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军民取得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之后，国民党当局再次调兵遣将，从1935年7月中旬起，发动了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军事“围剿”。
    1935年6月中旬，国民党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率部由河北保定开进陕西潼关，后又开往甘肃天水，就任川陕甘边区“剿匪”司令。
    在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开进潼关后，担任武昌行营主任的张学良于7月22日飞抵西安，视察陕西和西北“剿匪”战况。7月27日，张学良在西安召开了“剿匪”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陕北“剿匪”前敌总指挥孙楚，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第三十八军军长兼十七师师长孙蔚如，第七军军长兼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新编第一军军长邓宝珊，北平军分会驻陕北参谋团主任毛侃等。第八十六师副师长李藩侯代表该师师长井岳秀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对西北革命根据地实行碉堡政策和“稳扎稳攻”的办法进行“围剿”。7月31日，张学良由西安飞返武昌。
    为了粉碎国民党当局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军事“围剿”，1935年7月21日召开的中共西北工委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陕甘三次“围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虽然帝国主义、国民党准备进行更残酷与毒辣的对陕甘苏区与红军的三次‘围剿’，然而在广大群众的斗争，在全国红军游击队行动的呼应配合之下，却是我们一定能够争取战争胜利的最大保证。”①决议要求：“紧急的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召集群众的代表会议、群众大会、各群众团体的会议，讨论三次‘围剿’的意义及冲破的办法，号召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三次‘围剿’，‘打倒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武装保卫苏区，不让敌人蹂躏边区一寸土地’。在这些口号之下动员群众，发扬他们的积极性，领导赤少队配合红军游击战争，动员群众组织运输队、交通队、侦探队，动员妇女组织洗衣队、缝衣队、慰劳队，动员妇女老汉儿童放哨、送信，全苏区人民战斗的动员起来，为着革命战争前线上的胜利而斗争。”②决议还要求：“红军游击队在统一的军事计划及军委会的领导之下进行战争，配合地方暴动，消灭在苏区内的敌人支撑点，及开展敌人侧翼及后方的广大革命战争的阵线，运用红军的基本的运动战的策略，配合着阵地战坚决的进攻敌人，在敌人新的‘围剿’来布置之前，先行打碎。”③
    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军事“围剿”，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决定首先打击东线孤立之敌，再打北线之敌，然后寻歼南线之敌。
    8月11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攻克晋军第二〇六旅一个连驻守的吴堡县慕家塬寨子，全歼守敌；第二天，又击溃晋军增援慕家塬部队的四个连。晋军在“围剿”西北根据地时屡遭重创，阎锡山派出飞机助战。8月16日，北平军分会驻陕北参谋团主任毛侃从绥德密电杨虎城、邵力子，报告称：陕北红军游击队在吴堡县定仙墕南约20公里的洗马湾击落军用飞机一架，两名驾驶员被俘。
    慕家塬战斗胜利后，刘志丹率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于8月20日进到吴堡县定仙墕一带，并命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第一团包围定仙墕，其余部队则隐蔽待命，准备打击增援之敌。
    8月21日上午，增援定仙墕守军的晋军正太路护路军第三旅旅长马延寿亲自率领第三旅第六团向定仙墕逼近，企图与驻守定仙墕的该旅第五团的史泽波营会合。当敌人逼近红军预设的伏击圈后，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第一团、第二团发起攻击。经过三个小时激战，共击毙敌副团长齐汝瑛以下200余人，俘敌1800余名，缴获长短枪1900余支、轻重机枪数十挺、迫击炮两门和骡马数十匹。
    定仙墕战斗采用围城打援的战术，首开西北红军一战歼敌一个整团、一个旅直属队又一个营的作战记录，是西北红军作战史上的一个辉煌战例。
    此后，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又于9月11日奔袭横山县城，迫使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收缩兵力，从而减轻了国民党军对神府苏区的压力。
    在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领导下，西北根据地军民取得了粉碎国民党军第三次军事“围剿”斗争第一阶段的胜利，有力地策应了红二十五军进入西北根据地的行动。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59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60页。
    ③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