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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贺龙最后的日子（二）

刘树发，王小平

1967年1月19日凌晨三点钟，总理亲自派人把我俩送进了京郊的山区。为了我们的安全，总理要严格保密，还特意安排中途换车，不让带工作人员。 　　这是建在山腰间的一所平房院落，除了担任警卫的战士，就只有贺龙和我两个人。 　　我和贺龙共同生活的几十年中，这样长时间地两个人在一起，还是头一次。战争时期，他戎马倥偬，今日陕甘宁，明日冀中、晋西北，转战在黄河两岸，出没在敌前敌后，然后就是跨越秦岭巴山，进军大西南。少有短暂的相聚，多是长久的离别。记得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党与我们抢夺胜利果实时，贺龙同志率部队进军丰镇、集宁，车过延安的柳树店我和儿子的住处，如果不是警卫员提醒一声，他也许就疾驰而过了。大人抱着儿子在路边等他，他在卡车上伸出手来和儿子握握手，只说了句：“长大了当兵，打完仗再见!”然后就驱车远去。 　　全国解放后，特别是来北京以后，党和国家给予贺龙的责任日益重大，他日夜忙于繁重的军政工作。平时常常是清晨匆匆离去，夜晚迟迟归来，要不就长时间外出开会、视察。现在，我们俩总算朝夕相处了，然而却是在这样的境遇之中。 　　住是住下来了，但适应这样的生活却很不容易。一连几天，贺龙同志不是在屋里踱步，就是倚在窗前沉思，食量减少了，睡眠也差了，有时突如其然地说：“要回去，能帮助主席、总理做一点事多好啊!” 　　他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一个烈火般的性格，一个在激烈的战斗和紧张的工作中滚了大半辈子的老战士，骤然离开了群众，离开了工作，与世隔绝，到了这么一个荒僻的山沟里，这对于他是多么难以忍受啊!但是，他想起总理的嘱咐，终于渐渐平静下来了。 　　然而，这时，报纸上正连篇累牍地报道着上海的“一月风暴”。从上海刮起的这股夺权黑风，吹向全国各地，也在贺龙心中掀起了风暴。他沉重地说：“他们夺谁的权?这些老干部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是有功的嘛!是为无产阶级掌权嘛!都叫他们给夺走了!”四川省的夺权，点了几位同志的名，更激起了他极大的愤怒，他说：“说他们是‘独立王国’，是有所指的。要搞我，公开地搞嘛，为什么要找替死鬼?!老子不怕!” 　　这几天，他说起批斗老干部的事，总是痛心地摇摇头：“看见了没有?揪出来的都是好同志呀!清理来清理去，把好人给清出党外了!” 　　进入2月以后，他思索得更多、更深沉了。他有时翻阅着马列和毛主席著作默默思考，有时在屋里缓慢地踱步沉思。有一天，他突然把一叠纸推到我的面前，低声地说：“写!” 　　写什么呢?他沉痛地谈起了洪湖地区的“肃反”问题：1931年至1933年间，王明路线的代理人掌握了党的湘鄂西分局的领导权，推行了整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政策。在党和红军内部，大搞“肃反”扩大化，对革命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解散了各级党的组织，使革命力量受到了极大的损失。 　　这段惨痛的历史，在贺龙同志心灵的深处留下难忘的创痛，以致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他讲起来还抑制不住心情的激动：“多少好的同志呀，都是忠心耿耿的。能打仗、有本事的……都被诬蔑为改组派而被杀害了，一摊摊的血，真是血的教训哟!”他回忆起段德昌、王炳南等许多同志惨遭杀害的情景。我看见，他的手在抖，他的眼睛润湿了。 　　当谈到那次“肃反”中的幸存者，现在又被揪斗、被迫害的一些老干部时，他的语气更加沉重了：“把革命的同志当做敌人来对待，要不得呀!要讲清楚，一定要把历史的教训讲清楚!现在我真担心有人再搞那一套!” 　　经过近一个月回忆和思索，3月7日，他写完了一份关于洪湖地区“肃反”扩大化问题的报告。他回顾了当时的历史情况，批判了王明路线的罪恶，总结和阐明了当年“肃反”扩大化和取消党的领导等惨痛的历史经验。 　　我帮助他记录整理着报告的文稿，透过那些语重心长的语句，又一次看到了这个革命老战士的那颗对党无限忠诚的心。现在，他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是他的心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党的事业。他从几十年斗争实践中，凭着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经验和敏锐感觉，已经觉察到：在一片最最“革命”的口号声中，类似当年王明极左的东西已经发生，并正在泛滥。为了避免血腥的历史悲剧重演，他向党提出了当年“肃反”扩大化的历史经验。在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时刻，他要大声疾呼，引起全党的警觉!他要用自己的胸膛去挡住可能射来的冷枪毒箭，保护住党的肌体，掩护那些在过去历史错误中幸存下来的战友和同志! 　　不幸的是，就在他用历史上血的教训来提醒人们注意和警惕的时候，那些钻进党内的阶级敌人，正在大搞阴谋诡计，历史的悲剧已经在以新的形式、更大的规模重演了，而且愈演愈烈。林彪、“四人帮”就像秦桧制造“风波亭”冤案一样残害忠良，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到了贺龙同志的头上。卖国贼林彪在一个会上首先血口喷人，说贺龙同志是“大军阀”、“大土匪”，是“三反分子”。叶群在总参的会上叫嚷：“贺龙要搞反革命兵变。”2月22日，江青要周总理表态“把贺龙揪出来”，遭到了总理的严词拒绝。她仍不肯罢休，继续猖狂地展开了诬陷贺龙同志的罪恶活动。什么重大的“罪名”和离奇的谣言都制造出来了!一会儿说，“二月兵变”的计划和“班底”都查获了，连“参谋长”是谁也找到了；一会儿说，贺龙已经乘上飞机投奔了苏修……株连越来越广，迫害越来越凶，那些当年没有死于洪湖“肃反”扩大化的老红军战士们，那些在贺龙同志领导下工作过的干部们，那些为国争光的运动员们，甚至湘鄂西老根据地的群众，都被加以种种罪名，遭到残酷的监禁和拷打…… 　　事情竟然荒谬到这样的程度：当这个冤案被精心制造着的时候，在那个被说得骇人听闻的“二月兵变”里，被说成案情主角的贺龙同志却正在那荒僻的山谷里，蘸着一颗赤心里流出的热血，用全部情感，给亲爱的党写着最后一份重要的报告。 　　 贺龙口述自传/刘树发，王小平.—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