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长在一个戏曲艺术世家，父母把我引向通往艺术殿宇的漫长而又曲折的道路。在这条不平凡的道路上，有时走得很顺畅，给我带来了说不尽的喜悦；有时走得很苦涩，又给我带来了说不出的惆怅。就在这时窄时宽、时顺时逆的征途中，我隐隐约约地望见了那个金光灿烂的艺术殿宇的屋顶。
　　我百遍千遍地苦唱，唱着唱着渐渐地找到了感觉。啊！唱，原来是人物从心头生发的感情，唱词和旋律只是表达感情的外部形式。只追求外部形式的相似，而缺乏真实的感情，顶多也不过好听而已。好听只能悦人耳目，而不能动人心魄。在戏曲艺术的唱、做、念、打里唱居首位，它能最生动地展示人物的心灵。韵味不只是技巧问题，而是源于人物心灵深层的起伏波澜。每个人物的心里深层都是一片汪洋大海，经历着惊涛骇浪，时起时伏，千变万化，常常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用优美的唱腔真实地反映人物心灵深层的惊涛骇浪，这才是艺术家苦苦寻思、千锤百炼的创造工程。
　　每个人都是一首诗歌，每个人都是一部音乐。得意的喜悦，离别的悲伤，侥幸的狂妄，错误的追悔，汇成了具有多种复杂情感的乐章。对于歌唱家来说，这是最复杂、最生动而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源泉。艺术是直接通向人生的，歌唱是内心世界通向外部世界的呻吟、悲切、哀啼、狂啸、欢笑、呐喊等等。怪不得有一位大师说：“在艺术大门上写着非人生莫入”。由此，我意识到仅在艺术的园圃中研究艺术，仅在唱腔的旋律中琢磨唱腔，很难获得新的生命力，也很难更深刻地倾吐人生况味。重要的是要到整体人生中去体验。直接的经历和间接的经历，那怕是欢快无比或痛不欲生，都能注入歌唱的生命系统。
　　从心到口，从口到心，百遍千遍地往复循环，既是艺术实践，也是咀嚼人生，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遵循此规律并不断实践，渐渐地从口里唱出了一颗血淋淋的“心”。
　　我演出的剧目不少，但是比较得心应手的要算《玉堂春·会审》。在如上述的多次实践中，我获得了感觉。感觉是一种心灵的沟通。苏三的一生，实际上代表了一大片东方妇女的悲惨命运。她应该得到的，一点也没有得到，而不应该承受的却像一座大山压在她的头上。这个无辜的女子，在洪洞县屈打成招，判成死罪，早已身残心碎，方寸如灰。熟料解奔太原，三堂会审，好似从黑压压的云雾中露出了一线光芒。然而这又是多么微弱的一线生机!她已被拷打了得死去活来了好几次，是从鬼门关返回来的人，还会有什么畏惧?所以，倒显得异常平静。好则这一堂官司未动刑，于是索性坦然地将来龙去脉一股脑儿地倒尽，这就是我演《会审》的基本心态。人生不过如此而已。我不故作娇态，也没有什么过分的羞涩。我所有的是满腹冤苦，只要说干倒尽，也就死而无憾了。我不敢抱过多的奢望，生与死对我来说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即是侥幸得生，也不比死强多少，对人生绝望的人，还有什么可顾及和可怕的?当然属于女性的本能，有些地方也自难掩抑，但这不过是微风细雨轻轻而逝。因此，这出戏的唱腔，我采取了低回哀怨的陈诉方式，甚至到连续唱的三次“拉、拉、拉”时，也不因袭过去急促高扬的旋律，而是以凄切悲痛、心有余悸的心态顺流而下。当然，其中不能没有激情。激情来时，我也甩高腔，那只不过是控制不住的感情爆发点，迅雷不及掩耳地轰然而过。这样处理，在歌唱艺术上也显得跌宕有致。
　　如第一次“拉拉，拉拉……扯扯到衙门”，我唱得怨气冲天，高亢入云；
　　第二次“哗啦啦……一声响”，我唱得痛彻肺腑，又不忍回想，寄予低沉而惨烈的哀泣；
　　第三次“他拉呀，他拉呀！拉拉扯扯到监门”，我却一反传统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唱法，而唱得如逆水行舟，寸步难移，意欲体现这个可怜的弱女子熬刑不住、瘫软在地的情态。
　　我想人物应该是如此，我就按她的心里流程顺腔设调。在这里，她应该引起广大观众的深切同情，而不是强烈的鼓掌喝彩。演员应该忠实于她所扮演的角色，而不应该偏重于自己的声名。艺术大师们都不是故意在演戏，而是鼓荡人物灵魂在飞旋。我以为这是我们后生小辈应该竭力遵循的艺术品格和创造法则。
　　一个演员要想在舞台上鼓荡起人物灵魂在飞旋，就必须排除一切俗务杂念，把全部生命毫无保留地投入艺术创造，成天地进入角色，寻寻觅觅，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只有在观众的视觉里辨不出他(她)到底是演员还是角色，那才算真正达到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美妙契合，我以为艺术家所追求的所谓“超凡脱俗”即此理也。
　　出处：当代戏剧. 1998-1999年（合订本）/当代戏剧杂志社编.西安:陕西省戏剧家协会,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