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芦沟桥事变。中国驻军29军吉星文团奋起抵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
    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通电，毛泽东、朱德分别题词，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日。延安军民集会，誓死保卫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南京政府召开国防会议，中共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出席研究抗战事宜。事变后10天，蒋介石在庐山也发表谈话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7月23日，毛泽东发表《论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分析了国共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本质区别，指出了抗战的正确方向。
    洛川会议后，红军执行毛泽东主席的命令，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同时，南方八省边界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小平、副参谋长左权，率部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八路军出师敌后，以小米加步枪的劣势装备，抗击日寇。1937年9月25日，115师在山西灵丘县的平型关，歼灭日军陆军之花——坂垣师团第21旅团千余人。首战告捷，击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坚定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10月18日，120师在雁门关伏击日军运输队，击毁汽车200余辆。10月19日，129师陈锡联团在山西代县，夜袭阳明堡机场，烧毁敌机24架。
    抗战初期，国民党抗战还是比较积极的。为了便利于指挥调动，统一划分了战区。在八路军密切配合下，1937年10月的忻口战役，开创了华北抗战以来最激列最壮观的一幕。1938年3、4月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了鲁南台儿庄战役，歼敌两个精锐师团2万余人。
    在上海、太原、南京、徐州相继失陷后，国民党拚命散布“再战必亡”的谬论，党内王明之流则幻想依靠国民党取得速胜。抗日战争到底能不能胜利，怎样才能取得胜利?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写了《论持久战》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通过对中日双方特点的精辟分析，科学地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批驳了“亡国论”与“速胜论”，得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正确结论。朱德写了《论抗日游击战争》，周恩来写了《怎样进行持久抗战》，对如何以游击战坚持持久抗战等问题作了论述。
    日寇占领华北后，视我陕甘宁边区为眼中钉，肉中刺，从1938年3月开始，向我千里黄河防线发动进攻。边区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加强军事训练构筑工事，群众积极为部队运送粮食、弹药。军民一心组成了坚固的防线，相继打退了敌发动的多次进攻，取得了河防保卫战的伟大胜利。
    所谓河防，即山西、陕西间以黄河为界，北起府谷以南的贺家堡，南到宜川以北的圪针滩的防线。我警备一团、三团、四团、五团、六团、八团组成两延(延长、延川)与神(木)府(谷)河防司令部，分段布防于千里河防线上，组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
    1938年3月至1939年底，对敌人发动的23次进攻，河防守军进行了78次战斗，其中较大的有7次。
    神府战斗：1938年3月13日，静乐日军2千人抵神府河防，并在10架飞机掩护下渡河。我六团沉着应战，同时分兵一部迂回河东，袭敌侧翼，毙敌40人，伤百人。日军败退兴县。
    第一次宋家川战斗：1938年5月，离石日军以一旅团兵力附炮30门经柳林进犯军渡。我八团主力东渡，在汾(阳)离(石)公路沿线埋伏，袭扰敌人，并乘黑夜向敌一个联队发动攻击，歼敌200余人。敌受突然打击，仓惶溃退。
    凉水岸、马头关战斗：1939年1月，日军分三路占马头关凉水岸河东阵地，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强渡。我军依托有利地形，集中火力猛射，敌只好退回山头阵地。我军趁敌撤退之机，立刻渡河追击，在大宁附近毙敌80余人。
    第二次宋家川战斗：敌几遭失败，便恼羞成怒。1939年5月，集中兵力2万余人分两路占军渡、碛口，企图强攻。我军昼夜坚守，依坚固工事，以密集火力封锁河面，敌始终不能渡过河心。我河东部队乘机破坏交通线，袭敌侧背。同时，又以一部渡河实施两面夹击，迫使敌军全线溃退。敌最大的一次进攻被粉碎。
    第三次宋家川战斗：1939年9月，日军数千人占军渡，炮轰宋家川，并强迫群众修复离石公路，作持久进攻打算。我乘敌立足未稳，以一部渡河，迂回敌后，敌受我袭扰，又缩回柳林地区。
    碛口战斗：1939年11月，日军增调1万人，携大量渡河器材，强渡佳县渡口。我六团一部渡河攻敌侧背，经5小时战斗，歼敌100余人，敌渡河梦又成泡影。
    第四次宋家川战斗：1939年12月，敌集中离石、柳林守军4000人，再次攻军渡。我河防守军在河东侦察部队配合下，频繁袭扰，日军不得不逃窜到柳林。
    这时，敌后游击战火越烧越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已经建立，敌无暇西顾，只好放弃对陕甘宁边区的直接进攻。边区军民经1年又10个月的奋战，终于嬴得了河防保卫战的辉煌胜利。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中央在延安桥儿沟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选出了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12人为主席团委员，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及各方面负责干部共56人。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的结论。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会上作了报告或发了言。会议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初期，国共两党能友好合作，携手抗战。1938年3月，延安召开万人大会，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国民党高级将领：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爱国将领续范亭、民族英雄马占山以及邓宝珊、何柱国等先后来延，受到毛泽东同延安人民的热烈欢迎。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世界学联代表亦风尘仆仆来延访问。海外侨胞还捐钱捐物，支持抗战。国民参政会议员代表来延考察。为了加强联络，党中央在国统区各大城市南京、太原、西安、兰州、新疆、武汉、桂林、重庆等地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国民党也派联络参谋驻延安。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常驻武汉，就两党关系与团结抗战事宜进行会商。
    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至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前，国共两党之间进行了较为激烈的磨擦斗争，但又依然保持着合作。在“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指导下，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进行了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构筑五道封锁线，先后蚕食我边境六个县城及两千个村镇约三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和50万人口。
    1939年7月7日，延安举行抗战两周年纪念大会，中共中央发表时局宣言，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边区军民严阵以待，坚决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
    国民党倒行逆施，于1939—1940年初，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边区侵占了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城，不断制造磨擦事件。为反击顽固派的暗杀、磨擦活动，中央调王震率359旅回防边区，加强防卫力量。国民党的反共磨擦活动在我坚决反击下，只得收场。
    1941年1月，我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9000多人，奉命北移。国民党顽固派又蓄意制造了“皖南事变”，突袭我新四军，扣留军长叶挺，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皖南事变发表命令和谈话，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进行反共的罪恶。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重整新四军，使新四军很快发展为9万人。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粉碎。中央军委又调358旅与新四旅回防边区，加强了防御力量。
    1943年夏，蒋介石又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调磨擦专家——胡宗南包围边区，并企图用机械化部队闪击延安。为了制止国民党挑起的内战危险，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舆论上展开了强有力的攻势。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了《质问国民党》的社论。延安军民三万人集会，坚决反对内战。周恩来率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工作人员百余人回到延安，以示抗议。
    1940年1月，为了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从理论上批驳反共顽固派散布的种种谬论，毛泽东在延安写了《新民主主义论》。他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首次发表，各根据地很快印发了不同的版本，广泛学习、宣传，从思想理论上武装了全党。《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成为毛泽东思想发展到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抗战后期，在中共的坚决斗争与人民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在五届十一中全会上表示：“中共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因此，应该以政治方式来解决”。国共两党间又互派代表继续进行谈判。但是，由于国民党对谈判毫无诚意，使谈判未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1944年11月，美国派赫尔利来华，介入了国共关系的“调停”。美军观察组在组长包瑞德率领下来延，中外记者参观团也来延访问，国民参政会六议员来延考察。这些活动，增强了双方的互相了解。
    美驻华大使赫尔利貌似公允，在延安谈判中同我党拟定了五项协议，可回到重庆后又变了卦，转而支持蒋介石的三点建议，只字不提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却要共产党交出军队。两党谈判又陷入僵局。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德日法西斯已步入穷途末路。毛泽东提出“准备反攻”。朱德、刘伯承、邓小平研究部署战略反攻计划。晋冀鲁豫部队收复紫荆关，又相继攻克徐水，任丘，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始局部战略反攻。
    11月，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迎接大反攻的到来，八路军359旅主力5000人组成南下支队远征湘、赣、粤。离延时，中央领导同志毛泽东等在机场检阅了部队。《双十协定》公布后，南下支队撤回江北。1945年11月，王震、王首道率部在大悟山同李先念、陈少敏的新四军5师胜利会师。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处于胜利的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