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月7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共产国际驻上海远东局代表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中共内部还出现了以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罗章龙为首的分裂主义者。罗章龙等在反对四中全会的名义下企图分裂党。1931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后，罗章龙等于1月31日擅自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即“第二中央”)。非常委员会到处散发文件，四处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在此情势下，中共河北临时省委出现了与罗章龙的“非常委员会”相呼应的“紧急会议筹备处”。同年2月，拥护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共河北临时省委指派杨璞，“紧急会议筹备处”指派白明善，分别前来陕北，向中共陕北特委宣传各自的政治观点。中共陕北特委在榆林召开紧急会议，听取了杨璞和白明善的陈述。在听取陈述后，陕北特委领导感到事态复杂，决定不允许他们再向下级组织进行宣传。
    这次紧急会议后，白明善因叛徒告密，在清涧县城被国民党地方当局逮捕，随后被押往榆林关押。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特派员宋志先和榆林县党部书记长孙士英亲自审问白明善，并使用酷刑进行逼供。但白明善坚贞不屈，被判处七年徒刑，并投入陕西省第三监狱。1932年1月21日，白明善英勇就义。在1945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白明善的名字被列入《死难烈士英名录》。
    在中共河北省委和“紧急会议筹备处”都加紧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的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中共陕北特委为了进一步辨别是非，以王林、赵伯平、常应黎组成陕北代表团，于3月19日前往北平，向中共河北临时省委请示汇报工作。中共陕北特委工作由孔祥祯主持。
    同年4月，共青团陕北特委为开展纪念“红五月”活动，发动榆林中学学生到处张贴标语。此举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警觉和大搜捕。中共榆林县委书记石作奇等14人被捕，榆林县党、团组织被迫停止活动。在此情况下，孔祥祯等被迫离开榆林。
    陕北代表团在完成请示汇报任务后，王林留河北临时省委另行分配工作，赵伯平、常应黎和接替孔祥祯职务的张资平，于同年7月分两路返回陕北。赵伯平等经过组织整顿，总结经验教训，决定将党、团陕北特委机关转入农村。中共陕北特委机关迁至米脂县的姜兴庄村。此后，中共陕北特委要求各地党、团组织迅速转入农村，实现工作重点转移，以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并要求尽量少开会，党的指示采取办冬学等方式向党员传达。在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下，佳县南坬村很快办起了冬书房。冬书房的开办，既保护了党员，也促进了革命活动的进一步开展。
    根据共青团陕北特委1931年4月22日《关于陕北政治经济情况及团务工作的报告》，陕北各地有共青团支部45个，团员580余人。1932年12月13日，中共陕北特委报告，特委辖府谷县委、神木区委、米脂区委、佳县区委、吴堡区委、绥德南区委、绥德北区委、清涧区委、安定区委、横山特支、榆林特支、三边特支、三皇峁支部，共计1个县委，8个区委，3个特支，1个支部，756名党员。
    中共陕北特委在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的同时，还开展了创建革命武装的斗争。
    1931年初，中共陕北特委根据中共河北临时省委的指示，派遣阎红彦、白锡林等十余名共产党员东渡黄河，帮助中共山西特委建立红军游击队。5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在山西吕梁山区的孝义县境内成立。拓克宽任大队长，黄子文任政委，阎红彦、吴岱峰任副大队长，阎红彦兼第一中队中队长，白锡林任第二中队中队长，杨重远任总支书记。从8月初起，晋西游击队遭到1万多名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围剿”。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晋西游击队根据中共山西特委年初预定的应急方针，决定西渡黄河，前往陕北。9月2日，晋西游击队30名指战员渡过黄河，进入陕北。
    晋西游击进入陕北后，在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下，先后改造了杨琪、师储杰领导的保运武装，队伍发展到300余人。10月上旬，根据中共陕北特委指示精神，晋西游击队在安定县境内改编为陕北游击支队，支队长阎红彦，政委杨重远。
    10月20日，陕北游击支队到达甘肃合水县林锦庙，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胜利会师。
    在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进入陕北之后，红二十四军余部也于同年9月间，由山西河曲一带渡过黄河，进入陕北府谷地区。
    红二十四军是在中共山西特委领导下组建的一支革命武装。
    1930年秋，高桂滋部随冯玉祥参加中原大战失败后，退至山西平定，接受蒋介石改编，出任正太路护路军第一师师长。1931年6月下旬，在中共山西特委书记刘天章、特委军委书记谷雄一的领导下，担任高桂滋部营长的共产党员赫光在平定率七个连举行起义。7月3日，起义部队宣布成立红二十四军，军长赫光，政委谷雄一，副军长窦宗融，参谋长刘明德，政治部主任刘子祥，杨重远任中共军委书记，全军共1100余人。随后，起义部队转移至阜平县，成立了华北地区第一个苏维埃政权——阜平县苏维埃政府。
    红二十四军的迅速发展和阜平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慌，他们调集重兵，对红二十四军和阜平县苏维埃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红二十四军被打散。余部在继任军参谋长蒲子华率领下，于9月间由山西河曲强渡黄河，进入府谷县境内。红二十四军渡过黄河，在十里长滩与奉命堵截的段作山部展开激战，一举歼灭其两个连。同年10月，红二十四军余部在府谷县黄甫、清水、木瓜一带，与井岳秀部及傅作义部骑兵团激战后被打散。蒲子华被俘后，被押往榆林，英勇就义。
    在红二十四军余部转战府谷期间，中共山西特委派来府谷与红二十四军进行联络的梁子修、刘清明不幸被捕。梁子修、刘清明获释后，帮助中共神木南乡区委组建了一支十余人的临时特务队，队长王宝珊。临时特务队在打击郭家墕土豪郭方成时，不幸失败。特务队三人被捕，其中一人被杀害。
    关于红二十四军余部进入陕北后失败的原因，中共陕北特委在1932年3月15日给中共河北临时省委的第一号报告中这样写道：“二十四军自阜平失败后，即开始走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道路，到陕北后已形成了单纯的军事行动，灰色了政治面孔，与农民群众自觉的隔离起来。同时，山西特委新派梁、刘二同志及陕北所派的同志均没有赶上，因此到榆林北部即为井岳秀缴械。但遣散的士兵有二分之一打入井系各部队中，我们现在设法找寻关系。”①
    晋西游击队与红二十四军余部在1931年9月间相继进入陕北，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史上的大事。但是，两支部队的结局却大不相同。晋西游击队进入陕北后，与中共陕北特委和安定县委迅速取得联系，得到多方支持，改编为陕北游击支队，并进入南梁地区，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胜利会师，后来成为陕甘边红军主力部队的骨干力量。而红二十四军强渡黄河、进入府谷后，却不能及时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加之没有牢固的群众基础，在国民党军的重兵堵截下，很快被打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沉痛的教训。红二十四军余部入陕后受挫，再次告诉我们：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没有融洽的群众关系，没有可以依赖的革命根据地，革命武装是难以发展壮大的。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