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位于陕西和甘肃边界地区，包括陕西省的保安、安塞、甘泉、富县、中部①、宜君、旬邑、淳化、耀县等县和甘肃省的庆阳②、合水、华池、宁县、正宁等县的部分地区。
    (一)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兵运活动
    陕甘边革命武装的创建，发端于刘志丹、谢子长在陕甘边地区领导的兵运活动。
    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先后回到陕北从事兵运工作。1929年2月，谢子长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同年4月，刘志丹接替谢子长担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
    1929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做出《陕西问题决议案》，要求陕西党组织尽力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工作和斗争的领导；建立城市工作的基础；扩大党的政治宣传，从部分地领导工农群众的日常斗争，发展到农民游击战争，以至建立苏维埃政权。《决议案》明确要求要加强士兵工作，以争取广大的士兵，把士兵与工农斗争汇合起来，并派人打入农村现有的武装组织及秘密结社内，争取下层群众，领导其参加农村斗争，逐渐使之变成农民自己的武装力量。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投入了相当的力量，在陕甘边界地区展开了初创革命武装的工作。
    根据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和中共陕北特委的指示，从1929年春开始，刘志丹、谢子长分别展开兵运活动。
    刘志丹回到家乡保安县，在当地党组织负责人王子宜和皖北起义③失败后回到家乡从事革命活动的曹力如等人的协助下，利用保安县民团团总路仰之与国民党地方当局的矛盾，夺取了保安县民团的领导权。刘志丹任团总，曹力如任副团总。刘志丹等还相机在民团内部安插了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并建立了党的支部。经过整顿和改造，保安县民团成为共产党人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
    在此前后，谢子长也前往宜川县，对占据凤凰山的土匪梁占魁部进行改造，但效果不明显。谢子长遂离开宜川。这时，刘志丹也因引起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密切关注而被迫离开保安县民团。曹力如等则继续在民团中隐蔽，坚持斗争。
    1929年秋，冯玉祥委任苏雨生为宁夏骑兵第四师师长，驻防宁夏平罗一带。苏雨生本是包头河套一带的土匪，视兵如命，遂乘机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刘志丹和谢子长根据党组织指示，利用苏雨生扩军之机，带领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先后打入苏雨生部。谢子长被任命为第十一旅旅长，刘志丹被任命为第八旅十六团副团长。此后，谢子长到榆林、绥德一带为第十一旅招收了近300名学生兵，其中大多数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这些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成为该旅的骨干力量。刘志丹和谢子长还在苏雨生部成立了学兵队。根据刘志丹、谢子长的建议，中共陕北特委先后派遣张秀山、贺晋年、张东皎、高鹏飞等一批党团员进入学兵队，并在学兵队成立了由张东皎任书记的秘密军委会。在刘志丹、谢子长的正确领导下，中共组织在苏雨生部队中的兵运工作得到全面的开展。
    1930年春，苏雨生奉冯玉祥之命，由宁夏平罗移驻陇东。但随后遭到马鸿宾部追击，被迫败退至陕西彬县、长武一带。1931年1月，苏雨生部被陕西省政府主席、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收编为陕西警备骑兵旅，归十七路军第五十八师师长马青苑节制。骑兵旅旅部驻彬县县城。
    在苏雨生部移驻陇东前，刘志丹、谢子长研究后认为，相较于马鸿宾部，苏雨生部实力过于薄弱，苏雨生很难在陇东立足。为保存有生力量，刘志丹和谢子长将学兵队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安插到苏雨生部王子元团。后该团被杨城虎和孙蔚如扩编为甘肃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由王子元任旅长，中共党员张东皎任副旅长。
    刘志丹和谢子长将在学兵队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妥善安置后，决定相机脱离苏雨生部队。马鸿宾和苏雨生之战爆发后，刘志丹、谢子长率领所掌握的部队前往甘肃庆阳一带。随后，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的指示，接受庆阳五属(即庆阳、环县、合水、宁县、正宁五县)清乡司令谭世麟的收编，被编为庆阳五属清乡司令部直辖第三团，谢子长任团长，刘志丹任副团长。第三团奉命驻防庆阳北部的三道川一带。刘志丹招收的人马被编为骑兵第六营，刘志丹兼任营长，谢子长派李力果、阎红彦等将驻宜川后九天④民团杨庚武部周维奇营百余人拉到三道川，编为第三团的一个营，周维奇任营长。
    同年夏，以金拂坪⑤为巢穴的土匪头子张廷芝被谭世麟收编后，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竟以其妹做诱饵，拉拢周维奇，将周维奇营缴械后，率部进攻第三团团部和第六营，制造了三道川事件。在三道川事件中，谢子长等少数干部脱险，但部队被搞垮。当时，刘志丹正在庆阳，他获悉周维奇伙同张廷芝发动叛乱的消息后，迅速返回三道川，途中遭到张廷芝的追捕。刘志丹被迫前往永宁山寨，在曹力如、王子宜的保护下脱离险境。
    三道川事件发生后，谢子长离开陕北，前往北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在北方局军委工作的薄一波回忆说：谢子长“对武装斗争的道路坚信无疑，对以前的失败毫不气馁，而且‘越挫越勇’，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积极准备投入新的斗争。我们谈得很好。我感到他是一位年轻有为的群众领袖和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他谦和、诚恳、坦白而又英勇、果断、刚毅。他一见到我，开口就说，北方局能不能给他弄两支枪。那时我们正好筹集到一批款子，通过海外关系买到一些武器。原打算给他一批武器，但因为难于运送，我只好从中挑了两支驳壳枪交给他。子长爱不释手，马上把枪插在腰间。随后，我们又设法通过关系给他办了一个持枪证。不久，他就带着枪返回西北去了”⑥
    刘志丹脱险后，即与曹力如、王子宜等一起筹划建立独立的革命武装。他们以王子宜任团总的保安县民团为主，联络三道川事件中失散的旧部，建立起一支革命武装。同年9月，谭世麟重新任命刘志丹为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营长，并命令驻甘肃合水县太白镇的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尽力相助。刘志丹、曹力如、王子宜等研究决定，趁机收缴第二十四营的枪械。9月8日，刘志丹率领部队，打着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的旗号，以商筹粮草为名，进驻合水县太白镇。与刘志丹同行的有曹力如、马锡五等。10月1日，刘志丹、曹力如、马锡五等伺机将驻防太白镇的第二十四营营长黄毓麟等击毙，收缴了该营第一、第三连的枪支，击溃了该营第二连。这次战斗被称为“太白收枪”，共收缴枪支50余支，战马10余匹。随后，刘志丹组建了一支100余人的革命武装，编为两个中队。部队建有中共支部，书记杨树荣。部队活动于陕甘边界地区，并先后消灭了保安、安塞和合水、庆阳等地的小股民团武装。
    1931年1月，刘志丹领导的革命武装在保安、安塞一带遭到陕北军阀井岳秀部高双成旅的追剿。为摆脱敌人，刘志丹率部队向陇东瓦子川一带转移。同年2月，刘志丹所部进驻合水县固城川，与赵连璧、同守孝、贾生财等率领的武装力量汇合，并在固城川麻峪村进行整顿。随后，几支武装力量在固城进行整编，共400余人。刘志丹任总指挥，部队编为四个连，卢仲祥、同守孝、赵连璧、贾生财分别担任连长。整编后，部队进驻甘肃宁县盘克原张皮村。2月24日，甘肃地方军阀陈珪璋所部骑兵向刘志丹率领的队伍发起袭击。在这次战斗中，第一连连长卢仲祥不幸牺牲，刘志丹率领的队伍损失过半。刘志丹带领一部分共产党员和骨干力量突围后，进入子午岭山区，后转到中部县西部的小石崖进行休整。赵连璧等人则返回南梁一带，收集失散人员，重新组建武装力量。
    刘志丹率部队到达小石崖一带后，中共陕西省委指派高岗前往部队，向刘志丹传达了省委关于争取苏雨生、石子俊、王子元等三个旅举行起义的指示。根据省委的指示，刘志丹率部队前往驻彬县的陕西警备骑兵旅苏雨生部。苏雨生任命刘志丹为补充团团长，杨树荣为副团长。补充团下设两个连，第一连连长魏佑民，第二连连长同守孝。补充团驻守旬邑县职田镇。此后，刘志丹乘机联络旧部，筹备军需，扩大队伍，使补充团的力量得到扩大和加强。
    同年4月，中共陕西省委派高岗来到职田镇，向刘志丹传达了省委关于利用补充团迅速扩大部队，待机拉出，打击敌人的指示。为准备部队起义，刘志丹等在补充团建立了中共支部，杨树荣任书记，宣传委员刘志丹，组织委员王世泰。支部共有党员二三十人。苏雨生获悉补充团有共产党活动的消息后，以商议军机要务为名，将刘志丹召到彬县，并以职田镇土豪刘日新拒绝向补充团交粮自杀为由，将刘志丹予以关押。苏雨生还命令部队将补充团包围缴械，其中七八十人被苏雨生编为警备骑兵旅直属运输队。
    当时，担任第十七路军高级参议、陕西省清乡总局副局长的杜斌丞得知刘志丹被关押的消息后，十分焦急。他立即找到苏雨生部驻西安办事处处长谷莲芳，要他转告苏雨生：“刘志丹是我的学生，你们能合作就合作，不能合作就各走各的路，扣押他干什么?”⑦5月18日，杜斌丞受杨虎城之托，以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部特派慰劳专员的名义前往彬县，慰劳和检阅苏雨生部。5月22日，杜斌丞由彬县返回西安。在彬县期间，杜斌丞促使苏雨生将刘志丹释放，并向刘志丹赠送了一支手枪和100块银元。刘志丹获释后，重新踏上了创建陕甘边革命武装的坎坷征程。
    (二)南梁游击队的组建
    1931年5月下旬，刘志丹在彬县获释后，经保安同乡、时任陇东暂编第十三师副官处长的李勤甫介绍，前往甘肃平凉。刘志丹在保安同乡、时任暂编第十三师特务二团团长刘保堂的引荐下，得以晤见甘肃第一路警备司令兼陇东暂编第十三师师长陈珪璋。陈珪璋欣赏刘志丹的才干，遂委任他为暂编第十三师第十一旅旅长，率200余人驻防甘肃宁县早胜镇。刘志丹担任第十一旅旅长后，张秀山、刘景范、高岗、王世泰、张文元等共产党员相继来到该旅，成为这支部队的骨干力量。随后，刘志丹任命了一批共产党员担任该旅的各级军官。其中曹华民任书记官，张秀山任手枪队队长，陈鸿斌任旅参谋长。不久，陈鸿斌根据中共陕北特委指示，返回陕北，参谋长一职由朱理凯担任。高岗则负责中共陕西省委与该旅党组织的联络工作。
    同年8月10日，杨虎城通令各部队各地方，驻彬县、长武之陕西警备骑兵旅苏雨生部通匪殃民，除呈报总司令将旅长苏雨生撤职外，并派第十七师第四十九旅旅长杨渠统(杨子恒)率部前往痛剿。⑧早已与苏雨生有矛盾的陈珪璋，随即命令部队前往长武，参加进攻苏雨生部的军事行动。在杨渠统和陈珪璋两支部队的夹击下，苏雨生部迅速被击溃。苏雨生只身离开彬县，向北逃窜。其残部被改编为第十七师补充团。
    就在陈珪璋所部参加进攻苏雨生部队的战斗之后不久，驻防宁县的陈珪璋部第十三旅旅长高广仁哗变，将特务二团团长刘保堂所率的四个连武装缴械，并在宁县早胜镇扣押了刘志丹，将第十一旅也予以缴械。随后，高广仁部押着刘志丹和刘保堂等向合水进发。在合水附近的骆驼巷，高广仁部被陈珪璋的主力部队蒋云台的第五旅击溃。刘志丹和刘保堂得以脱险，来到合水县城。刘保堂所部此时正驻扎合水，刘志丹在合水县城东关一所客店安身之后，接到刘保堂报信，说蒋云台以刘志丹防务不力，丢失早胜镇为借口，将扣押刘志丹。刘志丹接到报信后，即与马锡五、王壁成连夜冒雨进入子午岭山区。刘志丹离开合水时，将刘景范、张秀山、王世泰、曹化民等一批共产党员安排进入特务二团继续从事兵运工作。
    刘志丹进入子午岭山区后，在篙嘴堡找到了时任合水东区民团团总的贾生财。在贾生财的掩护下，刘志丹脱离了被蒋云台部骑兵追击的险境。随后，又来到太白川夏家沟赵连璧处。刘志丹让马锡五协助赵连璧整顿部队，自己则返回保安和南梁一带开展工作。
    同年9月，刘志丹将分散活动于合水、庆阳山区的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三支武装力量集合于合水县太白镇附近的倒水湾，组建了南梁游击队，全队300余人，由刘志丹任总指挥，马锡五任军需，下辖3个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赵连璧，副大队长刘景范；第二大队大队长杨培盛，副大队长白冠武；第三大队大队长贾生财，副大队长谷聚山。这是陕甘边地区由共产党人独立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
    南梁游击队成立后，首战二将川，消灭了张廷芝部1个骑兵连，缴枪20余支，战马40余匹。接着，游击队又击溃了合水县民团的进攻。此后，游击队活动于南梁东华池一带，发动群众抗粮抗捐，打击反动民团，在当地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一时之间，声威大震。
    南梁游击队的成立，标志着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创建革命武装的斗争发生了巨大的历史转折，即实现了从军阀手中拉队伍到在农村建立革命武装力量的转变，从而使创建陕甘边革命武装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晋西游击队的建立及西渡黄河
    1930年10月，蒋、冯、阎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结束。兵败后，阎锡山避居大连，商震被任命为山西省政府主席。冯玉祥、高桂滋、孙殿英的部队失败后退入山西，山西政局陷入混乱之中。在这些败退进入山西的部队中，大都有中共地下组织。如驻平定的高桂滋部，驻汾阳的冯玉祥军官教导团和太原炮兵团等。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以兵运工作骨干为基础，在山西创建红军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为配合这一工作，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组建中共山西省委，由刘天章担任省委书记。刘天章抵达太原后，一面着手恢复和发展地方组织，一面派人分赴平定、汾阳、侯马、晋城等地，联系驻军中的中共组织。刘天章还秘密前往汾阳等地考察，认为吕梁山脉中段群众基础较好，又西靠黄河，可以与中共陕北特委领导的革命力量互为呼应，遂决定在这一带建立一支由山西省委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经过刘天章和山西省委的努力，中共太原市委和中共河东特委得以恢复建立，并健全了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党员260余名。同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和顺直省委，成立中共河北省委，并将中共山西省委改为中共山西特委，归中共河北临时省委领导。刘天章任中共河北临时省委候补委员、山西特委书记。
    在中共山西省委和山西特委的安排下，中共组织先后从汾阳军官教导团和高桂滋部抽调出共产党拓克宽、杨重远、吴岱峰、胡廷俊等，从太原兵工厂中抽调出共产党员马佩勋、尹子安、安世人等10余人从事兵运活动。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精神，中共陕北特委派遣阎红彦、白锡林等10余名共产党员东渡黄河，帮助建立红军游击队。
    1931年初，刘天章和山西特委军委书记谷雄一一起到太原南郊党组织秘密联络点——并州养蜂场，召集拓克宽、阎红彦等开会，确定了筹建中的工农武装旗号，通过了领导人选名单，讨论了武装斗争的策略方针。会议还决定：如遇到意外情况，工农武装与山西特委失去联络又无法在吕梁山区立足，可以西渡黄河，参加创建陕北根据地的斗争。
    同年春末，被抽调参加创建红军游击队的人员在汾阳县城东关万兴客栈秘密联络站陆续聚齐，计30余人。5月上旬，这些人员分途进入吕梁山区，并在孝义县的大麦郊娄底村(今名西泉村)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拓克宽，政治委员黄子文，阎红彦、吴岱峰任副大队长，总支书记杨重远，财经员白树梅。晋西游击队下辖两个中队。第一中队中队长由阎红彦兼任，辖胡廷俊、李成兰等三个班；第二中队中队长白锡林，辖陈立清、周维仁等三个班。
    晋西游击队成立后，开始在吕梁山区广泛发动群众，抗粮抗捐，开展游击战争。不久，汾阳县永安镇驻军一个排发动起义，被编为晋西游击队第三中队。到当年8月，晋西游击队已扩大到100余人，并建立了以吕梁山主峰之一的上顶山附近西宋庄为中心区域，东西宽约40公里、南北长约60公里的游击根据地。
    面对日益活跃的晋西游击队，国民党山西省当局决定予以大力围攻。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调集晋军第七十二师和一个炮兵团及地方民团，共计1万余人，从8月初开始，对晋西游击队和吕梁山区游击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因敌强我弱，晋西游击队活动区域逐步缩小，处境极为艰难。在此情况下，晋西游击队决定西渡黄河，前往陕北。8月下旬，晋西游击队对部队进行了整顿，并决定不愿前往陕北者，每人发给30元银元，作为分散潜伏的费用，留在当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晋西游击队共保留了30名成员。这些成员均为共产党员，其中除马佩勋为山西孝义人外，其余均为陕西籍。
    9月2日，晋西游击队30名指战员，共携带长短枪60余支，子弹万余发，在石楼县辛关附近的龙王庙渡过黄河，进入陕北，9月3日到达清涧县高杰村。9月4日，部队到达安定县东区的南沟岔柳树坪。在此，晋西游击队改选了领导成员，大队长阎红彦，副大队长吴岱峰，政委杨重远，下辖4个班，李成兰、胡廷俊、马佩勋、周维仁分别担任班长。9月5日，晋西游击队到达安定县西区的枣树坪。在枣树坪，晋西游击队通过谢子长的兄长、共产党员谢德惠，与当时以小学教员身份做掩护的中共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取得了联系。马文瑞一面指派地下党员任光腾向中共陕北特委汇报，一面动员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参加晋西游击队。不久，中共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派张资平前来枣树坪，传达了特委要求游击队在安定、清涧、延川、延长、靖边一带开展游击活动的指示。在此期间，强龙光、强世清、马云泽等一批共产党员加入晋西游击队，队伍很快发展到100余人。
    随后，晋西游击队经安塞等地，向保安一带开进。9月11日，晋西游击队在保安县安条岭一带与当地民团展开激战。战斗中，拓克宽不幸被俘，后遭敌杀害。黄子文与游击队失掉联系，遂辗转返回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
    安条岭战斗受挫后，晋西游击队调头东返，回到安定县境内。9月14日，晋西游击队在安定县孙家河接收了保运商贩武装杨琪、杨鼎、杨桐及萧永胜部，共100余人。双方约定，保运商贩武装不编入游击队序列，在三个条件下，双方联合行动。这三个条件是：(一)服从游击队领导；(二)不抢穷人东西；(三)不强奸妇女。此即约法三章。为了加强对保运商贩武装的管理和约束，晋西游击队给杨琪和萧永胜分别派出政治指导员，并成立执法队，以监督执行约法三章。
    10月7日，晋西游击队在安定县南沟岔接收了保运商贩武装师储杰部。晋西游击队同样与师储杰部约法三章，并成立执法队以监督执行。随后，晋西游击队和中共安定县委还向师储杰部派出雷恩钧、李崇白、白雪山、惠泽仁、陈王清等五名共产党员，分别担任各队政治指导员。
    10月上旬，根据中共陕北特委指示精神，晋西游击队与保运武装改称陕北游击支队，支队长阎红彦，副支队长吴岱峰，政委杨重远。保运商贩武装编为一个大队，大队长师储杰。这时，陕北游击支队共有步兵和骑兵300余人。
    (四)林锦庙会师与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
    1931年10月中旬，根据中共陕北特委指示，陕北游击支队经安塞、保安等地向南梁一带进发。10月20日到达合水县林锦庙⑨，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胜利会师。
    陕北游击支队和南梁游击队会合后，中共陕西省委指派谢子长前往南梁，传达省委关于整顿部队、建立工农红军的指示。10月30日，谢子长到达南梁后，传达了省委的指示精神，并决定成立中共队委会，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马云泽、白锡林为委员。为解决两支部队的给养及过冬等问题，经队委会讨论，决定利用陈珪璋谋求扩充实力的机会，与陈珪璋进行协商谈判，将部队暂编为陈珪璋部警备骑兵第二旅。旅长谢子长，副旅长刘志丹。陕北游击支队编为第一团，团长师储杰；南梁游击队编为第二团，团长由刘志丹兼任。随后，部队进驻庆阳东北的新堡。通过警备骑兵第二旅的番号，部队在陈珪璋处搞到了一批急需的被服和军需物资。
    在新堡收编期间，为增强部队的团结，刘志丹、谢子长等人举行了“拜把子”香堂大会。刘志丹亲笔写了“金兰谱”：“我弟兄情投意合，结为金兰，在中国革命战线上共同奋斗，始终不渝。若有中途背盟叛离等情，天诛地灭。”⑩关于参加“拜把子”的人数，一说为8人，即师储杰、杨琪、杨重远、谢子长、刘保堂、刘志丹、马云泽、阎红彦。另一说为18人，即谢子长、刘志丹、杨重远、阎红彦、刘约三、马云泽、胡廷俊、雷恩钧、白锡林、陈玉清、师储杰、杨琪、杨鼎、杨培盛、赵连璧、贾生财、唐青山、刘保堂。
    “拜把子”带有浓厚的江湖色彩，但在当时情况下，却对稳定部队、加强内部团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刘志丹撰写的“金兰谱”既包含个人感情，又有明确的政治内容和斗争方向，因此，在客观上有着积极的作用。
    新堡收编通过“借水养鱼”，对两支游击队渡过困难、休养生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31年12月7日，中共陕西省委做出《关于陕西党的中心工作的决议》，提出要集中力量领导三原、富平、蒲城和西路等地的农民斗争，积极准备开发游击战争。为此，“省委应在最近派一得力同志到陕北游击队去，使他们的游击区域更能扩大到关中道交界与三水、淳化及渭北的农民斗争汇合起来，使苏维埃运动在陕西更能迅速的扩大和发展起来”(11)。
    12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委员荣子卿来到庆阳新堡，传达了省委关于整顿游击队的指示，批评游击队的行动是“单纯军事投机”，“与其他土匪混合”，要求游击队脱离陈珪璋部，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并立即南下。根据省委的指示，谢子长、刘志丹率领部队于12月底离开庆阳新堡，向正宁方向转移。行军途中，部队在柳树原村击溃了陈珪璋部两个连的阻截，并缴枪100余支。随后，部队到达正宁县北月明塬柴桥子村。
    1932年1月初，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柴桥子村正式成立。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参谋长杨重远，经济处主任马云泽，副官长杨琪。全军共700余人，分编为两个支队和一个警卫大队。两个支队各辖三个大队。第一支队支队长师储杰，第二支队支队长由刘志丹兼任，警卫大队大队长白锡林。与此同时，还成立了中共西北反帝同盟军委员会，书记谢子长，刘志丹、荣子卿等为委员。
    西北反帝同盟军的成立，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史上的重大事件，标志着陕北游击支队与南梁游击队的正式合并和统一。
    中共陕西省委对西北反帝同盟军寄予了很大期望。1932年2月15日，中共陕西省委向中共中央报送了《陕西省委报告第一号——关于陕西游击队》。报告汇报说：“现在陕西有我们领导下的一部分军事力量，现在名义是反帝同盟军，党预备转变成为革命的游击队，执行游击战争的纲领。”(12)关于部队的名称，报告中说：“当时为什么要叫反帝同盟军，因各部队太复杂，都是过去的土匪、流氓无产阶级，到处乱抢乱烧。不敢揭出工农游击队和‘红军’等名义，因为恐怕在群众中的政治信仰倒地，离开广大群众，因此即改此名义执行省委指示向陕甘边境——三水、正宁发展，为防止途中抢掠烧杀无所不为，即将我们同志最多，枪枝战斗力最好的一个中心大队改为警卫队(即执法队)直属军事委员会，镇压土匪，抢掠行动完全没有了，变为公买公卖的好军队。”(13)
    陕西省委的这个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前后的状况。
    ①  今黄陵县。
    ②  今庆阳市的庆城县和西峰区。
    ③  1928年4月，中共皖北特委书记魏野畴等人在安徽阜阳领导的武装起义。起义因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而失败。魏野畴等人被俘后牺牲。
    ④  今属延长县南河沟乡。
    ⑤  今属吴起县吴起镇。
    ⑥  薄一波：《领袖元帅与战友》，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320—321页。
    ⑦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陕西省杜斌丞教育思想研究会编：《杜斌丞年谱》，南海出版公司2008年1月第1版，第88页。
    ⑧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杨虎城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243页。
    ⑨  今名林镇。
    ⑩  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陕西文史资料》第14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446页。
    (12)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27页。
    (13)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