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长期战争的消耗，日军的残酷“扫荡”与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袭，非生产人员的大量增加，使根据地的财政经济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一度，边区军民只能用米糠、豆钱钱、野菜充饥，穿百纳衣御寒。
怎么办?1939年2月，陕甘宁边区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而且亲笔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是克服严重经济困难的唯一办法。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生产动员会上讲话，号召各机关学校，努力生产，渡过难关。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根据地，开展了以农业为主的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1940年5月，朱德总司令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后，十分注意边区的经济建设。通过对南泥湾的实地勘察，提出让359旅开进南泥湾执行屯田政策。359旅旅长王震召开干部会，传达党中央指示。1941年春，359旅健儿高唱：“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战歌，披荆斩棘，浩浩荡荡地开进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
初进南泥湾，迎接指战员的是一个个困难和考验。没有房子住，自己动手搭草棚、挖窑洞；粮食不够吃，用野菜充饥，到百里路外背粮；工具不够用，自己找废铁制造。
困难吓不倒英雄汉。战士们硬是用歌声唤醒了沉睡的土地，用汗水浇出了千顷良田。“有创造精神”的王震，身先士卒，组织旅部勤杂人员成立了生产小组，带头开荒。359旅在生产中你追我赶，涌现出了李位、陈敏、刘顺清、李荣奎等一批“气死牛”的英雄。
经过三年屯垦，到1943年，359旅达到了完全自给。昔日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驻守在槐树庄、大风川、张村驿、清泉沟等地的边区留守兵团部队，以南泥湾为榜样，加紧生产，种地面积、生产的粮食逐年增多，成为大生产运动中的一支突击队。
延安的各机关学校实行了生产自给。毛泽东主席、朱德、陈云、李富春、林伯渠、李鼎铭、罗瑞卿、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张浩、鲁艺副院长沙可夫等领导同志以身作则，积极参加机关干部的生产活动。七岁的小吴萍一天也能纺一两纱。鲁艺学员走出艺术殿堂，荷锄垦荒。中央党校学员种植的蔬菜远近闻名。
机关干部除生产外，还经常参加一些义务劳动，修建中央大礼堂、延安飞机场、背运木炭等。既节约了政府开支，又减轻了群众负担。
为了提高劳动效率，边区农民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组织了变工队、互助组。1943年1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作了《组织起来》的讲演，指出组织起来，这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朱德同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吴满有亲切交谈，鼓励他依靠辛勤劳动，发家致富。据1944年统计，组织起来的农业人口已达45％。他们集体生产，制定生产计划，交流经验，使边区的农业生产获得了飞速发展，从1942年到1944年，共开荒地200万亩，许多农户达到了“耕三余一”或“耕二余一”，日子越过越红火。
机关、学校、部队组织了各类性质的合作社。延安县南区合作社是集生产、消费、运输、信贷于一体的综合性的合作社，为促进南区的生产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被誉为“合作社的模范”。
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边区军民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发展工业，先后办起了炼铁厂、兵工厂、农具厂、炼油厂、难民纺织厂、被服厂、振华造纸厂、丰足火柴厂、玻璃厂、机器厂等。缺什么，造什么，革命事业就是这样，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据1944年统计，边区仅公营工厂就有77个，职工人数达到12000多人。为了边区工业的发展，涌现出了象沈鸿、钱志道、陈振夏、朱次复、华俊寿这样一批杰出的科技人才和赵占魁这样的优秀工人代表。
工农业生产的蓬勃发展，必然带来市场的繁荣，对外贸易的增加。抗战前，延安市只有店铺23家，1943年即发展到473家。位于延安南关的新市场，成为繁华的商业中心，被人们称为延安的“列宁格勒”。南区合作社、机关合作社、光华商店、运输队、骡马大会，对调剂余缺，互通有无，繁荣经济发挥了重大作用，边区银行执行党的金融政策，保证了市场商品价格的稳定，维护了边币的信誉。
陕北三宝——食盐、皮毛、甘草是出口的大宗物资，有力地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仅粮食一项，1943年，共产粮184万石，除去总消耗162万石，余22万石。这说明，经过军民自己动手，艰苦奋斗，实现了丰衣足食。为了总结交流生产经验，边区举办了工农业生产展览会，召开了劳模会，对各条战线涌现出的英雄模范人物进行表彰、奖励。
大生产运动使边区到处呈现出一派丰收景象：粮食大丰收，瓜菜堆如山，牛羊成群猪满圈，肥鸭满塘鸡满院，人民生活大大改善，农民群众负担减轻，到1945年，公粮占总收入不到10％，同处于苛捐杂税重压下的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同时，密切了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官兵关系，锻炼培养了一大批从事经济工作的干部，特别是确立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从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