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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肃省共产党员厅长部长民主会上的发言 (1952年5月26日)

张德生

我们这次会议，从5月6日开始到今天，已经20天了。这次会议开得好，检查出我们工作中很多毛病和产生这些毛病的重要根源，对大家，特别是对我自己的教育意义很大。现在我根据同志们的意见和常委及在兰州各委员的讨论，就以下几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一、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是什么? 　　解放后2年零9个月，甘肃工作在党中央和西北局的正确领导，以及全党同志全省各族人民努力之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我和我们许多领导同志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官僚主义作风和非无产阶级思想残余，所以在执行中央和西北局的各项政策指示时，密切结合甘肃的实际情况不够，因而在各项工作中，都曾发生过许多脱离群众的缺点和错误。以致反革命分子竟能以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曾先后搞起临夏、平凉、皋兰以及西海固地区带有群众性的武装骚乱，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浩大损失。 　　现在虽然经过了剿匪减租反恶霸、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①、“五反”②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和其他各项工作，但至今全省群众工作的基础并不巩固，多数地区的广大群众发动得还很不充分，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尤其薄弱，有些藏民地区还没有工作，个别地方的社会秩序并不很稳定。 　　而我们党内，包括我自己在内，存在着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自满情绪。在运动没有发动之前麻痹松懈，在运动发动起来之后就发生急躁毛病，例如：在镇反运动后期的粗糙现象；在捐献运动中的摊派现象；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的逼供现象；在生产运动中特别是农业生产中的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现象；在土改运动中所发生的严重自杀现象，以及斗争策略上控制不严，某些地区斗争面较宽，追退分散转移财产有些混乱，反封建统一战线工作做得不够和试办初期放松中农工作的现象，以及统一战线工作中相当严重的关门主义现象，在少数民族工作中忽视民族特点等现象。这些现象，虽然在各地、各级程度有所不同，但都曾经在某个时期内比较普遍地发生过，而民族统战工作中的缺点现在仍然严重地存在着。这就成为我们继续前进，取得更大胜利的绊脚石。 　　我们工作中都曾经发生过现在也还存在着忽视阶级斗争的属于右的性质的偏差，还须要继续用大力去克服。但在进行阶级斗争和各项工作中，不讲策略和步骤，简单急躁、生硬办事的属于“左”的性质的偏差，也相当普遍而且严重，应当引起我们特别注意克服。 　　所有这些缺点和错误，不管是过去的或现在的，都是和我个人的思想作风分不开的。我应该负主要责任。 　　二、为什么会产生以上缺点和错误? 　　产生以上缺点和错误，在我们领导思想上，领导作风上存在些什么问题?主要的是以下几点： 　　第一、对甘肃实际情况研究不够。 　　甘肃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而且是历史上民族仇杀比较严重的地区，是一个经济落后，文化不发达，封建势力强大，地区辽阔，交通不便，多数地区工作基础还比较薄弱，人民生活还很贫困的地区。对于这些与我们工作息息相关的情况，我们研究的很不深刻，因而进行工作时往往忽略了这些情况，许多工作没有能完全照顾这些情况。例如对处理回族宗教土地问题摇摇摆摆，没有肯定一律不动；对邓宝珊、马鸿宾、黄正清等汉回藏上层民主人士的作用认识不深刻；在各项社会改革特别在土地改革中对有些应当照顾的上层人士照顾不够，对土改中地主阶级的顽抗和群众反封建斗争的特别剧烈，均估计不足；在布置工作时，往往对群众觉悟估计较高，多着眼于群众的政治热情，对当时当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估计不够周密；有些任务限期过短，不大计算时间，以及捐献武器过多等等。这只是举几个例子说明我们领导思想上对于上述甘肃实际情况研究不够。各项工作和甘肃实际情况的结合是不够的。 　　这些现象，和我对于甘肃实际情况的研究不够十分重视，理论学习很差，是有极大关系的。我在研究中央和西北局政策指示以及外地工作经验时，如何结合甘肃的具体情况，就反复仔细考虑得少，这说明我对于因地制宜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办事领会不深。 　　第二、对思想领导不够重视。 　　从我们这次会议中反映出，干部思想状况相当庞杂，而在过去，我们却没有注意经常地有系统地去了解，在每一次大运动之前和运动过程中，在贯彻执行党的决议时，没有十分重视首先和不断的解决干部的思想问题。事情过后，更没有很好的及时的总结经验，教育干部，提高领导，统一党内思想。因此，对于各项工作和各种问题，党内同志的看法往往不很一致，特别是临夏、平凉、皋兰等几次血的教训未能深刻记取。对于进城以来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党内普遍存在着的骄傲自满、简单急躁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没有经常地采用各种有效办法加以及时克服，这说明我们的思想领导工作确实做得很差。 　　思想领导不强还表现在党内思想斗争很不严肃，批评与自我批评很差，自由主义现象非常严重，高估成绩，低估缺点，高兴鼓励，害怕批评，几乎成了党内普遍现象。我们领导同志之间，除了这次会议比较好以外，过去是很少进行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对于平凉事件，皋兰事件没有认真进行检查作出结论予以处理。临夏问题的处理也不够及时。三反开始对省委机关中的浪费现象和小公生产中的违法现象没有进行深刻的检讨。对于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毛病，批评教育很不够。对党员干部中的违法乱纪现象往往处理不及时；而对于干部中应该表扬的也没有注意表扬，这样就助长了不正确倾向的发展。 　　这种情况是和我的盲目自满情绪分不开的。我的自满情绪表现在：一方面是工作不够深入，对工作中许多缺点没有发现，所以估计不足，高估了工作成绩；另方面对已经发现的缺点错误重视不够，纠正得不很及时也不够十分认真，这是因为：(一)对工作的估计与对缺点错误的态度认识上有偏差，一个运动，一件工作，百分之七八十做对了，应该承认基本上是胜利的，成功的，但是，这并不等于那怕是有了百分之一的缺点错误可以不认真纠正，我的毛病就在于纠正缺点错误时，不够十分认真。(二)对有偏必纠的认识有偏差。未发生偏向即空喊纠偏，无疑会束缚干部手脚，妨碍运动发展。但偏向发生后，不注意及时纠正，更会妨害运动的健康进行。我的毛病，就在于对开始露头的偏向不够重视，纠偏不够及时。(三)对群众中发生的偏向，纠正得不坚决。干部之偏无疑应该纠正，但不是说群众之偏可以不纠，我的毛病，就在于恐怕纠群众之偏，而给群众泼了凉水，而忽视了教育干部去说服群众纠正偏向。(四)对必要的纪律处分注意不够。干部在工作中犯了一般的轻微的错误，无疑应该采取批评教育办法，改正其毛病，但这并不是说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不给予纪律处分。我的毛病，就在于强调了批评教育，而忽视了必要的纪律处分，其实处分的目的，还是为了教育本人教育别人。(五)对批评方式方法注意的多，在进行批评时，根据被批评者本人的不同情况采取适当的方式方法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因为方式方法而妨碍了进行批评。我的毛病，就在于害怕伤害干部的积极性，往往对干部的缺点采取转弯抹角的批评方法，以求保持干部的饱满情绪，其实，正确的批评加上正确的鼓励是不会伤害干部情绪的。(六)对有些人片面夸大的批评，强调不全面、不确当。其实不管是否全面，是否确当，只要有一点是事实，就应虚心倾听，改正我们工作中的毛病。因为成绩是应该的。任何一点即使很小的缺点错误是绝不应该的。我的毛病，就在于听到这类片面夸大的批评，不够冷静，不能虚心加以分析。 　　这种情况还和我对于自己的缺点错误没有经常进行反省是有关系的。过去，自己总觉得拼命工作，“问心无愧”，这种自己原谅自己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 　　第三、领导方法不科学。 　　我们的领导方法是很不科学的，主要表现为： 　　甲、不会运用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的方法。我们领导工作往往停留在一般号召和决定指示上，不善于在发出一般号召之后，抓住典型，突破一点，推动全面。例如全省各地土改开始之前，我们既没有能够在皋兰县亲自试办一个乡，以取得具体经验，指导全省土改，也没有十分抓紧皋兰县的土改试办工作，所以在指导土改中，对具体政策和斗争策略便给下达交代的不够明确，对斗争策略、没收范围以及划成份等的控制办法，未作严格具体规定，因而各地便发生了许多偏差。特别是自杀现象比较严重，这在省委扩大会议总结了土改试办工作之后，虽然得到了基本解决，但没有彻底解决。 　　乙、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很不够。这主要表现在我们不善于走群众路线，不善于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再坚持下去，对临夏地区土改的经验没有能够及时推广到全省其他回民聚居和回汉杂居地区便是明证。在日常工作中，同样也表现着不善于将群众(对领导机关来说，就是广大干部)的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系统的意见，又向群众去作宣传解释，再化为群众的意见，领导群众坚持下去，行动起来。 　　领导与群众结合不够还表现在不善于推动组织进行工作，不善于使用组织力量。例如在“三反”中未充分发挥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和检察署的力量，特别是对于政府党组、军区党委、工青妇委、省委各部工作很少有系统的布置，更没有定期检查，于是在统一任务确定之后，往往腰动腿不动，步调不统一。 　　丙、检查工作最差。这是正确决议不能贯彻的重要关键，也是我们今天领导工作的很大毛病。例如我们在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上所通过的民族工作决议案中所总结的经验是比较成熟的，其中特别强调作好民族工作是作好甘肃一切工作的关键，把党的民族政策，贯彻到一切工作中去，又如省委虽一再强调统一战线工作，在甘肃有不同于一般地区的特殊重要意义，但是这些精神至今未能认真贯彻到各部门的一切工作中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检查。 　　丁、不善于运用抓住中心工作推动一般工作的方法。因此，在我们工作中，就经常发生顾此失彼，虎头蛇尾，忙忙乱乱，事务主义的毛病。 　　总之，指示、决议发出后，从思想动员到组织力量，到督促检查到总结经验，教育提高干部等一系列工作都很不够。 　　领导方法上的这些毛病，都是与我个人的思想作风分不开的。我的思想作风中还有一个很大的毛病，是和干部和群众联系不很密切，往往是抓什么工作就和管什么工作的同志接谈得多，不抓什么工作就接谈得比较少，除了谈工作以外，很少和干部谈心。特别差的是没有有意识的主动的经常找由各地工作回来的同志和各地来省干部以及党外人士谈谈下边情况，谈谈群众反映。对于党内外干部，尤其是党外人士的思想状况了解不多不深。使许多同志见了我有拘束，不能畅所欲言，因而也就不能充分激发大家的积极性，形成上下不太通气，党外人士，言路不开。这就影响了我和干部和群众的密切联系。 　　第四、党委制不健全。 　　省委全体委员会议开的较少，常委会开的虽多，但会前很少准备，平常对于情况交谈，意见酝酿也比较少。对重大问题事先通知委员研究的少，往往形成“会议很少争论，意见不完全一致”的现象。因为缺乏高度的民主，所以也就谈不上高度的集中，没有能够完全集中大家的智慧，充分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这些虽然与有些领导同志照顾自己所主管的业务多，关心全省领导少有关系，但主要是我这个班长没有当好，我平常和各负责同志深谈得比较少，对某些同志的零碎感觉未能主动地及时地进行深谈，加以解决。 　　上述对情况研究不够，思想领导不强，领导方法不科学以及党委制不健全，归根结蒂，说明了我们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作风是相当严重的。也说明了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在我们许多领导同志中，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存在着，只是程度不同形式不同而已。比较带有普遍性的，主要表现为：(一)片面看问题的思想方法。例如高估自己，低估敌人；多看胜利，少看困难；多看成绩，少看缺点等等，或者是恰恰与此相反的片面看法。(二)骄傲自满情绪。例如轻敌麻痹，满足现状，满足成绩，忽视批评等等。(三)简单急躁作风。例如强迫命令，形式主义，只顾完成任务，不大注意工作质量等等。(四)自由主义态度。例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敷衍了事，得过且过；群众疾苦，不很关心；熟人知己，和和气气等等。而我的自由主义毛病主要是对待党内思想斗争不够严肃认真。所有这些，以及其他各种形态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和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已经造成了我们工作中许多不应有的损失。这是值得我们每个同志深切反省的。 　　三、今后如何改正? 　　这次会议中，有些同志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设意见。会后，常委准备根据大家的发言，详加研究，订出一些克服缺点和改正错误的办法来，以便健全党委制，改进领导作风，严肃党纪，加强思想领导，加强学习，克服与实际结合不紧，与群众联系不密切的不良倾向，并于会后逐步进行以下几项工作：(一)根据会议精神检查各部门工作，不仅要找到毛病，而且要挖出思想根子；(二)加强政府党组工作，加强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三)检查平凉工作；(四)检查土改，准备土改总结；(五)再物色一批各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和干部以及民主人士参加各级政府工作；(六)内部分工：作宾同志多管省委工作，我多管政府工作；(七)加强干部理论学习。 　　甘肃情况很复杂，我们的任务越来越重，因此，需要我们进一步统一认识，不断克服自己的官僚主义和非无产阶级思想残余，提高自己，提高领导，戒骄戒躁，完成党所给予我们的新的伟大任务。 　　*本文按甘肃省档案馆保存的油印件刊印。标题是本书编者加的。 　　注：①三反，指1951年底至1952年10月在过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②五反，指1952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张德生/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