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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与思考——走上荧屏的《铡美案》


  年前,由中国戏剧家协会投资拍摄的50集大型电视系列艺术片《中国地方戏曲》,选中了西安易俗社的《铡美案》,作为秦腔的代表参拍。拍摄期间,我们曾亲临现场易俗大剧院采访,从剧院领导到演职人员,那份认真投入、精益求精的劲头和红火热闹的场面,着实让人为之一振。
  关于秦腔的出路,大家都在寻找探索,而主张让大众传媒电视去承担振兴的重任,确实不乏其人。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电子媒介和作为舞台艺术的传统戏曲分属两种艺术形式,电视镜头的技术本性和戏剧以表演现场为存在方式的剧场性特征,决定了传统戏曲走上荧屏必须进行转换,才能得以展现。对本剧来说,问题更加严峻,怎样在有限的45分钟内浓缩原本3个多小时的秦腔《铡美案》,并且充分体现原剧的艺术特色美学风貌,自然是转换的关键,也成为全体编创人员尝试创新的主要问题。
  秦腔《铡美案》原名为《赛琵琶》,后经王绍猷(1893-1971)改编,成为妇乳皆知的《铡美案》。《铡》剧,强调了“韩琪杀庙”一场,并抬出一个铁面无私的黑脸包拯,不管国太讲情也好,皇姑哀求也好,把袍袖一拂,竟将那弃亲背妇杀子女的陈世美一刀铡了。这种“假阎罗包老”之手,除不忠不孝之人的痛快淋漓,充分象征了人民公意受理了秦氏的控告,也象征着饱受人治之苦的中国百姓,对法律公正的由衷渴望和迫切要求。主题上的人民性特征,以及人物形象塑造上极力褒扬义士韩琪的壮烈之举,黑脸包公的不讲情面不信邪,使《铡》剧长期以来,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成为中国这块土地上名符其实的经典作品。45分钟电视浓缩本的改编者,西安易俗社社长冀福记说,《铡美案》主题的现实意义和美学风格上纯正典型的秦腔特色,是我们浓缩修改此剧的立足点。具体点讲,《铡》剧因案涉皇亲国戚,与今天反腐倡廉的目标一致,易于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加之富有大气阳刚特征的秦音秦韵的演绎,使其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为了集中突现“惩腐除霸需铡刀”的时代呼声,我们把浓缩本的重心集中围绕在“铡美”事件,即秦香莲——包公——公主与国太之间法与情、权与法的斗争上来展开冲突、塑造人物。不仅为了突出中心,而且利于悲凉慷慨热耳酸心的秦腔唱腔风格的发挥,使浓缩本事件集中,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在对包公形象的刻画上,注意把他当成一个执法者、一个常人来处理,而不是简单地把他神化。为了使人物更符合时代背景,更富有现实意义,我们强化了冲突的力度,在公主与国太软硬兼旗,逼其就范的情节上大作文章,把人物置于左右为难的境地去考量他作为常人和作为执法者的内心斗争和煎熬搏击。使他在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情网面前,最终法大于情,斩钉截铁地喊出“宁可卸去乌纱帽,不怕扯掉蟒龙袍”也要“惩腐除霸”的呼声。
  除了主题思想上强烈的人民性特点之外,《铡》剧音乐唱腔上雄浑博大、悲壮凝重的美学品质;也是剧作不朽的原因之一。该剧的音乐设计李敏君说,现代观众对秦腔的不适应,大多和其唱腔音乐火爆过激有关。而搬上荧屏的《铡》剧之重头戏正好是花脸,所以,怎样既能体现秦腔博大厚重的美学特点,又能把演唱、伴奏上的不科学,所谓的“吓娃哩!”的感觉调整改进,使它为广大观众接受喜爱,成为我们思考的主题。王猛海、相随柱认为《铡》剧人们太熟悉了,所以,我们在尊重秦腔传统唱腔的音乐形象的基础上,加上现代配器手法,注意把训练演员字正腔圆和吐字归音上的规范化当作首务。并在配器上注意掌握轻重适度,一切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争取使观众通过荧屏上45分钟的《铡美案》,对秦腔有一种全新的认识。
  导演作为承担“转换”的主角,起着关键的作用。本剧导演,曾经执导过戏曲电视片吕剧《墙头记》和电影花鼓戏《屠夫状元》的于琪,谈到此片的拍摄时说,《铡美案》是观众十分熟悉的舞台剧,走上荧屏的关键是要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出大气魄的东西。比如浓缩本里千人万人呼唤要“动真的”的立意,恰合当今人们的心声和法制的要求,它更富有时代精神和批判现实的意义。特别是结尾包拯那“惩腐除霸需铡刀”的“宣判”,使剧情达到高潮,也象征着法律的利剑决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作恶者。在二度创作的过程中,她把这种艺术的体现当作对民族的责任感去思考。并唤发出巨大的创作热情。谈到对美感问题的理解时,于导演说,《铡》剧最能体现陕西人的情感,最能代表秦腔的特点,江南的委婉尔雅备受推崇,而西北味的“吼”唱,如“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照样让观众喜爱。它源出天然,毫无娇柔之态,追求奔放、热烈的阳刚之美,是特定地域的艺术形式和表现形式。我们的责任是让其更科学化和规范化,使地方艺术不再受地域的限制,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撒播自身的芬芳。
  《铡美案》早已拍摄完毕,它也给我们留下许多思考:电视戏曲艺术片的优势何在?我们可否把戏曲的普及、秦腔的振兴寄托在电视传媒上。对于这些问题,戏曲界同仁必须冷静审慎地对待,且不可操之过急。因为其一,戏剧是以演员与观众面对面,共同拥有一个规定的时空环境为前提的,在此前提下,才有虚拟与假定。其二,虚拟与假定是一种“场”效应,当戏剧被搬上屏幕时,“场”效应就消失了,在镜头的推拉摇移下,演员与观众达成的共时态的剧场审美规则已被破坏了。它的妙处在摄像机面前可能会走向反面。(吕新雨《戏剧传统的命运》)面对两种形式转换时的问题我们绝对不能视而不见,但并非不可尝试。也许《铡》剧的尝试,会为我们提供一些参考或思路。那么,您不妨看了再说。
  出处:当代戏剧. 1999年/当代戏剧杂志社编.西安:陕西省戏剧家协会,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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