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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贺龙最后的日子（七）

刘树发，王小平

他决心要活下去，然而死亡在向他逼近。无论我怎么护卫着他，幻想着、期望着他能活下去，那个不幸的时刻还是无情地来了。 　　1969年6月8日早晨，贺龙同志听过广播以后，连续呕吐了三次，呼吸急促，全身无力。我意识到这是以前保健医生给我讲过的要时刻加以提防的糖尿病酸中毒出现了。我非常焦急，马上向监护人员报告，要医生来救治。但是，等了很久没有回音，只由那个冒牌的医生给打了一针“止吐针”，也没有止住呕吐。我催促了五次，他们一直借故拖延，直到晚上八点钟，才来了两个医生。我赶快向他们讲述了病情，请求立即抢救。医生没有做详细检查，就给贺龙同志输上了葡萄糖和生理盐水，而且吊上瓶子就匆匆走开了。原来，专案人员就在外屋直接掌握着这次“救治”，他们是“请示”去了。 　　在忙着输液的工夫，医生大声地说：“病人昏迷了。”其实，贺龙同志的神志仍然清楚。趁他们出去的时候，他对我说：“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 　　贺龙同志说对了!当他们吊水的时候，我对于输葡萄糖很是担心。我要求他们进行检查，并且谨慎用药。他们取了病人的小便去了，后半夜，检查回来了，我看见，几个人对着化验单小声嘀咕着：“对，是这样!”我的心头略略宽松了些。心想，大概根据检查，应该输葡萄糖。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他们检查的并不是病人血糖的高低，而是要查出是不是病人自己服了毒!那危害病人生命的葡萄糖却输了一夜，整整2000cc。万恶的林彪、“四人帮”竟然丧心病狂到这样程度：他们用医药谋杀着贺龙同志，还要把“服毒”的罪名安到贺龙同志头上。 　　第二天，6月9日，天亮之后，医院来了医生接他去住院。贺龙同志表示不愿去，他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但他们仍然坚持要住院，并且声称是“组织上决定，非去不可”。 　　贺龙同志没有理他们，问我：“我去住院，你呢?” 　　我望着医生们那木然的脸，他们谁也不表态。我能回答什么呢?只好说：“他们允许我去，我就去。如果不允许，我就在这个房间里等你。” 　　屋里顿时乱起来。来人拿进一副担架，就七手八脚地把贺龙同志往担架上抬。我在茫然中，只听见一个人厉声地说：“快，把手表摘了!”原来贺龙同志因为瘦了许多，手表已经脱落了。我赶紧跑过去，把手表往上推了推，随手握住了他那只已变得瘦骨嶙嶙的手。他握住了我的手，点了点头，微微睁开眼，看了看我。 　　担架被抬出房门，送上救护车。我紧跟在后面想挤上车去，可是车开走了。看不见车影的时候，我才回到房子里，呆坐着，双眼发直，浑身木僵，从上午九时起直坐到下午，一动也不想动。 　　下午三点钟，有人敲门了。来人说是要我跟他去医院核实一个材料，这就是说，我马上又能见到贺龙同志了。我一下子站起来，快步跟着他走出去。 　　到了医院，我刚跨进一个房间，一个专案人员迎面走过来。他冷冷地向我宣布：“人已经死了!” 　　什么?人已经死了?我那朝夕与共的亲人贺龙同志不在了?那个乐观豪迈、生龙活虎的贺龙同志已经不在了?明明六小时以前他还在和我讲话嘛!为什么贺龙同志竟然不在了? 　　那人还在恶狠狠地讲着：“在他临死以前，他的反革命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 　　听了这句话，我明白了：贺龙同志直到最后一刻，还在和他们进行着斗争!我继续想着：他，那个让敌人听见名字就丧胆的贺龙同志，那个敌人出10万元大洋买他的头颅、而他仍然战斗的贺龙同志，他，他怎么会不在了? 　　有人拉我坐下，一个身穿白衣的医生，向我叙述贺龙同志住院检查的经过。我还处在半麻木状态听不真切，只记得他说血糖1700，下午三点零九分死亡。三点零九分，这就是说，从离开我的身边到死去，只有六小时零九分钟。“1700”，这是一个比他以往血糖高出十几倍的数字。 　　思索着数字的意思，我开始慢慢清醒些了。我悔恨这六小时。我和他一起生活，多少风雨，多少艰难都和他在一起，为什么这六小时我不在他的身边?我怀疑这六小时。贺龙同志患的是糖尿病，六小时前，他还是清醒的，进了这样治疗抢救条件完善的医院，有这么多国内知名的医生，为什么仅仅六小时便造成死亡? 　　从那个令人心碎的时刻起，已经过去了10个年头，这悔恨，这怀疑，也折磨了我10年。现在，在我的面前放着贺龙同志当年病历的摘录和有关材料，在这里面我看到了林彪和他在总后的那个死党的“指示”。早在一年多以前，1968年的春天，他们就在材料里写着，贺龙同志是“诈病”；并批示：“医疗要为专案服务”，由“经治军医主宰”。根据这样的“指示”，他们明摆着能够挽救生命的药品不肯足够地使用，已明确诊断为糖尿病酸中毒，却又一次输了致人死命的大量葡萄糖；而在死亡报告中却又不敢写上这一事实。就从这些充满着法西斯血腥气的批语和血淋淋的事实里，我弄清楚了，自从贺龙同志落到林彪、“四人帮”的魔掌之中，他们就从来没有做过什么救死扶伤的治疗，而是不断在搞着杀害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罪恶勾当…… 　　我还在想着的工夫，儿女被接来了。分别了两年多，母子总算见面了，然而我见到了孩子，孩子却没有了爸爸。 　　我由两个孩子搀扶着、拖拽着，经过长长的走廊，被带到了贺龙同志的遗体旁边。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党旗，没有同志和战友，只有一条床单盖在贺龙同志那颀长的身躯上。 　　啊!这就是我亲爱的贺龙同志! 　　还是那高高的额角。你的头脑里曾经思考过多少战役战斗，曾经为党和国家思索过多少重大问题啊!在那最后的时刻，你都想了些什么?如今还在想着什么? 　　那浓黑的双眉紧蹙。这双眉曾经冷对过多少凶狠的敌人?眼角里清泪未干，难道他们又对你进行了新的折磨，增添了你心头的愤怒和仇恨? 　　口还微微张着。这口里曾经发布过多少作战命令，并发过多少朗朗笑声啊，你有很多要讲的话没有说完。在那最后的时刻，你是不是呼唤过战友和同志?你说了些什么?还想说些什么? 　　你胡子也没有修剪，连身囫囵衣服也没有穿上。我多想走上前再给你洗把脸，再给你修一修唇上的胡髭，把那双干净的袜子给你穿上……可是他们要把我和孩子带走了!我，什么也不能帮你做了…… 　　 贺龙口述自传/刘树发，王小平.—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