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苏区的货币，是在革命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并为革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是党的金融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苏区印制货币最早的是陕甘边省。这是1933年秋，红26军解放华池、南梁和荔园堡后建立的一块根据地。这里自清朝同治年间就停止了集市，老百姓没有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场所。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打土豪，分田地，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恢复了集市贸易，苏区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为了稳定市场，保障人民生活和经济建设，苏维埃政府废除了敌币，于1934年5、6月间发行了面值一元、五角、二角和一角的四种货币。
陕北省是以延川县永坪为中心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包括周围十几个县。革命前，流通国民党榆林地方实业银行的钞票和银元。革命后，一方面群众不愿使用敌钞，另方面银元也不方便，出现了以物易物的现象，同时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也需要自己的货币。于1935年春夏之交，在永坪的石油沟村建立了财政印刷所，以陕北省苏维埃银行的名义，印制和铸造了一角、二角、一分、二分、五分的纸币和少量“钢蹦”。1936年10月，印刷所随苏维埃政府搬迁瓦窑堡后，陕北省苏维埃银行改名为陕甘晋省苏维埃银行。增印了面值五角的货币，后来因为印刷材料奇缺，停印一分、二分券，砸制了刻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年”字样的银元。
1935年11月，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财政印刷所划归中央财政部直接领导。随中央来陕北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改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陕甘晋省苏维埃银行并入西北分行，正式成立了货币兑换所。印制了新版一角、二角、一元，二元和五元券，投放市场，停印了角以下的小面额货币。1936年7月，印刷所转移至保安县沙道子村继续生产。
神府特区于1936年春也成立了抗日人民革命委员会银行，在三区五家丹村印制了五元、一元、五角、一角的四种“神府特区抗日人民革命委员会银行流通券”，这是出现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货币。
此银行1937年1月改为特区苏维埃银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形成了新的统一战线，我党领导的抗日军队每月领取国民党政府发的军饷六十多万元，印刷所停止了货币的印刷工作，西北分行以抛售商品的方式收回苏维埃货币约九十多万元。1937年10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为陕甘宁边区银行，从此结束了苏维埃银行的历史使命。
苏维埃货币，以红军缴获敌人和打土豪分田地获得的银元、元宝等贵重物资为基金，也有发动人民群众募捐和投资入股的。陕北苏区的印刷条件是十分简陋的，没有机器手工印，没有油墨自己造，没有纸用布代，没有技术刻苦钻，印刷条件不断改善，印刷质量不断提高，逐步满足了发行的需要。陕甘边省的货币，是在白洋布上盖上苏维埃财经委员会印章，用桐油一刷即成。陕北省财政印刷所是将硬质木头磨光，一刀一刀刻上票样，一张苏票的木版，就象一个印章。号码也是从0到9，一个号码一个木章。颜色是用蓝、紫、黑几种颜料配制，加上白矾，用铜锅熬煮后倒入放棉垫的瓷盘里，用刷子刷在印板上，往纸上一压，票子即成。每人每天只能印二百来张。后来有了油印机，但又没有油墨，就用松树籽烧成灰和锅烟调制使用。没有道林纸，就用麻纸，没有麻纸就用布，没有漂白布就用土布。有的只印正面，不能印背面。有的将几层薄纸粘在一起，晒干压平后用木板套印。革命为苏区货币改造提供了较好的物质基础，货币的发行也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对革命发挥了积极作用：
1、保障了军需民用，支持了革命战争。苏维埃政府刚刚成立，财政相当困难，苏维埃货币作为财政投支用于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经费开支。苏区经济落后，物资相当贫乏，布疋等工业品，不能保证最基本的需求，要从敌占区组织。苏区有了自己的货币，通过兑换，鼓励小商贩和人民群众采用各种渠道购回苏区的生活必需品，支援战争和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
2、繁荣了经济，促进了苏区生产的发展。苏区人民在政治上解放，经济上翻身后，迫切要求建立和活跃集市贸易。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苏区生产遭严重破坏。苏维埃货币的发行，方便了流通，为繁荣经济提供了交换手段。人民群众通过集市贸易互通有无，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生产生活方面的困难，促进了经济贸易的发展。
3、扩大了宣传，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苏维埃货币有鲜明的阶级特征，以镰刀斧头或齿轮麦穗组成的图案代表了工农大众的利益，印有“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起到了革命宣传的作用，深得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人们都把它亲切地称为“苏票”。苏维埃银行还设立营业部，组织商品供应，以维护“苏票”的信誉。“苏票”停发后，对路远人稀的地方，银行派干部用牲口驮着群众需要的东西去收兑，以保障群众的利益，使苏区人民更加热受自己的苏维埃政府。
4、充当了革命斗争的工具，体现了党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苏维埃货币发行后，立即停止了敌钞和白洋的流通，在对外贸易上针对国民党的“现金集中”，只准用国民党纸币，不准用现金的政策，苏区为不使现金流出，采用兑给商人白票(国民党纸币)和鼓励以输出物资换取苏区必需品的办法，吸引了不少白区小商贩来苏区做买卖。有些商贩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冒着“通共”和杀头的危险为苏区输入物资。当出现统一战线的局面后，金融政策也就得到相应的调整。1936年2月，国民党延安驻军与我围城红军签订停战协定，商定“东柳树店西枣园各设立公共市场，双方军民人等均可自由集会贸易，由苏维埃政府组织贸易管理及票币兑换处。市场内完全使用苏票，持国币者，须先向兑换处兑换后再行交易使用。”使市场完全置于我党领导之下。
(魏协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