值绝不止2.5亿元(不包括1959年退赔的)。因为：一、有漏掉的，估计全省漏掉的最少有10％；二、平调物资退赔折价偏低，根据几个地方的典型调查比原价低30%左右。” 　　第三是老老实实地带头改正错误。在政治方面，主要是对1958年以来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包括农村党员、干部)，逐人进行甄别平反。1962年7月11日，省委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对几个干部的甄别结沦，决定由书记处书记李启明代表省委在省委全体会议上宣布对刘国声、冯绍绪、陈平、陈元方、丛一平等人的甄别结论，向这些受了委屈的干部赔礼道歉。10月29日，从外地治病回省的张德生再次在省委全体会议上检查承担责任。他说：“我们在反右倾斗争中错误地批判和处分了一些干部，在这个问题上我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我向这些同志表示歉意。”张德生还多次向有关的干部当面检讨错误，赔礼道歉。1964年5月21日，张德生怀着十分内疚的心情诚挚地向陈元方当面赔情道歉，希望求得陈的谅解。张德生向陈元方表示歉意后，陈元方写了一首《同张德生谈话有感》的七绝诗：“‘左’倾倾国又倾城，犹把‘左’倾当右倾。世人竞跳胡旋舞，自知‘荒唐’有几人?”并作注说：“张德生在谈话中，向我赔礼道歉，说：‘1959年把你批判错了，这件事干得很荒唐。’”对张德生的诚恳自责态度深表赞赏。张德生还在病重住医院期间，当着全省地委书记的面向陈元方表示道歉，陈元方被感动得当场落了泪。省委和张德生还派出干部分赴各地检查督导甄别平反工作，收到良好的效果。在经济方面，主要是逐级彻底清理无偿调拨的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人的生产资料、产品、劳动力和资金，对农民进行经济退赔；增加社员的自留地(包括猪饲料地)；养猪以私养为主；有条件的地方允许社员个人喂养一两头大牲畜；山区的大牲畜可以分户包养；变生产资料的生产大队所有为生产队所有；变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等等。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陕西的农业生产从1961年下半年就开始回升，渡过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还调出粮食支援了兄弟省区。 　　1962年春，张德生去外地疗养治病，9月抱病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这次会议突出地强调阶级斗争，要求全党“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会上认定《刘志丹》一书是反党小说，点名批判了一些人，并决定成立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查(中共中央于1979年8月平反了这一株连了好多人的冤案)。省委在传达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时，张德生按照中央的具体指示违心地主持了对陕西遭到株连的个别同志的错误批判。这件事张德生直到临终时还一再表示“很难过”。1963年，中共中央提出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鉴于1958年“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沉痛教训，张德生抱病在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尽力防止出现新的失误。同年夏季，他在延川县贾家坪公社搞了几个月的社教试点，同时省委的其他几位书记也在临潼行者公社、汉中油房街公社等地进行社教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省委于10月初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批的安排意见和若干政策问题(草案)》中指出：根据试点情况看，陕西绝大部分地区民主革命是比较彻底的，是执行了中央的路线和方针的。不彻底的是少数地区。在这次运动中，不需要一般地进行清查漏网地富分子的工作。不赞成一些同志的“陕西民主革命不彻底”的极左观点。同年11月，张德生又到汉中地区的勉县、洋县、镇巴、西乡、城固等5个县进行调查研究，对农村工作进行具体指导。1964年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各省区的形势和当前工作的安排。张德生在汇报陕西的形势和农村工作安排时，以大量的具体材料说明陕西多数地区的粮食生产水平和农业生产力已基本恢复，主要讲了要大力抓好农业增产主要措施的问题，既没有汇报陕西的“阶级斗争”情况，也没有讲如何抓“阶级斗争”，实际是对“陕西民主革命不彻底”观点的再一次回答和批驳。 　　同全国的形势一样，由于全省人民群众和党员、干部的注意力从1960年冬以后一直是在贯彻执行调整经济的正确方针，所以陕西的社会主义建没逐步复兴重新出现向上发展的可喜局面。特别是由于张德生在这个期间始终把农业生产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反复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千方百计加强农业战线”，“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抽调大批干部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检查帮助工作，对与农业息息相关的水利和水土保持，一抓再抓，强调“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定规划、组织技术力量，加强对水利水保工作的领导，虽然当时有不切实际的要求，但它在本质上是顺民心合民意的，农业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局面，水利水保得到可观的发展，特别是一些大型水利工程的布局和起动，为以后陕西的水利的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这个期间粮棉产量在逐步回升，1965年同全面发展的1956年相较，粮食产量由543．5万吨增长到607．5万吨，棉花产量由9.95万吨增长到11.47万吨。工业的发展显著，建成了一批较现代化的大中型企业，工业总产值由1956年的11．23亿元增长到1965年的29．65亿元，增长了1．6倍。经国务院正式批准的高等院校，由1956年的13所发展到1964年的21所；中等学校由1956年的295所发展到1964年的654所，在校学生由19万余人增加到29万余人。特别是在大专院校、厂矿企业以及各方面的科研单位，汇集了一大批专家、学者、教授、科技人员，形成一支雄厚的科技力量，为陕西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九) 　　张德生，这个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和人民的共产党员，由于在地下斗争时期的颠沛流离，生活无着，由于多年来的超负荷运转，拼命工作，终于积劳成疾，大病缠身，久治不愈，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休息治疗。 　　1964年7月，张德生在青岛养病时发现下腹有一包块，即转赴北京。8月15日，经北京医院剖腹探查，确诊为腹腔转移癌，原发部位难定，无法切除，据一些专家估计，他的病情已到晚期，在两三个月内就有生命危险。后经解剖遗体证实，张德生的疾病主要为胆石症和胆囊癌。 　　1964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到北京医院看望张德生。邓总书记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张德生表示亲切的问候，并如实地讲了张德生的病情。是继续在京治疗，还是回西安治疗，邓总书记说中央的意见是由张德生自己决定。张德生听了总书记的话，极为平静，他首先向党中央、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邓总书记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表示诚挚的感谢，然后诚恳地表示还是回西安治疗好，他说这样离省委近一些，可以把一些事情交代好，也可以争取再为党和人民做一点事情。中央同意张德生回西安治疗的意见。对张德生“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的评价，就是邓总书记这次看望张德生时当面说的。后来，毛泽东还说：“张德生是个好同志，老实人。”周恩来也说过：“以张德生为首的中共陕西省委，是个‘守法户’。” 　　1964年9月2日，张德生从北京回到西安，先在陕西省人民医院，以后转移到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由西安第四军医大学、西安医学院、省医院等单位指派人员组成抢救小组，负责治疗和抢救。张德生虽然已知他得的是不治之症，但他还是那样沉静、和蔼地对医疗人员说：“我知道我的病是不容易治好的，可也有治好的例子。我愿意和你们配合好，服从治疗。你们就当作进行一场科学实验吧!如果能治好我的病，这不只是我个人的事，这是科学上的胜利。如果在我身上失败了，也不要灰心，继续干下去，我相信人类最后一定会战胜这种病症的。”他住院6个月，又先后作过3次手术，每次手术都是在病情严重的情况下施行的，每次手术都给他带来极大的痛苦，但他总是以坚强的毅力忍受着，没有呻吟一声。手术后医疗人员问他：“您疼不疼?”他说：“还能不疼!”“那您为什么没喊一声?”“喊就不疼了吗?为了战胜疾病，为了争取给党、给人民多做些事情，是需要忍受些痛苦的。”张德生的体力越来越难以支持，在病情最严重的时候，他还乐观地对家里人说：“生死是必然的规律，我死了把身体贡献给科学，医生要从我身上取什么研究，就让他们取什么吧!” 　　张德生的病情不断在恶化，但他仍然关心国内外形势，关心国家大事，关心陕西的工作，以至邀集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各同志和地市委书记们，多次在病房里谈工作，谈思想，谈他的缺点和失误，谈过去，谈现在，谈将来，心怀坦荡，情深意切，严于自省，感人至深。看望他的同志怕影响他治病。不谈工作，可是他一再询问又不能不说，你不说他放心不下。他一再教育子女要好好学习，读毛泽东主席的书，读刘少奇主席的书，读《中国共产党章程》，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革命和建设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1965年3月4日下午8时37分，张德生病逝了，享年56岁。3月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各省区召开追悼张德生同志大会的通知》。3月6日，西安各界2000多人集会公祭张德生，中共中央、国务院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贺龙、聂荣臻、罗瑞卿、刘澜涛、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献了花圈。刘澜涛、杨尚昆等出席追悼会，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代理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胡耀邦致悼词。《悼词》说：张德生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他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在对敌斗争中，无论在法庭上和战场上，都是勇敢而坚定的。他始终如一的忠于毛泽东思想，维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和统一领导。他具有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大公无私，光明磊落，一切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他对党无限忠诚，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直到病危的时候，还念念不忘党的事业。他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善于倾听各种不同意见，经常进行自我批评，充分发扬民主；他对待工作严肃认真，一言一行，力求准确、切实。他在党的领导下，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作出了不少重要的贡献。3月7日、8日，中共甘肃省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部队、中共青海省委、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分别集会追悼张德生，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高健君、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高克亭、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一书记王恩茂、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杨静仁，分别致悼词，沉痛哀悼这位英年早逝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注：①绥远，时为省治，1954年撤销，其辖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②1935年8月至11月，中共陕甘边区南区委员会和陕甘边区南区革命委员会，以陕西省旬邑县和甘肃省正宁县各一部设置新正县，以陕西省淳化县和耀县各一部设置淳耀县，以甘肃省宁县一部设置新宁县，以陕西省旬邑县和淳化县各一部设置赤水县，这4个县后属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1949年2月至7月相继撤销，其辖区分别复归原县治。③《共同纲领》，即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民的代表共同制定的建国纲领，是全国人民在一定时期内共同的奋斗目标和统一行动的政治基础，在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以前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④门宦，是伊斯兰教中的神秘主义与中国封建制度相结合的一种道门，各门宦均有教主，教主一般是世袭的。⑤1957年5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⑥拱北，是阿拉伯文的音译，意为圆顶建筑，此处指伊斯兰教门宦教主葬地和道堂的土地。⑦此处指人民币旧币。1955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旧人民币，规定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⑧145市斤为1市石。⑨见1977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14页(编辑将其中的“就像张德生同志所说的”改为“就像有的同志所说的”。)⑩(11)引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4节《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12)指把一定数量的土地、劳动力、耕畜和大型农具在一定时期相对地固定地交给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使用。(13)指农村人民公社在个人消费品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集体经济组织的生产资料、产品、劳动力和资金。(14)指农村人民公社的包工、包产、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 　　 张德生/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