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展土地分配运动的同时，神府苏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神府苏区形成后，陕北军阀井岳秀不仅在军事上多次“清剿”，在经济上也予以严密封锁，使本身十分落后的苏区经济更趋紧缺。
    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中共神木县委和神木县苏维埃政府除没收地主豪绅的粮食财物，动员开明士绅捐献粮款外，还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发动群众努力生产，多打粮食。各级红色政权通过各种关系去山西兴县罗峪口和神木县城、府谷县哈拉寨购买货物，以弥补军需民用，并鼓励小商贩摆摊设铺，走村串乡，进行贩卖。这些措施的实行，在很大程度上便利了苏区人民的日常所需。为了巩固红色政权和红军游击队，各级苏维埃政府还组织贫农会(团)、赤卫军，为缺乏劳动力的红军游击队家属和干部家属实行义务代耕制度，解除了红军战士、游击队员和干部的后顾之忧。对农村中的鳏寡孤独者，则在分配地主豪绅的财产时予以适当照顾。
    尽管神府苏区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困难。刘长亮、许发善、王道三、焦宝山在《神木党组织走过的历史道路》一文中回忆说：“由于红军游击队和党政群各级机关干部越来越多，各项开支就越来越大，供给也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确定供给原则是：先军队后地方。鞋、袜、棉单衣等，凡破烂不能穿的，补发新的或发一块布补补窟窿。少数县区级地方干部过冬还能发一件短腰羊皮袄。军队的衣服来源，主要靠打胜仗的缴获或打土豪获得的财物。部队是有什么穿什么，长短不一，颜色各样，行起军来好象是秧歌队。当时，没有造被服的工厂，主要是靠妇联会把布匹分配给各缝洗队，做成衣服鞋袜。”①
    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神府苏区在经济建设中也走过弯路。刘长亮等回忆说：神府苏区的经济工作“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违反工商业政策，对地富的工商业不加区别地一律没收分配；对商业者，也给予了错误打击，使白区群众不敢进苏区串亲戚，做生意。1934年冬季，突然传说，在苏区流动的小商贩是阎锡山的侦探，特派员不作调查分析，一句话就叫格杀勿论。于是很多人被杀，货物全被没收，造成苏区商业停滞，给人民生活造成很大困难。”②
    神府苏区的经济建设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在不断排除各种错误倾向干扰的情况下，探索前进，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苏区军民的需要，为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相对于经济建设而言，神府苏区的教育文化建设则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神木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颁布了实行婚姻自由，提倡男女平等、妇女剪发放足，禁止赌博、吸食鸦片、嫖娼及参加封建迷信活动等一系列政策法令，在清除陈规陋习、树立社会新风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神府苏区还广泛开办了各种形式的小学、冬学、夜校和识字班，大村一村一校，小村两三村开办一所学校。仅神木县三区即开办了35所夜校。刘长健在1985年10月所写的《神府的革命教育事业》一文中回忆说：“神府苏区的党和政府采取各种形式的勤俭办学方针，克服种种困难，在苏区内的大部分村庄里办起子列宁小学、冬学、夜校、识字班等各种学校。吸收劳苦群众的子女上列宁小学和冬学，中青年男女进夜校或识字班。办学中碰到师资不足就聘请一些老秀才(如李含恩等)作教师。纸张缺乏，就通过各种渠道，从神木城附近的单家滩等纸厂购买。课本没有就自己动手去编。当时苏维埃政府编了两本书，内容大致是‘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消灭封建剥削’等唤醒群众起来革命的语言文字。除了这两本书外，学校还选择使用《百家姓》、《紧要》、《千字文》等一些旧课本的内容。教育经费的来源，以群众捐献为主，教师的吃粮由群众凑集。”③
    为了加强对教育工作的管理和督导，神木县苏维埃政府还派出视学员，前往各区乡村检查指导，督促教育工作的发展。
    神府苏区的文化工作也十分活跃，各级政府和赤卫队、妇女会、少先队、儿童团等群众组织，结合革命形势，采用旧曲填新词的方式，编写了一些革命民歌，进行宣传鼓动。在重要村镇，则广泛书写标语，散发传单，宣传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方针政策。革命文化工作的普遍开展，不仅活跃了根据地军民的文化生活，也坚定了他们团结对敌的信心和勇气。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神木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神府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246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神木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神府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午7月第1版，第246—247页。
    ③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神木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神府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3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