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陕西省子长县瓦窑堡，现在仅是全国两千多个县治中极普通的一个，只在陕北还有点名气，在全国则一点名声都没有了。历史上的瓦窑堡却是声名显赫，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1935年11月至1936年6月，瓦窑堡是中国革命的中心，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继江西瑞金之后的第二个首都，也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之一，是国内外各派政治势力关注的焦点。中共中央在瓦窑堡期间，制定实施了一系列影响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方针政策，开展了许多工作，如纠正错误肃反，反对关门主义，领导东征西征，调整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和共产国际接通关系，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创办红军大学，恢复中华苏维埃的国家机关……所有这一切，促使中国革命发生了根本转折。在这些工作中，最重要是确立了一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使中共由被动求生到政治上主动出击，高举抗日大旗，在全国格局中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争得了很大的发言权。毛泽东说：“没有陕北我们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瓦窑堡是当之无愧地可以同时承受这两点的地方。
    纵观整个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毛泽东的领袖之路与中国革命的胜利之路始终同步，恰如一个硬币的两面。毛泽东成为全党唯一领袖的过程，最早开始于1927年秋收起义，最终完成于1945年中共七大。在此期间，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等一个个领袖人物依次登台，又先后下台，中国革命始终在胜利与失败中不断反复。残酷的事实，惨痛的教训，让中国共产党人付出了无数鲜血与生命的代价。当所有的政治领袖指引的道路都走不下去之后，历史才选择了唯一能走得下去的毛泽东的道路。这个选择是逐步实现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中共从此拥有了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瓦窑堡时期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从此拥有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六届六中全会从组织程序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实际上的头号领袖地位，这个地位得到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认可，尽管这种认可含有很大的被动成分。全党的思想统一则是通过延安整风而实现的。一切道路都指向1945年的中共七大。最终，毛泽东顺理成章地成为全党衷心拥护的唯一领袖，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武装了全党。从此，中共很快实现了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胜利。从这条脉络中不难看出，瓦窑堡会议和它所确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正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政治保证。对于一个有志于问鼎天下的雄心勃勃的政党而言，政治路线毫无疑问是最基础、最本质的胜利要素，在所有要素中理所当然地排在首位。正是这条政治路线，保证了中共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正是在瓦窑堡，才完成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因此，对于党中央在瓦窑堡期间的活动，就有了关注与研究的必要。
    但是，国内目前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却极其薄弱。在一般人心目中，党中央在瓦窑堡似乎只开了一个会，只留下一篇文章，并不了解它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是真正意义上的红色首都。这种印象，不仅在民间存在，党史学界也不乏其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首先，党中央在陕北13年，大部分时间驻在延安，因此，延安吸引了民间与学者的大部分视线，对于最早的落脚点与出发点的瓦窑堡，关注度自然就不高了。其次，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资料的缺乏。党中央在瓦窑堡期间，留下了许多文献资料，但由于长期严酷的战争破坏，大部分都失散了，侥幸保存下来的一小部分，非常零散地分布于各种报刊图书中，给有志于研究这段历史的人造成了很大的不便。没有资料，当然无法从事研究了。为了给研究者提供方便，推动国内外对中共中央在瓦窑堡时期的研究工作，才有了这套书。
    本书从开始选编到最终出版，耗时9年，增删8稿，校阅10遍，共收入图片67幅，文件99篇，电文166篇，书信15件，附录4篇，约80万字。最初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资料丛书的《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军事斗争》一书中，发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党中央在瓦窑堡时期的文件、电报，在研究过程中突发奇想，觉得作为一个党史研究者，又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瓦窑堡人，自己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些文献收集起来，汇编成册，为研究者提供资料，也算是对家乡作了一点贡献。这个念头产生于2008年，实际的资料积累早从2004年就开始了。在选编过程中，又不断收集到许多新史料，使全书内容不断扩充，由最初的30多万字增加到80万字。在此，我要感谢我们的这个时代，感谢互联网，感谢孔夫子旧书网，使我足不出户就可在全国购书，收集资料。与学界前辈们相比，我要幸运得多。在他们毕生的研究过程中，受时代和地域的双重限制，资料来源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只能在本县、本市内搜集，能在省内搜集已算不错了。史料的不足，限制了他们的成就。而我所积累的史料的丰富性是前辈们无法比拟的。
    本书最大的遗憾在于受客观条件所限，所选文献均非第一手资料，而是从散见的几十种书刊中汇辑而成。因此，虽然我做出了很大努力，付出了无数心血，学术价值还是有限。但只要能起到书目索引的作用，给研究者提供一点方便，我就很满意了。
    本书在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有关部门和许多同志的大力支持。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子长县瓦窑堡革命旧址纪念馆等单位全力支持，纪根亮、徐宏伟、常玉明、魏建雄、段双印、强铁牛、姜永明、张军权、高权等人热心相助。杨建承担了繁琐的版式设计与美编工作。最让我感动的是，谢子长烈士之子、原国家科技部顾问谢绍明同志，曾经与李鹏、邹家华等21人在1948年赴苏留学，是那批留学生中的老大哥和班长。谢老与我素昧平生，但当我冒昧请他作序时，他不顾90岁的高龄，欣然同意，从而为本书增色不少。我妻艾梅在我编书的几年里，承担了全部家务，使我能够安心工作。瓦窑堡革命旧址纪念馆承担了全部出版费用。在此，对所有关心、支持、帮助本书面世的同仁，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编者身处社会最基层，资料来源毕竟有限，思想境界和学术水平也有局限，因此在史料取舍方面肯定还有不当之处。欢迎方家不吝赐教。
    2012年11月25日
    延安  去奇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