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世，周室衰，礼法隳，诸侯大夫，皆以奢侈相尚，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桓、文之后，礼谊大坏，上下相冒，国异政，家殊俗，嗜欲不制，僭差亡极，于是商通难得之货，工作亡用之器，士设反道之行，以追时好，而取世资。富者木土被文锦，犬马余肉粟，而贫者短褐不完，啜菽饮水，而以财力相君者，虽为仆虏，犹亡愠色。盖周初井田封建之制，务使齐民无贫富之差，列国无强弱之患，意本至善，然使其制长存，则人民之智力，永无竞胜争长之时。人之有生，嗜进而好胜，而生齿之繁，又与年俱增，养欲给求，必不能预为之限，故自周初至于春秋之末，国家制度，与人民生计，潜移默变，俱出于不知，以班氏之言证之，其所谓礼谊大坏，嗜欲不制者，正由生计之艰，不得不改途易辙之故。人民智力日奋，然后有甚贫甚富之殊，而以其贫富之殊，弥足以促智力之进步，然春秋时人民生计之变迁犹缓而小，战国时人民生计之变迁愈速而大。春秋、战国之交，农商代嬗之时也。三代以前，所用者井田之制，至战国而其法隳，人民非自谋生计不可；而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故战国时周人皆改谋生之术，由农业而趋于商贾。《史记》苏秦传曰“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游侠传》曰“用人以商贾为资。”《货殖传》曰“鲁俗好儒，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汉书·地理志》曰“周人之失，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不好仕宦。”此皆好为商贾之征，王畿之民，好为商贾，则其诸国之俗，可以知矣。
　　周人之善为商者，以白圭为最。《史记》曰“白圭、周人也，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岁熟取谷，予之丝漆，茧凶取帛絮，与之食，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圭之趋时，若是之疾，盖必有与圭竞者，故其经商之术，又出子贡、范蠡上也。
　　商业盛而农业衰，此非有国者之福也，故其时深识之士，咸以重农为主，而其首唱之者李悝也。《汉书》曰“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又曰：“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劝。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籴之，故虽过饥馑水旱，粜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农商分业，而国家为之调剂其间，盖虽示劝农之意，犹未至于抑商也。
　　自秦孝公用商鞅变法自强，而鞅遂大倡重农抑商之说。其言曰“民之内事，莫苦于农，故轻治不可以使之。奚谓轻治?其农贫而商富，故其食贱者钱重，食贱则农贫，钱重则商富，末事不禁。则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众之谓也。故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苟能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则欲国之无富，不可得也。故曰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而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则民不得无田，田不得不易其食，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食贵籴食不利，而又加重征，则民不得无去其商贾技巧而事地利矣。”又曰“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其境内之民，皆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不远矣。”农用力最苦，而赢利少，而商君必使商贾技巧之人归农，盖商人轻去本国，而战事必仰农食，故不得不出此策也。《史记·商君列传》曰“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是法立而秦人之强，甲于诸国矣。
　　偏重农商，均有流弊，故孟子所持政策，与李悝、商鞅殊。其告齐宣王曰“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其若是，孰能御之，”是孟子于农商固无偏重也。其所谓仁政有五：“一曰尊贤使能，俊傑在位，二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三曰关识而不征，四曰耕者助而不税，五曰廛无夫里之布”，盖孟子之主义，极以征商为非。其称文王则曰“关市识而不征，”又曰“古之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又曰“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也，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也。”当时关市之病商，殆有甚于暴敛农民，故孟子欲复古者不征之制。至其劝农之法，亦以复古为主，不取抑商之策也。
　　然世局之变，固非人力所能挽，战国之时，商业既兴，大利所在，人竞趋之。顿弱曰“有其实而无其名者，商人是也，无把铫椎耨之势，而有积粟之实，无其实而为其名者，农夫是也，解冻而耕，暴背而耨，无积粟之实。”吕不韦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利几倍?”曰“百倍。”利弊相悬若此，故当时货物流衍，商贾殷填，虽有重农抑商之说，莫之能御。荀子曰“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菁丹千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左虫右去)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此货物流衍之征也。”《国策》曰“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背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熟而富，志高而扬，”此商贾殷填之征也。盖当时虽厚刀布之敛，以夺其财；苛关市之征，以难其事；而争利者于市，固不患其不至也。
　　战国之时，交易于市者，率朝聚而夕散。谭拾子曰“市朝则满，夕则虚，非朝爱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此其证也。市有吏以治之，其名曰掾。田单当齐湣王时，为临淄市椽，可证当时各国争城争地，以有市之地为贵。苏秦说齐湣王曰“通都大邑，置社有市之邑，莫不奉王。”冯亭告赵王曰“韩不能守上党，今有城市之邑七十，愿拜内之于王，”是其邑之有市者，重于他邑也。当时又有军市，则随军市易之所。商鞅曰“令军市无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拾甲兵，使视军兴，又使军市无得私输粮者，则奸谋无所于伏。”《齐策》亦有“士闻战则输私财而富军市”之语。是其时秦、齐诸国，咸有军市也。至赵、李牧为赵守边，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府为士卒军费，则当时边将亦兼辖市政明矣。
　　战国之时，商业既盛，各国富力亦增，黄金之用甚炽，此非春秋时所有也。《汉书》称“秦并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为名。”(二十两为镒)颜师古曰“改周一斤之制，更以镒为金之名数也，”实则战国时用金即以镒计，孟子曰“于齐王馈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国策》曰“当秦之隆，黄金万镒为用。”又曰“攻齐，令曰，得齐王头者赐金千镒”，又曰“李兑送苏秦，黄金百镒，秦得以为用”又曰“苏代献黄金千镒于淳于髠，”是皆战国时用金名镒之证。然当时用金，亦非专以镒计，尚有沿周代一斤之制者，《国策》曰“冯旦请杀昌他，西周君予金三十斤，”又曰“秦王资姚贾车百乘，金千斤”又曰“梁遣使者黄金千斤，车百乘，聘孟尝君，”又曰“南后以金千斤与张仪、郑褒亦金五百斤”又曰“今樊将军秦王购之金千斤，”是其时用金亦有以斤计也。金货之流通，若是之多，人民生计之进步，亦可推见，世徒知战国时兵革死丧之惨，而不知其富饶实远轶于前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