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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 (1955年10月10日)

张德生

看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得好坏，主要是看它有没有增加生产；看合作化运动是不是健康，主要是看绝大多数的农业社是否增了产。增产与否，是衡量农业社办得好不好和运动是不是健康的最主要的标志。如果办社减了产，当然不好；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陕西省现有的农业社中，80％以上的新社和90％以上的老社，今年夏田比当地互助组的产量，都高出5—30％，比单干农民的产量更高一些。根据关中、陕南53个县的统计，今年夏田平均亩产量，农业社比社外农民高出14.3％。米脂全县农业社的夏田平均亩产量比全县互助组和单干农民的夏田平均亩产量高出21％。虽然今年全省夏田因天旱比1954年产量减低，但仍有不少农业社的夏田产量保持了甚至超过了1954年的水平(1954年是陕西多年以来未有的丰收年)。农业社的秋庄稼，一般也比社外农民的秋庄稼长得显著的好。按农业社的增产情况看，应当说：陕西地区的合作化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并不像今年春天有些人所形容的：“糟得很。” 　　无数的事实都说明：凡是农业社办得多、办得好的地方，都迅速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办了许多单干户办不到的就是互助组也不容易办到的事。凤翔县横水乡的横水河，多年来因地界打不通，无法修水渠，每年灌地不到100亩；今年全乡合作化，打通地界，修成水渠后，扩灌到1700多亩。米脂县杜家石沟村，在今年严重的旱灾面前，由于全村合作化以后，推行了28种水土保持措施和农、林、牧业相辅发展的结果，夏田亩产量高出全县夏田平均亩产量的250％，秋田预测亩产量高出全县秋田预测平均数的66．6％。长安县王莽村“七一”农业社，光将稻田复种的青稞、大麦改为复种小麦(当地群众过去认为稻田不能复种小麦)，每亩就增产原粮125斤，比过去产量提高了108％。许多社成立了技术小组，和农业技术推广站订立了保教、保学的“技术传授合同”，划出了“对比田”和“留种地”，推广了先进技术和新式农具，保持了良种的纯度。这些在单干户和互助组分散经营的情况下，都是难以办到甚至不可能办到的。礼泉县烽火农业社，今年夏田亩产量高出社外农民夏田亩产量16．5％，秋田预测亩产量高出社外农民秋田预测亩产量28.2％。该社的2亩丰产小麦，因为采用了先进的耕作技术，亩产量高达1027斤(去年亩产量为829斤)，这2亩地在麦收后又种了玉米，据预测亩产量可达1650斤(去年亩产量为1500斤)，夏秋合计，每亩年产原粮2677斤(成本不到60％)，创造了全省每亩年产量的最新纪录。关中地区44县、市的每个区都有人去该社参观，附近百里以内的农业社干部和群众去参观的更是络绎不绝。这许多事实不只是说明了土地有很大的潜力，而更重要的是说明了只有办起农业社，才能更有成效地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和改进耕作技术，挖掘土地潜力，获得显著的增产。群众说：“土地改革是人翻身，办社是地翻身”，是很有道理的。 　　大荔县的埝头乡，1953年开始办社的时候，缺粮户占全乡总户数的67％，1954年缺粮户的比例降到37．6％，去冬该乡合作化了，今年夏收后即没有缺粮户了。该乡群众说他们在合作化以后是：“破房破墙不见了(农业社换去作肥料)，新房新墙增加了；借帐的没有了，存款的增加了；懒惰人没有了，劳动日增多了；身体好了，疾病少了；社会主义兴了，资本主义毕了。”农村这种新气象，随着合作化运动的开展，是越来越多了。有些同志认为：“社少好办，社多必乱”；“天旱不能建社，现有的社还会垮台”；“山区没有压山机，建起社来没啥用”，等等。请看：入社农户已占到总户数的44.58％，全省合作化运动发展最快的一个县——米脂县，今年在那样严重的灾情下，农业社不但没有“乱”，没有“垮”，而且相反地发挥了合作抗灾的巨大力量，这个没有“压山机”的山区的农业社也增产了。有些同志又认为：办社就是“富帮穷”，“没有富裕中农参加，办起社就不能显示优越性。”但是，事实上全省有104个农业社就是纯由贫农办起来的，这些社虽然一开始困难比较多些，但由于社员团结一致、辛勤劳动和国家给了一些支援，不仅坚持下来了，而且办得还不错。许多事实证明：并不是我们能不能办社或办好办不好的问题，而是我们肯不肯去办和怎样去办的问题。如果确实遵照毛主席所指示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并且以“主动的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精神”去办农业社，一定可以既办得多，又办得好。 　　*本文是张德生1955年10月10日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第一部分。按陕西省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刊印。 　　 张德生/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