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军事领导人 > 郭洪涛 > 全文图书 > 郭洪涛回忆录

十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

郭洪涛著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我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错误的政治运动。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颠倒敌我，混淆是非，许多老干部和革命群众蒙受冤屈，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濒临崩溃的边沿，给党和国家以及各族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1966年年初我患肝炎，遵医嘱在家静卧休息，“文化大革命”开头一段时间我没有参加机关的运动，只是在报纸上看到全国的一些动态。后来毛泽东同志的《我的一张大字报》，把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当作“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我就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年末，国家经委机关根据毛泽东同志的一次谈话，揪斗薄一波同志，把他打成“反党分子”，随后在中央下发的一份文件中，又被定为“叛徒”，我就更加不安了。1967年1月，上海刮起了“红色风暴”，在全国范围内到处夺权，大批领导干部被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打倒在地，踏上千只脚”；各级党政领导机关被夺权，被改组；一些地方还不断发生武斗，甚至动用枪炮；军队、公安、检察与法院等专政工具也受到很大冲击。对这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文攻武卫、全面内战”，自毁长城等等作法，我认为是极左思潮大泛滥，是非常错误的。由于那时自己卧床养病，而且慑于当时的形势，我不能直言。 　　在运动中，国家经委的领导干部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我也不例外。机关的一个群众组织是狠揪我的。开始以我“要修改毛主席著作有关我的注释”的罪名揪斗我。因为在《毛泽东选集》附录《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一条关于陕北错误肃反的注释中涉及到我。对这个问题，党中央在1960年重新作了结论，我曾请求中央在毛选再版时，对那条注释做适当修改，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主任是刘少奇同志)已经同意修改。国家经委三局的一个“战斗队”认为这是我的“罪行”，揪住不放。由于中央重新作的结论没有公开，审查书面结论是给我个人的，我不能交出，也不能申辩。我只好给周恩来总理和李富春同志写信，报告情况。周恩来总理将我的信转给了毛选编委会。编委会批示：“毛选中对郭、朱的注释是需要修改的，郭要求修改，并不是错误。至于如何修改，中央还没有讨论。”这个批示由李富春同志办公室告诉了我，也通知了那个“战斗队”。他们不好在这个问题上再做文章。一波刚平，一波又起。那个“战斗队”又以某大学红卫兵印的一张小报上说我是“叛徒”为据，硬说我写过骂共产党的文章，是个“叛徒”，将我揪到机关看管，轮番批斗；在批斗中央领导同志时，也被揪去陪斗。当时我有口难辩，我只是一再说：“我不是叛徒。”为了把我打成“叛徒”，还成立了专案组，多次要我交待“罪行”。我如实说：我被捕入狱，是因为有人告密，敌人在我箱子里搜到了一份国民党左派的宣传材料，并没有共产党的材料。在国民党的法庭上，我只承认是国民党的左派，始终没有承认是共产党。伪法院找不到证据，以“内乱罪”判处我七年徒刑，根本未涉及共产党案件。在监狱中，我担任中共党支部书记，与难友一道与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包括绝食斗争。在伪反省院曾写过三篇文章：《从“九一八”到“九一八”》、《从“九一八”到上海抗战》、《世界经济恐慌与战争》，都是宣传抗日的，没有涉及到我党问题，不存在“骂共产党”的叛变行为。对我说的实话，他们是充耳不闻的，反说我“不老实”。这个专案组还派人外出调查，调查所得材料证明，我对他们讲的都是实情。但他们仍抓住不放。当时还有这样一个插曲：我的一个侄儿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参加了群众组织，他利用红卫兵的身份到国家经委了解我的情况，专案组的人对他讲：“从掌握的材料看，郭没有叛徒的证据，他在伪反省院写的三篇文章是抗日的，但也要把他打成叛徒。”我侄儿来家看我时谈了这个情况。我心想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完全是蓄意整人。 　　由于我硬被打成“叛徒”，无辜被揪斗，我的家庭也受到牵连。老伴被下放到甘肃庆阳。大儿子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高才生，原定毕业后分配到某国防研究所，从事雷达研究工作，后来自己找到东北一个小厂工作。另一个当飞行员的儿子被取消飞行资格，改做地勤修理飞机工作。我的工资也被扣发，每月只给20元生活费。那时家里还有两个小孩，下放农村劳动，生活遇到了很大困难，将以前积蓄的一点钱都花光了。叶林同志知道我生活困难，偷偷两次送了600块钱给我，才渡过了难关。 　　1969年秋，我被送到国家经委在河南西华县办的“五七”干校劳动。我住在一间四面透风的房子里，指定我必须睡在门口。初去时，每天打扫厕所；后改为饲养马匹，要喂草、打水、起圈、垫圈，每天对付13匹马，劳动强度较大。由于我被扣上“叛徒”帽子，除专案组的人外，谁也不敢接近我，只有偶尔避开监视人的目光，个别同志(如朱尔鑫、曹之亨等)才与我讲上一两句无关紧要的话；有时帮助推我拉的车子，使我省一点力气。我老伴到干校去看我，晚上也不允许留住，把她赶离了干校。我除劳动外，一有时间就阅读马列著作，重温《共产党宣言》、《经验批判论》、《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等。 　　1971年，党中央一举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妄想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清除了党内最大的祸害，1972年初我才得以返回北京。1973年我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说明我被捕的实情以及在狱中的斗争情况，不存在“叛徒”问题，曾经党组织的严格审查，作了结论，有档案可查，请求周总理帮助解决我的问题。这封信是请王震同志转达的。周总理对我很关怀。不久，袁宝华同志找我谈话，告诉我说，我对敌斗争是坚定的，不存在“叛徒”问题，要恢复名誉。1975年国家计委党组对我的“叛徒”问题做了否定的结论，但未分配工作，我在家休息。1976年我被分配到国家计委当顾问，期间我与程子华、马文瑞两同志一道去东北进行调查研究，写出了调查报告；后又去上海对宝山钢铁厂的建设提出了意见。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务院决定成立新的国家经委，我担任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开始了新的工作。 　　 郭洪涛回忆录/郭洪涛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