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战西路与渭北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中共陕西省委曾多次就游击队的行动方向与战略任务做出部署。陕西省委在3月6日做出的《关于红军陕甘游击队决议》中特别指出：陕甘游击队要“坚决执行省委的指示，毫不迟疑的向三原、富平、耀县以至西路去游击，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的区域”①。3月21日，陕西省委在给中共中央报送的《游击队逐渐壮大情况及准备成立正式红军的请示》中提出：“汇合农民士兵的斗争，游击队的行动，建立陕西新苏区，创造红军为陕西党的最迫切任务。”②《请示》还提出：“红军游击队迅速回〔向〕三原发展(很近的一天可到)，配合三千农民武装(已经组织好的，完全是党的领导)，城市中的革命兵变(已准备的)，广大贫民夺取陕西政治经济最中心的三原，马上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很快地进攻泾阳、高陵、咸阳，沿渭河流域截断渭河交通(在这数县内都没有驻军，而且是灾区，党的工作最有历史的几个区域)，开辟西北上一大片苏维埃区域。”③
    中共陕西省委对陕甘游击队的要求，显然超出了这支组建不久的武装力量的能力。中共中央在接到陕西省委3月21日的请示报告后，于4月20日做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其中指出：“红军的动作在任何情况之下(进攻或防御等)都应采取绝对的积极性，在目前对于敌人(井岳秀、民团等)应该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但是在今天争取大城市或截断渭河交通(如省委的提议)还不是目前陕西红军与游击队能胜任的。这种情况，在将来军事的进展，红军的坚强与根据地的巩固之后，必定能够改变的，改变到有利于红军的这种动作。但是在今天是不适合的。”④
    中共陕西省委在3月21日向中共中央发出《游击队逐渐壮大情况及准备成立正式红军的请示》后，即指派省委书记杜衡前往陕甘边地区巡视工作。
    4月中旬，杜衡到达陕甘边地区，同行的还有刘志丹、黄子文等。4月18日，杜衡在旬邑马家堡陕甘游击队驻地召开会议，传达了省委指示，对陕甘游击队没有执行省委南下渭北的要求进行了严厉批评，宣布撤销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杜衡以两打山河镇失利、游击队“游而不击”“梢山主义”为由，撤了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会后，谢子长被派往甘肃靖远从事兵运工作。
    在这次会议上，杜衡宣布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第三支队和第五支队。第三支队支队长刘志丹，政委高维翰，参谋长吴岱峰，供给主任刘约三。第五支队支队长阎红彦，参谋长杨重远。
    会后，鉴于国民党当局调集重兵“围剿”陕甘游击队，两个支队决定避实就虚，分头行动，以打击敌人。刘志丹率第三支队向永寿、礼泉、乾县一带活动，阎红彦率第五支队前往三原县武字区，配合当地游击队开展斗争。
    4月21日，阎红彦率第五支队来到三原县武字区。第二天，中共武字区委和武字区农民联合会在火烧庙(今文龙堡)召开欢迎第五支队大会。在这次欢迎大会上，黄子文被任命为第五支队政委。当天晚上，第五支队得悉敌军“进剿”武字区，为避其锋芒，连夜撤离武字区。次日凌晨，第五支队进至耀县上卢村。
    随第五支队来到武字区的杜衡，在参加了欢迎第五支队的大会后，返回西安。
    刘志丹率第三支队于4月21日离开旬邑。第三支队分兵两路，一路为骑兵，向永寿县监军镇进军；一路为步兵，直插乾县、永寿、礼泉三县交界处的五峰山。第三支队的骑兵共50余人，在攻打监军镇时，共歼灭当地民团20余人，缴枪30余支。游击队放火焚烧了监军镇的碉堡。随后，第三支队的两路人马会师于五峰山。
    4月30日，第三支队分别袭击了永寿县常宁镇和礼泉县南坊、叱干镇的民团，共缴枪50余支。5月1日，第三支队在五峰山与乾县、礼泉民团及吕积成的土匪武装200多人激战一日。
    第三支队和第五支队分别进入关中西路和渭北地区后，国民党陕西地方当局和西安绥靖公署迅速做出反应，调集重兵分三路进行“围剿”：一路从三原、泾阳一线向北进攻；一路从彬县、旬邑一线向东进攻；一路从甘肃正宁、宁县一带堵截。在此形势下，中共陕西省委命令第三支队与第五支队集结于旬邑清水原。
    5月10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恢复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刘志丹，政委高维翰，参谋长杨重远，政治部主任黄子文。刘志丹兼任第三支队支队长，高维翰兼任第三支政委。阎红彦仍为第五支队支队长。中共队委会也随之恢复，由高维翰任书记。
    (二)转战富、洛、中、宜及韩城受挫
    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重新组建后，决定部队北上，进入国民党整编第八十六师师长井岳秀的防区，开展游击活动。
    5月15日夜，陕甘游击队在北上途中，奔袭旬邑县马栏镇，歼灭第八十六师二五六旅第五一一团一个营部和两个连，并歼灭民团一部，缴获长短枪200余支。5月17日，游击队在宜君杨家店凤凰山再歼灭第五一一团两个连。战后，陕甘游击队奔袭焦家坪，全歼当地民团。5月20日，陕甘游击队在咸(阳)榆(林)公路沿线的宜君县哭泉、大石板歼灭当地两股民团。随后又在宜君城以北的五里镇歼灭当地民团100余人。
    陕甘游击队在旬邑、宜君连续取得胜利后，进入中部县境，先后歼灭了店头和隆坊的几股民团。5月27日，陕甘游击队在富县吉子岘，与尾追的第十七路军第七军四十二师二五〇团和整编第八十六师五一一团展开激战。因寡不敌众，陕甘游击队突出重围后向东行动，转移至富县城东的牛武镇。
    5月30日，陕甘游击队根据获得的情报，连夜奔袭宜川城西的英旺。次日凌晨，游击队向英旺发起攻击。战斗至上午8时结束。英旺战斗，全歼第八十六师二五六旅五一三团陈卓武一个营500余人，缴枪300余支，缴获子弹2万余发和战马20多匹。随后，陕甘游击队挥师北上，向甘泉县临镇⑤发起攻击。临镇驻有第八十六师二五六旅五一三团一个营。战斗打响后，陕甘游击队攻占了临镇外围阵地。但由于攻坚部队配合不力，致使战斗失利。陕甘游击队遂撤出战斗。
    至此，陕甘游击队从5月15日起，转战数县，进行大小战斗共10次，其中8次获胜，两战失利，共歼敌1400多人，缴枪1200余支。
    临镇战斗失利后，根据陕西省委指示，陕甘游击队挥师南下，向韩城进发。
    此前，在中共韩城县委的领导下，韩城赤卫队于5月上旬在韩城上官庄成立，大队长徐岱云，政委高德辉。韩城赤卫队下辖3个中队，有队员100余名。
    6月2日，陕甘游击队进入韩城县北乡⑥，并逮捕了一名土豪、一名提款委员和一名公差。第二天，陕甘游击队迂回至韩城县南嵬山，适逢韩城赤卫队在此组织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粮食斗争，遂与中共韩城县委接上关系。6月4日，韩城县委负责人在赵烽村与陕甘游击队召开联席会议，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及“各处建立赤卫队；建立穷人会组织；公开号召以及在韩城建立苏区等问题”。⑦
    从6月6日起，陕甘游击队先后在高家坡等地展开游击活动。6月8日，陕甘游击队来到上官庄，受到赤卫队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当天中午，陕甘游击队在上官庄召开群众大会，会场气氛热烈，“群众千人，穷人会、妇女队、少年先锋队鼓掌开会，除党⑧及游击队员讲演外，还有农民和妇女(劳苦妇女)踊跃宣布富农地主统治阶级的罪恶。会场空气高涨，掌声如雷，极一时之盛”⑨。当天下午，陕甘游击队又组织上官庄群众开展分粮食，焚烧契约、地契斗争。
    此后，陕甘游击队又先后在北寿寺、张家坡寨子、清水村、西赵庄等地展开游击活动。陕甘游击队所到之处，受到了贫苦群众的热烈欢迎。
    陕甘游击队进入韩城，引起了国民党陕西省地方当局的极大恐慌。国民党当局调集第十七路军第七军四十二师一二六旅柳彦彪部两个团围攻陕甘游击队。6月12日拂晓，柳彦彪部向陕甘游击队发起进攻。由于敌强我弱，陕甘游击队在激战两个多小时后主动撤出战斗，退出韩城。
    陕甘游击队撤出韩城后，韩城县委领导韩城赤卫队继续坚持斗争。同年11月，韩城赤卫队政委高德辉被国民党韩城地方当局逮捕杀害，队长徐岱云被迫离开韩城避居外乡，韩城赤卫队停止活动。
    (三)麻子掌会议与梁掌堡会议
    陕甘游击队在韩城受挫后，兵分两路：刘志丹率主力部队回师陕甘边境地区；阎红彦、杨琪带领骑兵与少年先锋队进入黄龙山区，展开游击活动后，也回师陕甘边境。
    陕甘游击队进军韩城后，陕甘游击队政治部主任黄子文前往三原武字区，开展“扩红”活动。6月13日，黄子文回到武字区。在中共武字区委和武字区农民联合会的动员下，短短三天时间，武字区就有近百名青年报名参加陕甘游击队。随后，这些报名参军的青年由黄子文率领，前往陕甘边境地区。
    6月下旬，刘志丹率陕甘游击队主力部队经马栏、刘家店、柴桥子等地，到达甘肃宁县麻子掌。这时，黄子文率近百名新参军的战士也到达麻子掌。由于韩城受挫，陕甘游击队的部分战士情绪低落。刘志丹和高维翰决定召开会议，研究部队的行动方针。会议在麻子掌村一处烂围墙内召开。当时担任第三支队参谋长的吴岱峰回忆说：“参加会议的有刘志丹、李杰夫、黄子文、杨重远、杨琪、吴岱峰等十几位游击队主要领导，主要讨论部队的行动方针。黄子文提出，要把部队带到三原武字区、心字区一带活动，采取‘昼伏夜出’的方法打游击。刘志丹、杨重远等主张把部队带到桥山中段的南梁地区活动。因为南梁地区地域辽阔，山大沟深，便于开展游击活动。黄子文不同意刘志丹等的主张，提出‘愿南去者就南去，愿北去者就北去’。会上，刘志丹不愿讲部队分开之事，让我讲话，我讲不同意部队分开行动。而黄子文却坚持非分不可。”⑩
    在此情况下，担任陕甘游击队政委、中共队委会书记的高维翰支持黄子文的意见，公然提出愿意南下的跟自己走，愿意北上的跟刘志丹走的分裂主张。会后，高维翰、黄子文带领愿意南下的游击队战士另驻一地。陕甘游击队面临分裂的严重局面。
    在此紧急关头，第五支队支队长阎红彦率领骑兵和少年先锋队返回宁县麻子掌。当他听说部队面临分裂的消息后，十分焦急，提议再次开会讨论此事。第二天，在麻子掌以西约10公里的正宁县梁掌堡，陕甘游击队再次召开会议。刘志丹、阎红彦等坚决反对部队分开行动，高维翰和黄子文只得同意这一意见。会议还选举阎红彦担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会议决定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第一大队队长高山保，政委黄子文；第二大队队长兼政委刘志丹，副大队长吴岱峰；骑兵大队大队长强龙光。
    会后，陕甘游击队开往正宁县湫头、南邑一带休整。高维翰返回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工作。
    麻子掌会议与梁掌堡会议期间所发生的关于陕甘游击队“南北分家”问题的争论及其最终解决，其实质就是游击队在何处开辟与建立根据地两种观点的冲突与交锋，这一问题曾在西北革命根据地与西北红军的创建史上引起了长期的争论。1986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中央同意冯文彬、宋时轮同志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指出：“1932年6月，陕甘游击队在韩城地区作战失利，部队转移到正宁一带休整。这时部队中一度产生了失败情绪，在游击队领导人讨论下一步行动方向时，有的主张南下，有的主张北上。李杰夫(游击队政委)、黄子文(游击队政治部主任)提出：愿南下者跟他们走，愿北上者跟刘志丹走。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可能造成分裂。但是，后来‘分家’没有成为事实，没有造成部队分裂的严重后果。当时，刘志丹、阎红彦两同志都反对‘分家’，对于纠正这一错误，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1)
    7月10日，参加西华池起义的170余人到达宁县盘克原，与陕甘游击队会合。7月12日，部队在正宁县湫头原进行改编。其中一部分被编入陕甘游击队骑兵大队，大部分被编为第三大队，大队长高鹏飞，政委阎润平。
    (四)“秘密队委”与“解决机会主义领导问题”
    在陕甘游击队政委、中共队委会书记高维翰返回西安后，中共陕西省委派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李艮前往陕甘边境，担任陕甘游击队政委、中共队委会书记。7月23日，李艮到达正宁县南邑。
    李艮带着陕西省委关于要求“红军开始演习阵地战和平原战”，“绝对要打击把红军拘泥和束缚在游击战争中的思想”，“改造”和“整顿”部队的指示，来到陕甘游击队。下车伊始，李艮就连续召开游击队干部会议，强调要着重解决陕甘游击队的“机会主义领导问题”和“反革命阴谋问题”。
    李艮的做法，引起了游击队广大干部的不满和抵触。李艮为了推行自己的“左”倾盲动主张，竟然违背组织原则，在中共队委会之外，又成立了一个由他领导的“秘密队委会”，作为陕甘游击队的最高决策机构。
    李艮坚持己见，置敌情于不顾，要求在20天内完成湫头原北端的五项园的土地分配任务，为尽快创造新苏区树立一个“样板”。为此，李艮连续主持召开陕甘游击队干部会议。当时担任陕甘游击队第一大队一中队中队长的王世泰回忆说：“五顷园是正宁县湫头原北端的一个小村庄，只有十几户人家，500亩土地。刘志丹、阎红彦等提出当时在那里搞分地活动，建立根据地，根本不具备条件。但李艮不听正确意见，反给扣上‘逃跑主义’、‘梢山路线’等帽子，加以批判。”(12)王世泰回忆说：“李艮坚持已见，一意孤行。他召开各种会议，布置分地任务，我清楚地记得开会时只见李艮一个人在夸夸其谈，总指挥阎红彦常是坐在会场的一个角落里低头不语。我们这些党员到群众中宣传、动员分配土地时，遭到群众拒绝。有个老汉对我们说：‘娃呀，分地是好事，可是我们不敢要。白军、民团一来你们就跑，我们要下地，全家性命难保呀。’这些情况我们如实向李艮作了汇报，但他很不以为然，还批评我们不会做群众工作。”(13)就在李艮主持游击队连续开会期间，驻山河镇的国民党第四十九旅九十七团趁机进占了从湫头原到寺村原的乡间交通要道，加固了湫头镇民团驻地王郎坡寨子的防御工事，做好了“围剿”游击队的部署。在严峻的形势面前，陕甘游击队被迫转入反“围剿”斗争，五顷原分地运动遂告一段落。
    同年11月7日出版的陕西省委机关刊物《斗争与学习》第3期，刊登了李艮(署名愚痴)的文章《五顷园子分配土地的意义与错误》。李艮在文章中总结说：“在五顷园子的分土地中，在我们领导之下执行了富农路线，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14)李艮在文章中写道：“因为对于目前形势估计不足，与游击队党的不了解省委路线，不能动员起来，使土地革命还不能普遍的发动起来，只束缚在一两个堡子。这是右倾机会主义。”(15)李艮总结五顷园分地中的严重错误，分别是“富农路线”“没有实行雇农苦力的优先权”“侵犯中农利益”“不实行红军的优先权”等。应该指出，尽管李艮在五顷园分地运动中犯有“急躁”，的错误，甚至在离开陕甘游击队后，仍坚持认为这次分地运动“给了右倾机会主义者以迎头痛击”，(16)但是，作为一名对党忠贞不渝的共产党员，他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仍然郑重提出：“这一经验希望全党同志研究。”(17)
    (五)三嘉原反“围剿”斗争失利
    1932年5月7日，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任命杨子恒为陇东绥靖司令，以加强对陇东地区的统治。杨子恒上任后，加强了对陇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以“围剿”陕甘边境地区的游击队。到8月上旬，杨子恒已完成了对陕甘游击队“围剿”的兵力部署。在此形势下，陕甘游击队被迫转入反“围剿”斗争。从8月中旬开始，李艮命令游击队以“进攻战略”打破敌人的进攻，并以湫头镇民团驻地王朗坡寨子为进攻目标。王朗坡寨子南面连接塬地，东、西、北三面均为沟壑，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寨内民团70多人。陕甘游击队对王朗坡寨子发起强攻后，李艮身先士卒，英勇作战。游击队强攻一天，伤亡50多人，寨子终未攻克，只得撤出战斗。
    王朗坡寨子战斗失利后，在李艮的指挥下，陕甘游击队又坚持死守五顷原。这次战斗，游击队又以伤亡30多人的惨痛代价而失利。游击队被迫退出五顷园，转移到三嘉原的秦曲、狼牙坬、前马塬一带。
    陕甘游击队到达三嘉原后未及休整，国民党“围剿”部队又向游击队驻地扑来。游击队迅速组织突围。突围中，部队再次遭受很大的伤亡。当陕甘游击队撤退到旬邑马栏时，全队只剩下200多人。
    陕甘游击队在王郎坡、五顷原、三嘉原三战皆败，引起了广大指战员对李艮指挥才能的质疑。8月24日，陕甘游击队在马栏召开军人大会，批评了李艮指挥上的错误。会后，李艮返回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受到省委的严厉批评。
    就在陕甘游击队与“围剿”之敌展开激战期间，中共陕西省委于8月16日做出决议，批评陕甘游击队原政委、队委会书记高维翰在游击队工作期间犯有“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决定撤销高维翰的省委常委、军委书记职务，调往渭北根据地工作。
    中共陕西省委在对李艮进行严厉批评后，派他前往甘肃平凉，领导兵运工作。8月30日，陕西省委命令谢子长返回陕甘游击队，接替阎红彦担任总指挥。
    陕甘游击队从1932年7月下旬到8月下旬期间的斗争，在西北红军创建史上留下了沉痛的教训。当时担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的阎红彦在《陕甘高原早期的革命活动》一文中写道：“由于当时游击队的政委李艮，执行了一套‘左’倾冒险的路线，批评我们‘游击习气’、‘上山路线’、‘逃跑主义’。他主张坚守只有几户人家的五顷原子，要游击队开到敌人城市周围、交通要道去和优势的敌人打硬仗，打掉附近敌人的强固据点，还限令要在20天内分完土地。这种不从实际出发的‘左’倾路线，使我们连续打了两三个大败仗，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游击队不得不分散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去进行活动。”(18)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38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456页。
    ③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456页。
    ④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462页。
    ⑤  今属延安市宝塔区。
    ⑥  今黄龙县白马滩镇一带。
    ⑦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07页。
    ⑧  指中共韩城县委。
    ⑨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07页。
    ⑩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431页。
    (11)  转引自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的《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年第7期。
    (12)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303页。
    (13)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303页。
    (1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502页。
    (15)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502页。
    (16)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504页。
    (17)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504页。
    (18)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2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