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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一生 战斗的一生 ——回忆往事缅怀张德生同志

常黎夫

964年8月17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同志，到北京医院看望作过手术不几天的张德生同志。总书记如实地告诉德生同志，他的病经剖腹探查，是腹腔转移癌，原发部位未定，无法切除，中央意见，可以在北京继续治疗，也可以回西安调治，由德生同志自己决定。邓小平并告德生，中央认为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德生同志对中央和总书记对他的关切和一生的评价极为感动，表示他愿回西安调治，以便把手上的一些具体工作作一交代。经中央同意，德生同志于9月2日回到西安，虽多方设法，但医治无效，于1965年3月4日不幸逝世，时年还不满56岁! 　　德生同志病逝已经30年了。他一生的革命生涯，战斗业绩，无时不萦绕在我的心头，难以忘怀。 　　同学相识 患难相交 　　德生生于1909年，长我2岁多。1926年我们同时考入设在绥德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他住六班，我住七班。1927年秋我转学米脂三民二中，1928年春德生转入设在榆林的陕西省立第六中学。我们在绥德四师同学一年，因不同班，上课、自习和食宿都不在一起，参加学校组织的下乡宣传活动也分班进行，彼此了解不深。但俩人却是网球场上的热心观众，每次相遇，三言两语总要攀谈几句，日子久了也就相熟了。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1927年春季开学不久，有四班学生张庚飏主动来找德生和我交谈怎样写作文的问题，主要由张庚飏给我们讲他写作的方法和心得，还给我们看了他写的两篇文章。这是当时绥师同学中互学互帮、高年级学生帮助低年级同学的优良传统，是一种很有效益的教学方法。张庚飏是延川县人，长相和举止言谈与德生很有相似之处，以后我和德生常谈笑此事。德生给我突出的印象是寡言少语，文质彬彬，和同学间的交往较少，而为人笃厚老诚，学习刻苦认真。 　　德生和我在绥德四师同学期间，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子洲和革命教育家常汉三相继任校长，教师大多是共产党员。学校的革命空气十分浓厚，教师公开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学生自由阅读马列著作和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主办的刊物。党、团秘密组织的“读书会”，组织同学在课外学习讨论《马克思主义浅说》、《社会发展简史》、《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等著作中的基本理论，并由辅导教师作解释和回答问题。学校师生还定时走出校门，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德生和我就在这个时期受到了第一次大革命的薰陶，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先后加入了共青团，在党组织的哺育下，参加了中国人民为谋求解放而斗争的行列，迭宕起伏，百折不挠，探索前进，奉献终生。 　　德生离开绥德四师后，1928年底毕业于榆林六中，1929年以小学教师的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基层工作和党、团陕北特委机关的交通联络工作，他的家庭是党、团组织的一个秘密活动据点。在此期间，我任共青团陕北特委执委、米脂县委书记，代理党的米脂县委书记，虽然同德生彼此没有见面，但讯息常有传递，大致情况互有了解。 　　1930年春，党团陕北特委派德生去府谷，以小学教师身份为掩护，任中共府谷县委组织委员。1930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调我到绥德参加特委，分管团陕北特委的工作。10月，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合龙山召开扩大会议，德生作为中共府谷县委的代表出席这次会议，我们又见面了。这次特委扩大会议接受了立三“左”倾错误路线，决定：合并党、团陕北特委，成立陕北行动委员会；计划组织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在城市举行“飞行集会”，高呼口号，散发传单。会议刚刚结束，国民党绥德县党部大门口挂的衔牌，就被砸了，造成了绥德县城的紧张形势，巡警盘查行人，清点户口。德生和刘澜涛同行去榆林(德生经榆林去府谷，澜涛去筹备特委机关移住榆林城里的事务)，不幸两人出北门后，即被巡警逮捕，关押于县衙门监狱里。 　　德生和澜涛在动身时没有携带任何文件和材料，敌人没有拿到什么证据。刘澜涛和我都是绥师的职员(党特委前任书记吉国桢和宣传委员兼军委书记苏士杰都是绥师教员)，校长马济川也是共产党员，所以澜涛的话好说，我们以校方名义申诉，说明澜涛系学校派去榆林购制教学和体育器材的，说明张德生和刘是老同学，便中同行经榆林回府谷任教，只有德生来绥德干什么的“说法”颇费踌躇。正在我们为此伤脑筋的时候，我认识的一个狱吏告我，张心余(德生到府谷后的用名)在监狱里啥话都不说，只说他也是来绥德“看女友”的。我急中生智，立即找绥师女生杜芳铭商量，请他出面掩护营救德生。杜系绥师女生部学生，是由榆林女师转学到绥师的，1929年在榆林时和德生相识，并一起搞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我提出要杜芳铭假装是德生的恋爱朋友，对外说张来绥德是特意看她的。其实德生那时已经结婚，并且有了两个子女，但情势所迫，我只得向杜芳铭提出要她承担这个任务。杜芳铭慨然答应，赶着写了有恋爱情意的安慰信，亲赴监狱探望了德生，并准备必要时出庭对质(后来没有开庭审问)。杜芳铭不畏人言，见义勇为，给我们的营救工作帮了大忙，曾经一时传为佳话。孰料“文革”期间，“造反派”为了追查张德生与杜芳铭之间的所谓“历史关系”，逼死了曾任德生秘书的孟服南同志。孟服南曾任中共长安县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是一个忠厚老诚，坚持真理，不说假话的好同志，是值得我们附笔留念的。 　　德生和澜涛被捕不久，陕西的政局发生变化。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对蒋介石的战争失败，杨虎城率第十七路军入陕，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具有爱国主义思想，邀请杜斌丞、南汉宸、李仪祉、李寿亭等进步人士出任省政府重要职务，我们利用这个有利形势，以绥德四师学校名义，向省上各有关部门和知名人士发送“快邮代电”，为德生和澜涛申辩，呼吁当局立即释放。在杜斌丞的关照下，陕西省教育厅委派横山县教育局长曹亚华(地下共产党员)到绥德考查案情，同时杜斌丞嘱咐赴绥德接任县长职务的高望之(延川县人)，要他设法把两个学生(刘、张)放了。曹、高到绥德后，马济川等即出面以学校的名义为刘辩护申诉。在这一年的阴历腊月除夕，德生、澜涛被无罪释放了。 　　1932年春，我到兰州在杜斌丞身边工作，高望之、贺连城(1930年任榆林井岳秀部军法官，我们曾通过其弟贺辑五写信要求他为张、刘说情开脱，1931年冬贺连城到兰州任杜斌丞秘书)和我都住在杜的寓所——甘肃宣慰使署三字什招待所。高望之曾向我夸功，讲了释放张、刘二人的具体情节过程。高说：“杜先生叫我放人，岂能不听；但放人得有个手续，档案里要有所交代，我就为他们两人代拟了“因受人诬陷，致入囹圄，今蒙获释，出狱后不作越规行动”的具结文书，由他两人签字就算了事。当时贺连城在场，他同高开玩笑说：“望之为吏，老奸巨猾，办成一事几面讨好，此事算你有功，把望之不是‘仁君’的帽子可以摘掉。”这些斑斑往事历历在目的史话，是我在“文革”十年动乱中被“勒令”交代问题时，绞尽脑汁，回忆出来的，现在不避啰嗦，感而记之，以晓来人，并慰亡灵。 　　张德生出狱后，正月初一(1931年2月17日)步行80华里，到了我家。我父亲热情招待，但内心十分沉重，为我们的活动危险而担忧。此后我和德生先后远离家乡，飘泊在外，而两家人家庭之间时有往来，互通声息。德生在我家只留一天，正月初三，我陪送10里，到子万佛洞砭头，依依告别。德生入狱后，他的母亲忧愁染病，双眼失明，卧床不起，突然独生儿子回到自己身边，悲喜交集，10天出头便去世了。德生寻亲借友，安埋了老母。他在家里住了不足两月，1931年4月初，党、团陕北特委关于开展“红五月活动”的文件落入榆林的国民党反动分子手中，榆林当局即大肆逮捕学校里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进步青年，并以搜捕学生为名搜查了德生的家，准备逮捕他。德生在榆林难以立足，穿着孝服，提着祭品，化装成为母亲扫墓的样子，逃出榆林城，去宁夏找杜润滋等同志，继续从事地下工作。这年的春天，我参加陕北特委代表团去北平向中共北方局汇报工作于6月返回陕北，后到西安，又到兰州。1931年冬，德生为营救杜润滋出狱，由宁夏专程赴兰州和杜斌丞见面，并建立了联系。因之，我和德生虽然两年时间没有会面，但彼此活动的去向大体了解。 　　兰州脱险 西安话别 　　1931年11月，杨虎城派第十七路军十七师师长孙蔚如以潼关行营参谋长名义率部入甘，杜斌丞以高级参议身份随军进取兰州，分理政务。随后邓宝珊出任西安绥靖公署甘肃行署主任，驻扎兰州。这样以来。在十七路军中的一些地下共产党员随军到了甘肃。1932年初，我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做杜斌丞的随员到了兰州。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我负责建立了中共兰州特支组织。我任支书，李玉亭任宣传(河北人，时任孙蔚如部电台台长)，周益三任组织(时任邓宝珊行署参谋)，兰州特别支部先后配合协助谢子长、杜润滋、张东皎、杜宏范等筹划和组织了靖远水泉兵暴工作。随后为了开展和统一领导我党在甘肃、宁夏、青海地区的工作，由中共陕西省委决定设立并直接领导的中共甘宁青特委于1932年12月初在兰州成立(成立前由我和吴鸿宾、王盾负责进行了几个月的筹备工作)，吴鸿宾任书记，孙作宾任军委书记，马豫章任组织，李慕愚任宣传，我任秘书。1933年春，中共甘宁青特委组织领导的西北抗日义勇军在甘肃榆中失败，李慕愚、孙作宾、马豫章先后离开兰州回到西安，特委只有吴鸿宾和我两个人(吴还常不在兰州)。不久，德生和梁德元相继从宁夏来到兰州，吴鸿宾去了宁夏，特委进行调整，梁德元任军委书记兼宣传主持特委的工作，德生任组织，我仍为秘书。 　　我们特委的3个人，梁德元是西安绥靖公署甘肃行署邓宝珊教导营的教官，住在部队里。我的公开身份是杜斌丞的机要秘书，留在兰州办理杜老回陕后的善后事务，工作结束后搬住在朱继华出面开的新华洗染店里。朱继华是非党员，和我是同学、同乡关系，我们赞助他200元合资开设了这个西法洗染店，做为特委机关的一个点。德生没有社会职业掩护，住在特委设在“菜根香”酱菜园的秘密机关里，梁德元有时也在这里住一下，德生有时也在我那里住一下。 　　1933年7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和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在西安被捕叛变投敌。8月，梁德元和“菜根香”的少掌柜康少农被捕。国民党特务搜查“菜根香”酱菜园的那天晚上，因德生在我处幸免于被捕。我和德生商量，他先去驻静宁的石子俊旅躲避，因为该部的我党秘密组织比较健全，下级军官中我党的力量较强。我暂留兰州隐蔽起来，看看形势再说。我给德生带了一双布鞋，送他到东教场依依而别。事后得知德生到静宁后不久即派高宜之到兰州来联系，了解我的情况，而此时我亦逃出“虎口”。 　　送走德生后，我暂时住在马重光家。马是米脂人，老同盟会员，时任甘肃省政府参议。次日，我去贺连城家吃羊肉梢子面。不料天降大雨，晚上没有回去。深夜国民党军警包围了贺家，在麻将桌上抓去了张逸民和常雄卿二人，他们总以为抓住了张德生和我。拂晓时我乘机从后墙跳出贺家，冒着倾盆大雨，骗过戒严的岗哨，天刚亮混出兰州城。为预防敌人追赶，我绕道甘南，至清水县善后局避躲一月。局长杜宏文是杜斌丞的堂侄，我的堂表兄。9月，甘肃省政府通缉张德生(当时名张博五)和我(当时名常应黎)的通缉令下达到县上，我不得不离开清水，翻越关山，经陇县，到了凤翔，出乎意料与杜斌丞巧遇。原来是孙蔚如的参谋长张绍亭特意去西安迎接杜去汉中，路过凤翔，马豫章、杜理程、刘作霖等是杜的随员。杜斌丞见我安全归来甚为宽慰，深夜相谈，告我说他此去汉中主要有两件事：一是杨虎城、孙蔚如同意曾先后派张含辉、武志平去川北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但此事却被蒋介石侦知，引起杨虎城对武志平生了疑心，杜说他去想了解一下真实情况，设法保持杨、孙与红四方面军的联系；二是孙蔚如的姨太太不知为什么自杀了，孙的情绪很不好，我去宽慰宽慰。这样，我就同杜老一起去汉中，记得大概是在凤县过的中秋节。 　　到汉中后，我通过傅剑寒与中共陕南特委取得了联系。过了几天，杜老提出，再找一个合适的人来长住汉中，以便进一步沟通孙蔚如同红四方面军的联系工作。我提出张德生来汉中合适。杜老同意，傅剑寒报告特委同志也同意，我就给德生去信，要他来汉中。德生到后，由我引他见了杜老和孙蔚如(孙、杜同住一个房子)，杜向孙介绍了德生，说“张博五”(后又改名张仲房)是他的学生。隔了几天，杜老和孙蔚如的总参议王宗山同德生谈了建立联络关系的问题，我未参加。他们还指定武志平安排德生的生活，并保持与正宗山之间的联系。 　　杜老在汉中两个多月，大约于1933年阴历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回到西安。在我离开汉中前不久，德生已是中共陕南特委的组织委员。汉中特委同意我跟随杜老到西安，隐蔽在杜家，帮助杜老搞抗日反蒋活动。当我们在汉中的时候，就知道了福建人民政府成立的消息，也听说孙殿英部开赴西北，南汉宸作为杨虎城的代表在孙部活动的传闻。我们回到西安后，杨虎城和杜老活动频繁，如派李龙门去山西、广西与阎锡山、李宗仁联系，派崔孟博去孙殿英部做南汉宸的助手。但时隔不久形势突变，福建事变失败，孙殿英部被阻宁夏，西安派往孙部的人员杜立亭、刘天鸣等杳无音讯，杨虎城怕他同孙部的来往被蒋介石侦知，急于和南汉宸取得联系，就要王菊人向杜老提议，一定要我去宁夏找南汉宸取得联系，我是阴历腊月除夕那天到北平的，又改乘去包头的火车，再改乘汽车到临河，又骑毛驴，到宁夏李岗堡见到了南汉宸等同志。前后一个多月，又回到西安。 　　1934年的春夏之交，按杜斌丞原来的设想，我约张光远同志去川北苏区和红四方面军联系，争取留住在那里，和我们保持经常的联系。张光远离西安时，杜老给孙蔚如、王宗山写了信，请孙给张国焘写信交张光远带去，我给德生写信，请中共陕南特委给张光远同志写组织证明信。张光远到汉中后，带着孙蔚如和中共陕南特委写的两封信，由武志平同志护送到川北苏区。光远归来后说，他同张国焘等见了面，只留两日，并未深谈，即被礼送出境，光远回西安不久，因被国民党特务发觉去了北平。 　　1934年深秋，中共陕南特委派德生赴上海向上海中央局汇报工作后返回西安，此时我刚考入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步训班学生队学习，在东大街一个小旅馆同德生会面。德生说，由于形势所迫，中共中央已离开上海进入了中央苏区，听说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没有打好，苏区的处境十分困难，留在上海的上海中央局领导白区党的组织和工作，派他去红四方面军联系。西北的形势，陕西的形势，都可能有大的变化，要有形势骤变的精神准备。谈到此，两人的心情很是沉重!我向他介绍了陕西方面和杜老的一些情况，汇报了步训班学生队的一些情况，以及我谢绝南汉宸之约去天津工作，也没有同王超北建立关系的经过情由。最后，德生肯定地说，我以后只和崔廷儒保持单线联系，如有机会他就来信。分别时，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思绪万千，依依难舍。我说：“大势所迫，各奔前程，用杜斌丞先生的话就叫做‘殊途同归’。我们如果活着，一定要活得有脸相见”。德生沉思良久，只讲了一句话：“我们一定要‘同志’相见。”他把“有脸相见”，改为“同志相见”，两字之改，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和启发教育。两个字的改动，体现了革命理想信仰信念坚韧不拔，党的组织原则坚贞不二，也体现了德生同志冷静沉着，思维深邃，见高识远。后来，我曾对德生多次谈及此事，“两字”之差自愧不及德生多矣!而德生总是谦虚地用他的不足之处把话题引开。他常用“勤以补拙”、“笨鸟先飞”的两句成语策励自己，启迪他人。 　　西安话别后，张德生即返汉中去了川北苏区，一年多时间没有讯息。 　　同志相见 抗日救亡 　　1935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的消息传到西安，我们这些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在黑暗中探索苦斗的共产党人，如同拨云见日，无不欢欣鼓舞。但是德生、拓夫同志的消息一点没有。1936年2月春节过后不久，崔廷儒突然来见我，带来了拓夫和德生两人给我的信。信上写的是我的化名“秋云”，这是1928年拓夫替我起的化名。信上说，他们已经平安返里，嘱咐我不要离开杜先生，继续帮助他，我的学业和事业一定会与日俱进。我捧读来信，真是喜从天降，如获至宝，精神振奋，信心百倍。 　　“西安事变”时我在户县，12月12日奉命率兵一连赶赴西安西郊营房集合，而城内战事已经结束。当时我在十七路军警备一旅一团二营四连任连附代理连长职务。“西安事变”后，杜斌丞受命任张学良、杨虎城主持的政治设计委员会委员和新的陕西省政府秘书长，主持接管原由邵力子任主席的陕西省政府，我于14日离开部队，回到省政府杜斌丞身边工作。 　　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等同志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乘张学良的专机从陕北飞抵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变化，贾拓夫、张德生等同志衔中共中央之命也来到西安，重新组建中共陕西省委。德生到西安的次日就来和我接头，我俩在钟楼东南角的“曲江春”饭店用餐，两年不见，又得重逢，无比高兴，共吐衷肠，如入梦境。德生说他到川北后，张国焘不信任，上海中央局本来要德生把中央文件送到红四方面军后再返回上海，但张国焘不予理睬，只许随军参加长征，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李维汉同志调德生到红军总政治部和中央局工作，才脱离张国焘的羁绊，较红四方面军提前一年到达陕北。德生说，中央对杜斌丞和我的情况都很了解，要我继续留在杜老的身边，利用合法身份，帮助杜先生推动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12月25日，重建的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成立，贾拓夫任书记，张德生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西安市工委书记。德生告我，我的党组织关系，只同他个人保持经常的联系。他要我租赁了两间民房作他的住处，地址在今建国路干休所的对面，以后他同王文结婚一直住在这里。我每周至少去他那里两次谈工作。这里往来的人极少，一年多期间，我在德生家只遇到过并认识了张中(省委秘书长)和吴铁铮两个人。记得一次王文亲自做烧蛤蜊给我吃，我不习惯，勉强吃了一个就发呕，一会张中来了，他把一盘子都吃光了，关于我的工作任务，德生讲我留在杜斌丞先生身边工作，是为了配合杜同党中央驻西安的代表林伯渠和红军驻西安办事处的主要负责同志(先是李涛，后伍云甫、周子健)，搞好上层统战工作，这是主要的；同时，省委也将按情况和工作需要，让我做一些别的事情，这要通过一段实际工作，逐步明确、具体。从此，我在陕西省委和林老、德生的直接领导下，投入了为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方针而斗争的行列，在西安坚持工作4年之久。下边略举几件事例说明。 　　我经手的头一件事，是联系各有关方面，通过杜斌丞、杨虎城，向陕西省政府推荐委任延安等9个县的县长人选。1937年1月8日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今志丹)迁到肤施(今延安)，而延安等县的反动县长多已逃跑，新的陕西省政府必须新委任一批真正拥护张、杨八项政治主张的县长去任职，以进一步加强同共产党的合作关系。推荐名单中：马豫章(原地下党员)为肤施县长，苗紫芹为甘泉县长，张执庵为鄜县(今富县)县长，李志洁为宜君县长，艾善甫为中部(今黄陵县)县长，田在养为同官(今铜川市城郊区)县长，王正身为延长县长，李腾芳为延川县长，宋宾三为洛川县长。这个名单提出前，我和张德生及红军驻西安办事处的李涛同志交换过意见，他们表示一致同意。这9个人中，有4人为德生的旧相识。 　　新任县长赴任后，接着我以陕西省政府政治视察员的身份去各地视察和推动他们搞好同我党地方工作人员和过往红军的关系。德生给郭洪涛同志写了我的党员介绍信，由我带去。我大约是1937年1月中旬离开西安，沿途在中部、宜君、洛川、甘泉、鄜县每到一县停留一两天，召集地方各界代表人士座谈和检查执行张、杨八项政治主张的情况，处理工作上的一些具体问题。1月下旬抵延安。我在延安约住1周，4次见到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是马豫章以肤施县政府县长的身份请客，毛泽东同志应邀出席，还有党和红军在延安的领导人近20人参加了宴会。大家谈笑风生，气氛热烈。第二次是郭洪涛同志领我看望了毛泽东同志。第三次是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毛泽东、郭洪涛同志讲了话，马豫章以肤施县长身份，我以陕西省政府政治视察员身份也讲了话，我介绍了西安的情况和张、杨八项政治主张，说明西安各界人民群众强烈的抗日情绪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要求，说明西安人民是在搞抗日救亡运动，驳斥敌人散布西安已经“赤化”搞“共产”的种种谎言。记得从俄国归来不久的张浩同志站在群众中间，不断引导高呼，要和平，要团结，要抗日，要求蒋介石实践诺言，无罪释放张学良将军等口号，会场军民情绪十分热烈。马豫章特意拍照了群众大会照片，我保留的一张在1960年送给了延安革命博物馆。第四次是1937年1月30日在徐特立同志的60诞辰会上，我坐在毛泽东同志的身旁，邓颖超等同志先后唱了京剧和民歌，接着观看了以廖承志同志主演的话剧。在两个多小时的晚会中间，毛泽东同志向我讲述了许多有关廖承志同志的家世和廖仲凯先生革命史实的故事。2月下旬我返回西安后，由德生约定时间，我同贾拓夫、欧阳钦、德生一起用吃羊肉泡馍的机会相聚，我向他们三位领导人汇报了这次视察陕北各县的情况。他们充分肯定了利用这种合法的形式，推动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方式、方法。这是我同拓夫阔别6年后的首次聚会，同欧阳钦同志的首次见面。 　　1937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派委员何绍南来陕查看曾用赈济款修建的延(安)榆(林)公路路基情况，准备继续拨款完成全部工程。何绍南东北人，与国民党中央赈济委员会主任朱子侨系同乡，关系较深，打着支援抗日的旗号，往来于陕北高桂滋、高双成和绥远傅作义之间的联络活动。我党为了争取早日修通延榆公路，以便促进团结抗日的联络工作，林伯渠和杜斌丞商定，要我陪何绍南赴延安、绥德一行(随我去的还有省建设厅工程师李海瑶，东北人)。何绍南到达延安后，毛泽东同志接见宴请了他，并派秘书周小舟同志和我一起陪送何绍南至清涧县城外(城内由高桂滋部驻防)。我同何到绥德城与高桂滋会晤。何住一日即赴榆林、绥远，我留绥德与高桂滋会谈。我向高面交了杜斌丞写给他的信(杨虎城已先发电报给高)，谈了西安方面的一些情况和杨、杜要我转陈的话。高桂滋当即表示，他完全赞成张、杨八项政治主张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的方针。高桂滋说：“我本人即将请缨率部开赴前线抗日。在留陕北之日，一定保证维护团结，不发生磨擦事件。”我在绥德停留两天，经延安返回西安。以后的事实证明高桂滋履行了他的诺言。 　　“七七事变”前后，陕西省成立以省政府主席孙蔚如为首的抗敌动员委员会(以后改为抗敌后援会)。我按照德生传达的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以陕西省政府派出的代表人员身份参加动委会，负责分管抗战救济和募捐方面的工作事务。平津失陷前后，大量学生相继流落西安，我集中力量搞了接待和安置平津流亡学生的工作。首先分批分组解决他们的食宿问题，然后分别情况资助所需路费，有的奔赴抗日前线参加战地服务，有的前往延安、汉中等地求学，一部分人返原籍自寻出路。用两月时间，比较圆满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10月间，陕西抗敌动员委员会决定聘请一批地方知名人士做动委会的督导委员，分赴各县视察、督促指导抗敌动员工作。德生向我传达省委意见，让我参加这一活动。我同德生具体商量，确定我担任米脂、佳县的督察员，了解一下两县的实际情况，摸摸下边国共两党的合作，团结抗日工作怎样开展，取得一些经验，对省动委会的活动给予支持。德生讲我还可以顺便了解一下国民党西安行营和我党商定将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5个县划归陕甘宁边区设立警备区的实际情况，做一些必要和可能的上层统战工作。 　　根据以上指示，我大约于10月中下旬，乘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汽车，由西安动身到了延安。适逢高岗(当时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员)将赴警备区所属黄河沿线察看防务情况，我便搭乘他的汽车同行至清涧县城，我们一起会见了国民党清涧县长艾善甫(高岗和艾也相识)，晚间一起参加了县政府的招待会。次日,高去察看河防，我留一日听了艾善甫介绍地方情况汇报(艾由中部调到这里不久，此时还听我们的话，后来跟着何绍南搞了一些磨擦)。第三天我赴绥德，见到了阔别7年之久的刘澜涛同志，他当时对外名义是八路军驻绥德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也是中共绥德特委的领导人之一。我在司令部呆了一整天，会见了陈奇涵司令员，晚上在澜涛同志的窑洞里抵足而眠，畅叙离怀。此时，何绍南已受命任国民党绥德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的专员，尚未正式到任，由姓孙的秘书看守衙门。我同专署没有打交道，分别访问了许多往日的同学、朋友和地方代表人士，参加了由张哲卿、霍仲年等进步知名人士发起举行的各界代表人士座谈会和宴会。第四天我赴米脂，回到离开7年的家中。此时，原来驻防米脂的国民党二十二军高双成的部队已经撤离，接防的八路军部队尚未来到。我和还没有离开的二十二军陈团长两次面谈，他坦率表示，交接防务一定顺利完成，赞成两军合作，固守河防。适逢八路军贺晋年同志率部增援河防，路经米脂宿营一夜，次日清晨他们启程前全团战士集合，我应邀作了简短讲话，致以亲切慰问和希望。国民党原米脂县党部指导员高仲谦畏罪逃离。前任县长楼铿声(浙江人)在任多年，一直反共反人民，筑新城，办保甲，贪污巨款，被米脂县各界人民代表姬伯雄、贺辑五等阻留，清算他的帐项。新任县长刘学海是杜斌丞先生在西安候补县长培训人员中拔推介委任的，安徽人，有点才干，当时表现积极，赞成国共两党合作团结抗日救国主张，表示一定按照杜先生的嘱咐和期望为地方人民办实事。刘在任两年多期间，主持修建织女渠工程，扶持地方教育事业，有一定成绩，但以后投靠任陕西省民政厅厅长反动分子彭昭贤，走向反共反人民的道路，先后被升任洛川、榆林专署的专员，做了坏事，最终受到人民的审判处决。在我回县之前，米脂县就成立了抗日民众运动股(简称民运股)，民运股也就是中共米脂县委的组织。罗文同志任主任(也是中共米脂县委书记)，负责主持民运工作，县里的抗日救亡活动朝气勃勃。我在米脂停留3天，主要是配合罗文同志沟通上层统战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如协助刘学海县长对县政府科室人员以及县保安队的整顿工作；召集地方有关各界代表人士，座谈制定织女渠水利工程计划方案；支持由姬伯雄、艾斌卿、贺辑五、贺连城等进步人士组成的“清委会”，宣布清算前任县长楼铿声贪污案的结果，责令其退出贪污赃款5000元后离县。由我动议，经“清委会”的一致同意，在退款中拿出500元捐助延安陕北公学筹备处，完成了李维汉同志交给我的这项任务。 　　此时河防紧张，我即离开米脂到佳县。国民党佳县县长是邱象锋，湖南人，行伍出身，性格爽朗，表示坚持团结抗日，固守河防；国民党县党部指导员冯仁甫是米脂人，榆林中学学生，我们早年相识，他对我也表示赞成国共两党合作一致抗日的主张。县民运股主任曹华山已经早到县，开展民运工作。我利用这些有利条件，针对日寇侵犯骚扰河防的情况，提议由县政府、县党部和民运股三方面联合成立县抗敌动员委员会，并召开群众大会，我和三方面的负责人分别讲话，健在的王辉同志当时是民运股的妇女宣传员，她们还组织学生表演了歌咏节目，会场抗敌情绪高昂，一致表示踊跃支前，坚守河防，保卫家乡。大会后即派干部分赴农村，宣传动员民众积极支前。偏僻小县，民众抗日救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十分可贵的。闻听日寇迅猛进犯晋南，影响西安，人心波动，形势吃紧，我在佳县也只住了3天，折返米脂只住一晚，次日搭顺车至榆林。榆林不属我视察的范围，那里的情况又很复杂，高双成不在，参谋长徐子佳主持一切，参加了他的一次宴会，纯系官场应酬。在榆林活动很不方便，住了两天，搭二十二军的军运汽车至延安，换车返回西安。这次往返匆匆，相近1月，归来向德生同志汇报时我说，此行见闻多而办事少，交游广而结识浅，谈不到多少经验。我写了一些有关绥德、米脂等县地方上层人士的政治态度和思想上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材料，供中共陕西省委参考。还写了榆林地区近10年间流沙侵袭的严重情况和急需防治的意见，关于修建米脂织女渠水利工程的筹备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等单行材料，报送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秘书处，经杜斌丞秘书长阅批分交建设厅、水利局办理。织女渠工程的修建费得以落实解决。 　　以上所述，就是当时1年多的特殊环境条件下，我在德生直接领导下，完成党所交办的几件具体工作的实际经过情况。文字写得长了些，但可借此以澄清“文革”期间，“造反派”歪曲历史事实，是非不分，以至有意颠倒黑白的一些问题。 　　在此期间我先后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负责人伍云甫、熊天荆、周子健同志一真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共同为沟通林伯渠与杜斌丞间的关系顺利进行，并且接受他们商定交办的一些事情。办事处的领导同志不断委托我承办一些具体事务，如接待一些我党的老同志，郭洪涛、霍士廉、张宗逊、罗文等由延安赴前方路经西安时，都由我个人出面，约请他们洗个澡、吃顿饭，帮助他们解决一些旅途中的困难问题。同时，我也经过办事处不断介绍一些青年学生赴延安学习或去前线参加战地服务。 　　1938年7月蒋鼎文接替孙蔚如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免除杜斌丞的秘书长职务。我不能留在秘书处任职，向德生提出回延安学习的要求，德生一再说服，说为了保持党和杜斌丞间的关系，搞好统战工作，要我坚决打消回延安学习或工作的念头，继续在杜的身边工作。由于杜斌丞留任陕西省政府委员兼垦荒委员会副主任，我便在垦荒委员会挂了个干事名义呆了下来，垦委会设办公室，办事人员不到10名，下属黄龙山、黎坪两个垦区。1938年蒋介石下令在河南花园黄河决口，造成数十万灾民流离失所。杜斌丞利用本省赈济款，新办汧山垦区，但规模很小。驻河南洛阳的国民党第二战区长官卫立煌与中央赈济委员会主任朱子侨提出拨专款在陕西增辟垦区，大量安置难民，杜斌丞提出新建马栏荒区的方案，要我首先征求中共陕西省委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意见。此时张德生同志已经离开西安，常驻省委机关的新址三原县云阳镇(现属泾阳县)。在德生移驻云阳后，我们之间平常关系通过交通(先后有高贤、聂景德、宋志远等)联络，临时紧急时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领导人转达。为了开辟马栏荒区和其他一些问题，我于1939年6月间亲赴云阳向省委请示汇报。我在德生的房子里(前后间，他和王文住里间，我住外间)住了3天，向欧阳钦、张德生汇报和商讨了两个半天(张中参加了一次)。主要内容有3件事：一是关于加入国民党组织的问题。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加紧反共措施，规定各级政府行政人员必须加入国民党，我们应该如何应付；二是关于扩大黄龙、黎坪、汧山垦区和新建马栏荒区问题；三是杜斌丞、杨明轩等提议在国民党十七路军内部高级军官中建立“抗日同志会”秘密组织问题。谈的结果是：第一，关于加入国民党问题，中央已有规定，经党组织批准个人可以加入，省委批准我办理集体加入国民党组织的手续(我遵办了)；关于杜斌丞是否加入国民党，省委也认为加入对工作活动更便利些(杜两次撕掉国民党员入党登记表，拒绝加入国民党组织)。第二，省委和边区政府的意见一致，完全赞成开发马栏荒区的意见。第三，关于在十七路军内建立小组织的问题，须报请中央考虑(后来中央认为在当时情况下以不搞为宜，杜、杨接受了中央的意见)。此外关于我再次要求回延安学习的意见，他们笑着说不能列为议题。第3天德生带我去“安吴堡青训班”参观，冯文彬、胡乔木同志不在，受到史洛文同志的热情接谈和招待。在参观学员寝室时，发现堂弟常远亭卧病寝室，我征得史洛文同志的同意，带他一道到西安治疗两月，病愈后返延安。我从云阳到西安后不久，杜斌丞即去洛阳和第二战区长官卫立煌商谈移置难民屯垦问题，随员有陕西省赈济委员会秘书主任黄迺桢、一个姓曹的职员，加上我一行4人，辗转到达洛阳。适卫立煌外出，杜、黄与卫的参谋长郭寄桥会谈两次，住3日返陕。不料国民党特务得知此事，散布谣言伪称杜斌丞勾结共党，为陕甘宁边区移民屯垦，国民党中央政府遂立即停止拨款，移民屯垦之事被迫停滞。1940年春，杜斌丞向陕西省政府提议，用本省赈济款在马栏开辟小型垦区，少量安置难民，逐步扩大。杜的动议得到省府委员张*(辶和冏)支持(张与蒋鼎文私交深，以师礼相待)。这就是我于1940年4月初亲赴马栏荒区进行考察的来由。我去马栏前曾通过办事处周子健同志发电报请示德生，德生复电同意并对我进荒区后的安全问题，作了精心考虑和布置，他给八路军驻店头办事处负责人孙润华同志写了介绍信，嘱咐了部分荒区范围内有我党地方组织活动的负责人(如郭景龙)对我随时加以照料保护。我在荒区考察22天，4月25日回西安，5月10日以“省垦委会干事”的身份，借口为调解刘翰屏(刘含初烈士的弟弟)控诉荒区纠纷案件去荒区，归省后向陕西省垦荒委员会写了《关于马栏荒区的考察报告》。“文革”期间，“造反派”从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的档案中看到这个报告，他们颠倒黑白，歪曲史实，把它作为我的主要“罪证”，横加迫害。沉冤11年半的这个冤案，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始得到平反，我才见到自己写的《关于马栏荒区的考察报告》原文，随即复印，公诸于众，功过是非，听人评说。 　　我从马栏归来，不到3个月，1940年7月16日夜，国民党特务人员闯入杜斌丞家，以搜捕共产分子为名，抓去杜家的佣人和年轻的客人。我幸而预有准备，越墙逃出，因阴雨连绵，在友人冯逸农家中躲藏两月。后接德生的来电，由周子健同志亲自接送出北城门至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仓库所在地，乘汽车回到延安，结束了我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工作的10年生涯。由西安回延安同车的有黄火青同志等10多人。国统区的沿途关卡盘查甚多，但因我们有专人与之周旋，通行尚称顺利。汽车过了洛川县的“界子河”，爬上山岭就到了八路军的哨所，我们平安地进入陕甘宁边区了!此时一个个心情振奋，欣喜若狂，谈笑风生，同车的几位女同志(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奉调回延安)情不自禁地高唱革命歌曲，一路上饥饿疲倦沉闷的情景，扫除竟尽。当远远望到延安宝塔山顶时，大家的情绪又沸腾起来了，女同志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欢呼：“我们终于回到‘娘家’了!”(当时党内流行的称呼)。反映了每个共产党人对党中央的热爱和向往的赤子之心，体现了每个爱国的中华儿女对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坚持和指导抗日战争的冀望之殷。此情此景，终生难忘，爰为之记，以昭后人。 　　勤业勤学 并肩战斗 　　1940年9月下旬当我回到延安时，德生于不久前离开延安，回到了中共陕西省委新的所在地——马栏镇。德生行前给我留下的信中说，我的党组织关系仍保留在陕西省委，即使将来我不便再去国统区工作，也需要我在省委呆一个时间，以便把外面的一些人事关系接好。他还叮咛我不要再强调提出进延安学校学习的要求，凡事按照高岗(时任中共边区中央局书记)和贾拓夫(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主持日常工作)的安排和吩咐去办。高、贾热情接待，让我住在蒙古文化促进会赵通儒处，那里清静，距离边区中央局和西工委都很近，便于往来。关于我的学习和工作问题，高岗对我说，他和拓夫、德生商量过了，首先应当考虑的是杜斌丞先生在西安的处境和影响，决不给国民党反动派留下造谣生事的口实；也还要看看形势变化能否再出去工作，所以暂时以少露面为宜。学习可采用自学的办法，自订计划，主动灵活，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利用延安学习文件、书刊和辅导人多等有利条件，自修自学，可能要比进学校的学习效果好得多。关于我目前的工作问题，他说党中央提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要实行三三制，边区内有很多统战工作要做，要我在延安住一段时间后，可以去绥德、米脂，协助绥德特委做些上层人士中的统战工作，说我人地熟悉，便于沟通思想认识，同时可以回家住一些日子，过个春节。 　　于是，我就请拓夫同志帮助，拟定一个简单的自学计划。回顾当时提出的学习内容大致分为4个课题：(一)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为课本，同时阅读《<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理论著作，求得搞清楚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基本规律：懂得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及其关系，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懂得中国的革命要“农村包围城市”，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三大法宝”等基本理论问题。着重提出学习和领会抗日根据地政权实行“三三制”的意义和实施办法等具体问题，为将赴绥米参加活动有所准备。(二)学习《共产党员修养》、《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著作，联系自我检查，改造和提高思想认识。(三)学习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针和有关政策文件，回顾检查长期做白区地下工作的经验教训。(四)学习《实践论》、《矛盾论》，阅读其他一些有关哲学的书刊论著，解剖和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问题，自学计划的时间和步骤预定为3段：先在延安学两个多月，再赴绥米两个多月，然后返回延安再学两个月，共7个月时间。第一段在延安按预定计划执行，学得不错，认真读完了第一项内容课题的有关著作，还选读了一些有关党建和共产党员修养方面的著作。在此期间，我还听了张闻天、李维汉等领导同志的报告，分别参加了西北工委和中央统战部约会的几次座谈，并写了一些我所了解的西安方面的社会动态、国民党党部和政府以及特务系统的人事关系情况的零星材料，每逢星期日走访一些相知的革命前辈和老战友，认识了不少同志和朋友。这一段的学习和活动，虽然时间不长，但深感收获和受益不浅。 　　11月间，我由延安赴绥德、米脂，先后两次在绥德大概半月左右，都住在绥德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副专员马豫章处，其余时间住在米脂家中。我按照边区中央局领导的意图和指示，配合协同绥德特委张秀山(书记)、李景波(统战部长)和米脂县委书记李万春等领导同志，广泛地接触了地方士绅和知名人士，其中大多数是旧相识。我向他们提议，大家都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自愿结合，不拘形式，三五聚会，交谈学习的感受和切磋疑难问题。我有计划地参加他们的座谈，了解各个人的思想认识情况(回到延安后分别写了一些头面人物的单行材料给组织)。我对他们说，杜斌丞先生接到《新民主主义论》的讲稿后，关门3天，捧读之余，感奋不已，满怀激情地四处对人说：“中国的革命只有走毛泽东先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道路才有希望，除此别无它途。”绥米两地的社会知名人士多是杜斌丞的老朋友或有师生之谊，杜老的态度对大家有很大的影响和启发。其中思想进步人士，如米脂的姬伯雄、贺辑五、马济川、贺连城、艾斌卿等，绥德的张哲卿、霍仲年、霍祝三等人的态度明朗，赞成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拥护实行三三制，表示要为坚持抗日战争，为边区的各项建设尽一点力量。原来思想认识上有某些顾虑，观望不定的老先生，如李鼎铭、高愉庭、安文钦等，也流露出愿意“出山”参政、议政念头。我们在春节前就做好了组织首批绥米士绅赴延安参观团的准备工作，1941年二三月间参观团抵达延安。参观团进行了各方面的实际观察，并且受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接见。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向他们开诚布公地阐明政治形势和我党的统战政策，启发他们发表意见。参观团每个人的思想认识都有变化，尤其是对建设边区，对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有了新的认识。 　　我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参加了参观团的全部活动，顺利完成任务。在米脂，我还察看了米脂人民盼望很久，我在杜斌丞先生指使下筹措经费奔走几年而刚刚完工的织女渠工程(1941年灌溉万余亩)；参加了地方人士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企图瓦解米脂中学的斗争，倡议并促成米脂同谊成文具店(原计划搞抗日书店)扩大集资，为姬伯雄主持筹办万合毛织厂(民办公助企业)做好了准备，扶助艾斌卿主办的民生纸厂(个人集资政府资助)扩展经营业务范围。这些小型企业的创办为边区的建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做出了一定的贡献，1947年蒋介石胡宗南大军侵入边区时被摧毁殆尽。回顾此次返里两个多月的活动是紧张而舒畅的，但是这些活动占去了我的大部分时间，加之春节俗习，来往人多，应接不暇，扰乱了我的自学读书计划。 　　春节前后，因工作去向问题又给我增添了一些困扰和麻烦。德生写信给我，仍然主张我先到陕西省委。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委派的米脂县长卫邦辅一再想要我代理他的职务，我婉言拒绝，介绍他和王震(时任绥德警备区司令员兼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晤谈，消除他的思想顾虑。杜宏范(杜斌丞的长子，任国民党杜聿明二OO师的汽车团团长)又从广西全州来信说，杜聿明将扩军抗日，利用时机可有作为，催我去广西。我一面给宏范复信说明，我认为无机可乘，不可能去；一面给杜斌丞先生写信，汇报西安分手后的大概情况，并听取他的意见。杜老很快来信，用他习惯的通俗简明语言，对我的去向表明了他的态度，其中有四句话至今记得很清楚，他说：“留县太乏味，南下惹是非，山中有名师，求学方为贵。”明确指出我该去延安，扎根延安。 　　随参观团参观完毕，我带着杜老的信去见高岗，恳切地向他提出个人的想法和唯一请求是允许我再继续自学两个月，把原定的“读书计划”大致告一段落。高岗同意了我的要求，并指定住在交际处，说交际处条件好，诸凡便利。我没有料想到，就在这时，南汉宸、霍维德同志又邀我去边区政府财政厅帮助他们工作，并说他们要分头向中央组织部和西北局提出报告请求批准。不过我还是争得两月时间在交际处把自学计划中的主要文件、书刊大致阅读一遍。虽然没有思考精读“消化”工夫，但先后两段4个多月的学习，对我随后接着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文件和参加整风运动做了思想准备，也成为我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投入紧张、艰苦的财经战线做好财经工作的精神支柱。南汉宸、霍维德同志的报告获得了组织的批准，我服从组织决定去到边区政府财政厅工作。 　　在我回到延安的大半年时间里，正是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时候，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我党中央以抗日大局为重，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方针，博得全国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到1941年3月击退了这次反共高潮。党中央为了总结陕西地下党执行中央白区工作方针的经验，委托陈云同志主持召开座谈会，进行了专题研究。座谈会于1941年9月在延安开始，此时德生已接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应邀参加会议，前任的两位省委书记贾拓夫、欧阳钦也参加了会议。会上由德生汇报了陕西省委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书记处1940年8月18日《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的情况，经过认真深刻的分析研究，产生了中共中央西北局于12月29日发出的《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德生这次在延安住了4个月，我们之间获得了一次十分难得可贵的相聚机会。德生这次来延安仍没有将我的党组织关系转来，他总想争取我去陕西省委工作；而此时我到边区政府财政厅工作已3个多月，他目睹当时边区财政粮食方面紧张和我的工作繁杂情况，立即打消了他原来的想法，鼓励我从头做起、学起，干出成绩，并很快把我的党组织关系转来。在此之前大概是三四月间，由张邦英同志(时任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写信，介绍我去中央组织部送交我写的自传，经乐少华同志负责接谈审查，做了“没有问题”的口头结论。所以，虽然我的党组织关系尚在陕西省委，但是我到财政厅后就一直兼管着机关党委和干部工作。德生在延安期间，我们在百忙中一两周内总要挤出时间会面一次，德生对我在学习方面给予了很大的启发和帮助，特别是帮助我对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方针、政策、策略问题有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理解，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近来我又翻阅了当时党中央有关地下党工作的一些文献资料倍感亲切。德生对我讲述了他于1940年和1941年两次参加中央关于白区工作问题汇报和座谈会的情况，说这也可以说是他入党后住的时间比较长的两次训练班，受到深刻的教育和锻炼。他对我详细讲述了党中央对地下工作的重视和认真细致反复深入调查研究的指导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德生讲，毛泽东同志对陕西白区地下党的工作极为关心、重视，对两次会议极为重视，他说1941年座谈会形成的决定原是由陈云同志为中央起草的文件，后经毛泽东同志修改定稿并提议以西北局名义发出的。德生说，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12月25日为中央起草的一个指示中指出，我们党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必须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这就是被后来实践证明完整正确的“白区工作方针”，西北局1941年座谈会的“决定”，也是根据这一指导思想、方针、政策精神制定的。德生还用3年期间陕西省委执行中央指示所采取的一些重要措施步骤，并且联系回顾他自身在实际工作中、认识上的理解变化做检查。历历往事，至今犹言在耳。德生联系实际的回顾检查，也对我回顾检查自身在地下工作的10多年的曲折过程，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也是对我实现自学计划中学习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政策的要求起了极为重要的促进、辅导作用。德生还向我讲，毛泽东同志向他谈了对杜斌丞先生的评价，说“杜斌丞是中国共产党最忠实的朋友，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他拒绝加入国民党组织我们是可以理解的。”(见1948年延安各界追悼杜斌丞烈士大会上的挽词)毛泽东同志对杜斌丞的革命友谊，情深意切，关怀之殷，溢于言表。 　　1942年2月，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整风学习运动。这是一次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和党的路线教育运动，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党的建设上的重大创举。其基本方法是认真阅读整风文件，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历史以及自己所在地区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逐步取得思想认识上、组织上的团结和统一。德生和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次整风学习运动。是年10月，德生到延安参加西北局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住了3个多月，我们又获得了一次较长的相聚时间。这时候边区的财政经济状况渐有好转，能够吃饱饭，穿上棉衣。通过学习整风文件，大家精神奋发，朝气蓬勃。德生和我的思想认识也有新的进步和提高，相近1年的学习(包括学习“两条路线”的文件)，给我们最深刻的体会和共识是懂得了，要取得中国革命彻底胜利必须象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把马列主义中国化，一个人要真正成熟起来必须向毛泽东同志学习，学习他在解决中国革命前进道路中困难问题所持的无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改造思想和作风，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们还根据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时的讲话精神，提出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和要求是“勤业勤学，并肩战斗的誓言。”我对自己提出“野鸟还巢”的喻言，策励奋进(李维汉同志同我谈心时说，整风学习使我们懂得了历史路线)，彻底改造思想作风，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就好比“野鸟飞回了家”一般。李老的这番话给我留下极为深刻印象。回想起来延安整风给我们这代人的教诲和陶冶，铭刻在心，永生弗忘。 　　正当整风运动健康深入向前发展之时，身为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先于1942年12月6日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上作的关于锄奸问题报告中夸大敌情，批判干部在对敌斗争中的自由主义，提出了反奸细斗争的任务，后于1943年7月15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动员报告，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紧接着各机关单位就召开坦白大会，执行错误的逼供信方针，大搞“抢救”运动。康生等企图制造一场错误的肃反，在许多机关单位搞出了所谓“红旗党”，把陕西地下党说成是假党、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有的单位还提出要杀人，在很短的时间里搅混了水，黑白难分，“特务”如麻，人人自危，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恶果累累，后患无穷，其罪责完全在于康生等人的身上。8月15日，党中央正式做出《关于审查干部工作的决定》，公开阐明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审干工作包括“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九条方针。尖锐地批判了“逼供信”的错误方针，并相继发出一系列有关甄别工作指示，甄别所有的案子。 　　1943年12月德生来延安出席边区首届劳模代表大会暨第三届生产展览会，1944年4月他又来延安参加边区高级干部会议。这时候，他对在延安被逮捕关押，或被分送到行政学院、西北党校继续审查的蒙冤陕西干部还没有过问说话的条件(因为不少人的案子是康生及其追随者直接搞的，甄别平反阻力重重，很不容易)，但他的认识和态度是明朗的，他说所谓的“红旗党”根本是无稽之谈，大多数人的案子经过历史实践的证明和党组织的考察，是会得到平反的。德生对关中地区的甄别工作抓得积极认真，在他的具体领导下，在不长的时间里完满地结束了关中的甄别平反工作。为了真正从思想上政治上正确认识和对待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党员和干部，德生于1944年8月10日上书西北局，认为必须从领导思想上解决正确对待陕西国统区的党组织及其工作，正确对待国统区的党员和干部这个问题，建议西北局加强领导，对延安还没有进行甄别的来自陕西地下党的党员干部尽快进行甄别平反。他还在同年10月召开的关中地委统战部长会议上，逐点批驳所谓陕西地下党是“假党”的谬论，公开为陕西地下党正名。他总是把陕西地下党的工作同自己连在一起，并为地下党员说公道话，还历史本来的面目。 　　抗日战争胜利后，德生于1945年10月调任西北局的秘书长，不久又兼任了西北局统战部的部长，主要任务仍然是做国统区的工作，此时我在边区政府任副秘书长，我们之间无论在工作上，或个人间的联系交往上更增多了。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和工作需要，德生指示我设法同杜斌丞先生身边和亲近的人员取得联系，互通讯息。1946年2月8日，杜先生以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名义在西安《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发表公开谈话，表明他为中国早日实现民主政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而斗争的决心和态度，我党中央十分关心杜老的安全问题，曾提出要他到陕北来，或去香港的意见，几经设法，未能实现。同年7月党组织将杨明轩从西安护送到延安后，德生和我商请杨老致电王菊人劝说杜先生进边区，而杜老仍执意不肯，亦未实现，致遭残害。与此同时，李先念、郑位三和王震同志率领的中原解放军北路突围部队到达商洛，为配合中原部队在豫鄂陕边创造新的根据地，中央指示西北局在关中、陇东等地开展武装活动进行策应和配合。当时国民党高桂滋的第十七军齐天然团驻在固原，齐有率部起义的意图，西北局决定派我前往固原洽谈，为此中共陇东地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长朱敏同志特意从庆阳来延安接我。离延安时德生来送行，风趣地说：“你学过军事，此行可能有了用武之地了。”他还说我们再见面时有可能不在延安，而关于他也即将前往关中地区布置武装活动之事，概未提及。我到庆阳，迅即与同行的引路人齐应凯同志(解放初任中共甘肃临夏县委书记，系齐天然本家)做好化装衣服等准备事宜，忽接西北局电知齐团已调防离甘，我未成行。旋接边区政府通知，命我协助即将到庆阳的刘景范同志(边区政府民政厅长)，代表边府迎接王震同志率领的三五九旅返回延安。三五九旅是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从延安出发转战到华南的，抗战胜利后北返到中原解放区成为中原解放军的一部分，这次突围到商洛后奉命返回延安。8月底，正震同志率部进入边区，我陪同刘景范同志在庆阳城外20里处迎接，于9月回到延安。 　　1947年3月国民党军占领延安后，德生奉调任西北野战兵团(后相继改称西北野战军、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我于1947年2月初协同马明方、胡乔木同志赴陇东搞土改，几月后奉调到白庙岔，回归边区政府，从此，转战四方。直到1949年5月，西安解放的第3天，我才和德生又会面了。他是随军行进的，比我早进西安城3天。当我进城之前，他就派人把我即将到来的消息告诉了在国民党省政府任职的老朋友冯逸农等人(均为民盟成员)。贾拓夫同我于5月23日从延安到达西安，德生把西安同他直接联系的地下关系全部交给了拓夫(拓夫当时既是西安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第一副主任，又是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兼市长)。德生对西安的“接管”工作和建政工作是大有帮助的。德生还和我一起布置了胡希贤(曾在胡宗南的战干四团做过教官)赴宁夏做马鸿宾率部起义的工作，后即匆匆赶回一野总部，进军甘肃。 　　大西北解放后，德生先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1954年5月调任西北局统战部长，在此期间我先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西北行政委员会的秘书长，我们之间的交往联系更为便利。1954年10月德生调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西北大区机构撤销后我调去北京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两人相距虽然较远，但联系交往亲切如常，勤业勤学，并肩战斗，互策互励，默默奉献，“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学习林伯渠、谢觉哉同志的座右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关怀之殷 情同手足 　　1956年秋，我的胃病发作，但病源不清，医治无效。德生闻之极为关注，特意介绍陕西、甘肃名中医贾昆、张汉祥来京为我医治，照顾我的家人生活更是无微不至。1957年初夏，我的病情加重，被迫离职，易地求医，先后去上海、青岛、唐山、北戴河等地练习气功疗法，一年时间与外界联系隔断。1958年5月病情略有好转，我由北戴河疗养院临时回到北京，试试看能否逐渐恢复工作。5月5日至23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德生来京出席会议，我也旁听了会议的大会报告和发言，我们见到了面。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基本点，会议还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会上有些省的代表在大会发言中，报告了本地区在整风运动中同所谓“党内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的经验，一些重要领导干部被宣布为“右派集团”、“右倾集团”的头目。这些错误做法，造成极大的影响和恶果。陕西在近邻的狂热浮夸风和错误攀比夹击下，被视为“黑锅底”。这时德生的思想矛盾和压力是很大的，但他对我的病体和工作十分关切，主张我应该坚决从国务院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到陕西继续疗养，适量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长期打算，争取逐渐恢复健康。我把自己的想法也告诉了他，我打算9月结束气功疗养院的生活，国庆节前回国务院上班试试看，能否支持下来，实在不行，明春退下来去西安。谈话之后，我就匆忙去北戴河气功疗养院。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德生参加会议来到北戴河。他在百忙中再次约会我相见长谈。他十分恳切地对我说：“你采用气功疗法初见疗效，应该肯定，但病源不清，病根未除，体重掉了40斤，没有增加1斤，癌症患者的嫌疑分子帽子并未摘除。你留恋国务院的工作心情可以理解，但已力难从心了，只有坚决退下来，只有回陕西才能取得继续疗养和适量工作的主动权。”他甚至无所顾及地忠告我，说我的身体处在好歹的“两可”之间，回到地方，孩子、老婆也便于照顾安置，苦心孤诣，娓娓而言，感铭肺腑。德生说：“至于你回陕西搞什么工作，我们之间好商量，名利地位，你不会计较，而是在身体条件允许下，能够实实在在做点有益的事情。”我们商谈结果，归纳起来，大致为3方面的内容：一是我所强调提出的下基层做点调查研究工作，德生表示只要我的身体情况允许他全力支持。二是德生强调提出的统战工作要真抓起来，把1957年反右斗争以来出现的党外人士同我们党疏远，与党离心的严重现象，真正扭转过来。三是我协助德生做一些比较重要的具体工作。德生还说他已和习仲勋同志交换意见，仲勋表示同意。在德生的这番盛意感召和精心安排下，我同意了走这个出路。我于9月30日回到北京家中，国庆节假后即上班。12月和曾一凡、卢郁文等同志一道去河南、安徽、广东等省区参观访问，到南宁参加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召开的全区秘书工作会议，之后回北京。 　　1959年春节前，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的一次常务会议上宣布了同意我回陕西工作的事。总理讲：常黎夫同志因病需要继续疗养，调换一下工作，这样也好，只是仲勋同志少了一个得力助手。总理风趣地说：“红墙里”的水土硬，齐燕铭同志病了，接着常黎夫同志也病了，大家都应当注意，会工作还要会休息才行。总理说：陕西的“元老”本来就多，黎夫同志回去又增加一个“元老”多也好，“老马识途”嘛!这样一件小事，总理语重心长，慰勉有加，谈笑风生，使人感奋不已，铭刻在心。 　　1959年3月我回到陕西，在德生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的体贴照顾和帮助指导下，三年期间给予我很好的疗养条件，身体逐渐明显改善，同时，能够在上述3个方面的业务范围内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受到实际锻炼。例如：我回陕西不久，4月间叶剑英同志来西安，德生要我陪叶帅去延安，借机聆听叶帅的指示意见，解决好设置延安革命纪念馆的指导思想方针问题。归来后我向省委做了汇报，并拟定书面计划，向各方面征求意见，修改定稿付绪实施。随后国家计委、科委等部门的领导同志来陕视察工作，因我与这些同志比较相熟，德生要我陪同他们到宝鸡峡水利工程工地、渭南双王大队张秋香植棉组等基层实际考察，请求他们在技术、物资、资金上给予指导和解决。同时，我自己也了解了一些实际情况，学习了一些业务知识，成为后来到农村蹲点调查研究的组成部分。 　　10月间，省上召开养猪会议，德生和省委决定由我主持。会前我作了些调查研究，会上我提出实行“私养和公养同时并举”的方针。但当我要作会议总结发言时，有的同志反映，这样提法会体现这次会议的精神是“私养比公养好，小养比大养好”。经同省委领导同志交换意见，认为还是以“稳妥”为宜，便把会议总结稿中的“私养和公养同时并举”，改为“公养和私养同时并举”。不久，中央开会根据陈云同志在上海调查提出的意见决定，发展养猪必须贯彻“以私养为主”的方针，大家的心里这才踏实了。由此可见，当时宁“左”勿右，只唯上而不敢唯实的思想状态的一斑。 　　1960年全国遭灾，陕西也莫能例外，其中安康地区在1959年冬就发现个别社队不正常死人的现象。我受省委之托于春节过后即赴安康实地检查，问题确实，而基层干部思想麻痹，掩盖真情。省委闻讯，立刻动员，全力支援，开仓散粮。省上的大批干部包括省、厅局级领导干部下到安康的重灾区，汉中地区昼夜为安康加工粮食，保证及时供应，经过近半年的奋斗，将近10万群众从“浮肿”、“干瘦”病威胁的死亡线上救了出来。在此半年多时间里，我主要往来于西安和安康地区。在这次严重的灾害中，陕西也是遭受了不小的损失的，但由于德生和省委还是比较清醒，比较注重实际，所以相较之下，我们遭受的损失是轻的多了。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我国政府，单方面地决定撤走在华苏联专家，撕毁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主要设备。这时省委和德生要我去搞在陕的苏联专家撤退的工作，因为陕西有苏联专家的企业单位较多，有些工作事务需要相互联系，加以协调。 　　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在陕西是有悠久的历史和坚实基础的。一段时期，由于领导思想和执行政策中发生偏差、失误形成的一些隔阂问题．经过省委认真地抓起来，就逐渐解决。省委很快解决了省政协的办公用房，住在当时称为一流的西京招待所原址，恢复机关办事制度，特别注意恢复和加强非党人士和党员领导干部一起学习的优良传统。对于一些党外民主人士在“反右派”斗争中形成的悬而未结的问题，“先复交再复查”，让他们参加一些活动，彼此在交往中消除隔阂，逐渐沟通思想，统一认识。1959年7月省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在西安举行时，工作基本恢复正常。在此期间还召开了全省统战工作会议和宗教工作会议，纠正了一些“左”的偏向，制止了一些地方违背宗教政策的错误活动。1962年2月，我离开了省政协工作。只有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工作，西北局和省委决定仍由我主管，至“文革”中停止。 　　德生十分重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和各级领导班子年轻化的问题。以省委常委的班子为例，赵守一、严克伦同志于1958年就进入省委书记处为候补书记，1960年一次就提任赵守一、严克伦、李启明、谢怀德、杨拯民等同志为省委书记处书记。对此德生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取得众多老同志的理解和支持才通过的。德生不仅完全同情和支持我坚决不进省委书记处的态度、主张，而且委托我和李合邦同志谈心，由合邦主动退出书记处，同我一起做常委，这就是当时省委设“专职常委”的由来。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正式成立，刘澜涛同志任第一书记，张德生同志任第二书记。我向他们两位提出请求，批准我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获得他们的赞同和大力支持，实现了我多年的宿愿。我提出用3年至5年时间，在榆林、延安两个地区进行调查研究，解决陕北的粮食问题。1960年底，抽调地县级和有一定农村工作经验的干部近20人，集体学习有关文件，拟定调查工作计划，1961年二三月间下到基层。我们首先在榆林丘陵沟壑地区选定米脂县的高西沟、姜家新庄、白家崄3个大队，做蹲点调查，3个大队中又以高西沟为重点。我们驻队两个多月，不离队，不下山的深入调查，摸清了3个大队的真实情况。先后向省委报送了《高西沟生产大队阶级关系情况的调查》、《高西沟大队干部党员思想作风问题的调查》、《高西沟生产大队水土保持情况的调查》、《高西沟、姜兴庄、白家崄3个生产大队收入分配情况的调查》等材料。接着分出部分同志去风沙干旱地区的定边县，对砖井公社西高圈、焦湾、北李圈3个生产大队的粮食生产情况进行了典型调查，省委于1961年11月30日批转了我们写的调查报告。省委树立了高西沟治山造田造林，保持水土的典型旗帜，肯定了他们种粮、植树(苹果)、饲养“三三制”种植规划。回顾此次农村工作的指导思想方针，主要是依照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为依据的。指示信中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至少7年不变，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投入生产第一线，认真实行劳逸结合等，对于扭转当时农村的形势起了积极作用，《十二条》对于我们的蹲点调查研究工作给予了有利的条件，没有走大的弯路。按我原来打算，下半年将蹲点调查扩大到延安地区，并继续在沿河川道地区选点进行调查。没有料到西北局统战部和民族工作委员会于1961年成立，因当时民族工作中的问题和困难比较多，特别是甘青藏族地区有些矛盾突出，刘澜涛和张德生同志认为需要我去，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同志也对我说：“你该下山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在陕北农村的调查工作，不得不半途停止。 　　1962年春，我奉调西北局任统战部部长、民族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在此后的相近5年里，我的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在了甘青的藏族地区，由调查和调解草原纠纷，稳定社会秩序，进而开展牧区社教运动，直至“文革”开始为止。从实际情况来说，我是在范围较前广大的地域继续搞调查研究工作，学到了一些新东西，身体也逐渐得到一些锻炼和好转。 　　1964年8月的一天，我从青海海南、甘肃夏河检查牧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工作刚回到兰州，突然接到西北局的电话，说德生身患癌症，手术失败，医药罔效，不日从京回陕。恶耗传来，如同晴天霹雳，我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于8月底赶回西安。9月2日，德生搭乘飞机返西安，我去机场迎接。他情态自若，走下飞机，住进省人民医院(不久为医疗方便，移住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次日，德生邀我到医院二人会面。他沉着镇静，屈膝谈心，安祥如常，对我详细讲述了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到北京医院看望他的情景和谈话内容，他对中央给他的一生评价，十分欣慰，十分感激。他说中央要他自己决定在北京还是在西安继续疗养，他决定回来一下，把工作上的一些事给赵守一同志交代一下，把个人家庭中的两件事也处理一下。德生讲：“西北局提出由王甫、赵守一和王文组成抢救小组，支持协同医生继续治疗，王甫、守一工作很忙，王文此刻自顾不暇，没有主意。1930年你把我从狱中抢救出来，这次再帮我一把，向癌症做斗争，当做一次科学研究实验去做，争取半年时间(北京诊断只有两月时间)，把西安医学界对癌症的重视和医疗技术工作及医疗条件促进一步，这就算是我对人民最后的一点贡献。”德生还说，他向西北局提出的建议已获同意，请我代替王文参加抢救小组。他娓娓而谈，肝胆相照，促人酸鼻，触及肺腑，我只能表示满足他的要求，按照他的吩咐去做，不至辜负40年战友的深情厚谊，从此我挑起了抢救小组的工作担子，邀请并依靠内科专家牟善初(时任第四军医大学内科主任)、外科专家刘绍诰(时任西医一附院外科主任)组成精干的工作班子。牟主任除每周回医院一二次照料一下本职工作外，平时日夜住在西医一附院外科(病人住楼下，我们住楼上)，风雨同舟，患难与共，苦熬数月，终于争得了延长德生生命半年多的预期目的。1979年，牟善初陪同叶剑英同志来西安，我特意看望了牟善初同志(时任北京301医院副院长，主管中央主要领导人的保健工作)，我问他现在搞的保健工作，比之我们当年合作抢救张德生的工作情况如何，牟答：技术、药物方面有明显的进步和发展，但医护方面的工作态度扣责任心比过去就差多了，我们在医德、医风方面有许多优良传统被丢掉了，实在焦心忧虑。牟善初同志的一席话，激发了我对抢救德生工作的回忆和思念，深深感到其中有许多经验是可贵的，有责任记述下来，供后人参考研究。所以我根据我当时写的《抢救张德生同志工作总结汇报》中的4点体会，略加改动，记述如下： 　　(一)明确的任务和方针。把抢救德生的工作做为一次科学实验的具体战斗，依靠科学斗争，尽力抢救张德生，通过抢救德生的实践，积累经验，为千千万万肿瘤病人服务。采取“不空不乱，积极稳进，延长病人生命，减少病人痛苦”的方针。建立了临时党支部，有计划地学习有关著作，不断地克服对晚期肿瘤无能为力的悲观情绪和在医疗技术措施上的保守思想，也随时注意防止“病急乱投药”和某些简单、急躁的思想倾向。在每次出现并发症的危机关头，都是冲破“常规”，集思广益，千方百计想办法克服困难，挽救了危局，特别是德生的革命乐观主义和同疾病作斗争的顽强精神，是积极推动抢救工作的重要因素。德生在病中一直坚毅镇定，谈笑自若，对每次手术总是表示“只要对科学实验有价值就做，个人安危是次要的”，在临上手术台前还向医生说“祝你们手术成功”，给大家“鼓劲”。德生的革命战斗精神给了所有工作人员很大的教育和深刻的影响，是值得我们广为介绍和学习的。 　　(二)搞好协作，充分发扬民主作风。外地和本地医院结合得好，专家、病人、家属结合得好，西医、中医结合得好，西医各有关科室结合得好，这是抢救工作做到“不空不乱”、“不悔不怨”的重要保证。当每次并发症将要出现的紧急关头，我们总是力争主动，及早组织西安有关专家并联系北京有关专家，广泛进行研究讨论，提倡敢想敢说敢干的作风，征询各种不同意见，树立对立面展开争辩，尊重老专家的经验，支持青年医师大胆试验，重视少数人以至个别人的不同意见，经过充分研究，作出各种方案，权衡利弊，采择使用。 　　(三)遵循“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肿瘤广泛扩散，病情复杂多变，肠道多处梗阻，各种并发症随时可能出现，抢救工作时时处在各种矛盾围困的被动状态中。因此，必须经常注意在多种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抓不准抓得慢了都不行。抑制癌细胞的各种药物，不论西药、中药、化疗、放疗，几乎无例外地对病人的机体有一定的副作用，应用不得当，不适时，就会得不偿失，甚至引起恶果。特别是在德生这个晚期癌肿病人身上，每次外科手术，需要和可能都存在强烈的矛盾，常有很大危险，必须注意把革命的战斗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既要敢想敢干，又要实事求是，既要反对消极“放弃”态度，又要防止盲目蛮干。几次外科手术我们都采取“准备几手”、“留有余地”，能进能退，稳步前进的办法。其他药物应用和治疗措施，也都是经过反复实验，随时调剂，处处要求合乎“积极稳进”的原则。 　　(四)技术要求过得硬，作风要求高水平。参加这次抢救工作的几个医院的有关科室都对自己的业务有严格要求，在许多工作的细致环节上练了基本功，能够过得硬。 　　我们工作中还有许多缺点，特别是经验不足，经常感到力不从心，力难胜任。德生在病中曾经讲过：“现阶段我们对肿瘤的战斗有胜有负，负多于胜，但是只要我们在科学实验中大胆想，大胆干，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最后我们对肿瘤的战斗一定会获全胜。”怀念先烈、遗言在耳。片言万代，永垂不朽。 　　高尚品德 为人楷模 　　德生同志出身于贫苦的小手工业者家庭，从小少吃缺穿，饥寒交迫，深知劳动人民生活之艰辛，厌恶以财富、权势区分人们贵贱的世道。后来，接触新文化新思想，如饥似渴地苦读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书刊，对人剥削人、不公不平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有了切肤之感，清楚认识，毅然接受了马列主义，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走上了以推翻旧制度建立新中国为目标的革命道路。他参加革命后，母亲因他被国民党政府捕押而忧郁致病中年早亡；他被迫离开家乡后，父亲因不堪反动当局的剥削压迫，生计日益艰难，精神失常，投水缸自尽身亡。不久，他家仅有的几间小平房被日本飞机炸成一堆瓦砾。人亡家破，流离失所，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剩下母子4人，他们不得不漂零四方，投亲靠友，苦度岁月。直到新中国建立，组织上才找到他们，分别安置或入学，或工作。现在，他们的孩子，也都长大成才，一个个参加了祖国的建设事业。德生同志为家庭的凄惨遭遇，精神上受到极为沉重的压抑和痛楚。但是，他毕竟是经受过大革命洗礼，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血与火的考验，在革命实践的磨炼中，理论修养日益成熟，终于使他成为一个自觉的革命者，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坚韧不拔，义无返顾，“大难不乱，临危不惧”，“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默默无闻，无私奉献，鞠躬尽粹，死而后已，成为党的优秀高级领导干部。 　　德生同志长期做党的组织工作。组织工作实质是政治工作，思想工作，做人的工作。长期的组织工作，养成了他重德务实，讲政治抓政治，从政治上严格要求自己，从政治上关心他人。他以身作则，廉洁自律，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做到，要求别人不能做的首先自己不去做，不以己之昏昏而要求他人之昭昭。他自觉地服从党的组织原则，严格地执行党的组织纪律，谨言洁行，老诚笃厚，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他管干部任人唯贤，无亲疏之别，无地域之分，公道，正直，无私。他对人以诚相待，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不说过头话，不做过头事。一旦发现自己做错了，开诚布公承认错误，既不诿过于下，也不推责于上。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和而不谄，廉而不骄，直而不偏，威而不猛”。对于来自同志中间的批评，即使有过分之处甚至不真实的指责，他总是深刻自省，决不斤斤计较或立即辩解，刚古人的话说是“持己当从无过中找过”。下级干部工作中有了失误，他尽力为他们承担责任，共同总结经验教训，团结起来改正错误做好工作。他自觉地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对有不同意见的重大问题，从不轻易付之表决，而是反复商量，交换意见，以求得思想上的真正统一和行动上的自觉一致。 　　德生同志是一位纯粹的马列主义者，忠诚的共产党员，一切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原则。1941年党中央在把中共西北工委和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西北局，任命高岗为西北局书记之前，曾在一些同志中征求对高岗的意见，德生同志毫无避讳地如实地向中央反映了对高岗的意见，包括高岗在历史上和作风上的缺点错误。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无私胸怀。1942年后半年，党中央酝酿调整陕甘宁边区分区的主要领导干部，拟将德生同志从关中分区调到绥德分区，征求德生的意见。德生认为，绥德地处陕甘宁边区的北线，与同边区保持友好关系的邓宝珊防区接壤，分区辖区内又长期为警备区，无论分区外和分区内，情况复杂，尤其是统战工作，工作量大，任务较为艰巨，自认对待这个任务自己不如习仲勋同志，仲勋同志去绥德比他去合适。后来中央把仲勋同志从西北局党校校长的岗位上调到绥德去作地委书记兼警备区司令部的政治委员。1956年党的“八大”期间，他看到中央提的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中有他的名字，立即提出他同原在陕西省委、关中地委工作过的另两位陕西籍同志比较，以这两位同志作候补中委为宜，要求不要把他列入候选人名单。他当选为候补中委后多次对我说过，就象毛主席说过的，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不一定都比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同志强，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不一定都比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同志差，德生同志说，他在不少方面就不如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同志。 　　1954年西北大区机构撤销前，时任西北局第三书记、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的马明方同志对我说过，年前他同德生同志去过一次榆林，他看德生最大的特点是“素质好，杂质少，纯朴忠厚，一个面孔，一个心眼，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中央拟调潘自力同志去做外交工作，不管从哪一方面看，德生是接任陕西省委书记的合适人选”。明方同志所说的“杂质”，是指私心杂念。“素质好，杂质少”，是对德生同志思想品德的衷恳评价，几十年了，我没有忘记这个名言。 　　德生同志病逝后，王文同志要我给他们的儿女们讲几句话。我说：“德生在重病弥留之际，多次说他是‘无产者而来，无产者而去’，‘是从北京载誉而归’，‘在西安告别家乡含笑而去’。这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自我写照，他的这种革命精神和实践，我认为归纳为一句话，就是要做一个‘革命的老实人’。这是他给孩子留下的无价的精神财富，可以做为你家的传家宝，是够孩子们一辈子学习和受用的。” 　　古人云：“石可破也，不可夺其坚；丹可磨也，不可夺其色。”记得鲁迅先生曾在谈论革命烈士时也讲过，他们内心有理想之光，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革命到底，永不动摇，两袖清风不改样的巨大动力和精神支柱。我们纪念张德生同志，就要学习他“坚不可夺，色不可夺”，真正共产党人内心中的理想之光，革命到底永不动摇，两袖清风永不改样的高尚品德和情操。 　　德生一生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是我们党精神财富的一部分，他的高尚品德堪称楷模，永远值得学习和发扬广大。 　　(1995年3月) 　　 张德生/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