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道情戏实为关中道情戏(长安道情戏最为典型)的分支或支流，应该说和长安道情戏同出一源。只是在流传过程中长期受当地民间音乐、民俗风情等方面的影响，逐渐独立并站立起来，成为今天的商洛道情戏。
　　商洛道情戏与长安道情戏相比，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一)唱腔结构均为板式变化体。(二)唱腔旋律均有欢音，苦音之分(商洛道情戏的〔滚板〕在处)，只不过是称谓不同而已，商洛道情戏的欢音唱腔，长安道情戏则称阳波唱腔，苦音唱腔，则称阴波唱腔。(三)主要伴奏乐器以及定弦也都相同，尤其是板胡均为两把，一把为梅调，一把为反(出)调。(四)均带有麻韵，只不过是称谓不同而已。(五)伴奏方式相同。(六)用语上同为关中方言音韵。
　　清代中叶至民国时期，商洛地区各县尤其是洛南、丹凤、商县等地的道情班社一家赛过一家，班社的演出活动无处不见。清末光绪元年(1875)，洛南县城的陈林、邢炳和八里桥窄口的刘朝林曾先后组建了道情班社，红极一时。光绪末年，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仅商县一地从原来大荆乡一个小戏班(周学举班)发展达30多个班社。其中最有影响的、深受当地群众欢迎的要数张福海班社和刘忠喜班社。当地群众对他们频繁的演出用这样的对联称道：“白昼里木头作怪(上联)，夜晚间牛皮成精(下联)”，横幅为“打闹城市”。之后，商洛道情戏的演出活动十分频繁，名艺人、名琴师不断涌现，为商洛道情戏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商县、洛南、山阳、丹凤等县先后组建了专业剧团。新文艺工作者与艺人们共同挖掘整理、改革传统剧目和音乐，使商洛道情戏艺术趋于完善成熟，演出剧目不仅丰富、且深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1956年，商洛代表团参加了陕西省木偶皮影戏会演，受到观众及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1957年商洛剧团首次以人扮演排演了道情现代戏《墙上记帐》，从此商洛道情戏改变了演出形式，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大戏舞台上、焕发出新的青春。同年，又以传统戏《一文钱》参加了西北五省区的文艺会演，受到五省区与会代表的高度评价。1959年，西安电影制片厂将《一文钱》拍摄成戏曲片，进一步扩大了商洛道情戏的影响。1960年，陕西省青年演员会演大会，商洛剧团演出的《水泼大红袍》获导演奖和音乐奖。1964年，商洛剧团又以《山花姑娘》参加了陕西省第二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此外，由商洛剧团创作演出的《望金花》、《红石匠》、《囊哉》，商县文工团演出的《艺胆大》、《金光银果》以及丹凤剧团创作演出的《钟声响了》和移植剧《红色娘子军》、《山鹰》等，均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使商洛道情戏后继有人，在上级文化主管部门的支持下，1958年，陕西省戏曲学校举办了第一期道情班，招收学员50多名，聘请一批有成就的道情艺人及新音乐工作者任教。历时两年之久。毕业时排演了《隔门贤》、《枫洛池》、《水泼大红袍》等剧。1961年，商洛剧团主办招收学员40多名，由闵可易等人任教，移植演出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剧目。使商洛道情戏焕发青春，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进一步关注。
　　出 处：陕西戏曲音乐概论/许德宝编著.—西安: 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