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抵达西北革命根据地后，得知了陕北“肃反”和刘志丹等被关押的情况。毛泽东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①
    随后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下寺湾会议决定，组成在博古指导下审查错误“肃反”的五人党务委员会，其成员为董必武(主任)、王首道(红军保卫局长)、张云逸(代表军委)、李维汉(中央组织部部长)、郭洪涛(陕甘晋省委副书记)。王首道回忆说：“由于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等中央负责同志正忙于战役准备，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派我和刘向三等同志到瓦窑堡去，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的工作，先把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毛主席在下寺湾的一次干部会上，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②
    主持纠正错误“肃反”的博古做了大量工作。朱理治回忆说：“中央到了下寺湾以后，我就赶到那里，在一个会上谈了‘肃反’的错误，并和博古谈了一小时。他征求我对此事的处理意见，我说两方面都有错误，我们搞刘、高是错误，刘、高右倾并受右派利用也是错误。这样讲话使得后来中央对这问题没有很快搞好，我也要负一部分责任。”③
    张闻天、博古等率中共中央机关于11月7日抵达瓦窑堡后，即着力解决纠正错误“肃反”问题。王首道回忆说：“当时，直接审理刘志丹同志案件的是戴季英，他当时任后方军事委员会主席兼陕甘边区保卫局的局长。我们一到瓦窑堡，他就拿出许多案卷来，作为刘志丹等同志是‘右派’、‘反革命’的‘证据’。我们按照毛主席‘要慎重处理’的方针，并不轻信这些案卷，立即进行调查访问。”④王首道写道：“在掌握了大量事实之后，我们就向戴季英提出：如果刘志丹他们这批干部都是反革命，那么这块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里的对敌斗争是怎样坚持下来的?这里的苏维埃政权又怎能建立和巩固下来呢?对于这些问题，他都答不上来，但他仍顽固地坚持有案卷、口供为据。我们仔细地翻阅了那些案卷，发觉其中所列举志丹同志的‘罪状’都是不能成立的。”⑤王首道回忆说：“我们还陆续提问了几个所谓‘犯人’，当他们知道我们是毛主席、党中央派来的时候，就敢讲真话了。经过再三审查，证明所谓‘口供’中，除极少数是坏人故意捏造事实、蓄谋破坏外，其余都是逼、供、信所造成的结果。”⑥
    正在前方指挥作战的毛泽东也十分关注纠正错误“肃反”问题。11月1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在富县张村驿致电张闻天、博古，请他们详细考察陕北苏区“肃反”中的问题，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提出纠正“肃反”中的错误。⑦
    11月26日，中共中央以西北中央局的名义做出关于《检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指出：中共陕甘晋省委个别领导人在肃反工作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以致在某些地方党内与部队内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派”⑧。但是，这一《决定》也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如说“当时在地方党内及红色部队中进行严厉的肃反工作，是必要的”，“陕甘边区南区及二十六军部队中有些负责任的同志犯了右倾取消主义及对反革命派采取自由主义态度的错误，以致反革命得以进行有计划的活动”。⑨出现这些错误的原因，一是由于当时中共中央还没有提出和清算曾一度统治全党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二是由于在审查和纠正错误“肃反”时，主要着眼于尽快分清革命还是反革命，迅速释放刘志丹等一大批被捕的干部，对于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的政治路线问题未做调查研究。正因为如此，在错误“肃反”被纠正后，对原陕甘边党、政、军一些干部工作的分配仍存在着不公平和不适当的问题。
    11月30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为刘志丹等平反。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邓发、张浩(林育英)、朱理治、聂洪钧和党务委员会组成人员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张云逸、郭洪涛等。刘志丹、高岗、杨琪、杨森等被释放的干部也出席了会议。张闻天在宣布开会时指出：中央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解决西北错误“肃反”问题，过去对刘志丹等同志的处理是一个冤案，应该纠正。⑩李维汉回忆说：在这次会议上，“王首道代表五人委员会宣布，刘志丹等同志是无罪的，党中央决定立即释放，并且分配工作。刘志丹讲了话，他说：这次‘肃反’是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中央周围一道奋斗。会上，宣布了党中央对戴季英、聂洪钧的处分决定。他们以后也作了检讨”(11)。
    李维汉回忆说：“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当时，中央决定对释放的干部的工作分配办法是：地方干部由陕北省委负责，军队干部由军委负责。”(12)
    直罗镇战役结束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于11月27日率军委机关部分人员离开前线，12月8日回到瓦窑堡。同一天，毛泽东、彭德怀、刘志丹联名发表了《告陕甘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书》，号召陕甘苏区人民勇敢地当红军，到前方去，用一切力量来保护我们的土地和自由，保卫我们的苏维埃政权。
    12月13日，毛泽东回到瓦窑堡。随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了刘志丹，询问了他的健康状况。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你受委屈了!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坐牢既是一种考验，又是一种休息。毛泽东接着又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的。这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嘛!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刘志丹听了，喜悦万分。他向毛泽东和周恩来详细汇报了陕北的工作，并表示要跟着党中央坚持革命到底。
    刘志丹获释后，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兼瓦窑堡警备司令。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错误“肃反”虽然得到了纠正，但仍遗留着一些问题。七年之后，中共中央于1942年12月12日做出《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决定》正确分析了路线是非，指出刘志丹等人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朱理治等人所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决定》还指出：“中央及党务委员会1935年11月间的决议除对戴季英、聂洪钧两同志的处分保留有效外，应当取消。”(13)
    此后的40多年间，关于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错误“肃反”问题，尤其是“肃反”的责任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为此，中共中央于1983年4月指定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荣高棠、何载组成五人小组，会同原陕北根据地方面的代表郭洪涛、贺晋年、崔田民、李铁轮和陕甘边根据地方面的代表刘景范、张秀山、张策、张邦英，经过反复研究商讨，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同意结束这场争论。此后，中共中央发出〔1983〕28号文件，向全党印发了《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中共中央指出：“对于西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发生的错误肃反问题，我们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指出其错误的严重危害，另一方面必须看到产生这种错误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根源，看到事情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犯错误的同志也接受了教训，几十年来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不少成绩，不应再着重个人责任。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全面的分析，集中弄清路线是非，总结经验教训，旨在最终结束这种争论，中央认为这是很对的。中央希望30年代在陕北、陕甘边工作过的老同志都应根据‘十二大’的精神，以‘三大作风’为武器，重新学习和认识以往的史实，以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为标准来统一认识，最终结束争论，更加团结一致。过去文件中有同这个文件相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应以这个文件为准。”(14)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84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404页。
    ③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433页。
    ④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404—405页。
    ⑤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406页。
    ⑥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406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88页。
    ⑧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9页。
    ⑨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9页。
    ⑩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283—284页。
    (1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397页。
    (12)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397页。
    (13)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9页。
    (14)  张宏志著：《西北革命根据地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第3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