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写第一本戏算起，我从事戏剧创作已经14年了。第一块敲门砖是一部名叫《她在他们中间》的九场话剧，剧本反映的是一群中学生和他们年轻漂亮的女教师的校园生活故事，该剧由商洛地区文化局推荐到省上参加“学校剧”评奖，获创作二等奖。这个不无意外的收获，使我从20岁起，就把自己的事业定位在了戏剧创作上。
　　14年的创作生涯，对我来讲，既是一场事业的奋进、拼搏，也是一场人生的磨励与抗争。最狂热的时候，甚至一年就创作了4部大戏，其中3部排练上演。今天看来，那些戏无论从思想性到艺术性，都属于不成熟之作，但那种直面现实的勇气，拥抱生活的热情，都仍然让自己一回想起来就热血沸腾。其中一部叫《沉重的生活进行曲》的作品，对观念大裂变时期青年们对新生活的追求与情感变异，进行了大胆剖析与揭示，该剧在陕西省首届艺术节评选中，甚至引起来自方方面面相持不下的强烈争议，直到几年后，才获得有关方面的“创作探索奖”，予以肯定。
　　1990年，我作为为一个已创作过9本大戏、并且上演过6部作品的青年编剧，调进了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面对剧院众多编剧高手，我当时甚至有些无所适从。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反思后，我觉得自己仍然得用直面现实的勇气，拥抱火热的生活。很快，创作出了大型眉户剧《九岩风》。该剧在同一时期许多文艺作品都去简单歌颂“万元户”，而忽略了其中一部分人在发展经济、创造财富时，由于自身素质的限制，而在奔向富裕的道路上走向毁灭的客观事实，着力塑造了靠巧取豪夺发家，而最终又沦为赤贫的孔贵仁的形象，虽然当时引起了一些非议，但在“农民企业家”禹作敏的问题曝光后，其认识价值逐渐得到社会认同。1993年，该剧参加了在杭州举行的“全国第十届现代戏年会优秀剧目展演”。
　　1995年，面对新的生活与困惑，我又写下了《留下真情》这部现代戏。该剧没有遵循传统戏曲创作的思维模式，对人和事物进行简单的道德评判；摒弃了戏曲中司空见惯的非善即恶、非黑即白的价值判断模式，以自己对社会的直觉，摹写出一群饮食男女对生活的真切追求，不仅畅抒了他们的苦闷，放胆了他们的苦恋，最终，还让他们走出了自己践踏自己感情、自己扭曲自己灵魂的误区，跃上了一个更合乎人的存在的精神高度。该剧在参加1995年全国现代戏调演时获文化部颁发的编剧奖。
　　一晃几年过去了，这其间虽然为各类晚会和电影、电视剧写下了不少歌词，还写了一部剪辑了22集的长篇电视剧《大树小树》，但我拿的是舞台编剧职称，端的是戏曲研究院的饭碗，自然就得在戏剧创作上再下功夫。加之方方面面的压力，我不得不在1998年夏，又拉开了写戏的架势。
　　我写的现代戏虽然大多出力不讨好，但这种极其直接地逼视生活的感觉，还是使我每每俗罢不能，提起笔，便是今天的人，今天的事，在眼前摇来晃去，越撵越近。先是写《立交桥下》的一帮下岗女工，如何由依附他人走向自强自立。后来发现许多话语总是摆脱不了时下的报纸术语，便觉得像政治宣言和广告，而不像艺术品，拉出一稿，只请几位相好的看了看便撂了。我在思考现代戏的表达方式，我在寻找能够对当代人精神生活有所补益，并且能够尽量宽泛地引爆每个人人生体验的寻常故事。终于，我找到了这么一个镶嵌在都市中的普通院落，找到了这样一家人，以他们16年的灾难、奋进、悲苦、喜悦，平平淡淡地道出了一些被我们忽视了的有价值的真实存在。如果说这个戏赢得了观众，那么最重要的是创作时的平民心态，和对普通人的平凡人生的热切关注。
　　一个时期以来，现代戏创作画廊中，出现了许多呼风唤雨的女强者形象，它无疑丰富了这个时代的舞台色彩。但这种一窝蜂的表述，特别是一些极其功利的、趋时媚世的、失去生活真实的涂脂抹粉之作，确实使本来就对戏剧已经冷漠的观众更加蔑视疏离。作家应该在经济学家强调市场和利润说人格与道德完善；在法学家强调法制与秩序时，谈自由、叛逆与温情；否则，面对这个世界，你的使命与话语是什么?而这种独立的话语也恰恰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互补与磨合。如果我们一味地跟在利润、规则后面一顺捺地呐喊，岂不会导致物质与精神的失衡吗?
　　我创作的《迟开的玫瑰》一剧，就是想在经济车轮高速运行中，看看普通人在生活重负因袭下的呻吟、抗争与奋进。八十年代初，年仅19岁的主人公乔雪梅，考上了北京一所重点大学。就在她正欲赴京就读时，母亲突遇车祸身亡，一家老少5口人的生活重担，便落在她的肩上。凭着责任感和良知，她先后三次牺牲自己再深造和成家立业的机会，把前途、事业和幸福，一次次让给了弟妹，并将身患痼疾的父亲养老送终。而自己的初恋情人——后荣任副市长的温欣，在阴差阳错中与别人完婚。直到36岁，弟妹们一个个披着时代的风采载誉归来时，她才与捅下水道的工人许师傅倾心爱慕，花好月圆。这是一个并不离奇的故事，但大姐乔雪梅牺牲自己、拯救别人的精神让我越想越感动不已，当一点点落在纸上时，我的眼眶是饱含热泪的。
　　剧本写完了，我也在思索，乔雪梅这种牺牲精神在今天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她的精神是不是这个时代应该高扬的精神？是的、她的作为没有站在时代前列的改革家们来得直接，但支撑这个社会大厦的绝大多数，不正是这些默默无闻地支持、推动着更多实现了自我价值的时代弄潮儿的普通人吗?一个叫布热津斯基的学者在他的《大混乱与大失控》中悲叹：“一个以自我满足为行为准则的社会，必然会成为一个不再有任何道德来约束的社会”。我们在提倡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是不是不能忽视了自我牺牲的崇高?特别是我们这个各种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建立健全起来的社会，倾听别人的呼声，怜悯别人的呻吟，拯救别人苦难，是不是显得尤为重要?我坚定了自己的思考，我相信这种思考会有认识价值并能够引起社会强烈的共鸣的。终于，《迟》剧演出了，面对观众淌下的高贵眼泪，我真想像尊敬的演员们一样，站在他们面前，给他们深深地三鞠躬!
　　我以为本世纪最伟大的理论是邓小平明白如话的“三个有利于”。我想我们戏剧创作的得失成败也应该拿“三个有利于”来衡量，看是不是有利于社会进步；是不是有利于修补人的精神家园，是不是有利于赢得更多观众。我对“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的高论拍案叫绝。
　　写戏的人越来越少了，写起来很冷静，很寂寞，但我还是想写。我喜欢观众直接参与创造的那种感觉，更喜欢那种压缩饼干式的简洁与凝炼。由于时间限制，你必须在最少的时间里，释放完最大的能量，它逼着你不得不去像马尔克斯说的那样“与每一个词搏斗!”不得不去为场景，事件、人物的设置出巧生招。同时，我更喜欢三堵墙的空间限制，它一下子把戏剧不同于小说、影视作品的品格凸现了出来，它激发了我思想与生命的扩张感。限制越大，爆发力越强。
　　过几年我还写戏。
　　1999年元月16日于西安
　　出处：当代戏剧. 1998-1999年（合订本）/当代戏剧杂志社编.西安:陕西省戏剧家协会,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