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4月29日
    秦邦宪
    4月3日有田八郎在仆仆风程长途跋涉之后，走入霞关官舍，发表其对华外交政策的伟见如下；
    因此，在对华政策不必拘泥于三原则，应以即于事态之方法，逐渐调整国交，而中日共同防赤乃系先行工作。
    据说，这位新外相在遍历沪京津与中国当局会谈之后，得到了“另一半关于中国的知识”，而在长春与关东军首脑会议中，又受了“甚深之感动”，这个新的方针就是从这里得出来的。不过，依我们看来，这位旅行大使，在一个半月之中国游览中，确是提到了“另一半关于中国的知识”，可是，不是从中国当局方面领受的，而是从中国的千千万万的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民及其先锋队——中国人民红军方面领受的。以学生为急光锋的中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的如火如荼地发展，及中国人民红军的浩浩荡荡的东征，是足以使这位大使痛感其对中国知识之不足，及“东亚和平”之威胁的。因之，于走马上任之际，便大声疾呼，“最紧要者由赤化危险中救出东亚”，而劝告其帝国主义的同僚们要即于事态，以中日共同防共为先行工作。再明显不过的，这不是三原则之缓和，而是更毒辣、更凶恶的三原则之实施!只要每一个中国人对于敌人这种狂妄的发言的回答，应该是抱定最大的决心，高举抗战的义旗，迈步上火线，一致抗日，把自己最后一滴血流在反日战争的前线上。
    可是，南京的卖国贼们，却对之歌颂礼赞。有田谈话发表之翌日，南京方面即发表如下之谈话：
    外交界某要员谈：有田谓对华交涉不拘泥三原则，其新方针当然较三原则为开明……惟惜所谓不拘泥三字，过于空泛，不着实际……故深盼有田更能揭橥范畴……一般观察，日如能尊重我领土主权完整，中国调整自无困难问题。”(5日《益世报》)
    汉奸们的歌功颂德、摇尾乞怜的丑相，真是淋漓尽致。既歌颂之为开明，复宣言中日调整自无困难问题，更得盼其能揭橥范畴，以便遵行。屡蒙不能迎合意旨之申斥的汉奸们，这次总算极尽其眉目传情纵身迎合之能事了!可是，汉奸们且慢得意，主子对于这种轻狂，还不甚乐意，叱骂随着就来了：
    中国政府方面……认为日本因坚执三原则与中日国交不利，故将其撤回。但日外务省方面，对于此事则持如下之见解：中日外交之调整应按三原则办理，前外相广田已在议会中关于外交方针之演说，及前大使有吉之活动，均以此点为先决条件。并已明白通知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亦加以容认，外相有田当踏袭前内阁方针，三原则既系中日国交调整之根本原则，自无丝毫变更。要之，前记消息，当系南京方面之误解。”(4月5日同盟电，《大公报》载，有圈之一句，其他各报均被删去)
    这一回又迎合错了!好一幕汉奸外交的悲惨的丑剧!汉奸们原想借“不拘泥”三字之遮盖，而驯顺地执行共同防共的先行工作。可是，日本帝国主义却偏不放松，更一次揭露“国民政府亦加以容认”，使卖国贼的面目益加暴露。
    在南京、东京间这幕丑剧的锣鼓声中，华北舞台上协同剿共的戏剧，却以“全武行”的姿态出演了。
    驻屯华北的日本军，在人民红军突破天险黄河而纵横自如地驰驱于山西境内，立即感觉到事态之严重。3月19日，经过同盟社的电讯，透露了他们的不安与烦躁，咆哮着“诚难坐视赤化势力之进攻华北”、“断然排击之手段”等等。3月下旬，红军更进入汾河平原，占领同蒲路中段，在这个激励之下，华北人民的救亡运动—特别是抗日的游击战争，暴风雨一般地发展，促使他们更大的烦躁。谈话，恫胁，显已不足，是行动的时候了!
    京津日日新闻昨日载称：山西赤匪渐向东南移动，有与河北省南部赤化地方联络之势。日本驻平武官今井武夫于28日午前11时赴冀察政委会访宋委员长，说明赤匪形势，不容乐观，日本由确保东洋和平的见地，对华北共产军之防卫，将不吝加以援助。宋氏对此答称，关于共匪防卫已讲求种种对策，此后在必要时当将采取适宜措置云。”(见3月30日《大公报》)
    这闪烁的词句，实质上就是由于红军的积极进攻山西形势不容乐观，日本要求出兵协同剿共，而卖国贼宋哲元答应在必要时当恭请皇军出马。这是协同剿共的具体谈判之第一步，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作第二次的谈判。宋哲元30日抵津，31日报纸上有如下的记载：
    关于冀察防共及冀东北两交涉，30日宋与多田、永见、松室会见时，彼此交换意见，除防共事双方各有明白表示外，冀察外交仅就原来轮廓提示。(3月31日《申报》)
    所谓双方各有明白表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日本方面明白的提出要求订立防共协定，而卖国贼明白的承诺了。2号，宋哲元在报纸上发表谈话说：
    日方对冀察防共曾表示实行防共协定，顷在津虽彼此会面，但未正式谈及冀东事。松室到后亦限于酬醉，未正式商合，双方虽为意见交换，因日方意见未划一，候永见日内归国，赴长春接洽后，如何决定。
    假如把下面的申报专电，对看的时候事情便一目了然了。
    冀察防共事，中日双方负责人，连日在津磋商已得具体办法。该办法由永见参谋长赴长春渴植田司令官接洽，返国面呈军部核示，15日飞返，再经一度协商，即可实现。”(4月4日《申报》)
    中日冀察防共协定已经签订了!永见参谋长正携带着这个新的胜利品而凯旋回朝!同胞们!兄弟们!卖国贼又给我们签订了一张新的卖身契，再加上一副新的桎梏，再系上一根新的绳子!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不愿作亡国奴，我们能容忍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像猪仔一样宰割我们么?我们能容忍卖国贼肆无忌惮的出卖国土丧权辱国么?我们能坐视卖国贼和日本强盗“协同”地进攻我们最英勇坚决的抗日先锋队——人民红军么?不，不，一万个不。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誓死不做亡国奴。我们要以热血头颅，奋勇抗战，撕破一切新旧的卖身契，击破一切新旧的桎梏，斩断一切新旧的绳子!我们应当最积极最奋不顾身地援助我们的人民红军，我们应当更加努力地为民族统一阵线的形成而努力，我们要以人民统一阵线的一致抗日，去回答击破日本帝国主义卖国贼的“协同剿共”!
    至于这个防共协定的辱国丧权之程度，是超越一切国民党卖国贼所手订的“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之上的。虽然，在目前我们还只知道这个协定有六条，还不能确切知道其每一条的内容，但是这个协定已订立而待东京军部核正间的短短时间，日本军在华北的动作，已经可以使人惊心动魄，瞠目咋舌，已可略窥这卖国协定之一斑。
    无疑的，这六条之中的重要的一条是：“华北之明朗化”，就是冀察政权之更加傀儡化，就是冀察政权变为实质上形式上都一样的溥仪第二政府，一切大权均操之日籍顾问的傀儡政府。这正在急剧的实现。4月6日，松室良平抵平发表的谈话，其咄咄逼人之态，即使麻木不仁的人看见，亦恐怕亦要有啼笑皆非之感吧：
    松室少将以冀察政权最高顾问之资格，与政治军事并行于经济文化方面之指导亦负责任。少将能赴北平，对北平之明朗化，将益尽力。(电通社电4月7日)
    松室抵平后发表声明如下：余之任务系代表天津军司令官根据坚强一途之方针，协力从速完成华北之明朗化，以确立东洋和平之基础。(同日《申报》)
    据说，河北还是中国的领土，冀察政委会还是国民党政府所任命的。但是，假如我们说松室的声明，其气焰、其话调是一个殖民地总督恐怕更逼切一些吧!河北的大好山河，是名存实亡了，不，名亦快亡了!
    在这位负责指导冀察政权一切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之“最高顾间”的指导下，冀察傀儡正在组织各种委员会，如财政、经济、交通、建设、教育等，每个委员会都聘请日本人当顾问。满洲国伪黑龙江省总务厂长永井四郎已于2月12日离开齐齐哈尔，来就任冀察财政委员会的顾问了!连人物都是满洲搬来的，不难想见冀察政权是甚么东西!满洲国黑龙江省总务厂长荣任国民党所委任的冀察政委会顾问!同胞们!记着这个事实啊!
    这协定中其次的一条，就是为协同剿共日本驻屯军之强化与多数的飞机场之修筑。今井武夫在谈话中承认日本增加华北驻军，但因事关军事秘密，数目不愿宣布。报纸上宣传增加一至三个师团，或者后面一个数目字是比较接近的数目，只要看日军在天津兵房之大兴土木，就可以知道，增军的数目字单位，不是千而是万。
    津日军因强化华北驻军……顷借用津东局子李明庄前飞机场起遣房舍500间，刻正大兴土木，加紧建筑，该地段共1300亩。
    占地1300亩、房舍500间的新营房!至于飞机场则正用皮鞭和大刀强迫着亡国奴和亡国婆子在保定静海通县加工修筑!在中国的领土上修筑着敌人的营房、飞机场，而中国的军队呢，是在“奉令剿匪”!是怎样的一幅图画啊!在国民党军队中有血气的人们请想一想!
    协定中另外的重要的一条是：“设立防共组织”。松室少将不仅是冀察最高顾问，而且是“华北防共组织”之最高首长。这个组织之名称是天津军部特务机关，而其支号遍设晋绥鲁。不仅这样一个特务机关就是够了，日本军首脑部亦派了松永忠恕大佐到天津组织其直属的“防共组织”。汉奸们的防共组织，更不必说了，殷汝耕、德王都不是早挂着防共自治的招牌么?在这协定滋助之下，更会如雨后春笋一样怒长起来。
    协定中不可缺乏的一条就是中国军聘请日本顾问，并在其指挥下更积极剿共。四月初日本军屡次喧传着何应钦(断送华北之“何梅协定”的签订者)入晋剿共代替陈诚，河北军队调动频繁。
    53军一部四日开驻平汉线，正定以南沿线各桥梁均一派队驻守，驻大名骑4师王奇峰部奉令开灵寿协防。该军驻南乐部队4日动员。……32军开晋冀边，对东阳关、壶口关、十八盘、黄峰关等各要隘，皆派主兵扼守，防晋境共匪窜入与冀南奸民会合。(4月6日《申报》)
    中国军队拿着手里的枪支杀中国人，而日本帝国主义则“不费一兵一卒，为帝国增加一大块土地。”(土肥原话)这是何等痛心的状况啊!对那些甘心为虎作怅的汉奸卖国贼们，我们觉得无容对牛弹琴。可是，对于抗日有志然而命令神圣的白军弟兄们官长们，禁不住要问一声，还是做被人牵着鼻子走的“孩子”而残杀自己的同胞呢?还是做轰轰烈烈的神圣民族革命战争的光荣战士呢?二者必居其一，是下决心的时候了!撕烂狗屁命令，干将起来!弟兄们!是时候了!
    这是协定后三、五天内所做的，整个协定丧权辱国之严重，可想而知!
    敌人的魔手已经扼住了我们的咽喉，敌人的刀锋直指着我们的心胸，“防共协定”是新的一刀一掌。中华民族的生命已到了最后一息了!
    “防共剿匪”已经成为敌人向中华民族进攻的旗帜。在这个旗帜下，敌人想扑灭中华民族生命所寄托的中国共产党和在他领导下的人民红军!在这个旗帜下，敌人想最后地占领中国，奴役中国人民。在这个旗帜下，敌人想团集一切中国内部的汉奸卖国贼的内应力量和取得帝国主义世界之缄默。
    每一个不甘为亡国奴的人民，每一个中国人，在今天要为民族留一息生机，要为中国民族的存在尽一点力。那么，第一件事就应该反对“防共”“剿共”。或者中日满联合剿共反俄，或者联共联俄反日讨逆。立者之间已不容我们再犹疑的时间和盘旋的余地。
    事态的发展已经到了这个尖锐关头，而还痴呆朦瞳(或者是假痴假呆)地希望敌人在剿共问题上“不援助而援助”，或者高唱些什么“光荣的独立”，“严格的中立”之类，实质上都是汉奸和准汉奸的亡国理论，至少是帮助了汉奸和强盗们。
    在帝国主义和汉奸们所恩准和卵翼之下的“舆论界”，似乎正在赶制这种应时的商品。天津《益世报》在它一篇社论里说：
    倘协同剿共的意义是中国人与中国人以外的合作，那么问题就严重了。这件事在我们看来，绝不可行……假借外力以剿共，即共乱剿平，但外力干涉内政的结果，中国的主权，中国在法律上的地位亦完了，中国的生命亦完了……”代表天主教的机关报，能说出这几句，自然是值得赞美的，可是结论呢?“在我们看来，日本果然希望中国剿共的军事成功，最好的方法，是对中国剿共，日本不事干涉，这种不援助的援助比实际援助的力量大。”(均见3月31日“外力协同剿共问题”之社论)
    啊!原来是殖民地侵略者的急先锋在教训其后进，要他不要这样公开干，因为这将“驱中国国民向共产表同情，甚至驱中国许多青年加入共产”，而教训其后辈要隐秘地干涉。所以，《益世报》虽然在表面上似在反对“协同剿共”，而实质上，却是货正真价实的主张隐秘地“协同剿共”。
    谁要真个为中国主权、中国生命着想，谁就要反对“协同剿共”，而要反对“协同剿共”，必须反对剿共。这是简单的真理。《益世报》不明白这个真理，当然是有原因。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它是殖民地侵略者手中工具的缘故!
    另外一家报纸—上海《时事新报》在4月3日的言论版里，登载着一位薛农山先生的讲评，在“中国民族的出路”的煌煌标题之下说：
    排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日本要我们跟他反俄，就是苏联要我们跟他反日，(哎哟!我的皇天!原来苏联要我们跟他反口!可怜的准汉奸的头脑!——博古注)介于这两大国际形势之间的中国，好像有逃杨归墨的讽刺。因此在少数人的观念中，以为立国于现代应该取得国际的奥援，于是乃有所谓莫斯科路线与东京路线之憬幢……一面是火山，一面是冰窖，生息在这个时代环境的中国人，只有依靠‘自力’才可以‘更新’，只有严格的中立，光荣的孤立，才配得上谈独立。只有以卧薪尝胆生聚教训的精神，在外交上以光复失土为最高峰，以捍卫目前主权为低点，不怕流血，但求血不白流；不避交涉，但求交涉有效。换句话说，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为和平努力，牺牲已达最后关头任何牺牲亦所不惜……
    好一个政治鲁滨逊!只可惜他没有生长在荒无人迹的孤岛上，而“生息在时代环境的中国”，因此，也就没有那股高尚纯洁的气概，而只能照着蒋介石的演讲词和中宣会告民众书而喃喃背诵，只能作汉奸卖国贼的留声机和应声虫。这是这类政治鲁滨逊的悲剧和归宿。
    当强盗已经登堂入室，尽劫了你的宝藏，并把刀架在你脖子上，逼着你去手刃你的亲兄弟和帮助他的朋友的时候，你只是叫我“严格的中立，光荣的孤立”，这还有半分人气么?这是道地的汉奸行为!每一个不甘为亡国奴的中国人，毫无疑问地将咒咀这汉奸行为。不仅咒咀，而且奋勇地团结一致地以铁一般的人民阵线抗日讨逆，来回答帝国主义和汉奸的“协同剿共”。
    在这种局势之下，4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了创立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的宣言。这是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忠诚于民族事业的新步骤，这是中国人民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的“协同剿共”的壮烈的回答。在这宣言上说：
    ……但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全中国各党各派的共同奋斗，全中国人民及武装部队的总动员，我们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以致命的打击，而取得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
    ……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至诚特向全中国各党各派提议：创立抗日的人民阵线，以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盗匪们的长驱直入，以反对汉奸卖国贼丧心病狂的无耻行为，并提出下列条件作为共同行动的纲领：
    1、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讨逆!
    2、全国红军与全国海陆空军集中河北打日本!
    3、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4、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信仰完全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5、实行外交公开!
    6、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与国家。
    全中国的人民，亲爱的同胞们!起来，响应这个号召!起来，拿我们团结得铁一般的人民阵线一致抗日，来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盗匪及汉好们贪残凶毒、卑鄙龌龊的“协同剿共”!
    武装上前线争取迅速对日直接作战!
    打倒拦阻红军抗日捣乱抗日后方的卖国贼头子蒋介石!
    胜利的民族革命战争万岁!
    题解：这是博古在《斗争》第98期上发表的文章，用以揭露所谓“协同剿共”的实质与阴谋。
    原载《博古文选·年谱》第153——16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