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道探寻
沧桑篇 古道春秋：道路的形成与驿路的开发利用
先民的足迹与往来路线
远古先民们在艰难的环境中为求得生存和发展，往往不得不辗转迁徙，跋山涉水，披荆斩棘。在开始经营农耕养殖以后，依然“劈山通道，未尝宁居”。早期交通的发展，是人类距今最久远的富于开创意义的成就之一。最原始的道路和航线，形成人类文明在地球上留下的最初的印记。
——摘自《西安古代交通志》
蓝田是最早受到中华民族的先祖青睐的一块圣洁的土地，远古之时它就是人类最早的活动区域之一，在今灞河(原滋水)流域，远古时代就不断出现先民们穿梭般的活动履印以及大量往来线路图，这些就是最早的人类道路的雏形图。
早在110万到115万年前，中外驰名的蓝田猿人就生活在气候温暖湿润、呈现一片亚热带风光的蓝田大地上。当时蓝田一带呈现的正是间冰期亚热带气候，这里处处林木繁茂，藤萝缠绕。平原上绿草如茵，一片葱茏。剑齿虎、大脚鹿在草丛中出没，大熊猫、苏门羚在树林中嬉戏，古犀牛、剑齿象在湖边散步。那时，这里是亚热带动物的乐园，在这一群动物中间，或可以看到身材矮小的蓝田猿人成群结队地在树林中攀援嬉闹。
1963年10月12日，当年约30多岁的女性蓝田猿人人头骨化石，在蓝田公王岭被挖掘出土亮相，刹那间，轰动了全世界。这是世界考古与人类研究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事件。它为中国土地上存在比北京周口店人更古老的人类提供了第一佐证。它保持了迄今为止亚洲北部年代最早的人类化石的最早记录。因此蓝田作为人类的发祥地、中华民族先祖们最早活动的中心之一，已是毋庸置疑的史实。
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当大自然通过时空精心雕琢着蓝田猿人，逐步地抹去他们身上的动物痕迹时，人类也逐渐地完成了从猿到人的发展演变过程。1963年又在蓝田境内洩湖镇陈家窝的红色土壤中，发现了距今已65万年的猿人下颌骨化石，这个化石被科学家定名为“陈家窝人”。在横岭的涝池河，发现了距今约40万到50万年的涝池河人肱骨化石。后来又在距公王岭不足三公里的桐花沟，发现了距今约20万到30万年的桐花沟人头骨碎片，蓝田县境内的冯家村又发现了距今约2万到3万年的人类下颌骨化石。同时蓝田发现的还有旧石器遗址9处、新石器遗址26处。这些化石文物的密度之大，亚洲不多见，世界上也非常罕见。这些都表明了百万年前，自蓝田猿人之后，中华民族的先祖们就一直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生活劳动。蓝田作为早期人类的摇篮、华夏民族的发祥地，确是当之无愧的。但是早期人类是如何劳动活动与彼此往来的?据参与公王岭蓝田猿人发掘的古生物学家计宏祥在《蓝田人生活时代的自然地理环境》一文所说，当时“蓝田正是位于秦岭北坡亚热带森林草原与草原的交界地带”，公王岭正处于这个交界地带的前沿。当时这里林海茫茫，草木茂密，这些密如蛛网的绿色屏障，对人类围猎及活动都造成了很大的阻碍与制约，限制古人类的生活范围。因此，早期人类只能沿着较为空旷与平坦的河谷以及河边多级阶地，而上下行走。当时古人类的足迹，大多是以公王岭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公王岭东南方高峻而陡峭的秦岭，很难穿林翻越而过，因此，当时仅有极少数猿人后裔翻越秦岭推进到南坡的郧阳、郧西一带。同时，另有少数向北而行，到达横岭的涝池河附近。而大部分猿人及其后裔只能沿着水草丰茂的灞河、辋峪河向西发展，这样就形成了许多连续性的人文遗址，著名的有公王岭、陈家窝、锡水洞、黄沟、新街等数十处。
到了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期，先民在灞河、辋川河、焦汤河流域定居，制陶器，磨石器，养家畜，从母系氏族逐步向父系氏族社会发展过渡。此时在前仰韶文化时期，蓝田出了一位杰出的母系氏族部落女首领，她就是人类的始祖母华胥氏。她被称为“九河神女”，曾率领自己以花为图腾的华胥氏部落不断流徙，先后到达过陕北延川、山东的济宁、四川的阆中、甘肃的成纪等许多地方，将人类的足迹扩大到黄河流域与渭河流域。后来，她们在甘肃徘徊了一个时期后，又回到蓝田，形成了成熟的母系氏族部落华胥国，成为了史前一个令人注目的文明中心。蓝田境内目前尚遗存的有华胥氏妊娠后经常行走而过的“毓圣桥”、“毓仙桥”，还有华胥氏陵、尊庐氏陵、女娲氏谷等遗址，蓝田也因此被史学家称为“三皇故居”。
从洩湖遗址、半坡遗址及姜寨遗址出土文物来看，有大量的陶器和果实种子以及农作物种子，说明当时除了狩猎和几个部落间的围猎外，农业主要是以自然采集为主的采集农业，采集的果实主要有松子、栗子、榛子和自然生长的谷糜等。当时古人类从茫茫的原野中，硬是用自己的铁脚板在荆棘丛生的荒野中踩踏出一条与外界相通、与其他部落合作狩猎的通道、这就是人类早期交通往来的“雏形”道路。
从蓝田数百处的文物发现点和26处新石器遗址出土文物看，史前先民主要居住于河流二阶地的天然洞穴中。他们这样选料，一是为了饮水方便；二是在人类学会用火以后，天然洞穴避风避雨，洞口设立火堆又能防止其他动物的袭击；三是渔猎活动有的会在水中进行，河流本身也可以进行水上漂流，可作为古人类的水上通道；四是河谷较为平坦与空旷，且为多阶地分布，便于利用进行上下交通。这样河流两岸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先民们分布较为集中的部落密集区。在人类幼年生产力水平尚十分低的条件下，河谷周围就自然而然毫无疑问地成为了人们交通的主要干线了。而蓝田及西安史前古文化遗址多密布于河谷附近的事实，更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点，并且可从中看出，新石器时代，西安地区及蓝田境内已形成了以下主要交通路线：
当传说中人类始祖母华胥氏怀孕后，由于食物匮乏，她率领自己的部落走出灞河来到渭河流域，后继续向西流徙，到达甘肃成纪(今天水市秦安县)，后生下了一双儿女伏羲与女娲。华胥氏在陇西一带徘徊一个时期之后，又率领部落族团和新生儿女伏羲与女娲，向东游徙到关中西部的陈仓(今宝鸡一带)。当关中东部水患有所减弱时，再继续东徙又回到了出发点蓝田地区。而实际史实是：当人类在未进入农耕时代以前，是不可能长期定居在一个地方的，一般都是随着食物源的变化，而过着一种缓退的流徙生活，他们的流徙路线也是一种不规则的空间摆动，呈往返回旋性的路线迁徙。
这就是人类早期以渭河河谷为主的东西向干道。从关中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分布上看，以渭河流域最为稠密，向西有宝鸡以及西渭河上游的天水(古成纪)、甘谷、武山、陇西等市县，代表遗址有马家窑与大地湾文化遗址。向东有渭河入黄河口潼关以东的河南灵宝、陕县等沿河地区，有比较集中的分布。而在西安周围，西安以西路线大部分在渭河以北的地区，西安以东又分布在渭河以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有半坡、姜寨、庙地沟、洩湖等遗址。从这数千公里文化遗址所呈现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共性遗存分析来看，从中可以得出这条东西大道，在当时确实发挥着文化交流、相互联系和沟通的重要作用。而且，这条通道也是今天贯穿八百里秦川公路的早期雏形。
除渭河河谷被早期人类作为东西干道利用外，渭河支流也被作为南北往来的通道，其文化遗址不但众多而且稠密，在沣、灞、浐、涝、潏水等河流的河谷阶地上，呈现出明显的羽状分布之特征。
从目前在蓝田发现的新石器遗址来看，大多遗址是在灞河、辋峪河、浐水、蓝溪水、库峪河等河谷两岸的阶地上，最著名的遗址有黄沟、小寨(原大寨乡大寨村一组)、洩湖、南营上、北营上、闫家村、孟岩、嘴头、新街、沙河、拾旗寨、聚庆、尖角等充分显示仰韶文化的遗址，另外蓝田发现的还有闫家村、嘴头、李华村、侯家村、史家寨等龙山文化遗址。这些遗址大多靠近河流附近或河边的二级阶地上。它们连接而形成的轨迹无独有偶十分巧合，恰恰是在古蓝关古道和今长坪公路基连线上。
由此可得出明晰的结论：至迟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时期)，生活在蓝田境内的古人类是以灞河、浐河、辋峪河、蓝溪、荆溪等河谷作为重要的交通道路，进行生活劳动文化交流与技术传播的。
周人的兴起及楚人对蓝关古道的开发
周人是最早居住于渭河流域的农耕部落之一。他们是最早开发渭河流域的开发者与建设者。周人的祖先姜嫄(母系氏族部落首领)，传说因踩踏了武敏神的脚印后，在渭河上游的邰地上生下了后稷。后稷本名弃，即其母姜嫄生下他后即将他抛弃，弃同牛羊生活在一起，然而弃侥幸地活了下来，后来他在采集农作物的过程中，遍尝百草得到启迪，实现了农业从单纯的自然采集到固定的耕种农业的转化。相传在今杨凌农科城的西南有一个名曰揉谷镇的地方，就是后稷当年揉碎野草穗而发现一粒谷种的地方。这就是周人的发祥地邰地。后来周人的祖先公刘又在豳(今彬县前身)建起了京城和住宅，并在彬县庞川河西岸的西河村南修筑了姜嫄墓和祭祀台。
此后周人祖先古公亶父，骑马从豳地来到岐山南麓水草丰茂的周原地区(今岐山扶风一带)，经过考察和占卜后，在这里建起了家园。今天的周原，东起武功，经扶风、岐山至凤翔，东西长76公里，南北宽12公里，是渭北倾斜状的台原，原的中部自西向东有漆水河和渭河平行流过，地势平坦，气候温和，水源丰富，适合人类栖居。早在周人来此前，这里有个部落方国叫做(郮)。周人部落以此为中心，进行了开拓与发展，从此使一个弱小的部落迅速强大。到了商王朝的晚期，强大的崛起于渭河流域的周人，实行翦商的策略，遭到商王朝的无情镇压。据《竹书纪年》载，商王文丁(即太丁·大丁)杀害了(崛起的)周王季历。周文王(姬昌)为报父仇，采取了“韬光养晦”的办法。商纣王封姬昌为西伯侯，他关心民间疾苦，礼贤下士，宽厚待人，深得民心，许多人才纷纷投奔于他。商纣王见他势力越来越强，又轻信宠臣崇侯虎的谗言，“帝纣囚西伯于羑里”(今河南省汤阳县西北)，达七年之久，并让西伯侯姬昌，吃了用自己儿子伯邑考之肉制成的肉饼。姬昌食子肉后内心十分痛楚，但是表面上他仍然神态自若。后来西伯侯又发明了七弦琴创作琴曲，他的大臣散宜生等又用金钱美女珠宝厚赂纣王，使纣王逐渐失去了对姬昌的警惕，将其放归西岐。此后，西伯侯寻访得来贤臣姜子牙，遂整顿内部，发展生产，提倡礼仪，从而国泰民安，兵强马壮。然后击败犬戎、密须等部落，攻灭黎(今山西省长治市西南)、邗(今河南省沁阳县西北)和纣王宠臣崇侯虎的崇国(今沣河西岸)，占据了关中中部，后又迁都于今西安市沣河西岸丰地(后来周武王迁都于镐)，发动了周人灭商的大规模战争。
因为姬昌大规模地访贤求贤，楚人的首领鬻熊在商末时和太颠、闳夭、散宜生等人先后投奔了思贤如渴的西伯侯姬昌，又因鬻熊博学多才，又同受商纣的凌辱压迫，故他很快成为周文王之师，成为了西伯侯的座上宾。解放后我们对周原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从现存考古资料看，这里有周王墓和大型城墙遗址，也有骨制品作坊、陶器作坊以及宫室城墙等。另外，从周原出土的甲骨文中，即可见有“楚子来告”之辞。这个甲骨文说明早在周文王时代鬻熊已被封为子爵，成为楚国的国君。此时楚国羽毛未丰，尚属千余个方国中的一个小不点方国。但随着周纣交兵周王朝的胜利，鬻熊荆楚团队不断强大，后逐渐脱颖而出，渐露枭雄的本色，成为战国七雄中势力强大、地域宽广的王国，此是后话了。
我祖籍鄂西北老河口市，作为楚人的后裔，2007年在戊子年中国西安华胥文化研讨会上，我结识了来自三湘的怪才、史前文化研究专家，湖南省原社科院院长何光岳先生，拜读了他写的《楚文化觅踪》一文，了解了楚人部落开始居地在楚丘(今河南滑县东)一带，商代末年，纣王横征暴敛，施行暴政，楚人部落为了躲避商王的征伐与迫害，不断集体迁徙，其中一支氏族部落迁到今天大荔县荆山，附属于崛起的周人，后来又发展到今西安东南蓝田境内的白鹿原上的荆溪一带。
周武王即位后，曾举兵东会天下八百诸侯于盟津(今河南孟津县)，准备伐商，因时机不成熟而作罢。此后“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随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向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次年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武王驰之，纣兵皆崩叛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史记·周本纪》)由此，便开始了以丰镐为中心的周王朝时代。
而在周纣交恶的多次战役中，当周武王孟津大会诸侯，荆楚首领鬻雄率领部落，参加了周武王克殷的战役。纣王自焚，商亡。由于灭商有功，鬻雄部落被封为楚子，立国于楚山、楚水之间，即今天的陕西省商州市。以后楚人部落不断南迁到蛮施之地，历史上逐渐称其为“荆楚”。
“荆楚”的“荆”字最早始于大荔县的荆山。古代民族迁徙中往往将原来所在地的地名亦随之带来。从历代编修的《蓝田县志》中看，也有相同的记载，如东晋“义熙二年(406年)秋，杨武安乡侯蓝田康循，率白鹿原(康和村)氏族数百家奔上洛太守宋林拒之”，后又在迁鄂地设立华山郡蓝田县，因而此蓝田即为称谓侨郡侨县，已非今陕西蓝田也。
今蓝田境内白鹿原上，有楚人居住的荆溪。荆溪又名鲸鱼沟，长水，因避后秦皇帝姚苌讳，又改为荆溪。白鹿原是荆水的发源地。传说白鹿原下有一条神鱼，长安建都前，风水先生向皇帝进言，白鹿原上有龙脉，在此建都可保永固。皇帝接受了大臣的建议，决定帝都选址在白鹿原上，并决定即日动工。神鱼闻讯，自感难以承担重负，连夜惊慌而逃，致使平坦的白鹿原上划出了一沟深沟，名“惊鱼沟”或“鲸鱼沟”。这条神鱼直向西北逃窜，窜至西安南郊后化为村寨，即今天的“鱼化寨”。后来皇帝大失所望，将都城改移在现在西安，名“大兴城”，即今天的西安市。
蓝田不仅有荆溪，而且有荆山(即发现和氏璧的荆山)，传说秦始皇的传国玉玺，就是用蓝田荆山发现的水苍玉刻制而成。周武王伐纣时，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与叔齐隐居于白鹿原上的首阳山，他们拦住武王的车驾阻止他讨伐商纣。周灭商后，他们又耻食周粟，躲进白鹿原首阳山，采薇而食。据后人推断所采之薇，就是贯仲嫩苗，在今王顺山、白鹿原上都有大量生长，脱水后又称为拳菜。今白鹿原上有伯夷坊村，又有伯夷叔齐墓。可见伯夷、叔齐拦马谏武王伐商的地点，也就是在今白鹿原的首阳山前(亦名寿阳山)。白鹿原横亘于八百里秦川东南台原上，控吴楚之要冲，立马灞上可雄视古都长安，文化遗存非常丰富，有李华村龙山文化遗址、怀珍坊商代遗址、郗家街商代居住遗址、文刘坡仰韶与龙山文化遗址。因此楚人部落步先贤后尘选中蓝田，后又从蓝田迁至商洛，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楚人鬻熊等氏族部落，受封于楚子，立国于楚山楚水间，这一带就是今陕西商洛市。今丹江北侧有大荆川、西荆川两条支流。商州市周围有七八个楚山、楚水和荆水。商州市城东有“紫荆遗址”(“紫荆”又作“子荆”，即“荆子”的倒装语)。楚人由蓝田南去，沿丹江而下，不断向东迁徙。故河南省淅川县西部有荆紫关(后作荆子关)，是否以上“荆”字都是从蓝田荆溪演绎而去，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丹阳”一名，即丹水之阳，始于商州市。因古商州因秦时商鞅变法有功，被秦孝公封邑于商州而得名，因它的位置在丹江之阳，故称丹阳。丹阳这个名称和秦楚多次发生军事战乱联系在一起。丹阳这个地名，是随着楚人的迁徙路线而不断移动的。鬻熊时丹阳在今商州市，到了鬻熊之子熊丽时，随着楚人的迁徙路线，沿着丹江迁到了河南省淅川县东部淅水与丹江的交汇处马蹬镇附近。再往后，丹阳一名又被楚人带到河南省淅川县东南部李官桥镇附近的下寺。从以上地名剖析，我们把荆山、荆溪、荆水和以上三个丹阳联系起来，就是楚人鬻熊部落及其后裔不断迁徙的路线图。可以说，长安、蓝田、武关道最早是由楚人在民族迁徙中间用铁脚板踩踏出来的。
楚人鬻熊率部落附周，他作为文王的老师，信任度逐渐增强，周楚关系亦迅速升温。后来楚国被封在丹阳(即今天商州市)，从此商州周围的丹凤山、文公山、西芦山都打上了楚人的印痕，被统称为楚山。清乾隆时《商州志》指出，“自乳山之南，山皆曰楚山；自流峪口以下，丹水之南，山亦皆曰楚山”。乳水古称楚水，发源于文公山，即楚山，东流注入丹江。大流峪水发源于西芦山，亦称楚山，北流入乳水。《太平寰宇圯》记：“商州”“说此郡地带楚山，丹水出焉”，又说“丹水在(上洛)县南一里，出楚山”。以上史志及古籍记载都说明楚人的往来履印遍布商洛崇山峻岭江河水域，这些地域无不印证着楚人居住的痕迹。
后来到了周成公时，周公(姬旦)因功高震主受到猜忌，处境岌岌可危时，即“奔楚”避难。后来成王悔悟，又迎周公回京主政。这几次奔楚及迎送活动都是从京都镐京经蓝田到丹阳(即商洛)，都是以这条古道作为往来路线的。
周初时，蓝关古道周围秦岭多为悬崖绝壁、险峻陡峭之地，而且人烟稀少，树木参天，藤蔓荆棘遍地。商末周初生产力很低，要在这样的崇山峻岭开拓出一条道路，主要道路凡遇悬崖绝壁，必须傍山架木而行。从现存的栈道看，楚人在蓝田溯蓝溪河谷而上，现存的栈道方形石孔尚历历在目，至今有些石孔遗迹仍在半山腰中。楚人正是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采用铁柱石柱的办法，凌空架起栈道，穿越秦岭，东折到商州。后来这条道路成为周、秦、汉、唐千余年间沟通南北联结南方诸省的战略通道，成为在中国古代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道路。在今天，蓝关古道仍然是三秦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周代，春秋战国，诸侯的朝觐、会盟聘问以及相互战争，都是借助于这条国家级道路而实现的。楚人开拓蓝关古道的价值，实在是功不可没。
伟哉，蓝关古道!雄哉，商山路!
秦帝国东南干道及秦始皇出巡之路
秦人的祖先，是传说中黄帝之孙颛顼的后裔。对于他们的先祖，司马迁先生在《史记》中，记载了一个十分动人的神话传说故事：远古之时，有一个美丽、勤劳的姑娘，名叫女脩，正在纺织，天上飞过一只燕子，从空中下了一枚蛋，女脩连忙拾起吞入肚中，不久即身怀六甲，十月之后生下一健壮男孩，取名大业。根据司马先生的记载，大业就是传说中秦人最早的祖先。后来，秦人的祖先就以燕子作为整个部落的“图腾”标志。他们曾协助大禹治理过水患，又为舜帝驯养过鸟兽，舜帝特赐秦人祖先为瀛姓。
秦人的祖先最早生活在遥远的关东(今山东省境内)，同商人有过密切的关系。商汤灭夏时，秦人的祖先参加了灭夏的战斗，因功勋卓著，受命于“西垂”(甘肃东部)，那时一部分秦人便从东方来到西方。商王朝建立后，秦人的祖先受到了商王朝统治者的青睐，不少首领先后担任了商朝的大臣。从此，瀛姓的秦人祖先便成为商代一支显赫的氏族。到了商代末期，商王朝已“风雨飘摇”，日暮穷途。秦人祖先的首领蜚廉和恶来，仍死心踏地地追随殷纣王干了不少坏事。直到周武王攻克商都朝歌，纣王自焚于鹿台，蜚廉和恶来父子二人也被周武王处以极刑砍下了头颅。
周朝建立，秦人先祖的地位一落千丈，整个氏族沦为奴隶。后来，秦人首领不甘寂寞，继续追随商朝余孽发动叛乱，结果又被周王朝残酷镇压。叛乱平息后，秦人留在山东的部族，被朝廷勒令强行西迁，一直被赶到今甘肃天水一带定居下来。从此，这支瀛姓氏族便被正式称为秦人。后来，到了西周中期，西陲瀛氏秦人同西周关系日渐改善，其首领造父为周穆王御车，以善御而得宠。当东方叛乱时，造父驱车“一日千里以救乱”，因功封于赵(今山西永安)，改姓赵，成为赵人的祖先。仍留在西垂的秦人，由首领非子率领，在今甘肃天水、陕西宝鸡一带为周王养马，因封于秦(今甘肃清水县)，族号秦瀛，从此秦人揭开了开拓关中的序幕，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西周宣王时，秦人首领秦仲受王命讨伐西戎，同关中西部被称为“戎”“狄”的游牧部落作战。秦仲战死，其长子秦庄公率军打败了西戎，官封“西垂大夫”，秦人的势力不断壮大，也逐渐发展到关中西部地区。庄公死后，其子襄公迁汧(今陕西陇县)，秦人的势力逐渐渗入到八百里秦川的腹地。
公元前771年，犬戎攻占了西周都城丰镐二京。在位的周幽王因迷宠褒姒，以烽火戏诸侯招致诸侯离心，被犬戎杀死在骊山脚下。秦襄公率部来救，后来，在周平王东迁洛邑的过程中，秦襄公又因护驾有功，被平王正式册封为诸侯。平王将犬戎占领的岐、丰之地(周原、丰京)封赐于秦。这是一张空头支票，因为当时关中还在戎狄的控制之下。但秦国毕竟取得了名义上属于自己的土地。平王令秦人自取，自此秦襄公开始建国，因此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秦起襄公”，即把秦襄公视为实际上的秦国的创始人。
此后，秦襄公不断率兵攻打被犬戎占据的秦国封地，其后文公、宪公、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等，同犬戎经过了近百年征战厮杀，先后灭掉了12个戎族部落，占领岐山，取得了称霸西戎的业绩。后来，他们又向关中东部进军，攻占华山(今陕西华县、华阴)，又西征陇西诸戎(今甘肃天水附近)，设立了最早的县，又在杜(今长安县东南)和郑(今华县北)设立了县。这样，秦人终于以岐(周原)为中心，西起天水，东至华县，建立了巩固的千里秦国，占领了整个渭河流域。周天子听说秦穆公打败西戎，特派专使入秦祝贺，并赐给穆公任好铜鼓12只，承认秦在西方的霸主地位。
春秋战国烽烟四起，秦国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秦国还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封建改革。经过长期的兼并战争，秦国终于战胜了其他国家，在公元前221年，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疆域辽阔的封建专制国家——秦王朝。
从秦人西迁到秦王朝建立的8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蓝关古道(秦时称武关道)经秦人的不断拓展开发利用，在秦王朝的统一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军事作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又以京都咸阳为中心，调集几十万苦役，日夜加紧修路施工。在皮鞭的笞责和剑戟的威逼下，苦役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在累累白骨上修筑起了通往原六国重要城市和边界地区的“驰道”，筑起了对当时政治、经济、军事都有着重要意义的陆上交通网。而武关道正是秦著名的九条驰道之一。
据《汉书·贾山传》记载，秦代驰道的规格，“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秦代六尺为一步，也就是说，除山路外，驰道一般宽三百尺(约今天69米)。道两边用金属椎夯筑有厚实的矮墙，每隔三丈距离种植一棵松树。驰道筑成后，青松栉比排列，绿荫相接，亭亭如盖。路面宽阔平坦，笔直伸延，直达天际，千里驰道景象壮观。这是中国封建时期秦王朝一项浩大的基础建设工程。
此后，从公元前220年起，在十年的时间里，秦始皇就沿着这些新修驰道“亲巡天下，周览四方”，频频出巡达五次之多，两次都途蓝经关古道。其中有一次，即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瀛政率领着他浩浩荡荡的出巡车队，以黑色为主调，车仗最前列以辟恶车开道，专管皇帝车驾的大仆站在车上，手持桃弓苇矢，后边是担任警戒的羽林铁骑兵，前后护卫着皇帝的车驾。秦始皇头戴通天冠，身着帝服，足登望仙鞋，手按太阿剑，端坐在六匹骏马挽驭的“金银车”上。车后备有供皇帝乘座的五色高车和臣人乘的五色安车，各驾四马。其后有属车八十一乘，由文武随员分乘，属车上均蒙有虎皮，最后两辆上各悬以豹尾，整个车队宛如一条游龙。车队从东方道巡行至峄山、泰山、琅琊山、湘山等地，一路浩浩荡荡，耀武扬威。后来，由南郡经武关道(今蓝关古道)，走回咸阳。赫赫皇威气势雄伟，肃穆而壮观，惹得当时担任泗水亭长的刘邦觊觎皇帝之位的野心顿生，望着始皇车仗，发出了“大丈夫当如是”的感慨。另一枭雄项羽看到皇帝车仗，吼出了“当取而代之”的叽声。而此前，秦人对武关道又有多次利用的记载，最早的记载见于《左传》中：秦穆公二十五年(前635年)，秦出兵攻打都国(今河南省淅川县西境)。楚国派申公子仪(斗克)和息公子边(屈御寇)，率军驻鄀国首都商密(今河南省淅川县以南)，与鄀国合力抵抗。由蓝武道上西出的秦军，经过激烈战斗，最终取得胜利。由此可知位于武关道东端的鄀国，是最早遭到秦军打击的小方国，同时也证明了春秋时，蓝关古道早已被秦国作为军事通道而开辟利用了。
由于蓝关古道这条大道一直是由秦地通往豫、楚的主要路径，又因地处深山，沿途多关隘雄阻，故多次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秦穆公三十八年(前622年)，秦军再次发动攻鄀之役，并占领其地。秦军兵锋走向，正是从蓝关古道而出兵略取鄀国的。到了穆公继任者秦康公时代，仍然不变国策，采取了继续攻灭邻国的方略。秦康公十年(前611年)，秦兵再出武关援助荆蛮之地的楚国，攻灭今湖北省竹山县小方国庸国。同时，史书记载中有秦哀公三十一年(前506年)的攻楚之役。伍子胥为报楚平王杀害父兄之仇，敦促吴王阖闾出兵，并令军事家孙武为军师，联合唐、蔡组成联军，一路势如破竹，攻了楚国京城郢都(今湖北省江陵北)。平王儿子楚昭王狼狈地逃向了随国(今湖北省随县)。楚大夫申包胥见国破家亡，遂沿武关道(蓝关古道)入秦求救。秦哀公不予理睬，申包胥在秦廷嚎啕痛哭七天七夜，两眼滴血。哀公闻之，大惊曰：“楚臣之急其君，一至是乎?楚有贤臣如此，安能灭国?”于是，秦哀公令大将子蒲子虎率车五百乘，从武关道(蓝关古道)南去救楚平乱。此是后话。
蓝关古道是三秦屏障，吴楚要冲。随着列国间的战争日益频繁，烽烟遍地，战争阴霾密布，秦楚亦多次交恶而相互攻伐，古道的军事战略位置更加突出。楚怀王十七年(前312年)春，秦楚终于在武关道上又发生争战。此年春，楚被张仪欺诈，怒而伐秦，两军战于丹阳，楚军失败而归，失掉汉中地(楚之汉中地包括今陕南东部和湖北西北部)。不久楚怒再次伐秦，与秦兵大战于蓝田县，连遭败绩。楚怀王三十年(前299年)，秦昭王约楚怀王会盟于武关。屈原劝阻怀王不要入秦，怀王不听，如约而至。谈判中楚怀王被秦昭王囚拘于秦国。怀王三十一年(前298年)，秦昭王再次从武关道发兵攻楚，大败楚军并斩首五万级，取折等15城而归。秦昭王十五年(前292年)，秦大将白起又奉昭王命沿蓝关古道南下，攻取楚国宛地(今河南南阳市)。到了昭王二十二年(前285年)，秦楚结盟攻齐，秦军由武关道南去宛城同楚军会合。昭王二十八年(前279年)，白起再次从武关道攻楚，连下鄢、邓五城。到了秦始皇时代，秦王嬴政十六年(前231年)，秦采取兵分两路、南北夹击的战术，其中南路军兵出武关，经宛城向北进逼。后来到了前223年，秦始皇又派大将王翦率举国兵力60万，经武关道而出与楚国交战。经过一年多的相峙，王翦全歼楚军，项燕自杀。秦军攻下楚都寿春(今安徽寿县)，楚王负当被俘。接着秦军又渡过长江席卷吴越。第二年王翦又平定了楚的附属地区，统一了长江流域。公元前221年，秦王又派王贲为将，一举攻陷了齐国都城临淄，齐王被俘，割据称雄的六国诸侯，全被消灭。在这80多年的争战中，蓝关古道(武关)上发生的一系列军事战争，足以说明了武关道的军事要冲战略位置的作用，从此蓝田道(武关)就有了“一掌闭关中，江淮路不通”、“三秦屏障，吴楚要冲”的美誉。
西汉兴亡之路——武关道
(一)兴亡之路
西汉时，汉高祖刘邦灭掉霸王项羽之后，本想建都洛阳。后来听从了齐人娄敬和留侯张良的建议，决定建新都于长安。长安建成后，这个新的政治中心，周围道路密如织网，四通八达。而位于长安东南方向的武关道，成为了长安连接西北与东南，地连豫楚、水跨两域的通衢大道。武关道如中国历史舞台上的一根敏感的神经，秦亡于武关道，王莽败于武关道，武关道在军事上的利用价值，秦汉时代，达到了鼎盛时期。
公元前208年，秦将章邯在定陶大破楚项梁军，斩杀了骄傲自负刚愎自用的楚将项梁。楚怀王见秦兵攻势正锐，遂将楚国的大本营从盱眙迁至彭城(今徐州)。章邯攻袭楚军后，又乘胜进攻邯郸的赵王歇。赵王歇遣使求救于楚。楚军在彭城召开誓师大会，义帝决定兵分两路，一路以宋义为上将，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率楚主力军北上救赵。另一路则由沛公刘邦率军西进，直取关中，并约定先入关者为关中王。
公元前207年2月，刘邦趁项羽主力与章邯在赵地决战之时，开始西进。刘邦率部攻洛阳失利后，听从了谋士张良的计谋，采取避实击虚的策略，率军攻宛(今南阳)，大败秦南阳郡守吕齮，接着兵入武关。在丹凤县刘邦的坐骑产下马驹，故刘邦称帝后，后人将丹凤改称为龙驹寨。此后，刘邦率部一路斩关夺隘，连下商邑等地，乘胜屯兵于黑龙口，兵锋已直指秦岭顶上的峣关。此前，秦奸相赵高怕二世胡亥追究败军责任，暗中派人刺杀秦二世胡亥，并拥立子婴为帝。子婴称帝后设计杀死了赵高，后去帝号称秦王，又派重兵把守峣关，企图阻止刘邦的部队西进。刘邦兵被阻于坚城之下，无法前进一步，于是再次听从了谋士张良之计，从黑龙口兵分二路，一路绕峣关，逾篑关大破秦兵于蓝田南，一路郦食其用重金收买峣关守将，待其松懈，一举而下。10月，沛公刘邦率胜利之师，屯兵霸上，兵锋直指咸阳。刚刚当了46天秦王的子婴，素车白马以绳系颈，向刘邦献上秦传国玉玺符节等，在轵道旁向沛公刘邦投降(秦轵道亭即位于灞桥西侧的不远处)。刘邦率部进入咸阳，他请出三老，取缔秦之暴政，并于秦民约法三章，然后，封秦库，退出秦宫，屯兵霸上，以等待义帝。秦王朝由此灭亡。
刘邦在取得关中降伏秦国以后，又命大将王吸、薛欧从蓝田道出武关，迎接太公和吕雉。
刘邦建立汉朝后，武关道作为军事通道，被朝廷多次利用。
汉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七国反，景帝命大将军周亚夫率兵平叛。周亚夫调集全国精锐之旅，从霸上发兵，先后行经蓝田，从七盘坡入山，出兵武关道，仅三个月就平定了吴、楚等七国之乱。
公元前1年6月，汉哀帝刘欣病死，汉平帝刘衎继位。王莽在其姑母王政君(汉元帝皇后)的支持下，再度出任大司马，并执掌朝政，改称太傅，号安国公。从此，王莽实际上控制了西汉政权。公元5年，王莽毒杀了平帝，改立孺子婴为帝。公元8年，王莽废黜孺子婴，逼其姑母——临朝称制的王政君交出国玺，篡汉自称皇帝，改国号为新，史称新朝。王莽篡汉后，由于倒行逆施，激起了农民大起义。
新莽地皇四年(23年)，在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发展壮大起来的绿林军(后来南阳豪强刘玄、刘縯、刘秀也加入进去)与王莽主力军交战，昆阳(今河南省叶县)一战，莽军主力几乎被绿林军全歼。后来绿林军又向王莽残余军事力量展开了强大的攻势。一路由申屠建、李松带领，西攻武关，直捣长安；一路由于匡率领，北上直攻洛阳。当年9月，于匡攻下洛阳。与此同时，申屠建一路大军势如破竹，很快逼近武关。这时析县人邓晔，于匡等起兵攻下析、丹水(今河南淅川老县城)，武关都尉朱萌投降，邓晔开武关迎接申屠建军。10月1日，绿林军攻入长安宣平门。2日，长安百姓朱弟、张鱼等响应起义军，火烧宫门。王莽见大势所去，还愚蠢地身披红衣裳，佩着玺绶，手持虞帝匕首，祈求上天保佑他，说：“天上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认为绿林军奈何他不得。
后来，绿林军火烧未央宫，在火海中无处藏身的王莽，带领少量卫队逃到四面环水的渐台上，作垂死挣扎。绿林军密密麻麻将渐台包围得水泄不通。等莽军卫队的箭射光后，商人杜吴首先冲入室内，见王莽穿戴整齐，在那里发怔，就猛扑上去，将王莽一刀砍死。接着，一个叫公宾的义军冲进室内，一刀砍下了王莽的脑袋。其余义军蜂拥而入，将王莽尸体砍成几十段。后来，绿林军将王莽首级由武关道传至宛城，更始帝刘玄命令将王莽首级直接悬挂高杆示众。百姓恨王莽入骨，都用石头掷击，有人还割下了王莽的舌头，切成多片，由众人分而吃掉。老百姓痛恨这个欺世盗名的政治骗子，无不以生啖其肉、食其舌而发泄自己的愤恨之情。至此，仅存在16年的短命王朝新莽政权宣告结束。
(二)汉武关道的行经之地
道路是国家政治与军事、经济与文化运行与发展的大动脉。汉之武关道又是京畿长安东南方向的战略通道，承平时期有辅助之利，战乱时期有迂回之便，军事上视为奇道，秦汉皆“兴于斯道，败于斯道”。因此，道路建设一直被作为一项巩固中央集权制的重要举措加以实施。同时，汉代朝廷又常常把道路与道桥的修治作为考核地方官吏的主要政绩而进行。地方官若不能克尽职责，轻则贬谪批评，重则招来杀身之祸。据《汉书·酷吏传·义纵》记载，义纵为右内史，“道不治”，汉武帝去甘泉宫途中发现义纵失职，同年借口义纵阻碍“告缗”，竟论“弃市”(杀头)。另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身为九卿的太常孔臧，因南陵桥坏、衣冠道绝而免职。
汉代的主干道路(武关道为其一)，多由皇帝亲自决策进行修筑。而武关道由于是汉高祖刘邦攻入关中的龙兴之路，更是受到汉时历代最高统治者的重视。
然而，秦汉时的武关道不同于隋唐时的武关道，它的行经路线和地点也与隋唐时期有着不同之处。汉时的武关道由西汉都城长安出发，经蓝田武关至南阳郡，须经过轵道、霸上、芷阳、蓝田、峣关、上洛、商、武关、丹水、析、郦等地，至宛城(今南阳市)。
轵道 据《类编长安志》记载，轵道在汉长安东十三里。汉高祖元年(前206年)，秦王子婴素车白马以降沛公。苏林曰“轵道，亭名”。在霸城观西四里。汉时有白蛾飞自东郭门，经轵道，入苑内。按许氏说文，“轵，车轮小穿也”，在车道旁降也。
灞上 一说在通化门东三十里灞河西岸，故谓之灞上。汉王元年(前206年)十月，沛公军霸上，子婴降。文帝六年(前174年)，宗正刘礼为将军，次霸上。一说在今白鹿原上。
芷阳 即霸陵，在咸宁县东北二十五里灞水之东。十三州志曰：秦襄王所葬芷阳也。汉文帝更名霸陵。莽曰水章。
蓝田 秦旧县也，三秦记“盖以县出美玉，故曰蓝田”。位于长安东南，武关道必经之地。
峣关 在蓝田县东南98里即，秦峣关也。汉书曰：“赵高遣将将兵拒峣关。沛公引兵绕峣关，逾篑山，击秦军大破之。”后周明帝武成元年(559年)，迁徙青泥故城侧，改曰青泥关。武帝建德三年(574年)，改曰蓝田关，因县委名。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徙复旧所，即今关也。亦名蓝田关是也。唐因之称蓝关或蓝田关。
上洛 即今商州市。西汉元鼎四年(前113年)设上洛县，东汉时为上洛侯国。晋泰始二年(266年)设上洛郡。汉之商县在今丹凤县治西侧古城村，介于上洛武关之间。
武关 由于地形险要，历来被兵家视为奇道。秦汉与隋唐时武关位置不一样。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武关，秦南关也，通南阳”。秦汉时武关位置在商南县东南丹江北侧。隋唐时已迁徙至丹凤县东南方向。
丹水县 西汉时丹水县，在今河南省淅川老城及其以西附近。
析县 具体位置，史学界尚有争论。据《括地志》云：“邓州内乡县城，本楚析邑，一名丑。汉置析县，因析水为名也。”又据《汉书·九九·王莽传》：“(析)宰清降，(邓晔，于匡)尽得其众……拔析、丹水武关”。从以上记载看，秦汉时的析、丹水武关都应在一条线上，故析县应在丹水县东析水与丹江交汇处附近。
郦邑 在今河南省内乡县城附近。《史记·高祖本纪》：“略南阳郡，……降析郦”。《索隐》有云：“析属弘农，郦属南阳”。据《续郡国志》记，后汉时同隶属南阳，二地相距应当不远。
宛城 为南阳郡治，秦汉武关道至于此。《汉书·地理志》载：宛，西通武关，东受江淮，一都之会也。
魏晋南北朝对武关道的利用
东汉末年，曹魏统一了中国北方，并与吴、蜀国形成了天下三分的鼎足之势。魏禅位于晋。晋武帝统一了全国，华夏中国出现了短暂的大统一之势。后来八王之乱，战乱长达十六年之久，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七王先后被杀，百姓死亡数十万。从此，西晋王朝元气大伤，逐步走向了灭亡。西晋王朝灭亡之后，随着“五胡乱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纷纷走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他们互相混战，在长达130多年中，先后建立起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国家，主要有北方的十五个国家和西南地区的成国，总称为十六国。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分裂时期。与此同时，晋元帝司马睿又于公元317年3月在建康称帝，史称东晋。后来，淝水一战，前秦苻坚战败，中国历史上形成了南北长期对峙的局面。
此后，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国家大分裂局面的形成，蓝关道又成为了南北双方政治集团争夺的重点。许多著名的战役和南北的军事活动都和蓝关古道发生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史载：
东晋永和十年(354年)，东晋名将桓温率部骑四万北伐前秦(前秦首都在长安)，东晋水军发襄阳入均口，步兵自淅川趋武关，败前秦军于蓝田，后桓温屯兵灞上。
东晋太元元年至四年(376～379年)，前秦帝苻坚与东晋争夺晋阳，前秦军由蓝田蓝武道南下而略晋。
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伐后秦，曾派将领沈田子取道蓝田，大败后秦姚泓于蓝田青泥城。
南朝梁武帝中大通六年(534年)，北魏分裂成东西魏，西魏独孤信、杨忠与东魏辛纂争夺析阳(今河南省西峡县)和穰县(今河南省西峡县)，战役的主要战场仍然在蓝武道中，双方为争夺军事要隘而进行。
魏天平四年(537年)，西魏同东魏又对蓝关道上的名关要隘进行又一次争夺。西魏从武关道出击，一直到俘杀梁元帝(554)为止。后来因北方势力不断强大，战场的中心逐渐转移至长江流域一带。
隋、唐驿道商山路
隋唐二朝都先后建都长安。隋亡之后，大唐帝国作为中国最发达强盛的封建王朝，其社会承平达二百余年以上。京都长安途经蓝田、商州通往邓(州)、南(阳)盆地、荆襄等地的商山路，是京都联系东南地区的孔道、朝廷的次驿路。沿途馆驿密布，交通设施齐全，一直受到唐帝国的高度重视。当时的京都长安作为国际化的大都市，以它特有的政治磁场，影响了全世界，使“八方来唐，四夷悦服”，不仅商贸繁荣，而且国际间来往不绝。唐帝国为了增强综合国力，对京都周围交通道路极为重视，特别是加强了对东南方富庶地区的控制。而位于京都长安东南的蓝武道，素有“吴楚咽喉、三秦屏障”之美誉，因此，朝廷将它列为次驿路，成为仅次于长安、潼关间的全国第二条重要驿道。同时，对商山路(即蓝武道)的开发与利用，这时也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大唐帝国由于军事力量强大，赫赫国威，诸夷悦服，前期战争较少，商山道的作用，主要不是用于军事方面，而是用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拓展与交流上。由于商山道是京都长安通往荆襄、江淮、岭南地区的交通大动脉，交通便捷，因此，朝廷使臣及一般公私行旅，远适东川、黔中、江淮、岭南各地，多不走潼关道，而是取道蓝田商州道南行。许多文人仕宦或来京述职蚁趋长安，或赴任游学遨游江南，也多选择蓝武道驿路，从而使商山道繁盛一时。根据全唐诗中的不完全记载，张九龄曾四经此道，白居易“七年三往复”，元稹七度武关，韩愈的阳山之贬与潮州之贬，也数次往返于商山路，颜真卿等被贬也由此路途经。许多著名文人墨客，都留下了许多唱吟描写蓝田、蓝武道的诗篇。诗人王贞白《商山诗》留下了“商山名利路，夜亦有人行”的诗句。白居易《登商山最高顶》诗中写道：
高高此山顶，四望唯烟云。
下有一条路，通达楚与秦。
或名诱其心，或利牵其身。
乘者及负者，来去何云云。
我亦斯人徒，未能出嚣尘。
七年三往复，何得笑他人?
还有诗人皇甫曾《玉山岭之作》诗云：
悠悠驱匹马，征路上连冈。
晚翠深云窦，寒苔净石梁。
荻花偏似雪，枫叶不禁霜。
愁见前程远，空郊下夕阳。
这些诗词都将蓝武道的景色及作用写得透彻入骨，十分生动与准确。
然而，蓝武道毕竟是一条关山重叠的军事要道。唐代进入中晚期之后，政局数次发生变动，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商山道几度交通中断或停顿。商山道在非常时期的历史作用，此时显得尤为突出。随着许多军事活动频仍发生，蓝武道上狼烟四起，战火不绝，著名的就是发生在中唐时的吐蕃攻陷长安和朱泚之乱两起重大的历史事件，对大唐帝国的统治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与震撼。一是公元763年代宗广德初年，吐蕃军攻陷长安，唐代宗李豫逃至陕州，朝廷被迫起用了闲置在家的大将郭子仪。郭子仪作为唐代杰出的军事家，当时已无兵可用，手头也无大将可调，仅有一张令敌丧胆的郭令公头衔。然郭子仪毕竟是位具有通天战略之人，他采取避实就虚的策略，仅仅率领几名家将匆匆上路，即由长安东南的牛心峪(今岱峪河谷，即焦岱)出发，后折向东北从蓝田扇车峡倒回峪进入商洛。到商洛后郭子仪收集了武关驻兵及散兵游勇数千人，又接受参军王延昌的建议，与之分兵而行。王率众“逾绝涧，登七盘，趋于商州”，而郭子仪率部向东，沿道沟峪东行到达洛南、商州。最后他在蓝田用疑兵阵，在桓公堆四周山上，遍插旌旗，使吐蕃兵看见峣岭之上草木皆兵，闻风丧胆，郭子仪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在蓝田大破吐蕃兵。郭子仪这次行军路线是蓝田武关道的玉山道支线。二是唐中期有名的朱泚之乱。唐叛将首领朱泚据守长安城，与唐廷对抗。唐神策军兵马使尚可孤一面率兵讨伐李希烈，一面带襄樊三千兵马自武关入援关中，尚遣兵驻蓝田七盘坡，打败了朱泚仇敬忠部，进而攻占蓝田，后又会合诸军攻取了长安，平定了朱泚的叛乱。以上的战例，充分显示了蓝关古道军事战略位置的重要。此外，还有唐中和三年(883年)3月，黄巢发兵3万扼守蓝关古道蓝田段，4月，李克用沙陀兵及藩镇兵大败黄巢军于蓝田道。这些都是蓝关古道在军事上利用的实际战例。
同时，丹水、汉水驿运，也是唐帝国一直依赖的水运驿路之一。我们知道，自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后，南北经济流通加快。黄河、渭水、汴水漕运，成为唐王朝的经济命脉。“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控制力大减。随着藩镇割据，汴水、黄河、渭水漕运受阻，汉水、丹水和蓝武驿承担了长江南北财赋北运关中的任务。唐德宗李适曾明令规定：“从上都(长安)至汴州为大路驿，从上都至荆南为次路驿”。由此可以得出唐时蓝商驿路的交通地位，仅次于长安(上都)、洛阳(东都)两都间的大路驿，是当时全国驿路交通的第二位。
既然蓝商路是全国的次驿路，唐朝廷对这条道的依赖，必然形成对古道驿路的维护与修治。其中史书上有记载的，有开南山新路的崔湜。唐中宗景龙年间，因关中人口剧增，粮食供应困难，崔湜向中宗献策开南山新路，以通商州水陆之运。据《崔湜传》记：工程“役徒数万，死者十三四”，并严禁行旅走蓝关旧道，强迫旅客走新道。由于新路路基不实，被夏季暴雨冲毁，崩坍不通。至此中宗仍追念崔湜开山路之功，加银光禄大夫。崔湜所开新路在商之西北，蓝田县东南(今汤峪、石门、大昌关附近)，为连接丹灞二水的新路。后来，新路毁，商州刺史又奏请恢复旧蓝关道行走。
二是唐贞元七年(791年)八月，商州刺史李西华申请拓宽商山路，“别开偏路”，以避水潦。当时从商州西至蓝田，东抵内乡七百里，皆被山阻，行旅苦之。李西华对水阻严重路段采取“回山取涂”的办法，即凡是“阻水涧处”，就偏离原来路线，从山坡开道绕过去。此绕行之道，称为“偏路”。不能开偏道绕行的山涧，则架桥设梁。李西华役工十余万，修桥梁，起官舍。旧时，每逢夏秋水盛阻山涧，行旅之人不得渡，或数日粮绝，无所求籴。李刺史通山间道，人不留滞，行者为便，极大地方便了行旅，提高了道路的通过能力。
唐后随着政治中心的东移，国都东迁，关中逐渐失去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特殊位置。失去了京都长安的政治磁场，蓝田武关道不再成为国家驿道，仅作为地方道路尚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欧阳修的《漕河议略》及宋元对古道的利用
唐末，黄巢农民军攻占唐帝国国都长安，建立了大齐政权，长安古都满城尽带黄金甲，到处是黄巢义军的铁甲武士，到处飘扬着大齐农民军的旌旗。然而，好景不长，在唐军及沙陀李克用联军的四面围攻下，义军乏食，黄巢率军从蓝田武关道退回了山东。然而，此时的大唐王朝已气息奄奄，名存实亡了，史称“王室日卑，号令不出国门”。到了公元904年，降唐的朱温又协迫唐昭宗从长安迁都洛阳，后于此年8月，朱温杀死昭宗，立昭宗第九子李祝为傀儡皇帝。此前即这年正月，朱温下令大肆拆毁长安宫殿和民居，并将拆毁的木料顺渭河、黄河漂流而下。从此，瑰丽的古都长安变得狼藉一片，成为名符其实的废都。公元907年，朱温篡唐，废李祝自立为帝，建立了后梁政权，并建都于开封。随着古长安沦为废都，全国政治中心东移，蓝关古道已不再是国家的次驿路，不再是王朝京都通往中原及东南诸地的重要交通线，而是降为了地方道路，尚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五代时，历代政权都先后置兵于武关道，以作为商洛、宛、邓间的交通线及军事上的战略通道。北宋统一后，实行招抚流亡、鼓励垦荒等有利于恢复生产和发展的措施，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到了北宋中期，蓝关古道、丹江流域出现了许多重要的镇县和商业贸易活动的集市，同时，又由于赵宋政权与西北方崛起的西夏对峙，宋置重兵于西北边陲，用于防御西夏党项人的攻击。那时，陈兵边境的有种师道父子(史称大小种经略相公)，还有大名鼎鼎的范仲淹等。当时，兵员轮换、军需品的供给，主要依靠京(开封)西诸驿路转输。因此，闲置了多年的蓝关道，由于军事上的需求，又一次地热闹起来。这时北宋重臣欧阳修向朝廷建议重开丹江通道，设置设驿铺，以及时运输军需物资，免得戍边军卒有饥寒之虑。欧阳修这个极具政治深远目光和睿智头脑的建议，究竟北宋朝廷采纳了多少已不得而知。但是，从欧阳修所写的《漕河议略》中，可以看出当时宋人是如何对蓝田武关道认识和定位的。
欧阳修在他的《漕河议略》中写道：
臣闻汉高祖入秦，不由东关而道南阳，过郦、析而入武关；曹操等起兵伐董卓，亦欲自南阳道丹、析而入长安；张济又自长安出武关奔南阳，则自古用兵往来之径也。臣尝至南阳，问其遗老，云：“自邓西北至永兴(永兴军路，宋改省为路，即陕西)六七百里，今小商贾往往行之，初，汉高入关，其兵十万，夫能容十万兵之路，宜不甚狭而险也。但自洛阳为都，行者趋东关(函谷关、潼关)，其路久而遂废。今能按旧而通之，则武昌、汉阳、郢、复、襄阳、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江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顿之南阳；自南阳多为轻车，人辇而递之，募置递兵为十五六铺(驿铺)，则十余州之物日日入关(武关)而不绝。沿汉之地，上多美木，近汉之民，仰足而有余，以造舟车，甚不难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内赐禁钱数万以供西用(西北边防之用)，而道路艰远，辇运逾年不能毕至。至于军装输送，多苦秋霖(秋天连阴雨)。边州已寒，冬服尚滞于路，其艰如此，岂若较南阳之旁郡?度其道入武关，与至京师(开封府)远近等者欤!其尤近者，皆使直输于关西，其迂曲简直，利害较然，此陆运之利也。
欧阳修从历史渊源的角度，论述了蓝关古道在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并对宋时这条古道在军事上的战略位置，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宋初蓝武道上“轺车罕至，传舍孔卑”的现象，到了宋神宗时，已有了很大变化，蓝武道上除县城外，已发展起18个镇市，商州的户数为80425户，已超过了盛唐天宝年间的71499户，成为了本地区三百多年间户数最多的时期。蓝武道尽管失去了作为国都交通线所具有的政治优势条件，但作为间道仍然发挥着促进经济发展、促进商贸繁荣的作用，因此，古道仍能得到官民对它的修葺。
北宋时，金人灭辽后，又南下攻宋，一直攻占到汴京(今开封)，从而，又形成了宋金之间严重对峙的局面，宋金双方对蓝武道的军事利用又骤然增强。
公元1126年8月，金人南渡黄河，围困宋之东京汴梁。12月，陕西抚使范致虚与西道副总管孙昭远、环庆帅王似、熙河帅王琦率部骑10万，号称20万，由蓝田武关道出陕西，至邓州千秋镇(今邓州市西)，被金兵击溃。
公元1081年，北宋神宗元丰四年，京西路转运司调均州、邓州一带民夫3万人，途经商州路，往陕北郡延路(今延安)运粮。
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金天会九年)10月，金国大将宗弼攻和尚原受挫后，金陕西军事五路统帅完颜杲遂改变战略，一面派兵佯攻大散关和尚原宋军吴玠，以牵制其兵力，一方面聚兵长安，扬言从子午谷南攻，造成宋军王彦部的错觉，把防守重兵由金州改向石泉的池河、旬阳河间的娄子关。宋军邵隆部没有防备，一战即溃，金军沿商州上津道南下，攻陷白河、旬阳、金州、石泉、西乡、汉中。
公元1133年，南宋高宗绍兴三年，金将撤离喝再攻散关和尚原，为宋将吴玠、吴璘所败。后撤离喝遂率主力东进攻取商州，又取道商于路，复经上津路攻金州，陷兴元府(汉中)。
南宋初年，镇守商州十余年的邵隆，“披荆棘，立官府，招徕离散，各得其所”。绍兴十一年(1141年)正月二十八日，金将析和孛堇部七千余人骑及撒离喝所率女真、契丹万余人攻占商州。二月初五日，邵隆统率兵与金兵战于城下，赶走金兵，收复商州。
公元1141年，宋金议和，次年议定疆界。原属永兴军路的商州，在金兵南侵的威胁下，已于绍兴九年(1139年)改归京西南路的金州节制。定疆界后，商州所辖的上洛、商洛、洛南三县及邓州皆割据于金。宋仅剩刘岭以南的靠近金州的上津、丰阳二县，即甲水流域，后又缩小至鹘岭以南归宋管辖。整个丹江流域大部分已改属于金。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完颜亮南侵失败，宋军乘机收复商、虢、华、陕、邓等州。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宋军北伐失利。宋金议和，两国疆界又恢复原状。
由于宋金之间长期战乱不已，百姓流离失所，蓝关古道丹江流域人口锐减，商贸活动日渐萧条，县与镇市的数目明显减少，许多县被废为镇，许多镇被废除。宋金之间虽设立榷场(贸易市场)进行贸易活动，但一遇战乱立即停止。宋金这样继续共存的局面有五六十年的时间，直到蒙古军灭金后大举南侵，历史又拉开了新的一幕。
成吉思汗之孙窝阔台第三子阔出率军侵入襄汉，先后攻下宋军控制的郢城(今湖北省钟祥县)、枣阳、襄阳等地，大掠而退。宋荆湖制置使孟珙率兵逐一收复失地，并烧毁了蒙古军积聚在顺阳的船材。
蒙古人统一中国后建立大元，定都大都(今北京)，领域空前辽阔。元时，在奉元路、金州(安康)间库谷路，并创制七驿，再沿汉江而下，直达长江流域。然而元朝执政时期，对商山道不予重视，丹江流域又远离京城，统观丹江流域，唯有商州，比起金统治时期，行政单位大量减少。仅元末时，红巾军曾夺七盘路，进据蓝田，距奉元路治所仅四十余里。后来，红巾军又连陷商州。元朝廷派察罕帖木儿李思齐自陕虢间出兵援陕，会同在陕其他元兵镇压红巾军。其余对蓝田武关道的军事利用已相当微薄。
元朝曾建立发达的邮驿制，有站赤(驿站)和急递辅(快邮)两种形式。而大元朝除对秦岭库峪间开义谷、设七驿比较重视外，在丹江流域未设站赤，由此可见统治者对灞、丹之间的蓝关古道不重视，修葺筑路之事业未见史料记载。可见大元时期对蓝关古道的军事、政治、经济的利用，已是历史上最为黯淡的一页。
明清时蓝关古道的修治和利用
元末农民大起义中，朱元璋经过多年的拼杀，终以枭雄本色，剿灭了陈友谅、张士诚等割据的群雄，于公元1368年建立了大明王朝。此后，即派大将邓愈率兵北伐，并攻占了均、房、金、商诸州，另一路大将徐达率军迅速攻克沔州(今勉县)、兴元(汉中)等地。邓愈用武力占领郧、襄山区之后，害怕长达千里、川陵绵延的商洛、郧、均山中，啸聚盗贼，便严令禁止战乱中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流民进入秦岭山中，并对这一带实行了严厉的封禁政策。洪武七年(1374年)，明廷又将商州降州为县，直接归属西安府，洛南改属华州，开创了自晋以来，丹水流域没有县级以上政区设置的历史。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明政府诏令凡天下要冲之处，皆设置巡检司。专门盘诘行人和私贩。而位于西安东南方向的商洛道，却未设巡检司。由此可见，由于明代前期对蓝关古道交道线的漠视，使这条驰名九州的古道的交通运输状况已相当冷落。
明中期宣宗宣德(1426—1435)、英宗正统(1436—1449)年间，由于土地兼并，粮役浩繁，鄂、陕、豫等省的流民，不顾明廷禁令，大量地涌入秦岭山中及丹江、乾佑河、旬河河谷，开荒种地，采淘金银冶铜、贩运土产山货，用汗水开发着秦岭山地。明政府不甘心封禁政策遭破坏，多次派出官吏和军队，驱赶流民出山，将他们遣送回原籍，这样就激起多次流民暴动，郧阳地区爆发了以刘通、石龙、李原为首的流民起义，王彪也在商州与金州间聚众造反，起义军抗击明初暴政的烽火长达数十年之久。到了宪宗成化十二年(1476年)都御史原杰受命前往荆襄一带处置流民。他眼见驱赶流民的办法不能成效，于是就上奏朝廷开始在商洛山中设置州县安置流民。朝廷又将商县升格为商州，并从商州另划出商南、山阳二县，州府又重辖洛南县，同时也将代宗景泰三年(1452年)，设在商县西的镇安县，又由西安划归商州统属。同时，又在郧县设立郧阳府，郧阳行都司并府卫。将洪武十三年(1380年)复置后属于襄阳府的上津县，划归郧阳府的均州管辖，淅川县已在成化六年(1470年)已复置，改属邓州管辖。原杰向朝廷奏称：郧县地接河南、陕西，路通水陆，居于竹溪、房山、上津、商洛诸县之中，为四通八达要地。郧阳府设立后，北经上津、出商州、达西安的道路就是郧阳府的北路。明成化年间，商洛道丹水流域沿途州县能恢复到这样的规模，无疑是明代前期广大流民与朝廷长期斗争努力开发的结果。这是自北宋以来，发生在丹江流域商洛地区及豫鄂周边地区，行政区划设置上一次重大的变化。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社会潮流也是依靠人民推动的。明统治阶级鉴于流民起义的教训，在商洛山区周围设立哨长修筑保垒。先后在蓝武古道东口淅川县荆子口关黄锁里、内乡的党口关顺阳堡等关隘，分兵把守，盘查行人。又鉴于商洛山中流民大量涌入，明廷在复置州县加强管理的同时，又在商洛山的各支线上设立了13个巡检司，以盘查往来行人。同时，为了加强商洛的军事力量，又设商洛道兵备一名，屯兵驻扎商州，兼管四县兵屯、屯田、驿递之事。此后，商山道周围的区县经济不断发展，商业贸易不断兴旺，古道沿线集镇再度兴起，形成了纵横交错、水陆并用的交通网络。
朱元璋在夺取天下之后，强化了对蓝武道(商山路)的利用。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即下令各处置水马驿站、递运所、急递铺等。洪武二年(1369年)又颁发诏书，改站为驿。明代以后，蓝武道上虽无大的军事行动，但仍然设置官军以辖百姓，后改为巡检司。
明代，商州路虽非驿路，但作为西安府东南方的重要间道，仍为官方所重视，故屡次得到修治。到了清代古道作为西安通往商州直隶州的官马支路，用于传送公文邸报，故道路不断地得到朝廷的修治，同时官府又采取地方与民间自筹资金的办法整修蓝武道。明清两朝修治蓝商道的历史史料均有多处记载。如明嘉靖初年(1522年)抚治商山道员郗元洪(山西平定人，辛乙进士，嘉靖间抚治商山道)，见辖区商州西侧说法洞(今商州二龙山)位于丹江入谷旁，说法洞石壁正当丹江入口，两山夹峙，水流较急，夏秋暴雨造成水势怒冲，常阻绝行旅，于是郗元洪主持修整此路，建起栈道，后人誉为“郗公路”。到了明万历七年(1579年)，栈道已使用半个世纪，道毁路塌，已不堪使用，商州知州王邦俊又组织人力，采用火烧石壁，凿石三月，凿洞架桥梁四道，削险开径，砌石连栈，于是，避水登陆，上至五鬼窑，下至说法洞，凡二里许碥成。《重修说法洞路碑记》一文载：削平险崖，修成栈道四段，用铺石路连通道路，行旅之人一时称便。到了明代中后期官府对蓝关道的更为重视，当时又浚通了丹江的航运，形成了丹江沿岸最大的集镇龙驹寨(今丹凤县)水旱码头之势，并于明朝万历、天启年间，使丹江航运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期，形成了龙驹寨港埠的繁荣局面。商州州志记载：“康衢数里，巨屋千家。鸡鸣多未寝之人，午夜有可求之市。是以百艇联樯，千蹄接踵，熙熙攘攘。”
清时对蓝武道的修治更是不胜枚举。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广西桂林人陈弘谋任陕西巡抚。当时从蓝田至商州间三百余里，顽石崎岖碥路逼仄，陈弘谋亲自主持策划修治此段道路。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春，为称颂陕西省巡抚陈弘谋的修路感人事迹，来往旅客在蓝田县东南的秦岭梁上造摩崖石刻一处，刻有“陈公路”三个大字，以记之。
乾隆十一年(1746年)，陕西巡抚陈弘谋又捐银二千两，委派商南县典史张恒(今浙江山阴人)，监修自州西胭脂关至七盘坡一段道路，凿山锻石，辟成大道，时称“陈公路”，使驮桥通行商旅往来如织。今蓝田县南峣岭上蟒石湾附近的山崖上，至今仍镌刻有摩崖石刻文，文曰：“皇清乾隆拾壹年丙寅季夏谷且，陈大中丞捐修大路化险为夷，士民商旅公颂德勒石为记，公讳弘谋字□号榕门广西桂临(林)人，雍正元年癸卯解元词林，各省往来客民公立”。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又有商州知州罗文思修路事。罗文思自捐俸银四百八十两，组织人力修建了铜佛龛碥路，史书载：罗公“遂节廉俸五百金，鸠工运斧，辟路于槎牙兀嵲中，宽可丈许，旁固石为栏”。自此以后，往来驮载如履平地，后人颂呼为罗公碥。同时还有乾隆年间蓝田知县蒋文祚修建的蓝关路的记载。蒋知县将修路节余的银子存起来，并将每年利息作为路边居民修路的费用。同时记载还有道光十五年(1835年)七月初二日，山水陡发冲坏坡路，西安府同知署商州事白维清，捐金一百两，暨渭(南)绅(士)李继广捐银(修路)，此即所谓民间集资修路的记载。清光绪四年(1898年)，商州知州、云南保山人李素勤政爱民，重视修路。他主持先把胭脂关碥路拓宽，使行旅免遭涉江之苦，然后从州东夜村宝丰寺起，经丹江北五狼口至棣花雷家坡上，开山凿石，平险降坡，依山治河，修建沿河路十五里，为彰其功，世人称新路为“保山路”，并于路旁勒石树碑，使后世永远不要忘记州官李素这位一心为民的好官儿修路的功德。
清代对蓝田武关道的利用除用，于交通运输经济之外，用于军事方面的主要有：
清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清兵破潼关入陕西，李自成从蓝田道败走襄阳。
清顺治三年(1646年)，明将贺汝珍攻西安，大败，残兵过蓝田，清肃亲王豪格领兵过蓝田，南攻四川。
清顺治六年(1649年)，农民起义军残部(俗称“杆子兵”)据南山伺攻县城。乡兵出战“杆子兵”不胜，四月叛寻平之。
清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白莲教头目聂杰人等起义于湖北枝江、宜都一带，很快遍及鄂、豫、川、陕地区。是年冬，其一部出流峪，烧穆家堰、大小寨等村，另一部出汤峪，烧侯官寨等村，乡勇出击，败亡数百人。
嘉庆二年(1797年)提督杨遇春率孙入蓝田，进击白莲教，驻营城南，白莲教退入南山。
嘉庆三年(1798年)白教李全部又入蓝田，额勒登保领兵截击，后又败白莲教高均德部于两岔河口。
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一日，太平军启王马融和扶王陈得才率众数十万自河南入商洛，出大峪至引驾回，四月二十日入蓝田，二十二日攻渭南城。
同治五年(1866年)，捻军张宗禹部十一月十日入蓝田县境，散居红河至十里铺一带。十一月十九日统兵官萧何率官军出七盘与捻军激战于帝君庙，伤亡19人。十一月二十一日，刘厚基率兵出流峪与捻军战，不利，夜逃至县内。二十六日，捻军徙东乡东岳庙河至许家庙一带。十二月初二日，捻军自厚子镇北出至渭南境，清萧何亦尾追而来，张宗禹部复出浐河以西，萧何再出七盘坡与张战，结果捻军大破刘厚基于灞桥，围指西安。
以上仅是挂一漏万地对清时发生在蓝关古道的军事活动作了叙述，而在清时，它的交通运输经济及政治作用，日益明显。
如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二月，西安、凤翔府大饥，清政府将襄州仓米20万石由丹江运至龙驹寨，再陆转西安，以赈关中饥荒。
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西安、关中遭荒旱，漕运总督施世纶将湖广、荆州等地仓米10万石由襄阳水运至龙驹寨，再陆转西安以赈济灾民。
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陕西巡抚史贻直奏准豫楚二省各拨仓米10万石，运至陕西救灾，楚米4.5万石先用船1500艘由襄阳先后运至龙驹寨，再陆转西安，减价平粜或借给农民。
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四月，河南遭旱灾，清政府令陕西巡抚毕沅拨常平仓粮10万石运往河南。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偕光绪皇帝逃至西安，令荆襄一带的财赋、粮食由丹江运至龙驹寨，再陆转西安府，供西太后及百官享用。
从以上可以看出，自清康熙、乾隆朝以来，蓝关古道和丹江水旱道路，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和推动，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与改善。
同时，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轮船、铁路、公路、电报等新式交通及传媒工具陆续进入国内，旧式的驿递作用逐渐降低，至民国初年，驿店陆续已全部裁撤。特别是陇海铁路建成以后，蓝关古道的作用日渐式微。朝廷用邮政取代驿递。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龙驹寨开始设电报局，商州仅设一邮柜，电报局上接西安，下接荆紫关。其线路由蓝田经龙驹寨至商南县的清油河、试马寨、捉马沟，绕商南西南门，东下由王家庄、赤地保等处，出金斗沟，至荆紫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商南县设邮政代办处。民国初年裁驿归邮，邮件传递隔日一班。
蓝田县在清末设有邮局，线路由新街入县境 循县东南入七盘山，在蓝桥新店子东南出境，同商州境内线路相接。
民国十三年(1924年)，商洛道上有二等邮局龙驹寨、淅川、荆紫关三处，有三等邮局蓝田、商县(民国二年改州为县)、内乡三处，分别属西安和郑州邮局管理局管理。
民国时期的西荆(长坪)公路
长坪公路是民国时期沟通西安至湖北老河口公路中的一段，于1936年6月修竣。原计划先修至豫西淅川县荆紫关，因此称西荆公路。后来只修到河南省内乡县的西坪镇，所以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时改称长坪公路。新中国成立后，公路仍称原名。于1967年改名为西界公路，即起自西安灞桥区豁口镇，止于商南县与西峡县毗邻的界牌，全长263.5公里。1981年11月，被国家计委、经委、交通部联合定为上海—新疆伊宁线，称为上伊线，亦称为国家公路312国道。属过境陕西的8条国道之一，部分路段对长坪公路段进行了重修，全长为281.49公里，是贯通东西连接上海、南京、合肥、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等省区和各大城市的重要交通干线。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春，国民党政府出于政治、军事等需要，电令陕西省政府修筑一条由陕西通往湖北老河口的公路，因工款无着，予以搁置。1934年，因战事急需，蒋介石再次电催陕西省政府修建，陕西省建设厅委派郭显钦为技正，组成踏勘队踏勘。踏勘队勘得三条路线：
(一)由西安豁口起，经蓝田县城，南过灞河，越西七盘山、蓝桥、牧护关、黑龙口至商县，再东经夜村、商洛镇、龙驹寨、武关、商南，过界牌至内乡县西坪镇。
(二)利用西潼公路西安至渭南段65公里，然后折南经坡底、牛思岭、许家庙，进流峪口，过李家坪、张家坪，逾秦岭，经老君峡至黑龙口，其后与一线同。
(三)利用西潼公路全线至潼关后，折南入大峪口，越秦岭，经巡桥司、洛南核桃沟、黄沙岭至商县城，商县以东与一线同。
三条线路经过筛选，确定由西安豁口镇起，经蓝田县城，过灞河，越七盘坡、蓝桥、牧护关、黑龙口至商县，再经夜村、丹凤、武关、商南，过界碑至西坪镇。
1934年6月，陕西省政府建设厅又派郭显钦为总负责人，组成三个测量队，在原选定的路线上再次踏勘，于1935年3月在初测线路基础上进行选线，所选路线为西安豁口至蓝田段，初测线颇佳，决定采用。蓝田至商洛段初测翻越西梯盘及牧护关两岭，线形迂回，纵坡陡峭，工程量大。而原测第二线则仅需翻越秦岭一次，纵坡也较为平缓，但是公路需要经过的老君峡是个难题。老君峡山谷狭窄，石壁陡峭，拟采用开半山洞或修顺水桥佔部分河床而过。故采用原踏勘进刘峪(流峪)口过李家坪、张家坪、老君峡至黑龙口二线方案。经总工程师欧阳灵复核后，将一二线折中，仍由豁口开始过蓝田，再由蓝田不走七盘坡改由东经普化到玉山过灞河入流峪口，再接二线到商县。
选定路线后，进一步详测。其秦岭顶至商县段为：秦岭顶至老君峡，长6公里，该段山高谷深，崖壁陡峭，且为峡谷，山崖难于设线，若采用开半山洞办法，又因山岩构造破碎，节理发达，裂纹较多，山体易于崩塌，废石方无法处理，故放弃半山洞方案，采用钢筋混凝土修顺水沟桥通过。桥涵须因地制宜，选型多样。黑龙口至商县，长35公里，沿丹江上源北岸设沿溪线东南行，沿线山砭相间，石方颇多，如麻街镇、石家岩等处的石灰岩山砭，西坪、梁家园二处的砂岩山砭，开凿均不易。为少占农田，除开山砭外，均依丹江旧堤设线。但需筑护墙，以保护堤岸通行安全。胭脂砭一带，悬崖峭立，为坚硬的花岗岩，拟开半山洞，加筑护墙，工程尤难。桥梁修建，除商县北侧丹江上源拟修钢筋混凝土桥梁外，洪门河桥等因限于预算，只修木便桥；其余河沟，全部修过水河床桥，以节省投资。商州至龙驹寨段，沿丹江侧畔而行，有三条路线供选择：一为由张村沿丹江东行，四次过江需修四座大桥；二为沿丹江北侧罗公碥至夜村、高家桥，两过丹江，需修两座大桥；三为由张村偏北，过古路峪(又称十八盘)，再经夜村到高桥村，不过丹江。经过比较，认为第一条线路修桥需费太多；第二条线路罗公碥石坚难凿，且修路定有时限，开凿大量石方，时间不允许；第三条线路虽然路线有所延长，土质、地形也不够好，但较省工省钱，因而选定第三条线路。龙驹寨至界牌段，此段走向有两条线路：一为从龙驹寨沿丹江东下，经月日滩、过风楼至商南；二为从龙驹寨过资峪岭，经桃花铺、武关至商南。一线比较平顺，但里程多60公里，因而决定采用第二线。
整个工程领导机构为“西荆公路工务所”，由欧阳灵任主任工程司并全面负责，采取包工兴建、分工施工的办法。陕西境内共分七段，承包施工的有豫丰、利华、兴华、大兴、公济、小利、东丰、鸿盛长、天成、工东、中华等十多家。工人多从外省招雇，本地劳力很少参加。
1935年5月，长坪公路全线开通。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6月，初步建成通车。长坪公路建成后，不仅沟通了西安与商洛与河南的交通状况，而且公路东通豫之南阳之后，又接至鄂之老河口，以通信阳、汉口、商城、黄川之公路，直达安徽，极大地改变了陕西交通的落后状况。这条公路成为西安连接南京的干线之一，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在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像中条山战役以及后来发生的许多战役中，这条公路作为西北后方支援抗日前线的大动脉、重要的军事补给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解放后，长坪公路为医治战争创伤，为新中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为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都发挥了巨大作用，现在仍为省内过境的重要国道之一，为陕西经济的发展与腾飞继续作着重要的贡献。
远古先民们在艰难的环境中为求得生存和发展，往往不得不辗转迁徙，跋山涉水，披荆斩棘。在开始经营农耕养殖以后，依然“劈山通道，未尝宁居”。早期交通的发展，是人类距今最久远的富于开创意义的成就之一。最原始的道路和航线，形成人类文明在地球上留下的最初的印记。
——摘自《西安古代交通志》
蓝田是最早受到中华民族的先祖青睐的一块圣洁的土地，远古之时它就是人类最早的活动区域之一，在今灞河(原滋水)流域，远古时代就不断出现先民们穿梭般的活动履印以及大量往来线路图，这些就是最早的人类道路的雏形图。
早在110万到115万年前，中外驰名的蓝田猿人就生活在气候温暖湿润、呈现一片亚热带风光的蓝田大地上。当时蓝田一带呈现的正是间冰期亚热带气候，这里处处林木繁茂，藤萝缠绕。平原上绿草如茵，一片葱茏。剑齿虎、大脚鹿在草丛中出没，大熊猫、苏门羚在树林中嬉戏，古犀牛、剑齿象在湖边散步。那时，这里是亚热带动物的乐园，在这一群动物中间，或可以看到身材矮小的蓝田猿人成群结队地在树林中攀援嬉闹。
1963年10月12日，当年约30多岁的女性蓝田猿人人头骨化石，在蓝田公王岭被挖掘出土亮相，刹那间，轰动了全世界。这是世界考古与人类研究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事件。它为中国土地上存在比北京周口店人更古老的人类提供了第一佐证。它保持了迄今为止亚洲北部年代最早的人类化石的最早记录。因此蓝田作为人类的发祥地、中华民族先祖们最早活动的中心之一，已是毋庸置疑的史实。
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当大自然通过时空精心雕琢着蓝田猿人，逐步地抹去他们身上的动物痕迹时，人类也逐渐地完成了从猿到人的发展演变过程。1963年又在蓝田境内洩湖镇陈家窝的红色土壤中，发现了距今已65万年的猿人下颌骨化石，这个化石被科学家定名为“陈家窝人”。在横岭的涝池河，发现了距今约40万到50万年的涝池河人肱骨化石。后来又在距公王岭不足三公里的桐花沟，发现了距今约20万到30万年的桐花沟人头骨碎片，蓝田县境内的冯家村又发现了距今约2万到3万年的人类下颌骨化石。同时蓝田发现的还有旧石器遗址9处、新石器遗址26处。这些化石文物的密度之大，亚洲不多见，世界上也非常罕见。这些都表明了百万年前，自蓝田猿人之后，中华民族的先祖们就一直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生活劳动。蓝田作为早期人类的摇篮、华夏民族的发祥地，确是当之无愧的。但是早期人类是如何劳动活动与彼此往来的?据参与公王岭蓝田猿人发掘的古生物学家计宏祥在《蓝田人生活时代的自然地理环境》一文所说，当时“蓝田正是位于秦岭北坡亚热带森林草原与草原的交界地带”，公王岭正处于这个交界地带的前沿。当时这里林海茫茫，草木茂密，这些密如蛛网的绿色屏障，对人类围猎及活动都造成了很大的阻碍与制约，限制古人类的生活范围。因此，早期人类只能沿着较为空旷与平坦的河谷以及河边多级阶地，而上下行走。当时古人类的足迹，大多是以公王岭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公王岭东南方高峻而陡峭的秦岭，很难穿林翻越而过，因此，当时仅有极少数猿人后裔翻越秦岭推进到南坡的郧阳、郧西一带。同时，另有少数向北而行，到达横岭的涝池河附近。而大部分猿人及其后裔只能沿着水草丰茂的灞河、辋峪河向西发展，这样就形成了许多连续性的人文遗址，著名的有公王岭、陈家窝、锡水洞、黄沟、新街等数十处。
到了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期，先民在灞河、辋川河、焦汤河流域定居，制陶器，磨石器，养家畜，从母系氏族逐步向父系氏族社会发展过渡。此时在前仰韶文化时期，蓝田出了一位杰出的母系氏族部落女首领，她就是人类的始祖母华胥氏。她被称为“九河神女”，曾率领自己以花为图腾的华胥氏部落不断流徙，先后到达过陕北延川、山东的济宁、四川的阆中、甘肃的成纪等许多地方，将人类的足迹扩大到黄河流域与渭河流域。后来，她们在甘肃徘徊了一个时期后，又回到蓝田，形成了成熟的母系氏族部落华胥国，成为了史前一个令人注目的文明中心。蓝田境内目前尚遗存的有华胥氏妊娠后经常行走而过的“毓圣桥”、“毓仙桥”，还有华胥氏陵、尊庐氏陵、女娲氏谷等遗址，蓝田也因此被史学家称为“三皇故居”。
从洩湖遗址、半坡遗址及姜寨遗址出土文物来看，有大量的陶器和果实种子以及农作物种子，说明当时除了狩猎和几个部落间的围猎外，农业主要是以自然采集为主的采集农业，采集的果实主要有松子、栗子、榛子和自然生长的谷糜等。当时古人类从茫茫的原野中，硬是用自己的铁脚板在荆棘丛生的荒野中踩踏出一条与外界相通、与其他部落合作狩猎的通道、这就是人类早期交通往来的“雏形”道路。
从蓝田数百处的文物发现点和26处新石器遗址出土文物看，史前先民主要居住于河流二阶地的天然洞穴中。他们这样选料，一是为了饮水方便；二是在人类学会用火以后，天然洞穴避风避雨，洞口设立火堆又能防止其他动物的袭击；三是渔猎活动有的会在水中进行，河流本身也可以进行水上漂流，可作为古人类的水上通道；四是河谷较为平坦与空旷，且为多阶地分布，便于利用进行上下交通。这样河流两岸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先民们分布较为集中的部落密集区。在人类幼年生产力水平尚十分低的条件下，河谷周围就自然而然毫无疑问地成为了人们交通的主要干线了。而蓝田及西安史前古文化遗址多密布于河谷附近的事实，更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点，并且可从中看出，新石器时代，西安地区及蓝田境内已形成了以下主要交通路线：
当传说中人类始祖母华胥氏怀孕后，由于食物匮乏，她率领自己的部落走出灞河来到渭河流域，后继续向西流徙，到达甘肃成纪(今天水市秦安县)，后生下了一双儿女伏羲与女娲。华胥氏在陇西一带徘徊一个时期之后，又率领部落族团和新生儿女伏羲与女娲，向东游徙到关中西部的陈仓(今宝鸡一带)。当关中东部水患有所减弱时，再继续东徙又回到了出发点蓝田地区。而实际史实是：当人类在未进入农耕时代以前，是不可能长期定居在一个地方的，一般都是随着食物源的变化，而过着一种缓退的流徙生活，他们的流徙路线也是一种不规则的空间摆动，呈往返回旋性的路线迁徙。
这就是人类早期以渭河河谷为主的东西向干道。从关中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分布上看，以渭河流域最为稠密，向西有宝鸡以及西渭河上游的天水(古成纪)、甘谷、武山、陇西等市县，代表遗址有马家窑与大地湾文化遗址。向东有渭河入黄河口潼关以东的河南灵宝、陕县等沿河地区，有比较集中的分布。而在西安周围，西安以西路线大部分在渭河以北的地区，西安以东又分布在渭河以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有半坡、姜寨、庙地沟、洩湖等遗址。从这数千公里文化遗址所呈现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共性遗存分析来看，从中可以得出这条东西大道，在当时确实发挥着文化交流、相互联系和沟通的重要作用。而且，这条通道也是今天贯穿八百里秦川公路的早期雏形。
除渭河河谷被早期人类作为东西干道利用外，渭河支流也被作为南北往来的通道，其文化遗址不但众多而且稠密，在沣、灞、浐、涝、潏水等河流的河谷阶地上，呈现出明显的羽状分布之特征。
从目前在蓝田发现的新石器遗址来看，大多遗址是在灞河、辋峪河、浐水、蓝溪水、库峪河等河谷两岸的阶地上，最著名的遗址有黄沟、小寨(原大寨乡大寨村一组)、洩湖、南营上、北营上、闫家村、孟岩、嘴头、新街、沙河、拾旗寨、聚庆、尖角等充分显示仰韶文化的遗址，另外蓝田发现的还有闫家村、嘴头、李华村、侯家村、史家寨等龙山文化遗址。这些遗址大多靠近河流附近或河边的二级阶地上。它们连接而形成的轨迹无独有偶十分巧合，恰恰是在古蓝关古道和今长坪公路基连线上。
由此可得出明晰的结论：至迟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时期)，生活在蓝田境内的古人类是以灞河、浐河、辋峪河、蓝溪、荆溪等河谷作为重要的交通道路，进行生活劳动文化交流与技术传播的。
周人的兴起及楚人对蓝关古道的开发
周人是最早居住于渭河流域的农耕部落之一。他们是最早开发渭河流域的开发者与建设者。周人的祖先姜嫄(母系氏族部落首领)，传说因踩踏了武敏神的脚印后，在渭河上游的邰地上生下了后稷。后稷本名弃，即其母姜嫄生下他后即将他抛弃，弃同牛羊生活在一起，然而弃侥幸地活了下来，后来他在采集农作物的过程中，遍尝百草得到启迪，实现了农业从单纯的自然采集到固定的耕种农业的转化。相传在今杨凌农科城的西南有一个名曰揉谷镇的地方，就是后稷当年揉碎野草穗而发现一粒谷种的地方。这就是周人的发祥地邰地。后来周人的祖先公刘又在豳(今彬县前身)建起了京城和住宅，并在彬县庞川河西岸的西河村南修筑了姜嫄墓和祭祀台。
此后周人祖先古公亶父，骑马从豳地来到岐山南麓水草丰茂的周原地区(今岐山扶风一带)，经过考察和占卜后，在这里建起了家园。今天的周原，东起武功，经扶风、岐山至凤翔，东西长76公里，南北宽12公里，是渭北倾斜状的台原，原的中部自西向东有漆水河和渭河平行流过，地势平坦，气候温和，水源丰富，适合人类栖居。早在周人来此前，这里有个部落方国叫做(郮)。周人部落以此为中心，进行了开拓与发展，从此使一个弱小的部落迅速强大。到了商王朝的晚期，强大的崛起于渭河流域的周人，实行翦商的策略，遭到商王朝的无情镇压。据《竹书纪年》载，商王文丁(即太丁·大丁)杀害了(崛起的)周王季历。周文王(姬昌)为报父仇，采取了“韬光养晦”的办法。商纣王封姬昌为西伯侯，他关心民间疾苦，礼贤下士，宽厚待人，深得民心，许多人才纷纷投奔于他。商纣王见他势力越来越强，又轻信宠臣崇侯虎的谗言，“帝纣囚西伯于羑里”(今河南省汤阳县西北)，达七年之久，并让西伯侯姬昌，吃了用自己儿子伯邑考之肉制成的肉饼。姬昌食子肉后内心十分痛楚，但是表面上他仍然神态自若。后来西伯侯又发明了七弦琴创作琴曲，他的大臣散宜生等又用金钱美女珠宝厚赂纣王，使纣王逐渐失去了对姬昌的警惕，将其放归西岐。此后，西伯侯寻访得来贤臣姜子牙，遂整顿内部，发展生产，提倡礼仪，从而国泰民安，兵强马壮。然后击败犬戎、密须等部落，攻灭黎(今山西省长治市西南)、邗(今河南省沁阳县西北)和纣王宠臣崇侯虎的崇国(今沣河西岸)，占据了关中中部，后又迁都于今西安市沣河西岸丰地(后来周武王迁都于镐)，发动了周人灭商的大规模战争。
因为姬昌大规模地访贤求贤，楚人的首领鬻熊在商末时和太颠、闳夭、散宜生等人先后投奔了思贤如渴的西伯侯姬昌，又因鬻熊博学多才，又同受商纣的凌辱压迫，故他很快成为周文王之师，成为了西伯侯的座上宾。解放后我们对周原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从现存考古资料看，这里有周王墓和大型城墙遗址，也有骨制品作坊、陶器作坊以及宫室城墙等。另外，从周原出土的甲骨文中，即可见有“楚子来告”之辞。这个甲骨文说明早在周文王时代鬻熊已被封为子爵，成为楚国的国君。此时楚国羽毛未丰，尚属千余个方国中的一个小不点方国。但随着周纣交兵周王朝的胜利，鬻熊荆楚团队不断强大，后逐渐脱颖而出，渐露枭雄的本色，成为战国七雄中势力强大、地域宽广的王国，此是后话了。
我祖籍鄂西北老河口市，作为楚人的后裔，2007年在戊子年中国西安华胥文化研讨会上，我结识了来自三湘的怪才、史前文化研究专家，湖南省原社科院院长何光岳先生，拜读了他写的《楚文化觅踪》一文，了解了楚人部落开始居地在楚丘(今河南滑县东)一带，商代末年，纣王横征暴敛，施行暴政，楚人部落为了躲避商王的征伐与迫害，不断集体迁徙，其中一支氏族部落迁到今天大荔县荆山，附属于崛起的周人，后来又发展到今西安东南蓝田境内的白鹿原上的荆溪一带。
周武王即位后，曾举兵东会天下八百诸侯于盟津(今河南孟津县)，准备伐商，因时机不成熟而作罢。此后“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随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向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次年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武王驰之，纣兵皆崩叛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史记·周本纪》)由此，便开始了以丰镐为中心的周王朝时代。
而在周纣交恶的多次战役中，当周武王孟津大会诸侯，荆楚首领鬻雄率领部落，参加了周武王克殷的战役。纣王自焚，商亡。由于灭商有功，鬻雄部落被封为楚子，立国于楚山、楚水之间，即今天的陕西省商州市。以后楚人部落不断南迁到蛮施之地，历史上逐渐称其为“荆楚”。
“荆楚”的“荆”字最早始于大荔县的荆山。古代民族迁徙中往往将原来所在地的地名亦随之带来。从历代编修的《蓝田县志》中看，也有相同的记载，如东晋“义熙二年(406年)秋，杨武安乡侯蓝田康循，率白鹿原(康和村)氏族数百家奔上洛太守宋林拒之”，后又在迁鄂地设立华山郡蓝田县，因而此蓝田即为称谓侨郡侨县，已非今陕西蓝田也。
今蓝田境内白鹿原上，有楚人居住的荆溪。荆溪又名鲸鱼沟，长水，因避后秦皇帝姚苌讳，又改为荆溪。白鹿原是荆水的发源地。传说白鹿原下有一条神鱼，长安建都前，风水先生向皇帝进言，白鹿原上有龙脉，在此建都可保永固。皇帝接受了大臣的建议，决定帝都选址在白鹿原上，并决定即日动工。神鱼闻讯，自感难以承担重负，连夜惊慌而逃，致使平坦的白鹿原上划出了一沟深沟，名“惊鱼沟”或“鲸鱼沟”。这条神鱼直向西北逃窜，窜至西安南郊后化为村寨，即今天的“鱼化寨”。后来皇帝大失所望，将都城改移在现在西安，名“大兴城”，即今天的西安市。
蓝田不仅有荆溪，而且有荆山(即发现和氏璧的荆山)，传说秦始皇的传国玉玺，就是用蓝田荆山发现的水苍玉刻制而成。周武王伐纣时，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与叔齐隐居于白鹿原上的首阳山，他们拦住武王的车驾阻止他讨伐商纣。周灭商后，他们又耻食周粟，躲进白鹿原首阳山，采薇而食。据后人推断所采之薇，就是贯仲嫩苗，在今王顺山、白鹿原上都有大量生长，脱水后又称为拳菜。今白鹿原上有伯夷坊村，又有伯夷叔齐墓。可见伯夷、叔齐拦马谏武王伐商的地点，也就是在今白鹿原的首阳山前(亦名寿阳山)。白鹿原横亘于八百里秦川东南台原上，控吴楚之要冲，立马灞上可雄视古都长安，文化遗存非常丰富，有李华村龙山文化遗址、怀珍坊商代遗址、郗家街商代居住遗址、文刘坡仰韶与龙山文化遗址。因此楚人部落步先贤后尘选中蓝田，后又从蓝田迁至商洛，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楚人鬻熊等氏族部落，受封于楚子，立国于楚山楚水间，这一带就是今陕西商洛市。今丹江北侧有大荆川、西荆川两条支流。商州市周围有七八个楚山、楚水和荆水。商州市城东有“紫荆遗址”(“紫荆”又作“子荆”，即“荆子”的倒装语)。楚人由蓝田南去，沿丹江而下，不断向东迁徙。故河南省淅川县西部有荆紫关(后作荆子关)，是否以上“荆”字都是从蓝田荆溪演绎而去，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丹阳”一名，即丹水之阳，始于商州市。因古商州因秦时商鞅变法有功，被秦孝公封邑于商州而得名，因它的位置在丹江之阳，故称丹阳。丹阳这个名称和秦楚多次发生军事战乱联系在一起。丹阳这个地名，是随着楚人的迁徙路线而不断移动的。鬻熊时丹阳在今商州市，到了鬻熊之子熊丽时，随着楚人的迁徙路线，沿着丹江迁到了河南省淅川县东部淅水与丹江的交汇处马蹬镇附近。再往后，丹阳一名又被楚人带到河南省淅川县东南部李官桥镇附近的下寺。从以上地名剖析，我们把荆山、荆溪、荆水和以上三个丹阳联系起来，就是楚人鬻熊部落及其后裔不断迁徙的路线图。可以说，长安、蓝田、武关道最早是由楚人在民族迁徙中间用铁脚板踩踏出来的。
楚人鬻熊率部落附周，他作为文王的老师，信任度逐渐增强，周楚关系亦迅速升温。后来楚国被封在丹阳(即今天商州市)，从此商州周围的丹凤山、文公山、西芦山都打上了楚人的印痕，被统称为楚山。清乾隆时《商州志》指出，“自乳山之南，山皆曰楚山；自流峪口以下，丹水之南，山亦皆曰楚山”。乳水古称楚水，发源于文公山，即楚山，东流注入丹江。大流峪水发源于西芦山，亦称楚山，北流入乳水。《太平寰宇圯》记：“商州”“说此郡地带楚山，丹水出焉”，又说“丹水在(上洛)县南一里，出楚山”。以上史志及古籍记载都说明楚人的往来履印遍布商洛崇山峻岭江河水域，这些地域无不印证着楚人居住的痕迹。
后来到了周成公时，周公(姬旦)因功高震主受到猜忌，处境岌岌可危时，即“奔楚”避难。后来成王悔悟，又迎周公回京主政。这几次奔楚及迎送活动都是从京都镐京经蓝田到丹阳(即商洛)，都是以这条古道作为往来路线的。
周初时，蓝关古道周围秦岭多为悬崖绝壁、险峻陡峭之地，而且人烟稀少，树木参天，藤蔓荆棘遍地。商末周初生产力很低，要在这样的崇山峻岭开拓出一条道路，主要道路凡遇悬崖绝壁，必须傍山架木而行。从现存的栈道看，楚人在蓝田溯蓝溪河谷而上，现存的栈道方形石孔尚历历在目，至今有些石孔遗迹仍在半山腰中。楚人正是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采用铁柱石柱的办法，凌空架起栈道，穿越秦岭，东折到商州。后来这条道路成为周、秦、汉、唐千余年间沟通南北联结南方诸省的战略通道，成为在中国古代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道路。在今天，蓝关古道仍然是三秦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周代，春秋战国，诸侯的朝觐、会盟聘问以及相互战争，都是借助于这条国家级道路而实现的。楚人开拓蓝关古道的价值，实在是功不可没。
伟哉，蓝关古道!雄哉，商山路!
秦帝国东南干道及秦始皇出巡之路
秦人的祖先，是传说中黄帝之孙颛顼的后裔。对于他们的先祖，司马迁先生在《史记》中，记载了一个十分动人的神话传说故事：远古之时，有一个美丽、勤劳的姑娘，名叫女脩，正在纺织，天上飞过一只燕子，从空中下了一枚蛋，女脩连忙拾起吞入肚中，不久即身怀六甲，十月之后生下一健壮男孩，取名大业。根据司马先生的记载，大业就是传说中秦人最早的祖先。后来，秦人的祖先就以燕子作为整个部落的“图腾”标志。他们曾协助大禹治理过水患，又为舜帝驯养过鸟兽，舜帝特赐秦人祖先为瀛姓。
秦人的祖先最早生活在遥远的关东(今山东省境内)，同商人有过密切的关系。商汤灭夏时，秦人的祖先参加了灭夏的战斗，因功勋卓著，受命于“西垂”(甘肃东部)，那时一部分秦人便从东方来到西方。商王朝建立后，秦人的祖先受到了商王朝统治者的青睐，不少首领先后担任了商朝的大臣。从此，瀛姓的秦人祖先便成为商代一支显赫的氏族。到了商代末期，商王朝已“风雨飘摇”，日暮穷途。秦人祖先的首领蜚廉和恶来，仍死心踏地地追随殷纣王干了不少坏事。直到周武王攻克商都朝歌，纣王自焚于鹿台，蜚廉和恶来父子二人也被周武王处以极刑砍下了头颅。
周朝建立，秦人先祖的地位一落千丈，整个氏族沦为奴隶。后来，秦人首领不甘寂寞，继续追随商朝余孽发动叛乱，结果又被周王朝残酷镇压。叛乱平息后，秦人留在山东的部族，被朝廷勒令强行西迁，一直被赶到今甘肃天水一带定居下来。从此，这支瀛姓氏族便被正式称为秦人。后来，到了西周中期，西陲瀛氏秦人同西周关系日渐改善，其首领造父为周穆王御车，以善御而得宠。当东方叛乱时，造父驱车“一日千里以救乱”，因功封于赵(今山西永安)，改姓赵，成为赵人的祖先。仍留在西垂的秦人，由首领非子率领，在今甘肃天水、陕西宝鸡一带为周王养马，因封于秦(今甘肃清水县)，族号秦瀛，从此秦人揭开了开拓关中的序幕，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西周宣王时，秦人首领秦仲受王命讨伐西戎，同关中西部被称为“戎”“狄”的游牧部落作战。秦仲战死，其长子秦庄公率军打败了西戎，官封“西垂大夫”，秦人的势力不断壮大，也逐渐发展到关中西部地区。庄公死后，其子襄公迁汧(今陕西陇县)，秦人的势力逐渐渗入到八百里秦川的腹地。
公元前771年，犬戎攻占了西周都城丰镐二京。在位的周幽王因迷宠褒姒，以烽火戏诸侯招致诸侯离心，被犬戎杀死在骊山脚下。秦襄公率部来救，后来，在周平王东迁洛邑的过程中，秦襄公又因护驾有功，被平王正式册封为诸侯。平王将犬戎占领的岐、丰之地(周原、丰京)封赐于秦。这是一张空头支票，因为当时关中还在戎狄的控制之下。但秦国毕竟取得了名义上属于自己的土地。平王令秦人自取，自此秦襄公开始建国，因此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秦起襄公”，即把秦襄公视为实际上的秦国的创始人。
此后，秦襄公不断率兵攻打被犬戎占据的秦国封地，其后文公、宪公、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等，同犬戎经过了近百年征战厮杀，先后灭掉了12个戎族部落，占领岐山，取得了称霸西戎的业绩。后来，他们又向关中东部进军，攻占华山(今陕西华县、华阴)，又西征陇西诸戎(今甘肃天水附近)，设立了最早的县，又在杜(今长安县东南)和郑(今华县北)设立了县。这样，秦人终于以岐(周原)为中心，西起天水，东至华县，建立了巩固的千里秦国，占领了整个渭河流域。周天子听说秦穆公打败西戎，特派专使入秦祝贺，并赐给穆公任好铜鼓12只，承认秦在西方的霸主地位。
春秋战国烽烟四起，秦国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秦国还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封建改革。经过长期的兼并战争，秦国终于战胜了其他国家，在公元前221年，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疆域辽阔的封建专制国家——秦王朝。
从秦人西迁到秦王朝建立的8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蓝关古道(秦时称武关道)经秦人的不断拓展开发利用，在秦王朝的统一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军事作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又以京都咸阳为中心，调集几十万苦役，日夜加紧修路施工。在皮鞭的笞责和剑戟的威逼下，苦役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在累累白骨上修筑起了通往原六国重要城市和边界地区的“驰道”，筑起了对当时政治、经济、军事都有着重要意义的陆上交通网。而武关道正是秦著名的九条驰道之一。
据《汉书·贾山传》记载，秦代驰道的规格，“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秦代六尺为一步，也就是说，除山路外，驰道一般宽三百尺(约今天69米)。道两边用金属椎夯筑有厚实的矮墙，每隔三丈距离种植一棵松树。驰道筑成后，青松栉比排列，绿荫相接，亭亭如盖。路面宽阔平坦，笔直伸延，直达天际，千里驰道景象壮观。这是中国封建时期秦王朝一项浩大的基础建设工程。
此后，从公元前220年起，在十年的时间里，秦始皇就沿着这些新修驰道“亲巡天下，周览四方”，频频出巡达五次之多，两次都途蓝经关古道。其中有一次，即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瀛政率领着他浩浩荡荡的出巡车队，以黑色为主调，车仗最前列以辟恶车开道，专管皇帝车驾的大仆站在车上，手持桃弓苇矢，后边是担任警戒的羽林铁骑兵，前后护卫着皇帝的车驾。秦始皇头戴通天冠，身着帝服，足登望仙鞋，手按太阿剑，端坐在六匹骏马挽驭的“金银车”上。车后备有供皇帝乘座的五色高车和臣人乘的五色安车，各驾四马。其后有属车八十一乘，由文武随员分乘，属车上均蒙有虎皮，最后两辆上各悬以豹尾，整个车队宛如一条游龙。车队从东方道巡行至峄山、泰山、琅琊山、湘山等地，一路浩浩荡荡，耀武扬威。后来，由南郡经武关道(今蓝关古道)，走回咸阳。赫赫皇威气势雄伟，肃穆而壮观，惹得当时担任泗水亭长的刘邦觊觎皇帝之位的野心顿生，望着始皇车仗，发出了“大丈夫当如是”的感慨。另一枭雄项羽看到皇帝车仗，吼出了“当取而代之”的叽声。而此前，秦人对武关道又有多次利用的记载，最早的记载见于《左传》中：秦穆公二十五年(前635年)，秦出兵攻打都国(今河南省淅川县西境)。楚国派申公子仪(斗克)和息公子边(屈御寇)，率军驻鄀国首都商密(今河南省淅川县以南)，与鄀国合力抵抗。由蓝武道上西出的秦军，经过激烈战斗，最终取得胜利。由此可知位于武关道东端的鄀国，是最早遭到秦军打击的小方国，同时也证明了春秋时，蓝关古道早已被秦国作为军事通道而开辟利用了。
由于蓝关古道这条大道一直是由秦地通往豫、楚的主要路径，又因地处深山，沿途多关隘雄阻，故多次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秦穆公三十八年(前622年)，秦军再次发动攻鄀之役，并占领其地。秦军兵锋走向，正是从蓝关古道而出兵略取鄀国的。到了穆公继任者秦康公时代，仍然不变国策，采取了继续攻灭邻国的方略。秦康公十年(前611年)，秦兵再出武关援助荆蛮之地的楚国，攻灭今湖北省竹山县小方国庸国。同时，史书记载中有秦哀公三十一年(前506年)的攻楚之役。伍子胥为报楚平王杀害父兄之仇，敦促吴王阖闾出兵，并令军事家孙武为军师，联合唐、蔡组成联军，一路势如破竹，攻了楚国京城郢都(今湖北省江陵北)。平王儿子楚昭王狼狈地逃向了随国(今湖北省随县)。楚大夫申包胥见国破家亡，遂沿武关道(蓝关古道)入秦求救。秦哀公不予理睬，申包胥在秦廷嚎啕痛哭七天七夜，两眼滴血。哀公闻之，大惊曰：“楚臣之急其君，一至是乎?楚有贤臣如此，安能灭国?”于是，秦哀公令大将子蒲子虎率车五百乘，从武关道(蓝关古道)南去救楚平乱。此是后话。
蓝关古道是三秦屏障，吴楚要冲。随着列国间的战争日益频繁，烽烟遍地，战争阴霾密布，秦楚亦多次交恶而相互攻伐，古道的军事战略位置更加突出。楚怀王十七年(前312年)春，秦楚终于在武关道上又发生争战。此年春，楚被张仪欺诈，怒而伐秦，两军战于丹阳，楚军失败而归，失掉汉中地(楚之汉中地包括今陕南东部和湖北西北部)。不久楚怒再次伐秦，与秦兵大战于蓝田县，连遭败绩。楚怀王三十年(前299年)，秦昭王约楚怀王会盟于武关。屈原劝阻怀王不要入秦，怀王不听，如约而至。谈判中楚怀王被秦昭王囚拘于秦国。怀王三十一年(前298年)，秦昭王再次从武关道发兵攻楚，大败楚军并斩首五万级，取折等15城而归。秦昭王十五年(前292年)，秦大将白起又奉昭王命沿蓝关古道南下，攻取楚国宛地(今河南南阳市)。到了昭王二十二年(前285年)，秦楚结盟攻齐，秦军由武关道南去宛城同楚军会合。昭王二十八年(前279年)，白起再次从武关道攻楚，连下鄢、邓五城。到了秦始皇时代，秦王嬴政十六年(前231年)，秦采取兵分两路、南北夹击的战术，其中南路军兵出武关，经宛城向北进逼。后来到了前223年，秦始皇又派大将王翦率举国兵力60万，经武关道而出与楚国交战。经过一年多的相峙，王翦全歼楚军，项燕自杀。秦军攻下楚都寿春(今安徽寿县)，楚王负当被俘。接着秦军又渡过长江席卷吴越。第二年王翦又平定了楚的附属地区，统一了长江流域。公元前221年，秦王又派王贲为将，一举攻陷了齐国都城临淄，齐王被俘，割据称雄的六国诸侯，全被消灭。在这80多年的争战中，蓝关古道(武关)上发生的一系列军事战争，足以说明了武关道的军事要冲战略位置的作用，从此蓝田道(武关)就有了“一掌闭关中，江淮路不通”、“三秦屏障，吴楚要冲”的美誉。
西汉兴亡之路——武关道
(一)兴亡之路
西汉时，汉高祖刘邦灭掉霸王项羽之后，本想建都洛阳。后来听从了齐人娄敬和留侯张良的建议，决定建新都于长安。长安建成后，这个新的政治中心，周围道路密如织网，四通八达。而位于长安东南方向的武关道，成为了长安连接西北与东南，地连豫楚、水跨两域的通衢大道。武关道如中国历史舞台上的一根敏感的神经，秦亡于武关道，王莽败于武关道，武关道在军事上的利用价值，秦汉时代，达到了鼎盛时期。
公元前208年，秦将章邯在定陶大破楚项梁军，斩杀了骄傲自负刚愎自用的楚将项梁。楚怀王见秦兵攻势正锐，遂将楚国的大本营从盱眙迁至彭城(今徐州)。章邯攻袭楚军后，又乘胜进攻邯郸的赵王歇。赵王歇遣使求救于楚。楚军在彭城召开誓师大会，义帝决定兵分两路，一路以宋义为上将，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率楚主力军北上救赵。另一路则由沛公刘邦率军西进，直取关中，并约定先入关者为关中王。
公元前207年2月，刘邦趁项羽主力与章邯在赵地决战之时，开始西进。刘邦率部攻洛阳失利后，听从了谋士张良的计谋，采取避实击虚的策略，率军攻宛(今南阳)，大败秦南阳郡守吕齮，接着兵入武关。在丹凤县刘邦的坐骑产下马驹，故刘邦称帝后，后人将丹凤改称为龙驹寨。此后，刘邦率部一路斩关夺隘，连下商邑等地，乘胜屯兵于黑龙口，兵锋已直指秦岭顶上的峣关。此前，秦奸相赵高怕二世胡亥追究败军责任，暗中派人刺杀秦二世胡亥，并拥立子婴为帝。子婴称帝后设计杀死了赵高，后去帝号称秦王，又派重兵把守峣关，企图阻止刘邦的部队西进。刘邦兵被阻于坚城之下，无法前进一步，于是再次听从了谋士张良之计，从黑龙口兵分二路，一路绕峣关，逾篑关大破秦兵于蓝田南，一路郦食其用重金收买峣关守将，待其松懈，一举而下。10月，沛公刘邦率胜利之师，屯兵霸上，兵锋直指咸阳。刚刚当了46天秦王的子婴，素车白马以绳系颈，向刘邦献上秦传国玉玺符节等，在轵道旁向沛公刘邦投降(秦轵道亭即位于灞桥西侧的不远处)。刘邦率部进入咸阳，他请出三老，取缔秦之暴政，并于秦民约法三章，然后，封秦库，退出秦宫，屯兵霸上，以等待义帝。秦王朝由此灭亡。
刘邦在取得关中降伏秦国以后，又命大将王吸、薛欧从蓝田道出武关，迎接太公和吕雉。
刘邦建立汉朝后，武关道作为军事通道，被朝廷多次利用。
汉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七国反，景帝命大将军周亚夫率兵平叛。周亚夫调集全国精锐之旅，从霸上发兵，先后行经蓝田，从七盘坡入山，出兵武关道，仅三个月就平定了吴、楚等七国之乱。
公元前1年6月，汉哀帝刘欣病死，汉平帝刘衎继位。王莽在其姑母王政君(汉元帝皇后)的支持下，再度出任大司马，并执掌朝政，改称太傅，号安国公。从此，王莽实际上控制了西汉政权。公元5年，王莽毒杀了平帝，改立孺子婴为帝。公元8年，王莽废黜孺子婴，逼其姑母——临朝称制的王政君交出国玺，篡汉自称皇帝，改国号为新，史称新朝。王莽篡汉后，由于倒行逆施，激起了农民大起义。
新莽地皇四年(23年)，在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发展壮大起来的绿林军(后来南阳豪强刘玄、刘縯、刘秀也加入进去)与王莽主力军交战，昆阳(今河南省叶县)一战，莽军主力几乎被绿林军全歼。后来绿林军又向王莽残余军事力量展开了强大的攻势。一路由申屠建、李松带领，西攻武关，直捣长安；一路由于匡率领，北上直攻洛阳。当年9月，于匡攻下洛阳。与此同时，申屠建一路大军势如破竹，很快逼近武关。这时析县人邓晔，于匡等起兵攻下析、丹水(今河南淅川老县城)，武关都尉朱萌投降，邓晔开武关迎接申屠建军。10月1日，绿林军攻入长安宣平门。2日，长安百姓朱弟、张鱼等响应起义军，火烧宫门。王莽见大势所去，还愚蠢地身披红衣裳，佩着玺绶，手持虞帝匕首，祈求上天保佑他，说：“天上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认为绿林军奈何他不得。
后来，绿林军火烧未央宫，在火海中无处藏身的王莽，带领少量卫队逃到四面环水的渐台上，作垂死挣扎。绿林军密密麻麻将渐台包围得水泄不通。等莽军卫队的箭射光后，商人杜吴首先冲入室内，见王莽穿戴整齐，在那里发怔，就猛扑上去，将王莽一刀砍死。接着，一个叫公宾的义军冲进室内，一刀砍下了王莽的脑袋。其余义军蜂拥而入，将王莽尸体砍成几十段。后来，绿林军将王莽首级由武关道传至宛城，更始帝刘玄命令将王莽首级直接悬挂高杆示众。百姓恨王莽入骨，都用石头掷击，有人还割下了王莽的舌头，切成多片，由众人分而吃掉。老百姓痛恨这个欺世盗名的政治骗子，无不以生啖其肉、食其舌而发泄自己的愤恨之情。至此，仅存在16年的短命王朝新莽政权宣告结束。
(二)汉武关道的行经之地
道路是国家政治与军事、经济与文化运行与发展的大动脉。汉之武关道又是京畿长安东南方向的战略通道，承平时期有辅助之利，战乱时期有迂回之便，军事上视为奇道，秦汉皆“兴于斯道，败于斯道”。因此，道路建设一直被作为一项巩固中央集权制的重要举措加以实施。同时，汉代朝廷又常常把道路与道桥的修治作为考核地方官吏的主要政绩而进行。地方官若不能克尽职责，轻则贬谪批评，重则招来杀身之祸。据《汉书·酷吏传·义纵》记载，义纵为右内史，“道不治”，汉武帝去甘泉宫途中发现义纵失职，同年借口义纵阻碍“告缗”，竟论“弃市”(杀头)。另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身为九卿的太常孔臧，因南陵桥坏、衣冠道绝而免职。
汉代的主干道路(武关道为其一)，多由皇帝亲自决策进行修筑。而武关道由于是汉高祖刘邦攻入关中的龙兴之路，更是受到汉时历代最高统治者的重视。
然而，秦汉时的武关道不同于隋唐时的武关道，它的行经路线和地点也与隋唐时期有着不同之处。汉时的武关道由西汉都城长安出发，经蓝田武关至南阳郡，须经过轵道、霸上、芷阳、蓝田、峣关、上洛、商、武关、丹水、析、郦等地，至宛城(今南阳市)。
轵道 据《类编长安志》记载，轵道在汉长安东十三里。汉高祖元年(前206年)，秦王子婴素车白马以降沛公。苏林曰“轵道，亭名”。在霸城观西四里。汉时有白蛾飞自东郭门，经轵道，入苑内。按许氏说文，“轵，车轮小穿也”，在车道旁降也。
灞上 一说在通化门东三十里灞河西岸，故谓之灞上。汉王元年(前206年)十月，沛公军霸上，子婴降。文帝六年(前174年)，宗正刘礼为将军，次霸上。一说在今白鹿原上。
芷阳 即霸陵，在咸宁县东北二十五里灞水之东。十三州志曰：秦襄王所葬芷阳也。汉文帝更名霸陵。莽曰水章。
蓝田 秦旧县也，三秦记“盖以县出美玉，故曰蓝田”。位于长安东南，武关道必经之地。
峣关 在蓝田县东南98里即，秦峣关也。汉书曰：“赵高遣将将兵拒峣关。沛公引兵绕峣关，逾篑山，击秦军大破之。”后周明帝武成元年(559年)，迁徙青泥故城侧，改曰青泥关。武帝建德三年(574年)，改曰蓝田关，因县委名。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徙复旧所，即今关也。亦名蓝田关是也。唐因之称蓝关或蓝田关。
上洛 即今商州市。西汉元鼎四年(前113年)设上洛县，东汉时为上洛侯国。晋泰始二年(266年)设上洛郡。汉之商县在今丹凤县治西侧古城村，介于上洛武关之间。
武关 由于地形险要，历来被兵家视为奇道。秦汉与隋唐时武关位置不一样。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武关，秦南关也，通南阳”。秦汉时武关位置在商南县东南丹江北侧。隋唐时已迁徙至丹凤县东南方向。
丹水县 西汉时丹水县，在今河南省淅川老城及其以西附近。
析县 具体位置，史学界尚有争论。据《括地志》云：“邓州内乡县城，本楚析邑，一名丑。汉置析县，因析水为名也。”又据《汉书·九九·王莽传》：“(析)宰清降，(邓晔，于匡)尽得其众……拔析、丹水武关”。从以上记载看，秦汉时的析、丹水武关都应在一条线上，故析县应在丹水县东析水与丹江交汇处附近。
郦邑 在今河南省内乡县城附近。《史记·高祖本纪》：“略南阳郡，……降析郦”。《索隐》有云：“析属弘农，郦属南阳”。据《续郡国志》记，后汉时同隶属南阳，二地相距应当不远。
宛城 为南阳郡治，秦汉武关道至于此。《汉书·地理志》载：宛，西通武关，东受江淮，一都之会也。
魏晋南北朝对武关道的利用
东汉末年，曹魏统一了中国北方，并与吴、蜀国形成了天下三分的鼎足之势。魏禅位于晋。晋武帝统一了全国，华夏中国出现了短暂的大统一之势。后来八王之乱，战乱长达十六年之久，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七王先后被杀，百姓死亡数十万。从此，西晋王朝元气大伤，逐步走向了灭亡。西晋王朝灭亡之后，随着“五胡乱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纷纷走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他们互相混战，在长达130多年中，先后建立起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国家，主要有北方的十五个国家和西南地区的成国，总称为十六国。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分裂时期。与此同时，晋元帝司马睿又于公元317年3月在建康称帝，史称东晋。后来，淝水一战，前秦苻坚战败，中国历史上形成了南北长期对峙的局面。
此后，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国家大分裂局面的形成，蓝关道又成为了南北双方政治集团争夺的重点。许多著名的战役和南北的军事活动都和蓝关古道发生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史载：
东晋永和十年(354年)，东晋名将桓温率部骑四万北伐前秦(前秦首都在长安)，东晋水军发襄阳入均口，步兵自淅川趋武关，败前秦军于蓝田，后桓温屯兵灞上。
东晋太元元年至四年(376～379年)，前秦帝苻坚与东晋争夺晋阳，前秦军由蓝田蓝武道南下而略晋。
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伐后秦，曾派将领沈田子取道蓝田，大败后秦姚泓于蓝田青泥城。
南朝梁武帝中大通六年(534年)，北魏分裂成东西魏，西魏独孤信、杨忠与东魏辛纂争夺析阳(今河南省西峡县)和穰县(今河南省西峡县)，战役的主要战场仍然在蓝武道中，双方为争夺军事要隘而进行。
魏天平四年(537年)，西魏同东魏又对蓝关道上的名关要隘进行又一次争夺。西魏从武关道出击，一直到俘杀梁元帝(554)为止。后来因北方势力不断强大，战场的中心逐渐转移至长江流域一带。
隋、唐驿道商山路
隋唐二朝都先后建都长安。隋亡之后，大唐帝国作为中国最发达强盛的封建王朝，其社会承平达二百余年以上。京都长安途经蓝田、商州通往邓(州)、南(阳)盆地、荆襄等地的商山路，是京都联系东南地区的孔道、朝廷的次驿路。沿途馆驿密布，交通设施齐全，一直受到唐帝国的高度重视。当时的京都长安作为国际化的大都市，以它特有的政治磁场，影响了全世界，使“八方来唐，四夷悦服”，不仅商贸繁荣，而且国际间来往不绝。唐帝国为了增强综合国力，对京都周围交通道路极为重视，特别是加强了对东南方富庶地区的控制。而位于京都长安东南的蓝武道，素有“吴楚咽喉、三秦屏障”之美誉，因此，朝廷将它列为次驿路，成为仅次于长安、潼关间的全国第二条重要驿道。同时，对商山路(即蓝武道)的开发与利用，这时也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大唐帝国由于军事力量强大，赫赫国威，诸夷悦服，前期战争较少，商山道的作用，主要不是用于军事方面，而是用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拓展与交流上。由于商山道是京都长安通往荆襄、江淮、岭南地区的交通大动脉，交通便捷，因此，朝廷使臣及一般公私行旅，远适东川、黔中、江淮、岭南各地，多不走潼关道，而是取道蓝田商州道南行。许多文人仕宦或来京述职蚁趋长安，或赴任游学遨游江南，也多选择蓝武道驿路，从而使商山道繁盛一时。根据全唐诗中的不完全记载，张九龄曾四经此道，白居易“七年三往复”，元稹七度武关，韩愈的阳山之贬与潮州之贬，也数次往返于商山路，颜真卿等被贬也由此路途经。许多著名文人墨客，都留下了许多唱吟描写蓝田、蓝武道的诗篇。诗人王贞白《商山诗》留下了“商山名利路，夜亦有人行”的诗句。白居易《登商山最高顶》诗中写道：
高高此山顶，四望唯烟云。
下有一条路，通达楚与秦。
或名诱其心，或利牵其身。
乘者及负者，来去何云云。
我亦斯人徒，未能出嚣尘。
七年三往复，何得笑他人?
还有诗人皇甫曾《玉山岭之作》诗云：
悠悠驱匹马，征路上连冈。
晚翠深云窦，寒苔净石梁。
荻花偏似雪，枫叶不禁霜。
愁见前程远，空郊下夕阳。
这些诗词都将蓝武道的景色及作用写得透彻入骨，十分生动与准确。
然而，蓝武道毕竟是一条关山重叠的军事要道。唐代进入中晚期之后，政局数次发生变动，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商山道几度交通中断或停顿。商山道在非常时期的历史作用，此时显得尤为突出。随着许多军事活动频仍发生，蓝武道上狼烟四起，战火不绝，著名的就是发生在中唐时的吐蕃攻陷长安和朱泚之乱两起重大的历史事件，对大唐帝国的统治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与震撼。一是公元763年代宗广德初年，吐蕃军攻陷长安，唐代宗李豫逃至陕州，朝廷被迫起用了闲置在家的大将郭子仪。郭子仪作为唐代杰出的军事家，当时已无兵可用，手头也无大将可调，仅有一张令敌丧胆的郭令公头衔。然郭子仪毕竟是位具有通天战略之人，他采取避实就虚的策略，仅仅率领几名家将匆匆上路，即由长安东南的牛心峪(今岱峪河谷，即焦岱)出发，后折向东北从蓝田扇车峡倒回峪进入商洛。到商洛后郭子仪收集了武关驻兵及散兵游勇数千人，又接受参军王延昌的建议，与之分兵而行。王率众“逾绝涧，登七盘，趋于商州”，而郭子仪率部向东，沿道沟峪东行到达洛南、商州。最后他在蓝田用疑兵阵，在桓公堆四周山上，遍插旌旗，使吐蕃兵看见峣岭之上草木皆兵，闻风丧胆，郭子仪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在蓝田大破吐蕃兵。郭子仪这次行军路线是蓝田武关道的玉山道支线。二是唐中期有名的朱泚之乱。唐叛将首领朱泚据守长安城，与唐廷对抗。唐神策军兵马使尚可孤一面率兵讨伐李希烈，一面带襄樊三千兵马自武关入援关中，尚遣兵驻蓝田七盘坡，打败了朱泚仇敬忠部，进而攻占蓝田，后又会合诸军攻取了长安，平定了朱泚的叛乱。以上的战例，充分显示了蓝关古道军事战略位置的重要。此外，还有唐中和三年(883年)3月，黄巢发兵3万扼守蓝关古道蓝田段，4月，李克用沙陀兵及藩镇兵大败黄巢军于蓝田道。这些都是蓝关古道在军事上利用的实际战例。
同时，丹水、汉水驿运，也是唐帝国一直依赖的水运驿路之一。我们知道，自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后，南北经济流通加快。黄河、渭水、汴水漕运，成为唐王朝的经济命脉。“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控制力大减。随着藩镇割据，汴水、黄河、渭水漕运受阻，汉水、丹水和蓝武驿承担了长江南北财赋北运关中的任务。唐德宗李适曾明令规定：“从上都(长安)至汴州为大路驿，从上都至荆南为次路驿”。由此可以得出唐时蓝商驿路的交通地位，仅次于长安(上都)、洛阳(东都)两都间的大路驿，是当时全国驿路交通的第二位。
既然蓝商路是全国的次驿路，唐朝廷对这条道的依赖，必然形成对古道驿路的维护与修治。其中史书上有记载的，有开南山新路的崔湜。唐中宗景龙年间，因关中人口剧增，粮食供应困难，崔湜向中宗献策开南山新路，以通商州水陆之运。据《崔湜传》记：工程“役徒数万，死者十三四”，并严禁行旅走蓝关旧道，强迫旅客走新道。由于新路路基不实，被夏季暴雨冲毁，崩坍不通。至此中宗仍追念崔湜开山路之功，加银光禄大夫。崔湜所开新路在商之西北，蓝田县东南(今汤峪、石门、大昌关附近)，为连接丹灞二水的新路。后来，新路毁，商州刺史又奏请恢复旧蓝关道行走。
二是唐贞元七年(791年)八月，商州刺史李西华申请拓宽商山路，“别开偏路”，以避水潦。当时从商州西至蓝田，东抵内乡七百里，皆被山阻，行旅苦之。李西华对水阻严重路段采取“回山取涂”的办法，即凡是“阻水涧处”，就偏离原来路线，从山坡开道绕过去。此绕行之道，称为“偏路”。不能开偏道绕行的山涧，则架桥设梁。李西华役工十余万，修桥梁，起官舍。旧时，每逢夏秋水盛阻山涧，行旅之人不得渡，或数日粮绝，无所求籴。李刺史通山间道，人不留滞，行者为便，极大地方便了行旅，提高了道路的通过能力。
唐后随着政治中心的东移，国都东迁，关中逐渐失去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特殊位置。失去了京都长安的政治磁场，蓝田武关道不再成为国家驿道，仅作为地方道路尚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欧阳修的《漕河议略》及宋元对古道的利用
唐末，黄巢农民军攻占唐帝国国都长安，建立了大齐政权，长安古都满城尽带黄金甲，到处是黄巢义军的铁甲武士，到处飘扬着大齐农民军的旌旗。然而，好景不长，在唐军及沙陀李克用联军的四面围攻下，义军乏食，黄巢率军从蓝田武关道退回了山东。然而，此时的大唐王朝已气息奄奄，名存实亡了，史称“王室日卑，号令不出国门”。到了公元904年，降唐的朱温又协迫唐昭宗从长安迁都洛阳，后于此年8月，朱温杀死昭宗，立昭宗第九子李祝为傀儡皇帝。此前即这年正月，朱温下令大肆拆毁长安宫殿和民居，并将拆毁的木料顺渭河、黄河漂流而下。从此，瑰丽的古都长安变得狼藉一片，成为名符其实的废都。公元907年，朱温篡唐，废李祝自立为帝，建立了后梁政权，并建都于开封。随着古长安沦为废都，全国政治中心东移，蓝关古道已不再是国家的次驿路，不再是王朝京都通往中原及东南诸地的重要交通线，而是降为了地方道路，尚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五代时，历代政权都先后置兵于武关道，以作为商洛、宛、邓间的交通线及军事上的战略通道。北宋统一后，实行招抚流亡、鼓励垦荒等有利于恢复生产和发展的措施，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到了北宋中期，蓝关古道、丹江流域出现了许多重要的镇县和商业贸易活动的集市，同时，又由于赵宋政权与西北方崛起的西夏对峙，宋置重兵于西北边陲，用于防御西夏党项人的攻击。那时，陈兵边境的有种师道父子(史称大小种经略相公)，还有大名鼎鼎的范仲淹等。当时，兵员轮换、军需品的供给，主要依靠京(开封)西诸驿路转输。因此，闲置了多年的蓝关道，由于军事上的需求，又一次地热闹起来。这时北宋重臣欧阳修向朝廷建议重开丹江通道，设置设驿铺，以及时运输军需物资，免得戍边军卒有饥寒之虑。欧阳修这个极具政治深远目光和睿智头脑的建议，究竟北宋朝廷采纳了多少已不得而知。但是，从欧阳修所写的《漕河议略》中，可以看出当时宋人是如何对蓝田武关道认识和定位的。
欧阳修在他的《漕河议略》中写道：
臣闻汉高祖入秦，不由东关而道南阳，过郦、析而入武关；曹操等起兵伐董卓，亦欲自南阳道丹、析而入长安；张济又自长安出武关奔南阳，则自古用兵往来之径也。臣尝至南阳，问其遗老，云：“自邓西北至永兴(永兴军路，宋改省为路，即陕西)六七百里，今小商贾往往行之，初，汉高入关，其兵十万，夫能容十万兵之路，宜不甚狭而险也。但自洛阳为都，行者趋东关(函谷关、潼关)，其路久而遂废。今能按旧而通之，则武昌、汉阳、郢、复、襄阳、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江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顿之南阳；自南阳多为轻车，人辇而递之，募置递兵为十五六铺(驿铺)，则十余州之物日日入关(武关)而不绝。沿汉之地，上多美木，近汉之民，仰足而有余，以造舟车，甚不难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内赐禁钱数万以供西用(西北边防之用)，而道路艰远，辇运逾年不能毕至。至于军装输送，多苦秋霖(秋天连阴雨)。边州已寒，冬服尚滞于路，其艰如此，岂若较南阳之旁郡?度其道入武关，与至京师(开封府)远近等者欤!其尤近者，皆使直输于关西，其迂曲简直，利害较然，此陆运之利也。
欧阳修从历史渊源的角度，论述了蓝关古道在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并对宋时这条古道在军事上的战略位置，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宋初蓝武道上“轺车罕至，传舍孔卑”的现象，到了宋神宗时，已有了很大变化，蓝武道上除县城外，已发展起18个镇市，商州的户数为80425户，已超过了盛唐天宝年间的71499户，成为了本地区三百多年间户数最多的时期。蓝武道尽管失去了作为国都交通线所具有的政治优势条件，但作为间道仍然发挥着促进经济发展、促进商贸繁荣的作用，因此，古道仍能得到官民对它的修葺。
北宋时，金人灭辽后，又南下攻宋，一直攻占到汴京(今开封)，从而，又形成了宋金之间严重对峙的局面，宋金双方对蓝武道的军事利用又骤然增强。
公元1126年8月，金人南渡黄河，围困宋之东京汴梁。12月，陕西抚使范致虚与西道副总管孙昭远、环庆帅王似、熙河帅王琦率部骑10万，号称20万，由蓝田武关道出陕西，至邓州千秋镇(今邓州市西)，被金兵击溃。
公元1081年，北宋神宗元丰四年，京西路转运司调均州、邓州一带民夫3万人，途经商州路，往陕北郡延路(今延安)运粮。
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金天会九年)10月，金国大将宗弼攻和尚原受挫后，金陕西军事五路统帅完颜杲遂改变战略，一面派兵佯攻大散关和尚原宋军吴玠，以牵制其兵力，一方面聚兵长安，扬言从子午谷南攻，造成宋军王彦部的错觉，把防守重兵由金州改向石泉的池河、旬阳河间的娄子关。宋军邵隆部没有防备，一战即溃，金军沿商州上津道南下，攻陷白河、旬阳、金州、石泉、西乡、汉中。
公元1133年，南宋高宗绍兴三年，金将撤离喝再攻散关和尚原，为宋将吴玠、吴璘所败。后撤离喝遂率主力东进攻取商州，又取道商于路，复经上津路攻金州，陷兴元府(汉中)。
南宋初年，镇守商州十余年的邵隆，“披荆棘，立官府，招徕离散，各得其所”。绍兴十一年(1141年)正月二十八日，金将析和孛堇部七千余人骑及撒离喝所率女真、契丹万余人攻占商州。二月初五日，邵隆统率兵与金兵战于城下，赶走金兵，收复商州。
公元1141年，宋金议和，次年议定疆界。原属永兴军路的商州，在金兵南侵的威胁下，已于绍兴九年(1139年)改归京西南路的金州节制。定疆界后，商州所辖的上洛、商洛、洛南三县及邓州皆割据于金。宋仅剩刘岭以南的靠近金州的上津、丰阳二县，即甲水流域，后又缩小至鹘岭以南归宋管辖。整个丹江流域大部分已改属于金。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完颜亮南侵失败，宋军乘机收复商、虢、华、陕、邓等州。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宋军北伐失利。宋金议和，两国疆界又恢复原状。
由于宋金之间长期战乱不已，百姓流离失所，蓝关古道丹江流域人口锐减，商贸活动日渐萧条，县与镇市的数目明显减少，许多县被废为镇，许多镇被废除。宋金之间虽设立榷场(贸易市场)进行贸易活动，但一遇战乱立即停止。宋金这样继续共存的局面有五六十年的时间，直到蒙古军灭金后大举南侵，历史又拉开了新的一幕。
成吉思汗之孙窝阔台第三子阔出率军侵入襄汉，先后攻下宋军控制的郢城(今湖北省钟祥县)、枣阳、襄阳等地，大掠而退。宋荆湖制置使孟珙率兵逐一收复失地，并烧毁了蒙古军积聚在顺阳的船材。
蒙古人统一中国后建立大元，定都大都(今北京)，领域空前辽阔。元时，在奉元路、金州(安康)间库谷路，并创制七驿，再沿汉江而下，直达长江流域。然而元朝执政时期，对商山道不予重视，丹江流域又远离京城，统观丹江流域，唯有商州，比起金统治时期，行政单位大量减少。仅元末时，红巾军曾夺七盘路，进据蓝田，距奉元路治所仅四十余里。后来，红巾军又连陷商州。元朝廷派察罕帖木儿李思齐自陕虢间出兵援陕，会同在陕其他元兵镇压红巾军。其余对蓝田武关道的军事利用已相当微薄。
元朝曾建立发达的邮驿制，有站赤(驿站)和急递辅(快邮)两种形式。而大元朝除对秦岭库峪间开义谷、设七驿比较重视外，在丹江流域未设站赤，由此可见统治者对灞、丹之间的蓝关古道不重视，修葺筑路之事业未见史料记载。可见大元时期对蓝关古道的军事、政治、经济的利用，已是历史上最为黯淡的一页。
明清时蓝关古道的修治和利用
元末农民大起义中，朱元璋经过多年的拼杀，终以枭雄本色，剿灭了陈友谅、张士诚等割据的群雄，于公元1368年建立了大明王朝。此后，即派大将邓愈率兵北伐，并攻占了均、房、金、商诸州，另一路大将徐达率军迅速攻克沔州(今勉县)、兴元(汉中)等地。邓愈用武力占领郧、襄山区之后，害怕长达千里、川陵绵延的商洛、郧、均山中，啸聚盗贼，便严令禁止战乱中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流民进入秦岭山中，并对这一带实行了严厉的封禁政策。洪武七年(1374年)，明廷又将商州降州为县，直接归属西安府，洛南改属华州，开创了自晋以来，丹水流域没有县级以上政区设置的历史。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明政府诏令凡天下要冲之处，皆设置巡检司。专门盘诘行人和私贩。而位于西安东南方向的商洛道，却未设巡检司。由此可见，由于明代前期对蓝关古道交道线的漠视，使这条驰名九州的古道的交通运输状况已相当冷落。
明中期宣宗宣德(1426—1435)、英宗正统(1436—1449)年间，由于土地兼并，粮役浩繁，鄂、陕、豫等省的流民，不顾明廷禁令，大量地涌入秦岭山中及丹江、乾佑河、旬河河谷，开荒种地，采淘金银冶铜、贩运土产山货，用汗水开发着秦岭山地。明政府不甘心封禁政策遭破坏，多次派出官吏和军队，驱赶流民出山，将他们遣送回原籍，这样就激起多次流民暴动，郧阳地区爆发了以刘通、石龙、李原为首的流民起义，王彪也在商州与金州间聚众造反，起义军抗击明初暴政的烽火长达数十年之久。到了宪宗成化十二年(1476年)都御史原杰受命前往荆襄一带处置流民。他眼见驱赶流民的办法不能成效，于是就上奏朝廷开始在商洛山中设置州县安置流民。朝廷又将商县升格为商州，并从商州另划出商南、山阳二县，州府又重辖洛南县，同时也将代宗景泰三年(1452年)，设在商县西的镇安县，又由西安划归商州统属。同时，又在郧县设立郧阳府，郧阳行都司并府卫。将洪武十三年(1380年)复置后属于襄阳府的上津县，划归郧阳府的均州管辖，淅川县已在成化六年(1470年)已复置，改属邓州管辖。原杰向朝廷奏称：郧县地接河南、陕西，路通水陆，居于竹溪、房山、上津、商洛诸县之中，为四通八达要地。郧阳府设立后，北经上津、出商州、达西安的道路就是郧阳府的北路。明成化年间，商洛道丹水流域沿途州县能恢复到这样的规模，无疑是明代前期广大流民与朝廷长期斗争努力开发的结果。这是自北宋以来，发生在丹江流域商洛地区及豫鄂周边地区，行政区划设置上一次重大的变化。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社会潮流也是依靠人民推动的。明统治阶级鉴于流民起义的教训，在商洛山区周围设立哨长修筑保垒。先后在蓝武古道东口淅川县荆子口关黄锁里、内乡的党口关顺阳堡等关隘，分兵把守，盘查行人。又鉴于商洛山中流民大量涌入，明廷在复置州县加强管理的同时，又在商洛山的各支线上设立了13个巡检司，以盘查往来行人。同时，为了加强商洛的军事力量，又设商洛道兵备一名，屯兵驻扎商州，兼管四县兵屯、屯田、驿递之事。此后，商山道周围的区县经济不断发展，商业贸易不断兴旺，古道沿线集镇再度兴起，形成了纵横交错、水陆并用的交通网络。
朱元璋在夺取天下之后，强化了对蓝武道(商山路)的利用。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即下令各处置水马驿站、递运所、急递铺等。洪武二年(1369年)又颁发诏书，改站为驿。明代以后，蓝武道上虽无大的军事行动，但仍然设置官军以辖百姓，后改为巡检司。
明代，商州路虽非驿路，但作为西安府东南方的重要间道，仍为官方所重视，故屡次得到修治。到了清代古道作为西安通往商州直隶州的官马支路，用于传送公文邸报，故道路不断地得到朝廷的修治，同时官府又采取地方与民间自筹资金的办法整修蓝武道。明清两朝修治蓝商道的历史史料均有多处记载。如明嘉靖初年(1522年)抚治商山道员郗元洪(山西平定人，辛乙进士，嘉靖间抚治商山道)，见辖区商州西侧说法洞(今商州二龙山)位于丹江入谷旁，说法洞石壁正当丹江入口，两山夹峙，水流较急，夏秋暴雨造成水势怒冲，常阻绝行旅，于是郗元洪主持修整此路，建起栈道，后人誉为“郗公路”。到了明万历七年(1579年)，栈道已使用半个世纪，道毁路塌，已不堪使用，商州知州王邦俊又组织人力，采用火烧石壁，凿石三月，凿洞架桥梁四道，削险开径，砌石连栈，于是，避水登陆，上至五鬼窑，下至说法洞，凡二里许碥成。《重修说法洞路碑记》一文载：削平险崖，修成栈道四段，用铺石路连通道路，行旅之人一时称便。到了明代中后期官府对蓝关道的更为重视，当时又浚通了丹江的航运，形成了丹江沿岸最大的集镇龙驹寨(今丹凤县)水旱码头之势，并于明朝万历、天启年间，使丹江航运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期，形成了龙驹寨港埠的繁荣局面。商州州志记载：“康衢数里，巨屋千家。鸡鸣多未寝之人，午夜有可求之市。是以百艇联樯，千蹄接踵，熙熙攘攘。”
清时对蓝武道的修治更是不胜枚举。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广西桂林人陈弘谋任陕西巡抚。当时从蓝田至商州间三百余里，顽石崎岖碥路逼仄，陈弘谋亲自主持策划修治此段道路。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春，为称颂陕西省巡抚陈弘谋的修路感人事迹，来往旅客在蓝田县东南的秦岭梁上造摩崖石刻一处，刻有“陈公路”三个大字，以记之。
乾隆十一年(1746年)，陕西巡抚陈弘谋又捐银二千两，委派商南县典史张恒(今浙江山阴人)，监修自州西胭脂关至七盘坡一段道路，凿山锻石，辟成大道，时称“陈公路”，使驮桥通行商旅往来如织。今蓝田县南峣岭上蟒石湾附近的山崖上，至今仍镌刻有摩崖石刻文，文曰：“皇清乾隆拾壹年丙寅季夏谷且，陈大中丞捐修大路化险为夷，士民商旅公颂德勒石为记，公讳弘谋字□号榕门广西桂临(林)人，雍正元年癸卯解元词林，各省往来客民公立”。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又有商州知州罗文思修路事。罗文思自捐俸银四百八十两，组织人力修建了铜佛龛碥路，史书载：罗公“遂节廉俸五百金，鸠工运斧，辟路于槎牙兀嵲中，宽可丈许，旁固石为栏”。自此以后，往来驮载如履平地，后人颂呼为罗公碥。同时还有乾隆年间蓝田知县蒋文祚修建的蓝关路的记载。蒋知县将修路节余的银子存起来，并将每年利息作为路边居民修路的费用。同时记载还有道光十五年(1835年)七月初二日，山水陡发冲坏坡路，西安府同知署商州事白维清，捐金一百两，暨渭(南)绅(士)李继广捐银(修路)，此即所谓民间集资修路的记载。清光绪四年(1898年)，商州知州、云南保山人李素勤政爱民，重视修路。他主持先把胭脂关碥路拓宽，使行旅免遭涉江之苦，然后从州东夜村宝丰寺起，经丹江北五狼口至棣花雷家坡上，开山凿石，平险降坡，依山治河，修建沿河路十五里，为彰其功，世人称新路为“保山路”，并于路旁勒石树碑，使后世永远不要忘记州官李素这位一心为民的好官儿修路的功德。
清代对蓝田武关道的利用除用，于交通运输经济之外，用于军事方面的主要有：
清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清兵破潼关入陕西，李自成从蓝田道败走襄阳。
清顺治三年(1646年)，明将贺汝珍攻西安，大败，残兵过蓝田，清肃亲王豪格领兵过蓝田，南攻四川。
清顺治六年(1649年)，农民起义军残部(俗称“杆子兵”)据南山伺攻县城。乡兵出战“杆子兵”不胜，四月叛寻平之。
清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白莲教头目聂杰人等起义于湖北枝江、宜都一带，很快遍及鄂、豫、川、陕地区。是年冬，其一部出流峪，烧穆家堰、大小寨等村，另一部出汤峪，烧侯官寨等村，乡勇出击，败亡数百人。
嘉庆二年(1797年)提督杨遇春率孙入蓝田，进击白莲教，驻营城南，白莲教退入南山。
嘉庆三年(1798年)白教李全部又入蓝田，额勒登保领兵截击，后又败白莲教高均德部于两岔河口。
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一日，太平军启王马融和扶王陈得才率众数十万自河南入商洛，出大峪至引驾回，四月二十日入蓝田，二十二日攻渭南城。
同治五年(1866年)，捻军张宗禹部十一月十日入蓝田县境，散居红河至十里铺一带。十一月十九日统兵官萧何率官军出七盘与捻军激战于帝君庙，伤亡19人。十一月二十一日，刘厚基率兵出流峪与捻军战，不利，夜逃至县内。二十六日，捻军徙东乡东岳庙河至许家庙一带。十二月初二日，捻军自厚子镇北出至渭南境，清萧何亦尾追而来，张宗禹部复出浐河以西，萧何再出七盘坡与张战，结果捻军大破刘厚基于灞桥，围指西安。
以上仅是挂一漏万地对清时发生在蓝关古道的军事活动作了叙述，而在清时，它的交通运输经济及政治作用，日益明显。
如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二月，西安、凤翔府大饥，清政府将襄州仓米20万石由丹江运至龙驹寨，再陆转西安，以赈关中饥荒。
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西安、关中遭荒旱，漕运总督施世纶将湖广、荆州等地仓米10万石由襄阳水运至龙驹寨，再陆转西安以赈济灾民。
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陕西巡抚史贻直奏准豫楚二省各拨仓米10万石，运至陕西救灾，楚米4.5万石先用船1500艘由襄阳先后运至龙驹寨，再陆转西安，减价平粜或借给农民。
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四月，河南遭旱灾，清政府令陕西巡抚毕沅拨常平仓粮10万石运往河南。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偕光绪皇帝逃至西安，令荆襄一带的财赋、粮食由丹江运至龙驹寨，再陆转西安府，供西太后及百官享用。
从以上可以看出，自清康熙、乾隆朝以来，蓝关古道和丹江水旱道路，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和推动，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与改善。
同时，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轮船、铁路、公路、电报等新式交通及传媒工具陆续进入国内，旧式的驿递作用逐渐降低，至民国初年，驿店陆续已全部裁撤。特别是陇海铁路建成以后，蓝关古道的作用日渐式微。朝廷用邮政取代驿递。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龙驹寨开始设电报局，商州仅设一邮柜，电报局上接西安，下接荆紫关。其线路由蓝田经龙驹寨至商南县的清油河、试马寨、捉马沟，绕商南西南门，东下由王家庄、赤地保等处，出金斗沟，至荆紫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商南县设邮政代办处。民国初年裁驿归邮，邮件传递隔日一班。
蓝田县在清末设有邮局，线路由新街入县境 循县东南入七盘山，在蓝桥新店子东南出境，同商州境内线路相接。
民国十三年(1924年)，商洛道上有二等邮局龙驹寨、淅川、荆紫关三处，有三等邮局蓝田、商县(民国二年改州为县)、内乡三处，分别属西安和郑州邮局管理局管理。
民国时期的西荆(长坪)公路
长坪公路是民国时期沟通西安至湖北老河口公路中的一段，于1936年6月修竣。原计划先修至豫西淅川县荆紫关，因此称西荆公路。后来只修到河南省内乡县的西坪镇，所以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时改称长坪公路。新中国成立后，公路仍称原名。于1967年改名为西界公路，即起自西安灞桥区豁口镇，止于商南县与西峡县毗邻的界牌，全长263.5公里。1981年11月，被国家计委、经委、交通部联合定为上海—新疆伊宁线，称为上伊线，亦称为国家公路312国道。属过境陕西的8条国道之一，部分路段对长坪公路段进行了重修，全长为281.49公里，是贯通东西连接上海、南京、合肥、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等省区和各大城市的重要交通干线。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春，国民党政府出于政治、军事等需要，电令陕西省政府修筑一条由陕西通往湖北老河口的公路，因工款无着，予以搁置。1934年，因战事急需，蒋介石再次电催陕西省政府修建，陕西省建设厅委派郭显钦为技正，组成踏勘队踏勘。踏勘队勘得三条路线：
(一)由西安豁口起，经蓝田县城，南过灞河，越西七盘山、蓝桥、牧护关、黑龙口至商县，再东经夜村、商洛镇、龙驹寨、武关、商南，过界牌至内乡县西坪镇。
(二)利用西潼公路西安至渭南段65公里，然后折南经坡底、牛思岭、许家庙，进流峪口，过李家坪、张家坪，逾秦岭，经老君峡至黑龙口，其后与一线同。
(三)利用西潼公路全线至潼关后，折南入大峪口，越秦岭，经巡桥司、洛南核桃沟、黄沙岭至商县城，商县以东与一线同。
三条线路经过筛选，确定由西安豁口镇起，经蓝田县城，过灞河，越七盘坡、蓝桥、牧护关、黑龙口至商县，再经夜村、丹凤、武关、商南，过界碑至西坪镇。
1934年6月，陕西省政府建设厅又派郭显钦为总负责人，组成三个测量队，在原选定的路线上再次踏勘，于1935年3月在初测线路基础上进行选线，所选路线为西安豁口至蓝田段，初测线颇佳，决定采用。蓝田至商洛段初测翻越西梯盘及牧护关两岭，线形迂回，纵坡陡峭，工程量大。而原测第二线则仅需翻越秦岭一次，纵坡也较为平缓，但是公路需要经过的老君峡是个难题。老君峡山谷狭窄，石壁陡峭，拟采用开半山洞或修顺水桥佔部分河床而过。故采用原踏勘进刘峪(流峪)口过李家坪、张家坪、老君峡至黑龙口二线方案。经总工程师欧阳灵复核后，将一二线折中，仍由豁口开始过蓝田，再由蓝田不走七盘坡改由东经普化到玉山过灞河入流峪口，再接二线到商县。
选定路线后，进一步详测。其秦岭顶至商县段为：秦岭顶至老君峡，长6公里，该段山高谷深，崖壁陡峭，且为峡谷，山崖难于设线，若采用开半山洞办法，又因山岩构造破碎，节理发达，裂纹较多，山体易于崩塌，废石方无法处理，故放弃半山洞方案，采用钢筋混凝土修顺水沟桥通过。桥涵须因地制宜，选型多样。黑龙口至商县，长35公里，沿丹江上源北岸设沿溪线东南行，沿线山砭相间，石方颇多，如麻街镇、石家岩等处的石灰岩山砭，西坪、梁家园二处的砂岩山砭，开凿均不易。为少占农田，除开山砭外，均依丹江旧堤设线。但需筑护墙，以保护堤岸通行安全。胭脂砭一带，悬崖峭立，为坚硬的花岗岩，拟开半山洞，加筑护墙，工程尤难。桥梁修建，除商县北侧丹江上源拟修钢筋混凝土桥梁外，洪门河桥等因限于预算，只修木便桥；其余河沟，全部修过水河床桥，以节省投资。商州至龙驹寨段，沿丹江侧畔而行，有三条路线供选择：一为由张村沿丹江东行，四次过江需修四座大桥；二为沿丹江北侧罗公碥至夜村、高家桥，两过丹江，需修两座大桥；三为由张村偏北，过古路峪(又称十八盘)，再经夜村到高桥村，不过丹江。经过比较，认为第一条线路修桥需费太多；第二条线路罗公碥石坚难凿，且修路定有时限，开凿大量石方，时间不允许；第三条线路虽然路线有所延长，土质、地形也不够好，但较省工省钱，因而选定第三条线路。龙驹寨至界牌段，此段走向有两条线路：一为从龙驹寨沿丹江东下，经月日滩、过风楼至商南；二为从龙驹寨过资峪岭，经桃花铺、武关至商南。一线比较平顺，但里程多60公里，因而决定采用第二线。
整个工程领导机构为“西荆公路工务所”，由欧阳灵任主任工程司并全面负责，采取包工兴建、分工施工的办法。陕西境内共分七段，承包施工的有豫丰、利华、兴华、大兴、公济、小利、东丰、鸿盛长、天成、工东、中华等十多家。工人多从外省招雇，本地劳力很少参加。
1935年5月，长坪公路全线开通。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6月，初步建成通车。长坪公路建成后，不仅沟通了西安与商洛与河南的交通状况，而且公路东通豫之南阳之后，又接至鄂之老河口，以通信阳、汉口、商城、黄川之公路，直达安徽，极大地改变了陕西交通的落后状况。这条公路成为西安连接南京的干线之一，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在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像中条山战役以及后来发生的许多战役中，这条公路作为西北后方支援抗日前线的大动脉、重要的军事补给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解放后，长坪公路为医治战争创伤，为新中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为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都发挥了巨大作用，现在仍为省内过境的重要国道之一，为陕西经济的发展与腾飞继续作着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