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西北局文委于上月二十八日及本月二日召开总结去年年节延安各下乡剧团、秧歌队及今年本市春季宣传队工作会议。到会的除延大、鲁艺、文协、干剧院、民众剧团等下乡宣传队负责人外，延安各文化领导机关均派有代表列席，会议由李卓然同志主持。第一天为各宣传队工作报告(仅限于下乡宣传队报告，本市宣传队另有书面总结)，张庚、柯仲平、王镇武、杨醉乡、吴雪等同志相继详述各剧团下乡工作的情形，工作的成绩、缺点与偏向。并分别以生动的事实说明对下列各项问题的经验与意见，(一)创作与演出问题(集体创作问题，如何收集材料问题，怎样写人物性格问题，语言问题，写词配曲问题，大剧本与小剧本问题，舞台剧与广场剧问题)，(--)平剧及其他旧形式的利用与改造问题，(三)剧团人员的学习与工作方式问题。(四)今年下乡的准备工作及组织问题(创作的准备及干部的配备等)。(五)加强与统一全边区戏剧工作的指导问题。
　　第二次会议(五月二日)进行讨论，艾青、柳青、马健翎、杨醉乡、张庚、王震之、萧三、艾思奇等同志对以上请问题均提出了好多意见。柯仲平同志特别根据下乡工作的经验，讲述“服从当时当地政治任务的临时创作”的重要性，及领导上对这种临时创作应采取的态度，赵伯平同志略述各种戏剧形式的历史根源及如何利用其为工农兵服务问题，周扬同志首先述及延安戏剧运动的历史发展及这次秧歌剧运动的群众性的特点(表现了工农兵，又由工农兵参加创作)，认为各下乡宣传队工作的经验，使艺术服从政治及民间形式改造这两个问题得到了实际的解决。关于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他认为现在仍应以普及为主，并注意防止可能发生的一种偏向：即以为去年已做了普及工作今年就可以强调提高。关于创作方法问题，他提出应从实际出发来反映政策，即是，应通过实际生活及生动具体的描写来说明政策，并推动政策的实行。
　　会议至是日晚六时许，由李卓然同志讲话。他首先就去年各下乡宣传队工作及本市春节秧歌戏剧的活动作一估计，略谓这两方面的工作均是向着“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着工农兵”这方向的具体实践，因而对于边区的生产、自卫、防奸等运动均发生了很好的影响，不仅起了宣传教育作用，而且也起了组织作用，有不少的秧歌戏剧不仅在内容上反映了党的政策与扩大群众运动相结合的现实，而且在艺术上也比以前提高了一步。但无论在那一方面均还存在着缺点，这主要是由于我们许多同志对于毛泽东同志两年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指示，尚缺乏深刻的研究与实际的体验。对于边区人民大众的思想情绪尚有或多或少的隔膜，对于他们的语言以及各种生动的生活形式与斗争形式尚极不熟悉，因而就表现在创作内容上的某些偏窄(如反映士兵及工人的东西太少)，以及在表演艺术上的公式化倾向。
　　其次，关于集体创作与个人才干问题，卓然同志认为集体创作必须大大提倡，但集体创作并不取消个人的才干与积极性，而正是以这种才干和积极性作基础的，有修养的文艺作家在集体创作中，正好大显身手，发挥自己的长处，反之，离开集体主义精神，离开群众的“个人突出”，一定产生不出真正代表人民大众的艺术作品来的，再次，关于旧剧问题，他说过去我们反对旧剧，只是反对旧剧的反动内容，并不是反对利用旧形式来表达新内容——根据新民主主义精神来教育群众的内容。所以，我们一方面反对一切宣传封建秩序的旧剧，另方面又利用各种旧形式(秦腔、平剧、秧歌等)来作为我们的宣传武器，这里的所谓“利用”，是包含着“改造”二字的意思的，如今天我们所利用的秧歌比之旧时代的秧歌，在形式上也已经起了许多变化，实际经验证明群众对于这种变化不但不反对，而且满口称赞这种新的秧歌——斗争秧歌。关于广场剧好还是舞台剧好的问题，他觉得这要看具体条件来运用，在人口集中的地方，舞台剧的作用或许较大，但在今天分散的农村环境及戏剧应以普及为主的方针下，发展群众性的广场剧应该放在第一位。
　　关于扩大各剧团工作范围及加强对剧运的领导问题，卓然同志提出子下列几点意见：(1)各剧团应补充熟悉群众生活的地方干部。(2)各剧团应经常与指定的分区或县，取得密切联系，研究地方情况，在下乡前派得力干部先去搜集材料，创作适应当地情况的剧本。(3)今后各剧团人员均应以学习和参加地方实际工作为其主要业务之一，如帮助群众订生产计划，组织读报，写通讯，办冬学、夜校，介绍医药，帮助学校的文化娱乐工作，帮助各地方剧团导演，在春节中帮助群众写对联、画象及年画等工作，每个戏剧工作者均应学会做，并及时总结自己的工作经验。(4)西北局文委委托周扬、赵伯平、柯仲平三同志负责组织研究边区剧运情况，审查剧本，指导边区的戏剧工作。最后，关于批评与奖励问题，卓然同志认为今天文艺方面的批评还是太少了，批评的空气还不够，应当提倡大胆的实事求是的批评精神，关于奖励问题，他说明这次下乡各剧团与本市各宣传队中均产生了不少的优良剧作，西北局文委及边区文协为鼓励这些剧作起见，特决定分别予以奖励。奖励的标准：第一、注意秧歌剧本内容与当前政策任务结合的程度，这就是它的政治标准；其次注意秧歌剧本的艺术标准——它是怎样表现现实及表现的程度。第三、秧歌剧本在群众中所发生的效果。这次奖励，采用集体奖金的办法，即同时奖给剧作者、导演、演员及对于该剧的创作与演出有特别帮助的同志，至于奖金具体分配的办法，则由各剧团与宣传队自己规定。同时，未得集体奖金的某些秧歌戏剧，其中若有个别应当奖励的同志(如特别受群众赞扬的演员)，则由各剧团与宣传队的主管机关自行给奖。
　　李卓然同志讲话毕，文协主任赵伯平同志即根据上述标准，提出受奖的秧歌戏剧共二十余个，经过到会同志交换意见和补充后，总数增至三十一个(留政三边宣传队的尚未包括在内，因该队尚未返延)。会后，闻西北局文委和边区文协对于各宣传队的工作报告和讨论中的意见，正在进行研究和整理，并拟于最近召集本市各机关学校秧歌队负责人及延安各下乡剧团全体同志开会传达这次会议的总结，并将正式宜布受奖的秧歌戏剧各单位。
　　(原载1944年5月15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