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一个人做一件事，一天可能不见得有什么，如果用30年的时候做好这一件事，也非常不容易，这三本书也凝结了李老师的心血，刚才李老师提到陕商是天下第一商帮，为什么有这个提法呢?3 　　李刚：商帮是什么呢?商帮就是以乡土、亲缘关系为纽带，为会馆为办事机构组成的商人集团，也叫集团化经营，商人形成一种集团经营，这种形式是明代以后才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明代以前有商人，而没有商帮，明代以后才有商帮，商帮为什么能出现在明代呢?宏观讲，就是商品经济发达的原因，但是你仅仅从生产力、商品经济发达，并不能解释商帮的产生，因为什么呢?从生产力发展、商品经济发达，最早商帮应该产生在江南地区，明代以后经济中心南移，叫天下财富江南聚集区，江南聚集了中国70%的财富，在商品经济发达、生产力发达的地区，应该最早产生商帮。 　　而遗憾的是中国的最早商帮没有出现在江南，他们都是清代以后产生的，相反在当时的黄土高原上，在陕西和山西，生产力并不发达，商品经济并不发达的地区产生了商帮，我们就要找出商帮产生的原因。 　　这个原因不是别的，是当时明政府对陕西量身定制的一个政策食盐开众政策，中国产生的最早商帮，明代的陕西要管到今天西北的广大区域，边界就是嘉峪关，当时的陕西管西北的广大边疆，明代陕西的便捷就是今天的嘉峪关，是边疆地区，对明王朝威胁最大的就是两股实力，一股是蒙古人，几十万蒙古大军在陕西边境骚扰，再就是藏族，他们对汉王权不信任，这个形式使得明政府不得把边防建设的重点放在陕西。怎么建设呢?建了9个军分区，其中有4个军分区就在陕西，在陕西边疆驻扎大量的边防军，要解决边防军的后勤保障问题，到了洪武3年，当时有一个御史就给朱元璋上了一个折子， 　　就是提出了食盐开众政策，现在网开一面，让商人参与食盐贩运，但是前提是把粮食贩到边关去，然后再换盐，打破了2000多年的官府专卖食盐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专门针对陕西的政策。 　　第一陕西本身是边疆地区，当时就是管的西北地区，把陕西粮食调到边关去，是符合交易成本最低化的商业原则，把陕西粮食调到边疆区，运输成本低，是符合商业经营原则。 　　第二个食盐开放的政策，就是拿粮食换盐印，显然明政府制定这个政策，是针对产粮区制定的政策，显然是针对产粮区，当时陕西正好是全国的主要产粮区之一，陕西八百里秦川，自古以来是粮食的精耕地，明代的时候，陕西是中国主要的粮区之一。 　　一个是明代明政府对产量的164个府做了排序，我们西安府在全国产粮的164个府里面，排在第四位。第二个数字就是明代中叶，陕西有一个巡抚，陕西仓的粮食可以供边疆军队吃10年，明政府针对陕西的实际制订了这样一个运粮计划。 　　陕西人抓住了政策，趁势而起，所以有这个眼光，晋商也是利用这个政策发展起来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明代初年的山西是一个缺粮区，山西明代初年大量的向外移民，自己粮不够吃才向外移民呢，所以说，明代初山西是缺粮区，明政府不可能针对山西缺粮制定这个计划，山西人很聪明，就推着手推车，然后把粮运到边疆，山西有一个买粮的过程，把山东的粮买回来，再贩到边疆去，晋商是陕商而后产生的第二商帮。 　　陕商既然比晋商早，就是天下的第一商帮。 　　主持人：李老师从历史上时间的原因、地理的原因，讲了陕商为什么是第一商帮，为什么最后今天，大家对陕商的概念知道的非常少，是怎么样没落的呢?4 　　李刚：陕商兴起是最早的，没落也是最早的，这是陕商无法摆脱的俗名，陕商的衰落基本上是1867年为标志，那一场民族起义对整个陕商的摧毁是毁灭性的，陕商基本上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战争对陕商500年积累的财富是毁于一旦，这是外在原因。 　　我们不能仅仅找外在原因，它是清政府的反动的民族政策、民族压迫的结果，这是外部原因，其实在我看来，即便没有1867年的起义，陕商也要衰落，因为有内在原因。 　　第一就是从陕西本身来讲，陕西是一个农耕文化比较积淀厚重的地区，从一种农耕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更加困难，农耕文化的积淀太厚重了，前几年贾平凹写过一本书，陕西人比较懒，其实不能怪陕西人懒，因为跟区位经济结构有关，它是农耕地区、八百里秦川、皇天后土自然条件非常优越，1905年前，陕西就只种一季粮食就够吃了，1905年才种两季粮食，陕西风调雨顺，陕西的地方好，不需要东奔西跑的，陕西有一个区位资源优势，它又是中华的精耕文明的发源地，它从传统社会转向近代化社会，比任何地区更加困难，要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人都是条件的产物。 　　第二点，更重要的原因，我们陕西的文化是一种农耕文化，农耕文化它更多的含有对商品经济的抵抗能力，文化本身也缺乏走向商品经济的更多的文化元素，比如说我们陕西人做生意，生冷倔强，一方面表达了陕西人的性质特点，另一方面，生冷倔强就有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元素，第一和气生财，这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细节决定成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陕西文化就比较粗矿，就缺乏和气生财、注重细节上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当年陕西商人被称为三硬商人，人硬、品质要好，性格要硬，货硬，但是搞商品经济不能话硬，要和气生财，陕西人语言比较生硬，别人听了就受不了，不像南方人搞经济，比较注重细节，不像陕西人搞经济，成就成，不成就算了，所以在竞争中丢失了很多可以完成的条件，我们的文化本身也不利于向一个商品经济的转换。 　　第三，农耕地区有藏富不露的心态，陕西人不张扬，陕西人缺乏政治上的安全感，货币在运动中才可以增值，而陕西人大量的银子藏在地下，这就是守财奴的心态。陕西有一个商人，主要在四川做盐井，在四川买了很多耕地，成了大地主，但是他母亲就不高兴了，就给他说，咱们要这么多地干吗啊?要银子，要钱，他就打开一个银窖，一个银窖藏了一千万两，让老太太看了一下，他说我们家有十个这样的银窖，当时老太太高兴得笑死了，他停止了货币的流动，所以很难转化为现代商人，当江南商帮利用文化，迅速的转向现代经济，把银子换成了工厂，陕西人还守着自己的银子，变成了守财奴。 　　最根本的还是我们陕西的文化本身，含有对商品经济的抵御性元素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