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趋利导致市场行为失范规整的需要
第二章 中国传统商人诚信文化形成的基础 第二节 趋利导致市场行为失范规整的需要
中国社会发展到宋元以后，尤其是明清滋生了市场经济因素以后，商品经济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各个经济区域之间的不同商品在商帮的组织下，形成全国性大流转，商人们或是“挟资江湖，锐意贸迁”，或是“宝肆宏开，托身行铺”，使各地商业呈现出历朝少有的欣欣向荣的局面。大都市“市肆贸迁皆四远之货，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繁忙的市场需要众多商人来支撑。北京“一切工商胥吏肥润职业，悉付外省客民”，“铺户，多四方辏集之人”，“多非土著，两县未易制也”。①南京“百物皆仰给于贸居，而诸凡出利之孔，拱手以授外土之客居者。如典当铺，在正德前皆本京人开，今与绸缎铺、盐店皆为外郡外省富民所据矣”。“自大中桥而西，由淮清桥达于三山街、斗门桥以西，至三山门，又北自仓巷至冶城，转而东至内桥、大中街而止。京兆赤县之所弹压也，百货聚焉。其物力，客多而主少，市魁驵侩，千百嘈其中”②。新兴的工商城市苏州，“开张字号行铺者，率皆四方旅寓之人”，“自胥及阊，迤逦而西，庐舍栉比，殆等城中，此侨客居多”③，也借外方人生色。湖广承天府，万历时“商游王赁田以耕，僦屋以居，岁久渐为土著。而土著小民，恒以赋役烦重，为之称贷，倍息而偿之，质以田宅，久即为其所有”。江西南昌出外经商者视他邑为多，但作为会府，南北商民寓居者，也不在少数，且“多占籍焉”。山东境内“士人列肆屈指可数”。不少临清大贾“皆侨居”，只为逃避政府“房号钱”，才“不领于有司板籍”。尽管如此，临清还有“什九皆徽商占籍”。“辽东商人，山西居多，而汾州更过半。居辽娶妻生子，率年久不归。”④扬州府为行盐热土，更是“聚四方之民，新都最，关以西、山右次之……田畯较贾十之一，土著较流寓二十之一”⑤。
大中城市如此，小城镇也同样。据方志载，地处僻远的淮安海州，“虽本土贸易之事，亦皆外来人为之”⑥。并不繁荣的江苏靖江县城，“惟市肆列贾半出他邦”。湖北竟陵东的皂角市，“市可三千家。其人土著十之一，自豫章徙者七之，自新都徙者二之。农十之二，贾十之八，儒百之一”⑦，占全市人口八成的商贾，绝大多数是外埠寓居者。江西清江县有个人口不多、商贸平平，只是“稍居杂货”的小镇——樟镇，但那里的从商之人居然也“大抵多广人”，“市人多异民杂处，有客胜主之患。闻往时市风甚朴，士人危服入肆，则市人拱立起敬；今市人既僭侈逾分，而士人或窜身市籍矣。古道不复可胜，叹哉!”⑧
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全国掀起了经商热潮，上从皇帝、宦官、大臣，下到军队、百姓，都积极经商。以军队经商而论，官军勋贵和卫所武官占夺屯地致富后，或“私起店房，邀截商货”，或贩卖私茶，也有兼营手工制造业，及开矿冶银，⑨甚至长途倒卖军粮。连堂堂天子脚下也不例外，军人公然卖掉粮筹。史载“京师军人将受粮于仓，先期给筹，辄卖之。南人利其价廉，每买得筹，以受粮于仓”。⑩文人的卖字、卖画、卖文，换取润笔资，自不待言。明末更兴起编卖选文之风。如上海浦东的王光承，博学能文，善书，为古文词精绝，“坊家争请选文，遂有《易经孚尹》、《墨卷乐胥》、《名家雪崖》、《考卷右梁》、《白门易社》诸书行世，贾人获利无算”。(11)有些地区，儿童也参加商业活动。如江南旧历十二月二十四日，是传统的祭灶日，“小儿持纸画灶神像，叫卖于市，言其去旧更新也”。(12)有人曾概述江南及北京的经商之风谓：“吴中缙绅士夫，多以货殖为急，若京师官店六郭，开行债典，兴贩盐酤，其术倍克于齐民。”(13)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也是全国商品意识活跃的缩影。世风熏陶所及，人们的价值观念大为增强。时人曾慨乎言之：“世人遇一物辄曰：有便宜否?里中沈生曰：汝家要便宜，却不顾这人失便宜。”(14)
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趋利经济。传统社会一旦转向商品经济社会，商品经济特有的规律就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要发挥作用，并影响着人们的社会价值判断。原先那种停滞的固态的社会，在价值规律的效益最大化刺激和两极分化结果的作用下，呈现出变异的流动的社会。有记载说，明中叶以后的社会现状是：“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狂。于是诈伪萌矣，讦争起矣，芬华染矣，靡汰臻矣”，到了明代末期，更是“资爰有属，产自无恒。贸易纷纭，诛求刻核”，“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15)以至于有人惊呼说：“天道变迁，人事亦改”，“习俗移人，捷于影响，甚可畏也”。(16)
而“天道变迁，人事亦改”反映最为集中的就是商业领域，因为在传统社会，传递和接收信息最快的除了政府就是商人。“春江水暖鸭先知”，商品经济的发展，首先使商业风生水起，在利益驱动和金钱刺激下，人们追求财富的激情被调动起来，用最小成本换取最大效益的致富欲望，使各种不正当市场行为顺势而起，前朝不曾有过的获利手段遍地滋生，花样翻新；坑蒙拐骗，假冒伪劣，遍于国中。有人记述商业经营的正常秩序被打破，陷入牙人、歇家的层层铁幕之中的情形：“商贾挟资贸易，历经险远，正以博锥刀之末。然贸易所至，时贵时贱，各有不同。货滞则稽，货行则售，放收出入，唯持行家为之评价归帐。而不法牙行往往侵吞客本，俾之经年守坐，本息皆消。揆厥所由，总因客商将货经行发店后，一时收价不清，不能守候。即以现价重复回往经营，而行家乘间自向各店私收，各店以发货原由姓主，照给不疑。迨客至催缴。业为牙行侵费，奸牙计舞所出，因之替后挪前，移此清彼，积渐既久，累客滋多，一朝败露，行主则弃行潜遁，客商则本利皆空，成年告讦，追给无期，即竭力催追，究之十不得一。此实行家之通病矣。”(17)“此实行家之通病”说明全国皆然。
而且假冒产品和劣质服务层出不穷，并且形成地域文化风气。如用银，正德时余姚人孙乙，“以假银去宁波买牛一头”，牛主拿了银子去纳官钱，被官府追究伪造银两之罪，“悔恨无及，因自缢死”。(18)又如卖假药，“助医人门面开张，杂类铺排，上品收藏。高价空青，值钱片脑，罕见牛黄。等盘上不依斤两，纸包中那管炎凉。病至危亡，加倍还偿。以假充真，有药无方”。(19)有人曾作讽刺膏药诗谓：“还有一等好膏药，名唤金丝万应膏，其实有功劳：好处贴肿了，肿处贴不消，三日不揭起，烂做一团糟。”(20)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漫天要价，不着边际，也是典型的欺诈行为。在苏州，早在嘉靖时期，方志即记载：“市井多机巧……始与交易，必先出其最廉者，久扣之，然后得其真，最下者视最上者为价相什百，而外饰殊不可辨。”(21)如卖假酒、掺水。明末江西竟有人声称挖出很多陶渊明当年埋下的酒，“香美不可言”。(22)有的奸商则往酒中掺水，明末有人曾作《行香子》一首，辛辣地嘲笑松江出的这种淡酒：“这一壶约重三斤。君还不信，把秤来称，倒有一斤泥，一斤水，一斤瓶。”(23)在南方的名城杭州，“其俗喜作伪，以邀利目前，不顾身后”。早在宋代便风行种种捣鬼术，“如酒掺灰，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贯水，织作刷油粉”，在明代，更是歪风愈炽，专以欺骗顾客为能事，以致当时民谚有谓：“杭州风，一把葱，花簇簇，里头空!”(24)《豆棚闲话》第十则更一针见血地描述：“苏州风俗，全是一团虚哗。只就那拳头大一座虎丘山，便有许多作怪……即使开着几扇板门，卖些杂货，或是吃食，远远望去……倒也热闹齐整。仔细看来……都是有名无实的。一半是骗外路的客料，一半是哄孩子的东西。不要说别处人叫他空头，就是本地……数落得也觉有趣。”(25)叶权在《贤博编》中也指出：“今时市中货物奸伪，两京甚盛，此外无过苏州。卖花人挑花一担，燥然可爱，无一枝真者。杨梅用大棕刷弹墨染紫黑色。老母鸡搏毛插长尾，假敦鸡卖之。浒市货席者，术尤巧。大抵都会往来多客商可欺，如宋时何家楼故事。”(26)陈铎的《坐隐先生精订滑稽余韵》，描写行业达140种，其中涉及商贾铺户的，不少人都卖伪劣商品。试举几家为例：纸钱铺是“众神祇见数还钱，僧道科仪，件件周全。蜡烛坚实，千张高大，水作新鲜。拖柜上张张漫展，草拗儿捆捆牢缠。但愿门前，擦背挨肩。日日初一，月月新年”。颜料铺是“好供给绘手施呈，颜料当行，彩色驰名。自造银朱，真铅韶粉，道地石青。小涂抹厅堂修整，大庄严殿宇经营。近日人情，奢侈公行。不尚清白，俱是妆成”。香蜡铺是“向通衢物攘人稠，手脚不停，包裹如流。也卖明矾，也秤豆粉，也货桐油。贱咸食桩桩都有，歪生药样样都收。行次情由，不可追求。本是杂货营生，虚耽香蜡名头”。(27)都是些满嘴胡诌的噱头，夸大其词。
而且，交易过程变得不见阳光，由商人任意操作，行话、黑话迭出，使买方一头雾水，不知就里。明朝商人的市语——也就是行业间说的行话，五花八门。田汝成载谓：“乃今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不相通用，仓促聆之，竟不知为何等语也。有曰四平市语者，以一为忆多娇，二为耳边风，三为散秋香，四为思乡马，五为误佳期，六为柳摇金，七为砌花台，八为霸陵桥，九为救情郎，十为舍利子，小为消黎花，大为朵朵云，老为落梅风。”(28)局外人听了只能是莫名其妙。《豆棚闲话》第十则，就曾经描写一个叫强舍的苏州闲汉，对山西人马才“连篇的打起洞庭市语，叽哩嗗噜，好似新来营头朋友打番话的一般，弄得马才两眼瞪天，不知什么来历”。(29)明人汪逸《城中庙会》诗中记载北京庙会上的乡音市语，使外地人竖起耳朵都听不懂，“廊庑肯客存隙地，工商求售厌空谈。看多异巧情为眩，听客乡音耳讵谙”。(30)另一部小说描写有人把中药的名称全改了，如：“恋绨袍(陈皮)、苦相思(黄连)、洗肠居士(大黄)、川破腹(泽泻)、觅封侯(远志)、兵变黄袍(牡丹皮)、药百喈(甘草)、醉渊明(甘菊)、草曾子(人参)。如此之类，不过是市语暗号，欺侮生人。”甚至有的地方连地名也被另称，如谓陕西曰豹，河南曰驴，江南曰蟹，福建曰癞，四川曰鼠，(31)食品也有种种特殊叫法，如称熏猪耳朵为“俏冤家”，拌猪耳丝为“棒打猪八戒”，(32)真不知从何说起了。从《江湖切要》的记载看来，凡天文、地理、时令、官职……都有黑话，涉及商业的，同样是黑话连篇。如：市人——井通；贩子——不将人；典铺——兴朝阳；杂货店——推恳朝阳；茶——青老；白酒——水山；粥——稀汉；牛肉——春流；金——黄琴；银——硬底；卖假货——跳符恳；真货——实赞；有钞——热子；假钞——将肯；没生意——念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充分表现了市场交易“暗箱操作”的光怪陆离。
这是商业小环境，从社会大环境讲，由于社会不靖，盗贼蜂起，拐骗丛生，持财辇重的商人常常成为伤害的主要对象。从依清代刑部档案编撰的《刑案汇览》中列举的伤害商人案例来看，就有店户私用客寄钱文致客自尽、将人交托放账之银私贸亏折、米船在大江遭风乘危抢夺、向拾获银票之人讹诈自尽、挟仇放火欲烧人命、折扣放债逼死职官、索欠不给抢夺财物杀死人命、船户乘客上岸图财开船逃走、结伙设计诱食巴豆乘空拐骗、船户不许乘客另雇阻闹讓命、借钱不遂咬落右耳吞咽入肚、店伙经营不善亏折累死同伙、铺户卖药辨认不真误毙人命，等等。有的荒诞不经，匪夷所思。如“河北刘六屡向杨二借钱不遂，辄捏欠向讹，并揪将杨二头颈，将其右耳朵咬落，吞咽入肚”。(33)又如：“北京冯四因疑赵洵强占买卖，挟镰欲行放火，将赵洵烧死泄愤：”(34)再如陕西“吴保娃因赶驴驮炭，遇文黄氏撞道，路途狭窄……以致踢毙人命”。(35)
这些都说明，明清以后由于中国商品经济发展加速，社会原有的道德规范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发展需要，“天道变迁，人事亦改”，诚信的道德范式已经不能规范市场趋利激发的种种狂勃行为，人们急需要厘定以诚信为内容的市场规则，将诚信上升到社会制度的层面，并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以规整市场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保证市场经济因素的正常发育和社会主流道德的持续稳定。即是说，明清以后，诚信已经不是一个社会道德问题，而是社会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制度安排。是市场经济因素产生后“天道变迁”带来的社会新矛盾所致，这是明清以后所讲诚信与以前各代所讲诚信内容上的根本区别。此时社会要求的诚信已经不是单纯的道德和人格问题，而是市场经济因素发展要求的制度和路径选择问题。正如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公议货行规矩碑》所呼吁的那样：“盖闻通商惠贾，自古训之。岂独在开张行店而无定规欤?本镇之有杂货行由来已久，似无烦于再议矣。第以人心不古，规矩渐没，或翼重资弄巧而成拙，或头徇私而害公，因是赔累莫支，以致倒塌之患者有矣!夫生意之盛衰，一视乎行家，行家生意之长盛乎!以故行商(客)闻之而胆颤，每每货发他处，铺家见之而心寒。如是之。其何能堪哉?爰是集我商行，公议规程，历剔弊端，使勿二而三，斟酌尽善。夫而行见，规矩划一，主客两便，利人利己不必衰多而益寡，是训行即可，则所以惠商贾之道，不诚在是哉!”(36)
① 谢肇制：《五杂俎》卷三，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② 《雪堂随笔》卷三。
③ 顾禄：《清嘉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7页。
④ 《明经世文编》卷四一一，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⑤ 明《扬州府志》卷二。
⑥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淮安府风俗考》。
⑦ 《竟陵县志》卷二。
⑧ 《清江县志》卷二《风俗》。
⑨ 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下编之《屯地的占夺》，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⑩ 王肯堂：《郁冈斋笔尘》卷二。
(11) 曾羽王：《乙酉笔记》，见上海市文管会编《上海史料丛编》，1961年印。
(12) 殷聘尹：《外冈志》，见《上海史料丛编》，1961年印。
(13) 黄省曾：《吴风录》，见《五朝小说大观》，新兴书局1989年版，第3页。
(14) 丁元荐：《西山日记》卷下《日课》。
(15) 万历《歙志·风土》。
(16) 李乐：《见闻杂记》卷二。
(17) 凌铸：《西江视臬记事》卷三《文檄》。
(18) 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九。
(19) 路工：《访书见闻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21页。
(20) 石成基：《传家宝》三集卷八。
(21) 嘉靖《姑苏志》卷十三。
(22) 李日华：《紫桃轩杂缀》卷三。
(23) 吴履云：《五茸志逸》卷一。
(24)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
(25) 艾衲居士：《豆棚闲话》第十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26) 叶权：《贤博编》，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7页。
(27) 路工：《访书见闻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08—338页。
(28)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
(29) 艾衲居士：《豆棚闲话》第十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30) 党诚恩：《中国历代商贸诗歌选》，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118页。
(31) 《坚瓠集》乙集卷一。
(32) 同上书丁集卷二。
(33) 祝庆祺等：《刑案汇览》第四编卷十八，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62页。
(34) 同上书，第一编卷六，第432页。
(35) 同上书，第一编卷六，第175页。
(36) 河南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页。
中国社会发展到宋元以后，尤其是明清滋生了市场经济因素以后，商品经济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各个经济区域之间的不同商品在商帮的组织下，形成全国性大流转，商人们或是“挟资江湖，锐意贸迁”，或是“宝肆宏开，托身行铺”，使各地商业呈现出历朝少有的欣欣向荣的局面。大都市“市肆贸迁皆四远之货，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繁忙的市场需要众多商人来支撑。北京“一切工商胥吏肥润职业，悉付外省客民”，“铺户，多四方辏集之人”，“多非土著，两县未易制也”。①南京“百物皆仰给于贸居，而诸凡出利之孔，拱手以授外土之客居者。如典当铺，在正德前皆本京人开，今与绸缎铺、盐店皆为外郡外省富民所据矣”。“自大中桥而西，由淮清桥达于三山街、斗门桥以西，至三山门，又北自仓巷至冶城，转而东至内桥、大中街而止。京兆赤县之所弹压也，百货聚焉。其物力，客多而主少，市魁驵侩，千百嘈其中”②。新兴的工商城市苏州，“开张字号行铺者，率皆四方旅寓之人”，“自胥及阊，迤逦而西，庐舍栉比，殆等城中，此侨客居多”③，也借外方人生色。湖广承天府，万历时“商游王赁田以耕，僦屋以居，岁久渐为土著。而土著小民，恒以赋役烦重，为之称贷，倍息而偿之，质以田宅，久即为其所有”。江西南昌出外经商者视他邑为多，但作为会府，南北商民寓居者，也不在少数，且“多占籍焉”。山东境内“士人列肆屈指可数”。不少临清大贾“皆侨居”，只为逃避政府“房号钱”，才“不领于有司板籍”。尽管如此，临清还有“什九皆徽商占籍”。“辽东商人，山西居多，而汾州更过半。居辽娶妻生子，率年久不归。”④扬州府为行盐热土，更是“聚四方之民，新都最，关以西、山右次之……田畯较贾十之一，土著较流寓二十之一”⑤。
大中城市如此，小城镇也同样。据方志载，地处僻远的淮安海州，“虽本土贸易之事，亦皆外来人为之”⑥。并不繁荣的江苏靖江县城，“惟市肆列贾半出他邦”。湖北竟陵东的皂角市，“市可三千家。其人土著十之一，自豫章徙者七之，自新都徙者二之。农十之二，贾十之八，儒百之一”⑦，占全市人口八成的商贾，绝大多数是外埠寓居者。江西清江县有个人口不多、商贸平平，只是“稍居杂货”的小镇——樟镇，但那里的从商之人居然也“大抵多广人”，“市人多异民杂处，有客胜主之患。闻往时市风甚朴，士人危服入肆，则市人拱立起敬；今市人既僭侈逾分，而士人或窜身市籍矣。古道不复可胜，叹哉!”⑧
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全国掀起了经商热潮，上从皇帝、宦官、大臣，下到军队、百姓，都积极经商。以军队经商而论，官军勋贵和卫所武官占夺屯地致富后，或“私起店房，邀截商货”，或贩卖私茶，也有兼营手工制造业，及开矿冶银，⑨甚至长途倒卖军粮。连堂堂天子脚下也不例外，军人公然卖掉粮筹。史载“京师军人将受粮于仓，先期给筹，辄卖之。南人利其价廉，每买得筹，以受粮于仓”。⑩文人的卖字、卖画、卖文，换取润笔资，自不待言。明末更兴起编卖选文之风。如上海浦东的王光承，博学能文，善书，为古文词精绝，“坊家争请选文，遂有《易经孚尹》、《墨卷乐胥》、《名家雪崖》、《考卷右梁》、《白门易社》诸书行世，贾人获利无算”。(11)有些地区，儿童也参加商业活动。如江南旧历十二月二十四日，是传统的祭灶日，“小儿持纸画灶神像，叫卖于市，言其去旧更新也”。(12)有人曾概述江南及北京的经商之风谓：“吴中缙绅士夫，多以货殖为急，若京师官店六郭，开行债典，兴贩盐酤，其术倍克于齐民。”(13)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也是全国商品意识活跃的缩影。世风熏陶所及，人们的价值观念大为增强。时人曾慨乎言之：“世人遇一物辄曰：有便宜否?里中沈生曰：汝家要便宜，却不顾这人失便宜。”(14)
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趋利经济。传统社会一旦转向商品经济社会，商品经济特有的规律就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要发挥作用，并影响着人们的社会价值判断。原先那种停滞的固态的社会，在价值规律的效益最大化刺激和两极分化结果的作用下，呈现出变异的流动的社会。有记载说，明中叶以后的社会现状是：“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狂。于是诈伪萌矣，讦争起矣，芬华染矣，靡汰臻矣”，到了明代末期，更是“资爰有属，产自无恒。贸易纷纭，诛求刻核”，“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15)以至于有人惊呼说：“天道变迁，人事亦改”，“习俗移人，捷于影响，甚可畏也”。(16)
而“天道变迁，人事亦改”反映最为集中的就是商业领域，因为在传统社会，传递和接收信息最快的除了政府就是商人。“春江水暖鸭先知”，商品经济的发展，首先使商业风生水起，在利益驱动和金钱刺激下，人们追求财富的激情被调动起来，用最小成本换取最大效益的致富欲望，使各种不正当市场行为顺势而起，前朝不曾有过的获利手段遍地滋生，花样翻新；坑蒙拐骗，假冒伪劣，遍于国中。有人记述商业经营的正常秩序被打破，陷入牙人、歇家的层层铁幕之中的情形：“商贾挟资贸易，历经险远，正以博锥刀之末。然贸易所至，时贵时贱，各有不同。货滞则稽，货行则售，放收出入，唯持行家为之评价归帐。而不法牙行往往侵吞客本，俾之经年守坐，本息皆消。揆厥所由，总因客商将货经行发店后，一时收价不清，不能守候。即以现价重复回往经营，而行家乘间自向各店私收，各店以发货原由姓主，照给不疑。迨客至催缴。业为牙行侵费，奸牙计舞所出，因之替后挪前，移此清彼，积渐既久，累客滋多，一朝败露，行主则弃行潜遁，客商则本利皆空，成年告讦，追给无期，即竭力催追，究之十不得一。此实行家之通病矣。”(17)“此实行家之通病”说明全国皆然。
而且假冒产品和劣质服务层出不穷，并且形成地域文化风气。如用银，正德时余姚人孙乙，“以假银去宁波买牛一头”，牛主拿了银子去纳官钱，被官府追究伪造银两之罪，“悔恨无及，因自缢死”。(18)又如卖假药，“助医人门面开张，杂类铺排，上品收藏。高价空青，值钱片脑，罕见牛黄。等盘上不依斤两，纸包中那管炎凉。病至危亡，加倍还偿。以假充真，有药无方”。(19)有人曾作讽刺膏药诗谓：“还有一等好膏药，名唤金丝万应膏，其实有功劳：好处贴肿了，肿处贴不消，三日不揭起，烂做一团糟。”(20)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漫天要价，不着边际，也是典型的欺诈行为。在苏州，早在嘉靖时期，方志即记载：“市井多机巧……始与交易，必先出其最廉者，久扣之，然后得其真，最下者视最上者为价相什百，而外饰殊不可辨。”(21)如卖假酒、掺水。明末江西竟有人声称挖出很多陶渊明当年埋下的酒，“香美不可言”。(22)有的奸商则往酒中掺水，明末有人曾作《行香子》一首，辛辣地嘲笑松江出的这种淡酒：“这一壶约重三斤。君还不信，把秤来称，倒有一斤泥，一斤水，一斤瓶。”(23)在南方的名城杭州，“其俗喜作伪，以邀利目前，不顾身后”。早在宋代便风行种种捣鬼术，“如酒掺灰，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贯水，织作刷油粉”，在明代，更是歪风愈炽，专以欺骗顾客为能事，以致当时民谚有谓：“杭州风，一把葱，花簇簇，里头空!”(24)《豆棚闲话》第十则更一针见血地描述：“苏州风俗，全是一团虚哗。只就那拳头大一座虎丘山，便有许多作怪……即使开着几扇板门，卖些杂货，或是吃食，远远望去……倒也热闹齐整。仔细看来……都是有名无实的。一半是骗外路的客料，一半是哄孩子的东西。不要说别处人叫他空头，就是本地……数落得也觉有趣。”(25)叶权在《贤博编》中也指出：“今时市中货物奸伪，两京甚盛，此外无过苏州。卖花人挑花一担，燥然可爱，无一枝真者。杨梅用大棕刷弹墨染紫黑色。老母鸡搏毛插长尾，假敦鸡卖之。浒市货席者，术尤巧。大抵都会往来多客商可欺，如宋时何家楼故事。”(26)陈铎的《坐隐先生精订滑稽余韵》，描写行业达140种，其中涉及商贾铺户的，不少人都卖伪劣商品。试举几家为例：纸钱铺是“众神祇见数还钱，僧道科仪，件件周全。蜡烛坚实，千张高大，水作新鲜。拖柜上张张漫展，草拗儿捆捆牢缠。但愿门前，擦背挨肩。日日初一，月月新年”。颜料铺是“好供给绘手施呈，颜料当行，彩色驰名。自造银朱，真铅韶粉，道地石青。小涂抹厅堂修整，大庄严殿宇经营。近日人情，奢侈公行。不尚清白，俱是妆成”。香蜡铺是“向通衢物攘人稠，手脚不停，包裹如流。也卖明矾，也秤豆粉，也货桐油。贱咸食桩桩都有，歪生药样样都收。行次情由，不可追求。本是杂货营生，虚耽香蜡名头”。(27)都是些满嘴胡诌的噱头，夸大其词。
而且，交易过程变得不见阳光，由商人任意操作，行话、黑话迭出，使买方一头雾水，不知就里。明朝商人的市语——也就是行业间说的行话，五花八门。田汝成载谓：“乃今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不相通用，仓促聆之，竟不知为何等语也。有曰四平市语者，以一为忆多娇，二为耳边风，三为散秋香，四为思乡马，五为误佳期，六为柳摇金，七为砌花台，八为霸陵桥，九为救情郎，十为舍利子，小为消黎花，大为朵朵云，老为落梅风。”(28)局外人听了只能是莫名其妙。《豆棚闲话》第十则，就曾经描写一个叫强舍的苏州闲汉，对山西人马才“连篇的打起洞庭市语，叽哩嗗噜，好似新来营头朋友打番话的一般，弄得马才两眼瞪天，不知什么来历”。(29)明人汪逸《城中庙会》诗中记载北京庙会上的乡音市语，使外地人竖起耳朵都听不懂，“廊庑肯客存隙地，工商求售厌空谈。看多异巧情为眩，听客乡音耳讵谙”。(30)另一部小说描写有人把中药的名称全改了，如：“恋绨袍(陈皮)、苦相思(黄连)、洗肠居士(大黄)、川破腹(泽泻)、觅封侯(远志)、兵变黄袍(牡丹皮)、药百喈(甘草)、醉渊明(甘菊)、草曾子(人参)。如此之类，不过是市语暗号，欺侮生人。”甚至有的地方连地名也被另称，如谓陕西曰豹，河南曰驴，江南曰蟹，福建曰癞，四川曰鼠，(31)食品也有种种特殊叫法，如称熏猪耳朵为“俏冤家”，拌猪耳丝为“棒打猪八戒”，(32)真不知从何说起了。从《江湖切要》的记载看来，凡天文、地理、时令、官职……都有黑话，涉及商业的，同样是黑话连篇。如：市人——井通；贩子——不将人；典铺——兴朝阳；杂货店——推恳朝阳；茶——青老；白酒——水山；粥——稀汉；牛肉——春流；金——黄琴；银——硬底；卖假货——跳符恳；真货——实赞；有钞——热子；假钞——将肯；没生意——念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充分表现了市场交易“暗箱操作”的光怪陆离。
这是商业小环境，从社会大环境讲，由于社会不靖，盗贼蜂起，拐骗丛生，持财辇重的商人常常成为伤害的主要对象。从依清代刑部档案编撰的《刑案汇览》中列举的伤害商人案例来看，就有店户私用客寄钱文致客自尽、将人交托放账之银私贸亏折、米船在大江遭风乘危抢夺、向拾获银票之人讹诈自尽、挟仇放火欲烧人命、折扣放债逼死职官、索欠不给抢夺财物杀死人命、船户乘客上岸图财开船逃走、结伙设计诱食巴豆乘空拐骗、船户不许乘客另雇阻闹讓命、借钱不遂咬落右耳吞咽入肚、店伙经营不善亏折累死同伙、铺户卖药辨认不真误毙人命，等等。有的荒诞不经，匪夷所思。如“河北刘六屡向杨二借钱不遂，辄捏欠向讹，并揪将杨二头颈，将其右耳朵咬落，吞咽入肚”。(33)又如：“北京冯四因疑赵洵强占买卖，挟镰欲行放火，将赵洵烧死泄愤：”(34)再如陕西“吴保娃因赶驴驮炭，遇文黄氏撞道，路途狭窄……以致踢毙人命”。(35)
这些都说明，明清以后由于中国商品经济发展加速，社会原有的道德规范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发展需要，“天道变迁，人事亦改”，诚信的道德范式已经不能规范市场趋利激发的种种狂勃行为，人们急需要厘定以诚信为内容的市场规则，将诚信上升到社会制度的层面，并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以规整市场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保证市场经济因素的正常发育和社会主流道德的持续稳定。即是说，明清以后，诚信已经不是一个社会道德问题，而是社会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制度安排。是市场经济因素产生后“天道变迁”带来的社会新矛盾所致，这是明清以后所讲诚信与以前各代所讲诚信内容上的根本区别。此时社会要求的诚信已经不是单纯的道德和人格问题，而是市场经济因素发展要求的制度和路径选择问题。正如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公议货行规矩碑》所呼吁的那样：“盖闻通商惠贾，自古训之。岂独在开张行店而无定规欤?本镇之有杂货行由来已久，似无烦于再议矣。第以人心不古，规矩渐没，或翼重资弄巧而成拙，或头徇私而害公，因是赔累莫支，以致倒塌之患者有矣!夫生意之盛衰，一视乎行家，行家生意之长盛乎!以故行商(客)闻之而胆颤，每每货发他处，铺家见之而心寒。如是之。其何能堪哉?爰是集我商行，公议规程，历剔弊端，使勿二而三，斟酌尽善。夫而行见，规矩划一，主客两便，利人利己不必衰多而益寡，是训行即可，则所以惠商贾之道，不诚在是哉!”(36)
① 谢肇制：《五杂俎》卷三，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② 《雪堂随笔》卷三。
③ 顾禄：《清嘉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7页。
④ 《明经世文编》卷四一一，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⑤ 明《扬州府志》卷二。
⑥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淮安府风俗考》。
⑦ 《竟陵县志》卷二。
⑧ 《清江县志》卷二《风俗》。
⑨ 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下编之《屯地的占夺》，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⑩ 王肯堂：《郁冈斋笔尘》卷二。
(11) 曾羽王：《乙酉笔记》，见上海市文管会编《上海史料丛编》，1961年印。
(12) 殷聘尹：《外冈志》，见《上海史料丛编》，1961年印。
(13) 黄省曾：《吴风录》，见《五朝小说大观》，新兴书局1989年版，第3页。
(14) 丁元荐：《西山日记》卷下《日课》。
(15) 万历《歙志·风土》。
(16) 李乐：《见闻杂记》卷二。
(17) 凌铸：《西江视臬记事》卷三《文檄》。
(18) 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九。
(19) 路工：《访书见闻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21页。
(20) 石成基：《传家宝》三集卷八。
(21) 嘉靖《姑苏志》卷十三。
(22) 李日华：《紫桃轩杂缀》卷三。
(23) 吴履云：《五茸志逸》卷一。
(24)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
(25) 艾衲居士：《豆棚闲话》第十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26) 叶权：《贤博编》，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7页。
(27) 路工：《访书见闻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08—338页。
(28)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
(29) 艾衲居士：《豆棚闲话》第十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30) 党诚恩：《中国历代商贸诗歌选》，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118页。
(31) 《坚瓠集》乙集卷一。
(32) 同上书丁集卷二。
(33) 祝庆祺等：《刑案汇览》第四编卷十八，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62页。
(34) 同上书，第一编卷六，第432页。
(35) 同上书，第一编卷六，第175页。
(36) 河南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