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州梆子实为早期的秦腔，其原因是秦腔在历史上就称“梆子腔”，所以说秦腔的源也就是同州梆子的源。至于说同州梆子的源更早，但从史料的记载上很难找到，仅是从部分艺人的口述而得，笔者认为还有待于研究。但有一点应该是肯定的，那就是清代，同州梆子的演出十分盛行，班社也在不断地发展、增多。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同州梆子在音乐结构上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板腔体音乐结构形式。当时同州一带的八逸、宁红、李向若等人编写的《买苗郎》、《黑山记》以及艺人出身的雷学瑾、许攀桂创作的《兽报图》、《青云庵》、《红绫衫》、《创世剑》等，在同州一带上演后，反响强烈，让当地观众大饱眼福。清乾、嘉年间(1736—1820)，同州梆子的影响不断向外扩散，仅当地有名的班社象朝邑的金玉班，大荔的江东班、杨家班、张娃子班以及吉娃子(名净)班、郭九(二净)班和祥官(外号山西红)班等。上演的剧目有《盂良搬将》、《三闯辕门》、《三气周瑜》、《孟良盗骨》、《檀香坠》、《画中人》等(严长明《秦云撷英小谱》)。
　　光绪年间，同州梆子曾赴京演出，当时红遍京畿的有正旦白长命(外号盖陕西)、武旦李桂亭、大花面银顶儿、二花面同州儿、三花面丑娃以及人称“活韩信”的王谋儿等。使同州梆子名声大震。
　　光绪十年以后，同州梆子不断有职业班社出现，由于职业班社的出现，使同州梆子的演出较前讲究。同时还出现了新腔，尤其是一批有影响的艺人脱颖而出，如平安儿，罩罩子、奓记儿、五五子、双元儿、气运儿、卯儿、云祥、红正等，均有自己的拿手好戏。
　　宣统初年，同州梆子新派艺人纷纷赴京演出，很多人成为京城名角，如兰州儿、福至儿、黑灯子、随鞑子、玻璃翠、李大边、银玉儿、长命儿、麻怪儿、春华子、白秃子、占福子、七斤子、红元儿(金嗓子)、李桂亭、溜溜旦、油糕儿、王谋儿、苟红儿、同州儿、杨娃子、马二靶等。他们分别搭班于源顺和班、义顺班、宝胜和、瑞胜和班等。很多艺人留居于京津沪等地。
　　民国时期，受秦腔改良运动的影响，同州梆子也有了新的发展，但变化不大，与秦腔相比，它几乎保持着原有的面貌。如果说明同州梆子就是早期的秦腔，由于秦腔发展较快，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征，可以说它已走出了家门，另立了门户，而同州梆子却依然保持着原有的风格特征，孤守家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同州梆子这一濒临灭绝的剧种重新获得了新生，在上级文化主管部门的关怀支持下，1956年举行了展览演出，1957年省上花大力气，为了挽救这一剧种，在陕西省戏曲学校专门设立了同州梆子班，招收首批学员80名，聘请颇有影响的同州梆子老艺人任教，他们中间年龄最大的82岁，最小的也已六旬已过。如王谋儿、朱林逢、赵东郎、王麦才、王赖赖、王志玺、刘省三、何祥初、张健隆、王德元以及乐师王宏生，段俊峰、李海运、姚金贵、王瑞亭等。可以说高手云集，生、旦、净、丑行当齐全，为同州梆子人才的培养、发展奠定了基础。1958年，首批同州梆子学员参加了西北五省戏曲观摩演出，1960年陕西省青年演员会演，戏校梆子班获“红领巾”剧团称号。1961年6月，陕西省同州梆子实习演出团赴京汇报演山，其剧目有《破宁国》、《辕门斩子》、《临潼山》、《石佛口》、《鼓滚刘封》以及《三对面》、《黄逼宫》等，受到好评，得到了周总理，朱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末，同州梆子团可以说时起时伏，极不稳定，说有也有、说无也无。大约在80年代初，才正式成立了陕西省同州梆子团，使这一古老的剧种再一次恢复了原有的面目。80年代中期，同州梆子团并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首先他们从音乐上入手进行创新，由他们上演的现代戏《家庭公案》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音乐改革方面，在使同州梆子不失古朴韵味的前提下，大胆吸收兄弟剧种音乐方面的长处，不断丰富自己，加强旋律性和歌唱性，同时还新创作出了下少歇板曲、板头音乐等，正是这样，该剧演出场场观众暴满，为同州梆子这一剧种的发展、振兴找到了突破口，音乐是关键。
　　出 处：陕西戏曲音乐概论/许德宝编著.—西安: 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