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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鄂西“肃反”——夏曦的“肃反”使红三军无立足之地

刘树发，王小平

湘鄂西第一次大规模的“肃反”是导致洪湖苏区斗争失败，红三军撤离，其他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的各特委和各小块苏区失败的极其重要的原因。此后，在夏曦直接领导下，尽管各个苏区大都已不复存在，红军已受到了严重损失，而“肃反”却从未停止，一波又一波，连续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大规模“肃反”。由于苏区已经丧失，没有地方干部可杀，“肃反”的重点是一再诬杀红三军的各级军政干部，致使红三军已经处于濒临绝境的境地。 　　关于红三军撤离洪湖后和继续展开“肃反”的情况，贺龙是这样讲的： 　　“红三军在大洪山以北地区发现红四方面军布告，知他们已经离开了鄂豫皖苏区到大洪山地区。这时部队就酝酿到何处去的问题。在枣阳王店，开分局扩大会议，夏曦、关向应、宋盘铭和我四人参加，在会上讨论行动方向问题。绝大多数同志主张坚持洪湖，把王炳南独立团改组一下，换一批干部，组织湘鄂西党委，回湘鄂边坚持斗争。少数人主张和红四方面军会师。这两个意见在会上争论不休。到晚上仓促决定由豫南西进，经陕南回湘鄂边坚持。夏曦的理由是：红四方面军能离开苏区，我们也可以离开，我们到湘鄂边还不是离开苏区，从那里可以再收复洪湖。本来夏曦坚主守洪湖而不同意以主力打出去，就是怕万一洪湖失守，他要向中央承担责任，洪湖失败后，他率余部到大洪山与主力会合后，又拖延不走，除了继续进行‘肃反’杀人之外，什么计划也没有，也是出于不敢离开洪湖太远，怕担责任。他看到布告，知道了四方面军已经撤离鄂豫皖苏区，他认为红三军撤离洪湖苏区也是可以的了，即使中央追究，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撤离苏区在先嘛!至此，夏、关、宋就商量如何转法，他们没有胆子，转不过去。这时，部队草木皆兵，内部‘肃反’，弄得人心惶惶，战斗力已空前削弱。其实，部队哪有那么多反革命?如果有，难道还不打夏、关和我吗?这时我就说：‘你们决定，部队我带走。’就这样，我就带着部队翻过桐柏山，由伏牛山西进…… 　　“在行军过程中，部队减员很大，损失有三分之一左右，部队从大洪山出发时有一万四五千人，到鹤峰时还剩9000人了。” 　　1933年1月初，贺龙向夏曦建议召开中央分局会议。中央分局委员已被夏曦以“改组派”罪名杀得所剩无几了。这次会议只有夏曦、贺龙、关向应三个人参加。会议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恢复根据地和整顿红军；二是打下一个县城以便休整部队；三是停止“肃反”。 　　贺龙回忆这次会议时说：夏曦认为洪湖失败的原因是“暗藏在党、苏维埃和红军中的大批反革命‘改组派’的破坏”，所以，主张在红三军中进行清党，并且继续“肃反”。本来我是不同意的，关向应同意我的意见。夏曦指责关向应是“右”倾。我还力争说：“肃反停一个时期，以后有反革命再说嘛!”夏曦坚决不同意，我很恼火，会后找关向应，说：“你当书记，我们开个会选一下嘛，选出谁是谁。”关向应严厉批评我无组织无纪律，批评得很严厉。 　　会后，贺龙率红三军于1933年1月13日占领了桑植县城。盘踞在湘西多年的“土皇帝”新三十四师师长陈渠珍当年与贸龙共过事也交过锋打过仗，对贺龙的指挥能力很了解，又慑于红军的声威，为保存实力，一面加强戒备，一面写信给贺龙，要求红三军不要打他的部下周燮卿旅，并且表示可以让出大庸等几个县，以求互不侵犯。贺龙把信交给夏曦和关向应看。夏曦说陈渠珍是在玩手段。 　　贺龙提出，应该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和陈渠珍达成暂时的妥协，争取一个休整和发展的时间，哪怕先拿下桑植全县也好。 　　关向应同意贺龙的意见，夏曦还是反对，双方争执不下，于是把九师师长段德昌、政委宋盘铭找来共同商量。他们也都赞成贺龙的意见。夏曦却指责说是“右”倾和革命不彻底的做法，并断然下令向周燮卿的第三旅进攻。结果，敌军反击，桑植县城丢了，红三军又退回鹤峰毛坝大山中。 　　从此，在湘鄂边地区再也没有一块可以稍长时间立足之地了。贺龙说：“从此，红三军形成了流窜。” 　　 贺龙口述自传/刘树发，王小平.—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