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秧歌戏形成于何时，历史上并无记载，但从渭南一带的秧歌老艺人口传和一些史料中可知，作为舞台演出的秧歌兴盛于清道光、光绪年间，应该是无疑的。
　　韩城刘锦轩(1881—1928)留有《韩城秧歌简史》的遗稿(见韩城市文化体育局编印的《刘锦轩诗文钩沉》，徐谦夫、刘维雅主编)，其中记载了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韩城知县吉冠英为钦差张启华举办秧歌会演的盛况。时，韩城秧歌“八大名旦”、“名丑十二家”均参加了演出，演了十天十夜，演出节目一百多个。刘自幼学艺，喜爱秧歌，是受其祖父刘百顺、父亲刘成禄的影响。刘百顺道光五年(1825)拜姚庄刘俊山(艺名“盖秦川”)为师习秧歌，演红了八百里秦川。而刘成禄则是“名丑十二家”之首的“红破天”，参加了光绪二十五年的这次会演。
　　清道光、光绪年间以后，秧歌在关中一带广为流传，尤其是在韩城、渭南最为突出，不断涌现出一代一代的秧歌戏艺人。韩城老艺人卫百福在1962年说，据长辈回忆，百余年前薛庄的二旺、西庄的茂娃耍秧歌曾红极一时，深受群众的欢迎和喜爱。自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是韩城秧歌的鼎盛时期。由于秧歌演得很红，群众给老艺人都起了形象生动的艺名。有一首顺口溜说：“‘一盆血’，‘盆半血’，‘人参苗子’‘云遮月’，还有一个‘世上缺’。‘一斗金’，‘二斗银’，‘满山铃’出来美死人。……”
　　关中秧歌戏，一般都无职业班社。艺人皆为农忙时务农，闲时从艺。每逢新春正月，是唱秧歌的“红季”。有的村与村之间，高筑赛台，以此比高低，有时这种活动竟达月余。
　　关中秧歌戏在表演上特色显著，它以唱为主，说、表、舞兼而有之。其角色行当大都为一丑一旦，多人演出时增加老旦、老生、彩旦，有些地区还出现丑婆、须生等。关中秧歌戏中的旦角，除西府由小姑娘扮演外，一直都由男子装扮。化妆、服饰、道具也极为简单、朴素。一般丑角脸部画两个白眼窝或豆腐块(即白鼻梁)，身着黑褂或便装，腰系白裙、头戴草帽圈或转转帽①，手持扇子或旱烟袋。旦角包头，身着红袄，腰系彩裙，手持花扇或手帕。西府秧歌戏略有不同的是丑角头勒白毛巾，旦角头戴“额子”。
　　在整个表演上，韩城秧歌戏遵循着开场——正剧——退场的程式。开场时，先由丑角上场拜场，唱〔四六曲〕，说表，来一段诙谐幽默的“表段子”(说唱〔四六带把〕，邀包头出场，包头上唱〔开门调〕亮相。此时正剧开始，最后以〔四六曲〕退场。
　　谓华秧歌的表演程式首先由秧歌队绕场起舞，当锣停舞止时，秧歌戏才开场。正戏开场，由一人或数人进场唱一段〔四六曲〕(也叫月分曲、开场戏或梢戏)，如《五点红》、《十字歌》等。有时〔四六曲〕后还加一段丑角白话(即“数板”)。然后，戏才开始，戏完又以〔四六曲〕作结。西府秧歌也与些类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各级文化主管部门的重视、支持下，为继承、发展秧歌戏，50年代始，关中各地发掘整理了秧歌戏传统剧目，同时并创作上演了一批新剧目，如韩城市人民剧团曾先后排演了《水库看女》、《寸草心》、《木匠接亲》等现代戏，尤其注重音乐的改革与创新，首先改变了传统秧歌戏只用武场伴奏不用文场伴奏的缺限，使秧歌戏以其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当今戏剧舞台上，焕发出新的、更加灿烂的青春。
　　①转转帽：秧歌戏丑角戴的一种帽子，亦称簪簪帽。形如瓜皮帽，有帽圈，无帽顶。戴于额头部位，额前帽部置一盘曲体藤条(或竹皮)圈，摆头可将藤圈甩出一米多长；静立，藤圈即可收回。
　　出 处：陕西戏曲音乐概论/许德宝编著.—西安: 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