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道探寻
栈道时代与碥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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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古道,在周秦汉唐时代,地处京畿,千年春秋,为国家置驿国道。五大古道,皆长期是国家驿道,几乎无不是“凌空飞架,栈道千里,长亭连短亭”。
栈道的确是秦岭古道的重要构成部分。据李之勤教授推算,在一些险岭路段,如北宋时期的风州、剑阁段,约长1100余里,有桥阁9万余间,每间以3米长计算,折合27万米,相当于540里,占这段驿路总长的二分之一。北宋时期的褒斜道南段150里中,《太平寰宇记》记载,共“有栈阁二千九百八十七间,险板阁二千八百九十三间”,共计5800余间,折合近18000米,相当35里,占这段驿道的近四分之一。一般情况,栈道在道路总长中约占10%~20%。这是秦蜀间秦岭、巴山地区山中谷道的特点。栈道和石门,是周秦汉唐京畿时代秦岭古道的两个象征,可称之为秦岭古道的栈道时代。宋代以后,国都东移,秦岭沦于西北偏远山区,秦岭古道除“连云道”外,全部失去驿道位置。王开先生在《宝鸡古代交通志》写道:
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栈道,到元、明、清时期发生了质的变化,一少部分路段由木栈变为石栈,一大部分路段由栈道变为碥道。明、清时期栈阁的逐渐减少,土石路面的碥道日益增多,且最后几乎全部取代了栈道,这不但是道路建设的里程碑,也是人类社会生产工具演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变化和生产技术提高的见证。历史上多次记载复修栈道的工役。再加上战争破坏,抢修费时,给交通带来很大不便。所以,当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技术不断提高,筑路的经验逐渐丰富以后,就学会削崖、砌崖,堑山堙谷,铺石填土,辟石筑路的本领,使栈道变为碥道。
任何事物,总是有它的两面性,利弊互存。栈道不但平直捷近,而且无论是木栈或石栈,路面上都没泥泞之害,但碥道是土石踏基,路面下雨天不免有泥泞之苦。而总的说来,碥路优于栈道。所以从唐代开始,就逐渐出现了以碥路代替栈道的趋势。
秦岭古道,从栈道时代向碥路时代的转变过程和历史阶段,王开先生的描述是基本准确的。然而对其原由的分析,却基本上是错的。秦岭古道,栈道时代与碥路时代的划分,是在唐朝。这一点,王开先生也看到了:“从唐代开始,就逐渐出现了以碥路代替栈道的趋势。”秦岭古道的栈道时代与碥路时代,显然与长安是否为国都是相互对应的。这意味着,探讨秦岭古道的栈道时代与碥路时代的演变缘由,其基本的语境是政治因素和国都文化,而不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
首先,王开先生“待铁制工具出现后,人们就利用它凿孔为穴,在溪谷岩石壁立处架设栈道,这样,就可取捷径沿溪谷通行,避免爬山岭的辛劳”。此种论述,以“社会生产力”为招牌,面貌上是先进西学,于秦岭古道却大非。“待铁制工具出现后”,“栈道”修架只是出现了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更不等于必然性。秦岭古道上的凌空栈道,其历史现实性和逻辑必然性,显然源于京畿地位。同样是山间交通,秦岭古道上是凌空栈道,四川到云南的山区是“五尺道”(约1米宽),南岭五山是“新道”,即实用为主的“碥道”。
其次,退一步讲,宋朝“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长安刚一失去国都地位,秦岭古道就“使栈道变为碥道”了,巧吧!王开先生并没有给我们具体分析宋朝以后的“社会生产力”究竟比唐朝高在哪里。他只是说宋元明清“会削崖、砌崖,堑山堙谷,铺石填土,辟石筑路的本领”,就“使栈道变为碥道”了;就使得秦岭古道从周秦汉唐的栈道时代,“进步提升”到了碥路时代。唐朝昭陵六骏的高超石料加工技术自不说了,秦始皇都能把那么巨大的岩石从北山挪动到骊山,不是早都“会削崖、砌崖,堑山堙谷,铺石填土,辟石筑路的本领”了?就算宋元明清的“社会生产力”高过了周秦汉唐,何必仍然要给已不是京畿的秦岭古道花费国家“血本”呢。秦岭栈道时代,分明是国家的血本投资!就说秦始皇吧,他的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史记·秦始皇本纪》)阿房宫“自殿下直抵南山”,阁道不仅修到南山,而且修进南山,这就是秦岭栈道的国都特权和投资结果。中国其他地方的高山峻岭,根本未出现豪华气派的“栈道”,皆是实用为主的“碥道”。
再退一步说,即便从实用眼光看,假定在秦岭古道的发展历史上,碥路代替栈道意味着进步和优越,然而,宋元明清的“社会生产力”也仅仅把连云道一个曾经当做驿道,其他的几个秦岭古道却不仅沦为间道,甚至完全荒塞,从国家视野消逝。其实,王开先生也写了:“汉、唐时期,建都长安,国势鼎盛,在秦岭山区开辟了多条驿道,各有名称。元、明、清时期,建都北京,由关中入蜀,只有连云栈一条驿路,其他谷道,相形见绌,变为间道。”也许是被先进西学唬住了,在秦岭古道上,王先生走进“社会生产力”的碥路失去了方向。与其相反,严耕望先生一生坚持国史旧学,关于秦岭古道的“栈道时代与碥路时代”的鲜明对比,他在《蓝田武关驿道》写道:
此道在唐代,对于物资之运输,政治之控制,与公私之行旅,人文之沟通,皆具有极大之作用,中叶以后影响尤巨,不仅军事为重也。五代、北宋时代,政治中心东移汴、洛,此道始荒废,仅小商贾往往行之,远非唐代盛况之比矣。
“政治中心东移”,显然是秦岭古道“栈道时代与碥路时代”的分野和关键。
栈道的确是秦岭古道的重要构成部分。据李之勤教授推算,在一些险岭路段,如北宋时期的风州、剑阁段,约长1100余里,有桥阁9万余间,每间以3米长计算,折合27万米,相当于540里,占这段驿路总长的二分之一。北宋时期的褒斜道南段150里中,《太平寰宇记》记载,共“有栈阁二千九百八十七间,险板阁二千八百九十三间”,共计5800余间,折合近18000米,相当35里,占这段驿道的近四分之一。一般情况,栈道在道路总长中约占10%~20%。这是秦蜀间秦岭、巴山地区山中谷道的特点。栈道和石门,是周秦汉唐京畿时代秦岭古道的两个象征,可称之为秦岭古道的栈道时代。宋代以后,国都东移,秦岭沦于西北偏远山区,秦岭古道除“连云道”外,全部失去驿道位置。王开先生在《宝鸡古代交通志》写道:
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栈道,到元、明、清时期发生了质的变化,一少部分路段由木栈变为石栈,一大部分路段由栈道变为碥道。明、清时期栈阁的逐渐减少,土石路面的碥道日益增多,且最后几乎全部取代了栈道,这不但是道路建设的里程碑,也是人类社会生产工具演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变化和生产技术提高的见证。历史上多次记载复修栈道的工役。再加上战争破坏,抢修费时,给交通带来很大不便。所以,当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技术不断提高,筑路的经验逐渐丰富以后,就学会削崖、砌崖,堑山堙谷,铺石填土,辟石筑路的本领,使栈道变为碥道。
任何事物,总是有它的两面性,利弊互存。栈道不但平直捷近,而且无论是木栈或石栈,路面上都没泥泞之害,但碥道是土石踏基,路面下雨天不免有泥泞之苦。而总的说来,碥路优于栈道。所以从唐代开始,就逐渐出现了以碥路代替栈道的趋势。
秦岭古道,从栈道时代向碥路时代的转变过程和历史阶段,王开先生的描述是基本准确的。然而对其原由的分析,却基本上是错的。秦岭古道,栈道时代与碥路时代的划分,是在唐朝。这一点,王开先生也看到了:“从唐代开始,就逐渐出现了以碥路代替栈道的趋势。”秦岭古道的栈道时代与碥路时代,显然与长安是否为国都是相互对应的。这意味着,探讨秦岭古道的栈道时代与碥路时代的演变缘由,其基本的语境是政治因素和国都文化,而不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
首先,王开先生“待铁制工具出现后,人们就利用它凿孔为穴,在溪谷岩石壁立处架设栈道,这样,就可取捷径沿溪谷通行,避免爬山岭的辛劳”。此种论述,以“社会生产力”为招牌,面貌上是先进西学,于秦岭古道却大非。“待铁制工具出现后”,“栈道”修架只是出现了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更不等于必然性。秦岭古道上的凌空栈道,其历史现实性和逻辑必然性,显然源于京畿地位。同样是山间交通,秦岭古道上是凌空栈道,四川到云南的山区是“五尺道”(约1米宽),南岭五山是“新道”,即实用为主的“碥道”。
其次,退一步讲,宋朝“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长安刚一失去国都地位,秦岭古道就“使栈道变为碥道”了,巧吧!王开先生并没有给我们具体分析宋朝以后的“社会生产力”究竟比唐朝高在哪里。他只是说宋元明清“会削崖、砌崖,堑山堙谷,铺石填土,辟石筑路的本领”,就“使栈道变为碥道”了;就使得秦岭古道从周秦汉唐的栈道时代,“进步提升”到了碥路时代。唐朝昭陵六骏的高超石料加工技术自不说了,秦始皇都能把那么巨大的岩石从北山挪动到骊山,不是早都“会削崖、砌崖,堑山堙谷,铺石填土,辟石筑路的本领”了?就算宋元明清的“社会生产力”高过了周秦汉唐,何必仍然要给已不是京畿的秦岭古道花费国家“血本”呢。秦岭栈道时代,分明是国家的血本投资!就说秦始皇吧,他的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史记·秦始皇本纪》)阿房宫“自殿下直抵南山”,阁道不仅修到南山,而且修进南山,这就是秦岭栈道的国都特权和投资结果。中国其他地方的高山峻岭,根本未出现豪华气派的“栈道”,皆是实用为主的“碥道”。
再退一步说,即便从实用眼光看,假定在秦岭古道的发展历史上,碥路代替栈道意味着进步和优越,然而,宋元明清的“社会生产力”也仅仅把连云道一个曾经当做驿道,其他的几个秦岭古道却不仅沦为间道,甚至完全荒塞,从国家视野消逝。其实,王开先生也写了:“汉、唐时期,建都长安,国势鼎盛,在秦岭山区开辟了多条驿道,各有名称。元、明、清时期,建都北京,由关中入蜀,只有连云栈一条驿路,其他谷道,相形见绌,变为间道。”也许是被先进西学唬住了,在秦岭古道上,王先生走进“社会生产力”的碥路失去了方向。与其相反,严耕望先生一生坚持国史旧学,关于秦岭古道的“栈道时代与碥路时代”的鲜明对比,他在《蓝田武关驿道》写道:
此道在唐代,对于物资之运输,政治之控制,与公私之行旅,人文之沟通,皆具有极大之作用,中叶以后影响尤巨,不仅军事为重也。五代、北宋时代,政治中心东移汴、洛,此道始荒废,仅小商贾往往行之,远非唐代盛况之比矣。
“政治中心东移”,显然是秦岭古道“栈道时代与碥路时代”的分野和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