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民运动是随着国民党在改组之后开始重视民众运动而逐步开展的。但是，商民运动的兴起与整个民众运动的开展并非同步进行，而是相对滞后。1924年初国民党改组后开展的民众运动，具体说来主要是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乃至妇女运动，并不包括商民运动。“一大”闭幕的次日，国民党又召开一届一中全会，推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决定设立秘书处及组织、宣传、青年、工人、农民、妇女、军事、调查八个部。其中青年、工人、农民、妇女等部，即是领导相关社会群体进行民众运动的具体机构。在此之后，由于国民党中央设立了专门领导青年、工人、农民、妇女运动的机构，国民党也随之进入了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民众运动的新时期。因而有学者指出：国民党改组以后，“吸收苏俄的革命经验与组织系统，设立组织部、宣传部、青年部、工人部、妇女部、农民部等，将各种工作以专职机构负责，以强化工作效果。尤其工人部、农民部的成立，代表国民党将工农阶级正式纳入编制之中，此种措施与邀劳工入党、支持工运、加强劳工立法相互为用，故能掌握广大的劳工阶级”①。显而易见，当时的国民党并未设立商民部，也没有具体开展商民运动。1924年7月，国民党中央在汪精卫的提议下设立了实业部。同年11月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56次会议通过，将实业部改为商民部。
　　一般认为，国民党推行的商民运动始于1924年1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立商民部。到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商民运动决议案》，这一时期是商民运动的初期阶段。但需要指出，初期阶段的商民运动也仅限于在广东一地开展，在其他地区并无多少成效和影响。因为当时的国民党虽在孙中山的反思与引导下，“秉承总理指示的方针，知道此后党的基本，必要放在民众上面，始足以扩大党的势力”②，然而重点仍主要是着眼于从事农工运动，而不在于商民运动。时在国民党内部具有重要决策影响力的汪精卫曾说明：“农工就是中国大多数的民众，所以更特别注意于农工运动。”③在农工运动中，国民党又是首重农民运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制定了农民运动政策，并相继发表对于农民运动第一、第二次宣言。国民党还宣称：“本党是领导中国国民革命唯一的政党，而且是主张农民利益的政党。”④其次是工人运动，国民党“自改组后即已注意于工人运动”，在“一大”宣言中“也曾反复说明其重要的意义”。这一时期国民党对商民运动的重视，如与农工运动比较则相差甚远，可以说除国民政府所在的广东刚开始起步之外，在其他地区基本上没有真正实际开展商民运动。
　　国民党为什么在初期并不很重视商民运动?有的论者认为，“1926年初，国民党首次倡议成立商民协会”。在此之前国民党对商民问题不重视，其原因是20年代以前中国资本家阶级对国内政治斗争还较少积极性，没有重要的作用，所以并不引起各种政治势力的关注。⑤这个结论有两点是值得商榷的。
　　一是国民党首次倡议成立商民协会并非在1926年初，而是在此之前。早在1924年底，在广州即成立了第一个商民协会。国民党中央于同年11月成立商民部之后，又派人到广东其他地方组织商民协会。1925年6月至7月，成立中山全县商民协会，有分会40余个，会员3000余人。⑥这表明国民党首次倡议成立商民协会，显然并不是迟至1926年初。确切地说应该是在1924年底，但由于国民党当时只是仅仅限于在广东的少数地区筹设商民协会，所以并不足以反映国民党在这一时期对商民运动给予了充分的重视。1926年初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并通过《商民运动决议案》，在此之后国民党才开始比较全面地倡设商民协会，开展商民运动。
　　二是国民党起初之所以对商民运动不重视，其主要原因也并不在于20年代以前中国资本家阶级对政治运动漠不关心，在政治斗争中没有产生作用和影响，而是由于国民党自身对中国商人阶层的地位与影响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实际上，在辛亥革命前后，工商业者特别是颇具社会能量的商会，就已领导商人参与了不少政治运动和相关的政治事件，并且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与影响。此外，全国13个省份的商会在民初还曾派代表出面调和国民党与进步党之间的党争，提出“政党实为国会之中坚，故政党良则政府自良，党争息则国基自固，证之先进，胥有明征。且以国基安危所关，即人民生命所系，商民等以利害切己，在商言商，爰集合各省商会代表，为两党调和。既非直接干涉两院，更非一面之机关，务请大政党忍痛须臾，略相让步，既不背乎党纲，乃足表扬政见”⑦。通过商会的调和协商，国民党与进步党就当时争论的“借款、内阁、宪法、总统四大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这次调和党争最后虽未达到阻止战事再起的目的，但显然是商会代表工商业者所进行的一次政治活动，国民党与进步党也都“承认商界作为第三者”的地位，无怪乎张謇曾经指出：此次“商人维持政局，为吾国轫举”⑧。20年代初，商会还曾发起废督裁兵运动，并联合教育界召开“国是会议”，1923年上海总商会更为反对直系军阀曹锟在北京发动政变，宣告成立史无前例的民治委员会。《民国日报》曾为此发表“专评”，称赞上海总商会“以难得的大会，应付非常的时局，于此可以显出上海商人对政治的真态度”；并称这一政治行动“是对军阀官僚宣战，是做民治运动的前驱”⑨。各种事实表明，商会作为工商界的新式社团，自清末诞生之后，在许多方面都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如同有的商会后来在反对国民党一些地方党部提出取消商会的议案时所说：“查全国各级商会成立已及三十年，平日发展国际贸易，排解商事纠纷，以及迭次抗争外交，赞助革命工作，均为不可掩之事实。”⑩
　　尽管商会已领导商人开展了多种政治和社会活动，并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但是国民党当时对此却并未予以足够的认识和重视，也没有努力从事动员广大商人参加革命的商民运动。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国民党的解释是：本党只是在1924年改组之后，“党的基础才由留学生和自由派的知识分子移到民众上面，所以各种民众运动乃应运丛生”。而1926年以前的商民运动之所以成效不显著，则是由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因为当时是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间，我们的党对商民运动应该怎样进行完全没有决定”，另一方面“因为商民运动在革命的工作上算是一种草创，以前毫没有过去事实可根据”。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中央商民部虽然成立，“而实际的工作委实是干不来”(11)。
　　应该承认，国民党的改组确实使其许多政策都产生了新的变化，包括开始从事民众运动。然而具体就商民运动而言，从根本上看，上述两方面因素在客观上也确有一定影响，但并不能说是主要原因，更重要的还在于国民党当时重视农工运动而忽视商民运动，并且对商会和商人存在着某些偏见，认为商会、商团反对革命，“商民又是落后阶级”(12)。另外，不重视商人的这种现象似乎已形成了一种传统，早在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就不重视动员工商业者参加革命。直到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还多次提到，中国“工商未发达”，资本家没有出世。即使孙中山指的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那种大垄断资本家，他的这一估计也不完全切合中国的实际。应该说中国的资本家早已出世，只是经济力量不像欧美商人那样强大。而孙中山认为中国根本没有资本家阶级，自然不可能认识到资本家阶级的作用与影响，也就谈不上动员资本家阶级支持和参加革命。国民党改组前夕，有些地区的商人曾向孙中山表达敬意和支持，但也没有引起孙中山等革命领导人的重视。例如1923年初陈炯明被逐孙中山即将重返广州时，上海总商联会的欢送词曾表示：“懿欤孙公，重返粤东。三民主义，贯彻始终。军阀打破，欢声雷同。筹谋统一，责任厥躬。惟我商界，尤望和衷。先生此去，利赖无穷。”(13)这显然是表达了对孙中山的厚望与支持之意，遗憾的是当时并未受到关注。
　　当时，共产党人似乎比国民党人更重视资产阶级也即商人问题，并说明国民党忽视资产阶级是一大缺陷。陈独秀曾于1923年多次明确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革命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14)要改变这种状况，“中国国民党应该一方面容纳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方面也应该提携中立的小资产阶级，引导他们上革命的路，增加革命的势力”(15)。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曾撰文阐明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占居重要地位与影响。他认为国民革命“是国民全体的任务，全国国民中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都同样应该挺身出来担负一部分革命的工作；但因历史的必然和目前事实的指示，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所应该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16)。李大钊更是批评“二次革命”后的国民党“荒废了并且轻蔑了宣传和组织的工夫，只顾去以武力抵抗武力，不大看重民众运动的势力，这不能不说是国民党的错误”。要想改变这一状况，“今日的国民党应该挺身出来，找寻那些呼唤的声音，去宣传去组织，树起旗帜来让民众——反抗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的民众是工人，是学生，是农民，是商人，那〔都〕集合在国民党旗帜之下，结成一个向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战线”(17)。由此可见，这一时期部分共产党人对商民问题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超过工人与农民问题，与当时国民党人的认识显然有所不同。(18)
　　国民党在1926年初举行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实际上也承认由于对商人的认识有误，没有充分重视商民运动的重要作用，因而导致商民运动进展缓慢，成效甚微。国民党中央商民部曾坦率地说：“本党对于商民运动向未重视，故商民运动之进行较农工运动之进行为缓”(19)；国民党“二大”的党务总报告还曾具体说明：“当第一次大会时(指国民党‘一大’。——引者)，同志对于商人的观念，多以为凡属商人多属不革命、反革命的。后来细心考察，才知中国的商人，实在也分两种。第一种是买办阶级，他们受帝国主义的豢养，诚然是反革命的；但有一种是小商人，他们的生活，也是非常之痛苦，对革命的需要与农工实在一样。因此认识从前革命运动，全不注意到商人，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商人如果不加入革命，将来成功也不易保证。”(20)这进一步表明除了一些客观上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在主观上是否充分认识到商民运动的重要性，直接影响到初期商民运动的开展及其成效。
　　① 尚世昌：《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劳工运动——以建党至清党为主要范围》，178页，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2；另见Jean Chesneaux，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1919-1927，trans-lated by H. M.Wrigh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245。
　　②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日第5号，27页，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6年4月印行。
　　③ 《国民政府欢迎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宴会》，载《广州民国日报》，1926-01-04。
　　④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2日第23号，148页，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6年4月印行。
　　⑤ 参见张亦工：《商民协会初探》，载《历史研究》，1992(3)，40页。
　　⑥ 参见中国国民党中央商人部编：《中国国民党商民运动经过》，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档，部10690，1927年6月。此篇长文系由当时参与中央商民部工作数年的黄诏年执笔编写，并曾在1927年召开的长江流域商民代表大会上报告，后编印成单行本，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六十辑收录。
　　⑦ 《全国商会联合会各省代表通告书》，载《中国商会联合会会报》，第1年第1号，“文牍”，10页。
　　⑧ 《商会联合会调和两党纪事》，载《中国商会联合会会报》，第1年第1号，“纪事”，6页。
　　⑨ 《专评》，载《民国日报》，1923-06-23。
　　⑩ 《天津总商会致国民党三全代会电》，1929年3月25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档，会3.1／17.11。
　　(11) 中国国民党中央商人部：《中国国民党商民运动经过》，1927年6月，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档，部10690。
　　(12) 中国国民党中央商人部：《北京商民运动报告》，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档，部0284。
　　(13) 《大公报》，1923-01-30。
　　(14)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载《前锋》第2期，1923-12-01。
　　(15) 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载《向导》第22期，1923-04-25。
　　(16) 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载《向导》第31、32期合刊，1923-07-11。
　　(17) T.C.L.(李大钊)：《普遍全国的国民党》，载《向导》第21期，1923-04-18。
　　(18) 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的认识及其采取的策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发展变化。这方面的具体情况，请参见杨奎松：《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及其策略》，载《近代史研究》，1993(3)。
　　(1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388页。
　　(20)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日第5号，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6年4月编印，29～30页。