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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鄂西“肃反”——中央来电：“肃反”是极大的罪恶

刘树发，王小平

进入黔东，形势相对稳定，红三军内部也在起着积极的变化，夏曦除了仍坚持零星“肃反”之外，其他方面的工作改变，他不反对也不积极。实际上，他只需不蛮横干扰，事情就好办得多了。于是，红三军重建了政治部，政委关向应至此时才有了一些工作上的主动权。又陆续配备了一些团政委和连指导员，恢复了军党务委员会和党、团组织，提拔了一批干部，开办了两期干部大队，培训学员600余人。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建立起沿河、德江、印江、酉阳等县苏维埃政权，先后组成了1500人的五个地方独立团和400人的10个游击队，又将千余当地“神兵”及各独立团一部合编成黔东独立师。到了1934年9月，黔东根据地已拥有5个县，17个区，67个乡政权，10万以上人口，并且分配了土地，不仅稳定了局势，也为不久迎接并与红六军团会师奠定了基础。贺龙对黔东时期的工作评价说：“黔东这个时期的工作，是红三军的一个很大的转变，‘肃反’停止，提拔了一批干部，建立了根据地，这些都是转变。” 　　1934年7月21日，中共中央交通员到达沿河地区，带来了中央5月6日的指示信、中共五中全会决议和全苏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共中央的信中，根据1933年和1934年春对湘鄂西地区了解的情况，对湘鄂西中央分局在“肃反”中的错误给予严厉的斥责。指示中写道：“你们在‘肃反’中犯了不可容许的严重错误，以‘肃反’工作代替了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是极大的罪恶”，“除了你们自己少数人外，完全不相信群众与自己的同志……而将反革命的力量夸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以致使你们终日陷入疑神疑鬼的恐怖生活中，这种恐怖遂造成了你们把‘肃反’当做一切工作中心的根本错误!……这样的‘肃反’如继续向前发展，可以走到你们自己少数人也互相猜疑、猜忌与不信任的结果。我们绝对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党政干部十分之九为改组派’，这种估计完全是不正确的，夸大的!事实上改组派只是最少数……照你们那样的估计，不但在党的路线上和对群众方面要发生严重的错误，而且使人不正确了解湘鄂西失败的原因，同时会把自己在这个时期所犯的各种最主要的错误掩盖起来。”指出：“坚决纠正你们的错误‘肃反’路线，立即恢复党内正常状态，自下而上地恢复和建立各级党和团的组织。” 　　8月初，湘鄂西中央分局开会通过了《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对夏曦所犯错误进行了初步批评。尽管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决议是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高峰时期的产物，中共中央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信同样也是“左”倾高峰时期的产物，但批评了夏曦在湘鄂西进行的三年“肃反”和其他一些错误，使夏曦准备进行的第五次“肃反”胎死腹中，未能实施，并停止了“肃反”，使红三军中长期存在的人人自危情绪从此开始减轻，因而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可以看出夏曦本来是全力推行中央“左”倾路线的，而他所亲自领导进行的“肃反”错误严重到连“左”倾的中共中央也不能容忍，可见他在“肃反”问题上走得多么远，比“左”倾的中央还要“左”得多。这可以看出在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中“肃反”所造成的后果是多么严重了。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各根据地的党组织不按照中共中央指示进行“肃反”是不可能的。但是，尽管“左”的“肃反”政策是中央制定的，而各地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政治品质和政策水平仍对“肃反”造成损失的严重程度有着直接的、极大的关系。对于湘鄂西“肃反”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作为中央分局书记的夏曦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以至于1934年10月，红三军与红六军团会师后，在总结湘鄂西“肃反”教训时，有人提出湘鄂西真正的反革命、“改组派”只有夏曦一人。当然，实际上夏曦也并不是暗藏的反革命和“改组派”。他后来检查了自己的错误，担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做了有益的工作，在长征途中牺牲。红二、六军团为他召开了追悼会，对他的功过作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结论。在“肃反”中深受其害而幸存下来的同志，在情感上难于平复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贺龙口述自传/刘树发，王小平.—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