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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鄂西的游击战争(下)——红三军回来后发生的争论

刘树发，王小平

争论的起因是很早的，根子是九师①出去的一个谈话和一个决议。 　　夏曦同志刚到洪湖，九师在朱河成立了。江南失败前，段德昌率九师打周老咀和老新口两个据点，准备把周老咀、老新口、新沟咀连成一片。正当九师节节胜利向前发展之时，夏曦在周老咀把伤病员遣散了。段德昌对这种做法表示不满意，批评夏曦同志是退却逃跑和悲观失望，并说这种情绪是会把苏区搞失败的。当时洪湖闹水灾，周老咀的堤防垮了，周围一片汪洋。夏曦犯了严重错误，把地方干部散了伙，把伤病员送回了家。后来部队没有饭吃了，夏曦才开分局会议，讨论出路问题。于是就决定九师出击。先是夏曦跟九师负责同志口头谈，说九师的任务，第一是接主力回洪湖，第二是发展襄北苏区。并决定由万涛接替邓中夏为红三军政委，以汪洋②守周老咀、老新口、新沟咀。段德昌打了周家矶又坐船打沙洋，当时周围皆是洪水。进至刘猴集，又接到分局决议。决议内容和夏的谈话不一样了，九师任务改为第一是开展襄北工作，第二才是接红三军回洪湖。按照今天的眼光看，这两个任务九师都完成了，接回了红三军，与襄枣宜九师打通了，还拔除了几个据点。但这时敌人对江南苏区大举进攻。敌人进攻江南苏区时，夏曦没有集中队伍去江南援助，又没有给以正确的指示，自己怕负责就要找一个人开刀。江南苏区失败最后就归罪于段德昌和陈培荫③同志。 　　红三军回来后，在竹根滩、潜江，一直到四次代表大会④引起了三次争论。说九师只完成了接红三军的任务。潜江会议上大家集中火力批评夏曦同志，争论没有结果。九师出去时只有一个团，回来时又扩大了一个团，这些功绩夏曦一概抹杀，并令省委作出关于九师行动的决议，挑起他们反对段德昌。当时省委有杨光华、彭之玉、崔琪、马武等，主要争论是关于江南苏区失守，也联系了“立三路线”和退却逃跑。段德昌不同意这个决议。他责问夏曦说：“江南苏区失守是你的事还是我的事?部队可以调，你为什么不调?从周老咀到刘猴集共是300里，其中180里是水路，刘猴集又没有敌人，你不是可以叫九师回去的吗?你谈话在前，决议在后，你谈完话我们就走了，怎么怪我们?况且当时平地皆是水，在襄河两岸怎么开展游击战争?”夏曦同志无言以答。 　　再是与我的争论。说红三军南下回洪湖是一贯的错误。三军回来打钟祥、岳口，并派一个师搞粮食，有什么错?实际上他是与整个新前委争论。新前委有万涛、刘鸣先、孙德清、段德昌、陈培荫和我，万涛任书记。在竹根滩打了六天仗，就争论了六天，部队无人指挥。会上政治干部和军事干部都批评夏曦。他只是把眼睛闭起，一闭可以闭半天，可是一睁眼就要杀人。我说他和关羽一样了⑤。大家批评他，他回头就给大家处分，以省委名义作出决定：取消军部、师部，将红三军编成五个大团(由军委直接指挥)，干部都降级使用。大团有7000人，小团也有5000人。这样一来，更加引起了干部的不满。 　　回到周老咀后，问题更加复杂了。并没有撤我军长的职，可是连房子也找不到一间住了。那天晚上，我就住在李剑如⑥的家。同住的有李剑如、艾逸之⑦。李剑如是鲍罗廷的卫士长，工人出身，原叫去当独立师师长的，后来留在七师当政委。李在苏联时就曾与二十八个半作斗争的。次日，我与夏曦同志谈了一天，他还是抓住前头那几个问题不放。指责红三军南下是一贯错误，九师丢了主要任务，在第六天又闹了一台。我就把问题一件一件地数给他听。我说，我是军分会主席、三军军长，可是省委却可以随意作出决议取消军部、师部，你说是执行不执行?你谈话和决议是两个东西，是不是阴谋?江南失守是谁的错?处分了段德昌又不去通知他，对吗?三军南下错在哪里?我说你来洪湖才几天，地形不熟，与红军关系不深，与群众不熟，组织三军前委不要万涛同志参加是非驴非马的组织，你给所有干部以处罚，今后怎么再与他们相处?你办的几件事，哪一件有党性、对得起党?我当军长连房子都没得住!最后，夏曦才不得不点头给我找了房子，又恢复了军部。其实，夏曦在当时是十分孤立的。 　　①1931年3月由洪湖苏区的独立团改编成红九师。 　　②汪洋：时任洪湖苏区汉川独立团团长。 　　③陈培荫：湖南人，大革命时期党员。时任红九师政委。 　　④即湘鄂西第四次党代会。 　　⑤传说《三国演义》里的关羽，平时闭眼，打仗时睁开眼就要杀人了。 　　⑥李剑如：时任红七师政委。 　　⑦艾逸之：时任红三军政治部主任。 　　 贺龙口述自传/刘树发，王小平.—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